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权力、组织间信任与合作行为：基于沁水煤层气网络的领导—追随行为研究
○ 孙国强 石文萍 于燕琴 张红兵
摘要 本文基于心理定位视角，从技术权力与组织间信任两个维度，提出核心节点的领导行为与非核心节点的追随行为模型,并运用动态匹配博弈模型找出领导—追随行为匹配的稳定结构；利用访谈调查法收集实证数据，选择沁水煤层气网络为单一案例，对所提出的命题及理论模型进行验证。研究发现了4种稳定的领导—追随互动行为模式：技术锁定—共促、技术防御—疏离、技术定标—胁迫、技术扶持—学习。
关键词 技术权力；组织间信任；合作行为；领导行为；追随行为；心理定位
引言
研究网络中各节点的合作行为是企业建立与维持竞争优势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1]企业网络中具有一个典型的核心—边缘结构,[2]行动者的网络位置能够反映其权力或能力，[3]拥有关键技术的企业经常处于网络的中心地位。[4]因此，企业网络中权力结构存在差序格局，核心节点权力较大，通过控制市场、技术、信息等手段主导着整个网络，统一网络成员思想，促进网络中共识和惯例的形成；而非核心节点权力较小，其行为和决策往往受到核心节点的影响，展现出较高程度的追随行为。对于非核心节点来说，如果能准确预测核心节点的领导行为，并采取积极的追随行为与其互动，将会得到核心节点的认同，最终提高其合作绩效和网络地位；对于核心节点来说，如果能准确预测非核心节点的追随行为，并采取合适的领导行为与其互动，将会强化网络中非核心节点的追随意愿，稳固核心节点的地位。在企业网络从宏观结构向微观行为转移的大背景下，从技术权力与组织间信任的视角研究组织合作行为，探索核心节点与非核心节点的领导—追随行为模式，将会加深网络中各节点的合作程度和默契程度，促进合作质量的提高，最终提升网络整体治理绩效。
一、文献回顾
1.合作行为
合作行为指两个及两个以上的企业为了实现共同目标，通过一系列互动行为促进一种有利于合作各方期望结果出现的联合行动过程，[5]是通过协调活动促进一种既有利于自身又有利于他人的结果出现的行为。[6]合作行为指供应链企业之间为了建立长久稳定、互惠互利的关系而产生的上下游协同行为。[7]成功的团队合作行为应该具有较多、较好的协调、帮助、沟通与分工。[8]以上这些概念都是通俗意义上的理解，主要指合作企业为了实现共同目标，在共同的认知下达成的一系列互动行为。
在企业网络中，合作行为可以解构为核心节点的领导行为和非核心节点的追随行为两个方面。其中，领导行为包括技术锁定、技术防御、技术定标和技术扶持。技术锁定指核心企业利用技术优势，在进行跨界投资时要求其追随者同步跟进；[9]技术防御指核心企业出于利益保护不会向追随者透漏关键技术信息；技术定标指核心企业通过设立技术标准来决定追随企业能否进入网络；[10]技术扶持指核心企业通过技术援助、人员培训、派员指导等方式帮助追随企业提升技术水平。[11]追随行为包括学习、胁迫、共促和疏离。学习行为指追随企业以正面态度回应核心企业任务上的指导并期望获得知识的行为；[12]胁迫行为指追随企业因受限于核心企业的权力影响而不得不接受其任务上的指导，是一种非自愿的投靠行为；共促行为指追随企业将领导者视为战略伙伴，与其共同进退的协同互动行为；疏离行为指追随企业出于自身利益考量，远离核心企业的行为。[13]
2.技术权力与合作行为
