两个24年：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成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道路论文,成熟论文,两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09(2003)02-0004-04
领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和和平时期所肩负着的两 大历史任务。经过80余年的奋斗，中国革命任务已胜利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也取得 巨大成就，并正以稳健的步伐向前迈进。这两大任务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最根本的一个 原因是我党分别找到了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指导理论，这 就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两大理论从 萌芽到成熟，恰好都是24年时间。前者从1921年党成立到1945年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 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后者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到1997年十五大确立邓小 平理论为党的指导思想再到2002年十六大确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
一、前24年：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理论走向成熟
从1921年到1945年的24年，是中国共产党由不成熟逐步走向成熟的时期。这一成熟的 主要标志就是党由实践“走俄国人的路”到摸索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理论 ，即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我们知道，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是在俄国革命的直接影响下发生的，在中共建立之初 ，又得到了共产国际的大力鼎助。因此，按照俄国革命的模式开展工作，“走俄国人的 路”，对中共党人来说既感到顺手，又被认为是顺理成章的事。这样，从建党到国民革 命，党基本上是以城市为中心，以开展城市工人运动和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为工作重 心。那时还没有人怀疑俄国道路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的适应性。尤其是通过国共合作，国 民革命轰轰烈烈，工农运动蓬勃发展，又部分地掩盖了革命道路问题的凸现。在蒋介石 和汪精卫集团相继背叛革命，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陷于失败后，共产党人毅然在全国各 地主要是中心城市举起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大旗，但这些起义都失败了。正是在这种情况 下，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开始凸现出来，武装起来的共产党人必须回答，他们将通过什 么样的道路来实现革命的胜利。
探寻这条有别于俄国革命的中国革命道路是极其艰辛的。这不仅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经 典著作中没有现成答案，更因为当时党内存在着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苏联经验神圣 化的强大势力，同时还时时受到共产国际方面的阻力和干扰。但是，党内以毛泽东为代 表的共产党人抱着一种坚定的信念，开始独立地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及指导理论。
事实上，早在国民革命面临失败之际，毛泽东等人就注重农民运动，提出独立开展武 装斗争的主张。这实际上就是在寻找有别于城市暴动的革命道路。在他领导的秋收起义 攻打长沙计划失败后，毛泽东率部向敌人力量薄弱、远离中心城市的井冈山进军。通过 三湾改编，开展土地革命，整顿和恢复地方党组织，很快在井冈山站住了脚，建立了红 色政权，开辟了中国革命第一个农村根据地，由此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开始实践着一条农 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
然而，这条独特的革命道路，不仅不符合党内教条主义者的胃口，就是在部队内部， 始终存在着各种疑虑，一些人怀疑在落后的农村进行武装斗争，革命能否成功。为了回 答这些疑问并回击教条主义者的种种责难，毛泽东先后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 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共产党人>发刊词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一系列著作，分别从中国国情、 社会性质和党的建设等方面系统地阐明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理 论就是通过这些论述逐步形成和趋于成熟。概括地说，毛泽东主要从以下几方面论述农 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第一，中国的国情和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 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毛泽东指出，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同，中国是一个半殖 民地半封建国家，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国家。内部缺乏民主制度，外部受到帝国主义压 迫，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这样“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 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 路。”[1](P542)另一方面，现在的中国与十月革命前的俄国也不一样，它没有一个像 当时俄国那样的统一政权，而是有许多个帝国主义相互争夺的半殖民地，中国统治阶级 内部长期混战。这样，在统治阶级力量薄弱的农村建立根据地，并以根据地为依托开展武装斗争、建立政权、进而夺取全国胜利是切实可行的。第二，中国的民主革命既不同 于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又不同于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是一种 新式的特殊类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种“新”主要体现在革命性质、革命对象、革 命任务、革命的领导权和革命的前途等方面。具体说就是，它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 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革命的前途 ，不造成资产阶级专政，而造成各革命阶级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专政，并 最终过渡到社会主义。第三，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之所以可行，还特别在于有统一战线 、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大法宝”。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指出：“统一 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 要的法宝。”[1](P606)
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经过毛泽东的如此提炼和理论升华，经受了实践的考验后，终 于在1945年4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随后党的第七 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得到全党的普遍认同和接受。《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开篇就 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二一年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 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 践便是此种结合的代表。”[2](P952)最后又强调：“到了今天，全党已经空前一致地 认识了毛泽东同志的路线的正确性，空前自觉地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了。”[2](P998 -999)在党的七大上，把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为主要内容的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 导思想并载入党章，指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唯一正确的理论，是为24年的历史经验 所证明的。这表明，经过24年的艰苦探索，我党关于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理论已经成熟。