技术权力是企业网络研究领域的新课题，目前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框架。从已有相关理论与实证研究来看，大部分学者从宏观角度研究技术权力在企业网络建立、发展和升级中的作用，缺乏从微观角度研究技术权力和网络内合作行为的关系。但是，技术权力是网络权力的一种，是网络结构非均衡性的表现。网络权力指企业因拥有某项特殊资源而形成的对其他企业的影响力和控制力，而技术权力正是企业基于核心技术资源对其他企业产生影响和控制的一种网络权力。已有学者研究了网络权力与合作行为的关系。网络权力影响合作的深度与合作关系的形成，并且网络权力大的领导者可能为了维护其权力和地位阻碍深入合作，甚至不愿与其他节点建立关系。[14]网络中核心节点通过给其他节点提供技术建议和支持,不但会获得其他节点的尊重和信任，还会进一步增进合作行为的默契程度。[15]谢永平等[16]则从权力强制性角度提出核心企业强制性权力会减少成员之间的合作，加剧网络中成员的竞争，而非强制性权力的作用正好相反；但是也存在一种特殊情况，当核心企业关系能力较高时，核心企业强制权力与非强制权力都会减少各节点间的竞争行为，增进合作行为。最后，结合孙国强等[17]的观点本文认为，虽然有学者开始关注网络权力对合作行为的影响，但都未能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3.组织间信任与合作行为
组织间信任与绩效存在直接关系。[18]在信任的作用下，合作企业会更加注重长远目标的实现，并且对合作中出现的利益冲突现象表现出高度的容忍，极大地提高了合作的效率。[19]信任会使各企业行动更加灵活，合作关系更能适应动态环境的要求。[20]信任不但能消除内耗，而且能够促进组织的高效运转。组织间信任和联盟绩效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主要通过以下三个途径来实现：提高合作的灵活性、降低监督费用和交易费用、减少组织冲突带来的内耗。[21]信任不但能够降低交易成本，而且可以促进网络中资源的共享及合作关系的形成。[22]组织间信任会通过知识共享来影响创新绩效。[23]在现有研究中，已有学者采用定性分析方法研究组织间信任与合作行为及绩效的关系，但运用实证研究方法的较少。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当前国内外学者主要沿着组织间信任影响企业的合作行为、合作行为最终提高联盟效率和绩效这一逻辑思路展开，并且相对比较深入成熟。未来需要运用大样本数据进行更多的实证研究，以充分验证两者之间的关系。
本文根据RBC的特点，提出了ANP和证据理论的风险评估模型。将风险因素分为3个大类、11个小类，通过ANP分析风险因素的权重，充分考虑了风险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通过计算折扣证据理论，在降低专家意见主观性的同时，实现对专家不同意见的有效融合。通过实例分析，验证了模型良好的适应性，该评估模型亦可用于其他信号系统。
从前人的研究成果分析可知，技术权力和组织间信任都会对企业网络内合作企业的行为产生较大影响。但很少有学者研究两者结合起来对合作企业行为的影响。而且，在企业网络中普遍存在权力不平衡现象，网络中的核心节点权力较大，非核心节点权力较小，彼此之间存在着类似于层级组织中的领导—追随行为模式。因此，本文基于心理定位的视角，研究技术权力和组织间信任两个因素同时对领导行为和追随行为的影响，并运用匹配博弈论找出最稳定的领导—追随行为配对模式，最后通过案例研究的形式对理论模型和命题进行检验。
二、研究假设
1.心理定位
图1 心理定位下的4种领导—追随行为模式
根据网络合作组织心理契约观点，企业网络中存在节点企业之间的心理定位过程，但组织具有高度抽象性，仅能作为心理活动的环境，并不能作为心理活动的主体。[24]针对这点，“组织代理人”的概念被提出以代替组织；节点企业之间进行心理定位的主体实质上是“组织代理人”。在企业网络中的领导—追随行为中，领导者不可能对每个追随者都持同样的态度。领导者先会对追随者进行心理定位，形成心理预判，然后才会采取相应的领导行为。[12]追随者同样如此。在网络经济中，由水平关系派生的信任和由垂直关系产生的权力都发挥着重大影响。[17]因此，本文选择技术权力和组织间信任为合作企业进行心理定位的依据，其中各节点定位如图1所示。