二、近24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趋于成熟
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我党继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在建国后短短的几年间，就 成功地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怎样去 认识社会主义，怎样去建设社会主义，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又一个新课题。在这 个课题面前，经过革命战争磨练而成熟起来的共产党人，同样面临着一个如何选择、借 鉴和探索的考验。应该说，缔造新中国的领袖们当初对此是保持着清醒头脑的。毛泽东 就多次告诫全党要以苏联经验为鉴，探索出一条有中国自己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党的其他领导人分别从经济、政治、文化、国防、外交等方面进行了探索，取得了初步 而可喜的成果。党的八大所作出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就是这些成果的集中体现。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一探索历程很快被中断，那些可贵的探索成果还没有来得及 付诸实践。从1957年至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21年间，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 路问题上，虽也有成功的经验，但留给我们更多的是失误和教训，尤其是出现了像“文 化大革命”那样全局性的重大失误。这表明共产党人还没有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的正确指导理论。历史和现实要求共产党必须解决好这个课题。因为它是当代中国面临 的一个头等重要问题，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命运和中华民族兴衰的根本问题，对 共产党而言则是关系到它的领导地位和执政的合法性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 就是在这样的严峻时刻启动和萌发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从提出到趋于成熟，起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止 于2002年党的十六大，前后也是24年，集中了以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两代党中央领 导的全党集体的智慧，产生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两大理论成果。在这 个过程中，我党始终紧紧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 怎样建设党这两大根本问题，逐步加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的认识和理解 。这大体上可分为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是伴随着对上述两个根本问题的科学回答。第 一个阶段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97年党的十五大。在这个阶段，形成了邓小 平理论。这一理论如党的十四大、十五大所指出的，主要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 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包括社会主义的发 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力量 和依靠力量、祖国统一等，作出系统的分析和解答。第二阶段从党的十五大到2002年党 的十六大。在这个阶段，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党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 旗帜，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阔步前进的过程中，在加深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 样建设社会主义根本问题的同时，着重对新时期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个根本 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对这一思考的科学回答。
笔者认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 两大问题的科学回答，就是从根本上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问题。众所周知 ，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历来是同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须臾不可分的。中国特色革命 道路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成熟，既要了解中国革命和和平建设的一系列 根本问题，还要了解和解决好革命和建设条件下的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这两者缺 一不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毛泽东党的学说理论(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方面科学地分析了当时中国社会现状，解答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和动力、 前途；另一方面又成功地解决了革命时期党的建设和党的领导问题。这两方面的完美解 答，标志着中国特色革命理论的成熟。同样地，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一方面明确地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道路、阶段、任务、动力和步骤等一 系列基本问题；另一方面又科学回答了和平建设时期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因此， 这两个根本问题的系统回答，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已趋成熟。这一理论， 是继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立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理论之后的又一份珍贵财 富，对21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基本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将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
三、两个24年产生两个伟大理论带给我们的几点启示
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具 有里程碑性质的两次理论创新，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我们从中 可以得到几点深刻启示。