2.核心企业与领导行为
领导者会根据下属的心理成熟度和工作成熟度进行定位，进而选择合适的领导方式。[25]本文认为在企业网络中，领导者会根据“权力强弱”和“信任关系”对追随者进行定位，进而采取合适的领导方式。由于权力和信任的高低会组成2×2种定位矩阵，因而领导者会实施4种不同的领导行为。
（1）高技术权力、高组织间信任
德州自古以来就有“九达天衢，神京门户”之称．交通对德州市城市发展占有重要地位．交通线路的布局奠定了城市发展的格局．
统一管理与入住客人相关的信息。包括预订、接待、收银、夜审、客房、报表、客史、协议单位、应收账、系统维护等模块，覆盖预售、销售、售后三个时期的客人信息、财务、客房、历史数据管理控制四大过程。将信息管理制度贯彻落实，让信息统一协调，以客人为主线，客人主单经预订或直接登记入住操作而产生，在客人离店后使用系统维护功能备份到磁带后清除。对应三个销售时期，客人主单以预订、在住、离店三种状态存在，系统对不同状态的主单信息及相关操作进行相应的管理控制［4］。
如果领导者对追随者的定位是高权力、高信任，权力较大的企业一般实力较强，[26]技术水平可达到领导企业要求的程度。技术权力高意味着该追随者技术扩散的决定性因子之一——技术势能高。双方企业技术势差越大，扩散难度越高，技术扩散行为就越难以发生；反之，技术势差越小，技术扩散行为越容易发生。[27]领导者因为拥有核心技术，技术势能普遍高。因此，对于追随者而言，技术权力越高，领导者越容易对其进行技术扩散。但是具体扩散程度还取决于组织间信任度，领导企业信任追随企业，则技术扩散程度高，反之则不然。在这一现象中，领导者既愿意对追随者进行技术扩散，扩散条件又相对较低，因此技术扩散程度最高。一般处于这一现象的企业大部分是领导企业的子公司、合资公司或者关系紧密的合作伙伴。对于此类追随者，领导者更倾向于利用技术锁定效应直接影响其参与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10]控制关键技术的领导者会通过技术锁定直接影响一级供应商。领导公司在进入新的区域布局时会要求追随公司同步进入，为其提供生产基地，否则就会中断所有合作关系。[9]同时，对于追随公司来说，与领导公司集聚同一技术外溢空间才能更好地适应复杂的外部环境。而且企业距离技术扩散源越近，其获得扩散技术的可能性就越大。所以，追随公司为了更好地维持与领导公司的关系以迅速获得技术信息，会主动跟随领导公司进入新的地区布局。因此假设：
H1：领导企业对追随企业的定位是高技术权力、高组织间信任时，会更倾向于采取技术锁定的领导行为
（2）高技术权力、低组织间信任
如果领导者对追随者的定位是高权力、低信任，追随企业技术权力高、实力强、技术扩散条件相对较低，但由于不受领导者信任，领导行为会发生巨大转变，领导者难以对其进行技术扩散。此类追随者主要指一些与领导公司实力相当，有可能威胁到其领导地位的企业。受领导企业技术优势吸引，此类追随者也会加入到企业网络中。[28]这些企业希望通过从竞争对手那里了解新的技术信息，进一步提升企业的实力，这些新加入的企业很有可能成为潜在的新的领导者。[10]同时，这类追随者又会吸聚其原有供货商加入网络，使整个网络由单核向多中心发展，网络内竞争性和创新性增强。面对此类追随者，领导者担心其会对自己构成威胁，甚至可能担心被追随者取而代之，因此会处处设防，阻止其进入权力核心和参与决策。能力的高低并不是决定领导者防御行为的主要诱因，信任关系才是决定性因素。[12]因此假设：
H2：领导企业对追随企业的定位是高技术权力、低组织间信任时，会更倾向于采取技术防御的领导行为
（3）低技术权力、低组织间信任
如果领导者对追随者的定位是低权力、低信任，此时追随企业权力低、实力弱、技术扩散门限高。而且领导者不信任该类型追随者，进行技术扩散的意愿很低。对于此类型追随者，领导者几乎不会进行任何程度的技术扩散，甚至会展现一定程度的技术防御行为，但防御动机与第二象限不同，主要原因是担心该类企业将技术传递给那些权力大但信任度低的企业，影响领导企业的地位。[12]领导公司协调和控制企业网络内经济活动的方式包括制定标准和规则。[9]领导者的技术权力通过有权授予其他人“进入权”而得以体现，[10]如果其技术水平能达到标准则会直接对其分派任务，否则会将这类企业排除在网络之外。因此假设：
H3：领导企业对追随企业的定位是低技术权力、低组织间信任时，会更倾向于采取技术定标的领导行为
（4）低技术权力、高组织间信任
如果领导者对追随者的定位是低权力、高信任，技术权力低意味着追随者实力差、技术水平低，领导者进行技术扩散的难度较大。但是，由于处于第一现象的节点数量较少，以及地方企业技术水平不高，很难获得“进入权”，难以满足领导企业生产需求。[12]此时领导者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和地位，会选择一些信任度高、技术水平低的企业进行技术扶持，以降低成本，提升网络的生长速度。[10]领导公司进行技术扶持的手段通常包括技术援助、派员指导、人员培训等。[11]因此假设：
H4：领导企业对追随企业的定位是低技术权力、高组织间信任时，会更倾向于采取技术扶持的领导行为
干旱是在全球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双重驱动下，水资源—经济社会—生态与环境复杂系统极值缺水过程在不同时空尺度上的综合体现。按受旱机制分类，干旱分为：气象干旱、水文干旱、农业干旱和经济社会干旱。按受旱成因分类，干旱分为：资源型干旱，即干旱区降水量稀少，土壤缺水，不足以满足人的生存和经济发展的需求；工程型干旱，即缺少水利工程的开发调度；政策型干旱，即非理性的水资源分配；结构型干旱，即水质水量达不到用水要求；布局型干旱，即追求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情势下的水土资源不匹配；管理型干旱，即水资源得不到高效利用和有效调配，缺少全局可靠规划与应对策略；复合型干旱，即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下的干旱。
3.非核心企业与追随行为
在企业网络中，追随行为是动态的、可相互转换的，追随者会随着多种因素的变化采取合适的追随行为。[29]本文认为追随者会以自身利益为核心关注点，根据领导者的技术权力大小和相互之间的信任程度形成特定的定位类型，进而采取相应的追随行为。
（1）高技术权力、高组织间信任
如果追随者对领导者的定位是高权力、高信任，技术权力高意味着技术实力强，当追随者判断领导者技术水平高时，会认可该领导者在业务上的指导，接受领导者的专业影响能力，但追随行为会因组织间信任度的差异而不同。如果信任领导者，追随者会以正面态度回应领导者任务上的指导，期望向领导者学习，展现较高程度的学习追随行为。能力和信任共同决定追随者是否展现学习型追随行为。[12]网络中科学家和专业人士在不同组织内的流动非常常见，这种“雇佣式学习”（Learning by Hiring）的方式能有效促进组织创新。[30]只有当领导者的能力强、又能赢得追随者充分信任时，追随者才会展现较高程度的学习行为。因此假设：
H5：如果追随企业对领导企业的定位是高技术权力、高组织间信任时，会更倾向于采取学习型追随行为
（2）高技术权力、低组织间信任
如果追随者对领导者的定位是高权力、低信任，当追随者判定领导者的技术权力高、专业能力较强时，会认可该领导者在任务上的指导，但如果对领导者缺乏信任，可能会出现非自愿并且消极的追随行为。只因受限于对领导者资源的依赖仍会服从领导者，实乃不得已而为之。可见，追随者虽然对该类型的领导者不信任，但仍会顺从领导者，消极地与该领导者互动，展现胁迫追随行为（信任不足但又不得不顺从）。这类追随者完全听从领导者的安排，缺乏独立意识。[31]因此假设：
H6：如果追随企业对领导企业的定位是高技术权力、低组织间信任时，会更倾向于采取胁迫型追随行为