(一)中国共产党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50多年前的欧洲，当时正值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反对资本主义 剥削制度的时期。马克思主义阐明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在资本主义矛盾激化过程中 应运而生的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要求的科学理想和崭新制度，取代资本主义是历史的必 然等科学论断，从而把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成为无产阶级推翻剥削制度、建立理 想社会的指导思想。一个半世纪以来，科学社会主义由理论变为实践，无产阶级革命从 一种模式到多种模式，社会主义制度从一国建立到多国建立，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发展为 多国模式，无不充分展示出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命力。在马克思主义这一发展进程中， 中国共产党人作出了突出贡献。首先，它第一次开创了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多样化模式 。在无产阶级革命道路问题上，不论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实践的巴黎公社革命，还是列 宁在俄国所实践的十月革命，走的都是武装城市工人起义、夺取革命政权的道路，这也 是马克思、恩格斯当时所构想的主要模式。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20世纪 的中国所开创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及理论是对这一模式的突 破，不仅开启了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多样化，而且把无产阶级革命由资本主义的欧洲发 展到半殖民地的东方大国，推动了广大亚非拉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使马克思主义真 正成为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翻身解放的思想武器。其次，在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之际， 中国共产党人又开创了具有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及理论，推动着世界社会主义 运动的发展。20世纪70、80年代以来，特别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 受重大挫折，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曾一度遭到人们的怀疑。正 是在这个重要时刻，中国共产党人坚定地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以非凡的勇气和胆魄， 开创了一条独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条道路及其理论，不仅为世界其它社会主义国 家探求符合本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继续 推向前进；而且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增添了富有时代特点的新内容，使马克思主义再次展 现出蓬勃生机和旺盛生命力。如果以这样的视角来看待我党在两个24年里所进行的两次 理论创新，我们就能更清晰地领悟到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发展进程中和世界社会主 义运动进程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
(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各国共产党人探索革命和建设理 论、进行理论创新的前提条件
马克思主义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这一点任何时候都 不能有丝毫含糊，否则就要吃大亏。但是马克思主义也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的 一些原理和结论，不可能无条件地适用于任何时代任何地域，必须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 而改变和丰富。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就坚决反对人们用教条主义的态度来对待他们的学 说。恩格斯曾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 重复的教条。”[3](P681)中国共产党人就是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同本国具体实际相 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典范。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确实使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新，但它还不能提供解决中国革 命所面临的某些迫切问题的现成答案。解决这些问题，只能依靠我们从中国实际出发， 在实践中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革命道路。这一点今天看来不成问题，但在党的幼年时期 却很难为一些党员乃至党的领导人所认同。那时党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左” 倾主义错误，中国革命遭到一次又一次的挫折，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党内的教条主义盛 行，生搬硬套俄国城市武装起义的经验，不知道也不会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 命实际结合起来。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当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到半 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进行理论分析，运用于实际后，中国的革命面貌才真正焕然一新 ，革命形势发展之快都出乎创立这一理论的毛泽东本人的意外。这表明，一旦把马克思 主义原理同本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探索符合本国特点的革命和建设理论、推进理论 创新的空间就会无比广阔。
(三)紧紧抓住革命和建设中的根本问题，是探索独特革命和建设理论的关键所在
要成功地探索出一条符合本国特点的革命和建设理论，除了把马克思主义同本国实际 相结合外，还要紧紧抓住和围绕革命和建设中的根本问题，这是关键所在。我党在建国 后尤其是1957年后的20余年里，没能找到一条成功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一个根本原因 是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发生偏差，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 本问题。倒是从一些被误解了的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某些基本理论出发，形成了一条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力图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抓革命， 促生产”的形式来解决如何巩固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为此，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 总是反复强调，重要的是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 题，在这方面也要解放思想。可以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解放思想的步伐和进 程始终都是围绕并解决这个根本问题以及在和平建设时期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 的根本问题来进行的，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理论的提出，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的确定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等等。正 是在解答这两个根本问题过程中，我们寻找到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这 24年来，我们走过的路依然很不平坦，遇到了一次又一次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挑战，但 我们并没有发生过像十一届三中全会前20余年间出现的诸多失误，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建设理论随着实践的发展而愈益明确、完善，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我党始终抓住了什 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两个根本问题，并 围绕它开展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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