（3）低技术权力、高组织间信任
在每一株野草的片叶上，在每一条小虫的蠕动中，都有着一种真正超乎所有贪欲的、鄙下的人类感情的东西，都包含着生命或存在的最深神秘。每一个有生命的或无生命的现象都在向人们揭示一个存在的真理：真不在将来某个时刻和你之外，而是你本来具足，当下现成。因之，‘意义’或‘生存’的意义存在于自然和人的本质中，而不是由谁赋予和投入自然的……即便是每一个最小的单位也都是意义的载体。每一个体的存在，不管是人、动物、植物还是物，都在其本性上显示了自身，它们在个体性上完全自决，不受制于任何别的东西。［11］202-203
另外，病原生物学的标本既有染色标本也有未经染色标本和活体标本，在观察时需要随时调节光线，以适应不同的光线需要。在相同的光源条件下，低倍镜下视野亮，高倍镜下视野暗。因此，在进行物镜转换时要注意光线的调节。在实验教学中，教师应强调观察不染色标本时需要调暗光源、降低集光器、缩小光圈；观察染色标本时需要调亮光源、升高集光器、放大光圈[4]。强化学生随时调节光线的意识，逐渐养成正确使用光线调节装置的良好习惯。根据不同标本的对光线的要求，随时调节光源、集光器和光圈，以达到最佳的观察效果。
H7：如果追随企业对领导企业的定位是低技术权力、高组织间信任时，会更倾向于采取共促型追随行为
如果追随者对领导者的定位是低权力、高信任，当追随者判断领导者的技术权力低时，就会对其领导资格产生疑虑，担心未来在该领导者的影响下无法实现预期目标，此时，追随者会进一步衡量彼此之间的关系，确立追随行为。基于信任的合作是网络组织的基本特征，[32]若信任领导者，则追随者会将其视为自己的战略合作伙伴，与其共同进行决策，支持并主动配合其相关业务，展现较高程度良性互动的共促追随行为（核心节点技术水平不高但信任充分导致彼此共同成长）。因此假设：
（4）低技术权力、低组织间信任
相关地，同一知识点螺旋重复多少次合适？比如，“平行四边形概念”在4个版本中出现了3次，2个版本出现了4次．“性质1”在北师版中没有重复，冀教版中出现了3次，其余版本出现了2次．“性质2”在冀教版和青岛版中出现了2次，其它4个版本均没有重复出现．冀教版中的“知识点Z9”出现了2次，分别在二下、四下，其它5个版本均没有重复出现．
当对领导者为低信任时，此时不认同该领导者，但碍于领导者掌握的关键资源，不得不依赖于领导者，从而导致追随者的追随行为将以利己为出发点。[13]在任务执行过程中，追随者坚持己见，不接受领导者给予的指导，也不会主动拉近与领导者的距离，合作意愿消失殆尽，将展现较高程度的疏离追随行为（核心节点技术水平不高且彼此信任不足导致合作终止），随时可能另起炉灶退出网络。因此假设：
is the substrate refractive index obtained from the measured transmittance Ts of the substrate.
H8：如果追随企业对领导企业的定位是低技术权力、低组织间信任时，会更倾向于采取疏离型追随行为
图2 心理定位下的领导—追随行为
三、领导—追随行为的匹配博弈模型及算法
1.领导—追随行为的匹配博弈模型
（7）疏离型追随者不信任领导者，也不相信其能力，只是因为对某种资源的依赖而与领导者保持合作。此类型追随者更希望与领导者只维持表面关系，缺乏深入合作。技术锁定的领导行为要求追随者参与领导者的经营活动甚至决策活动，合作程度最深，偏好最低。同时，技术扶持和技术定标行为也比较容易引起此类追随者的反感。最后，防御行为正好可以减少两者之间的交流，符合其预期。因此f3的偏好序为：
网络中各节点选择合作企业的偏好序指的是对对方行为的喜好程度和认同程度，各行为的偏好序界定如下：
（1）当领导者采取技术锁定行为时，授权程度极高。当面对不同追随行为时，领导者的技术锁定行为与之交互会对双向认同产生不同的影响。如果授权给学习型追随者时，其积极的学习行为容易获得领导者的赞赏；如果领导者授权给带有胁迫、疏离的追随者时，疏离型追随者往往带有负面情绪，而胁迫型追随者又缺乏主动性和独立判断能力，双方很难形成良性互动的局面，领导难以对下属产生认同。根据代理理论，领导者授权给值得“信任”且有能力的追随者，可以避免产生代理问题，是领导者最偏好的追随行为。因此l1的偏好序为：
后来，陈建伟娶了个家在农村的老婆，日子过得还算安逸。他踏实肯干，没两年从缝纫工变成了质检员。职务变了，性质却还是临时工。
（2）防御领导行为意味着领导者不会将重要技术信息透露给追随者，或者故意扭曲资源配置，从而使追随者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遇到阻碍，感受不到领导者的支持。高度共促的追随行为会缓和领导者的防御行为，最容易获得领导者的偏好。但是如果采取学习行为会强化领导者的恐慌心理，是领导者最不愿意合作的追随行为。疏离型追随行为正符合领导者的要求，可以让其放松戒备。胁迫型追随行为虽然不信任领导者，但是由于领导者技术水平高，也会展现一定程度的学习行为，同样得不到防御型领导者的偏好。因此l2的偏好序为：
（6）消极型追随者更期待领导者直接告知其任务执行方式和预期目标，因此，直接设立技术标准的领导行为最符合此行为的偏好。技术锁定型领导行为表现出对追随者的充分信任，并要求追随者实力较强，具有独立判断能力，而胁迫型追随者显然不具有这种特点，但是领导者这种绝对信任的行为容易获得追随者的好感。技术扶持型领导行为表现出对追随者的信任和器重，也容易获得追随者的好感。防御行为意味着领导者有可能采取扭曲任务的指导行为，最不容易获得该类型追随者的偏好。因此f2的偏好序为：
②见 Jerker Hellstrom.China’s Emerging Role in Africa.FQI 2009:20．
（4）对于技术扶持型领导者，会展现较高程度的栽培行为，积极学习的追随者最能获得其偏好。其中，学习型追随者的学习动机最强，胁迫型追随者次之，这两种行为在该类型领导行为的偏好序中排名靠前。疏离型追随者和共促型追随者都认为领导者技术权力低、实力弱，其学习动机都较低，不易引起此类领导者的认可。因此l4的偏好序为：
（5）如果追随者采取积极的学习型追随行为，领导者却采用不信任下属的技术定标行为，这会引发追随者对领导者的反感。技术扶持行为意味着领导者愿意栽培，能满足追随者的学习需求，符合此类追随者的偏好。共促型领导行为意味着授权程度较高，而授权行为致使追随者与领导者互动和交流减少，不利于追随者的学习，因此学习型追随行为对其偏好降低。防御领导行为意味着领导者无意技术栽培，学习型追随者对这种行为的偏好程度最低。因此f1的偏好序为：
（3）技术定标行为意味着领导者会表现更多的任务行为，其中共促行为和学习行为容易获得领导者的好感和认可。胁迫型追随行为表现出服从领导者指导、执行任务的特征，符合该领导行为的偏好。疏离型追随者只是表面顺从，实际上以自己的意见为主，不服从领导者安排，是技术定标型领导者最不偏好的行为。因此l3的偏好序为：
本文借助Gale等[33]的双边匹配模型来构建企业网络领导—追随行为匹配博弈模型。该模型描述如下：存在非空有限且不相交的领导行为集合L和追随行为集合F，其中l1、l2、l3、l4分别表示4种领导行为，即技术锁定、技术防御、技术定标和技术扶持，f1、f2、f3、f4分别表示4种追随行为，即学习行为、胁迫行为、疏离行为和共促行为。L中的每一个核心节点都对F中的每一个非核心节点有严格的偏好，F中同样如此。网络中所有节点的偏好集合记为P={P(l1),P(l2),P(l3),P(l4);P(f1),P(f2),P(f3),P(f4)}，整个企业网络可以表示为{L,F,P}。
（8）当追随者表现共促追随行为时，由于对领导者的定位是技术权力低、能力差，所以领导者直接告知任务执行方式与预期目标，过多的干预会引起追随者的反感，因此技术扶持是该类型追随者最反感的类型。直接设立技术标准的领导行为次之。而技术锁定行为极大程度的授权表现出对追随者能力的认可和信任，最容易获得追随者的偏好。技术防御行为会使积极的共促型追随者受到打击，因此偏好程度较低。因此f4的偏好序为：
2.领导—追随行为的匹配算法
根据礼物交换理论（Gift Exchange），[34]合作关系的形成如同人类社会中礼物流动一样，不仅维持既有的人际网络，而且诊断与重塑新的关系网络。因此，在领导—追随行为的匹配博弈中，一般是领导者先发出邀约，追随者做出反映。运用延迟接受算法，4种领导行为和4种追随行为的算法具体如下：
21世纪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互联网时代，互联网成为创新的典型代表，也反过来极大促进了创新创业工作。近年来，互联网逐渐从“网络化”发展为“智能化”，这使得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一直处于追踪和把握新技术的过程。从图4可以看出，以报纸、杂志、电视、广播为代表的传统大众传媒已日趋势微，而以门户网站和“两微一端”为代表的互联网和新媒体平台成为了青年学生了解时事热点的最重要渠道。
第一轮次：四种领导行为向追随行为发出邀约，其中l1、l2、l3的最优偏好都是f4，此时f4会根据其偏好序进行选择，最终与l1匹配，拒绝l2、l3，因为两者所选对象都为双方优先序第一，所以首先形成稳定匹配（l1，f4）。此时，l2、l3匹配落空，暂时成为自由点。另外，l4向f1发出邀约，因为l4在f1的优先表中排第一位，因此形成第二对稳定匹配（l4，f1）。至此第一轮配结束，（l1，f4）和（l4，f1）稳定，l2、l3、f2、f3为自由点。
第二轮次：每个匹配不成功的领导行为与其优先序中第二位的追随行为进行第二轮匹配。根据优先序，l2会向f3发出邀约，因为f3是其最满意的，形成第三对匹配（l2，f3）。此外，l3向f1发出邀约，此时f1已找到稳定匹配行为，拒绝l3，l3落空。至此第二轮匹配结束，（l2，f3）稳定，l3、f2为自由点。
第三轮次：最后的领导行为l3向f2发出邀请，正好l3是其优先序第一位，形成稳定匹配（l3，f2）。至此，全部匹配结束得出最终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领导—追随行为最终匹配结果
3.结果讨论
匹配博弈的过程中需要分别考虑每一方的偏好信息，匹配的目的是获得稳定的匹配结果。本文从匹配博弈角度描述了企业网络中各节点基于行为偏好最终形成的一个稳定结构：采取技术锁定行为的核心节点与采取共促行为的非核心节点形成稳定匹配，采取技术防御行为的核心节点与采取疏离行为的非核心节点形成稳定匹配，采取技术定标行为的核心节点与采取胁迫行为的非核心节点形成稳定匹配，采取技术扶持行为的核心节点与采取学习行为的非核心节点形成稳定匹配。
技术锁定领导行为要求追随者参与到领导者的决策中来，并跟随其到新的地区布局；而采取共促行为的追随者希望领导者能把其视为战略合作伙伴，会主动参与领导者的决策过程，并且配合领导者的业务，完全符合领导者的要求，所以采取这两种行为的节点之间的匹配是最稳定的。技术扶持领导行为要求追随者抓住机会，认真学习其扩散的技术知识，并且在较快的时间内掌握，进而有能力完成其分配的任务；而采取学习行为的追随者希望领导者能传授知识，并且会以积极的态度响应领导者任务上的指导，这种行为容易赢得领导者的认可，并且符合领导者的要求，所以采取这两种行为的节点之间的匹配也是最稳定的。技术定标型领导行为不会对追随者扩散技术，要求追随者听从其安排完成任务；而采取胁迫行为的追随者不会向领导者学习，并且缺乏独立意识，会完全听从领导者的安排，符合领导者的要求，所以采取这两种行为的节点之间的匹配是最稳定的。技术防御领导行为担心追随者会影响其核心地位，要求追随者尽量远离领导者的核心决策层；而采取疏离行为的追随者希望领导者不要过多干预和指导，并且往往会坚持己见，也不愿主动参与领导者的决策过程，符合领导者的要求，所以采取这两种行为的节点之间的匹配是最稳定的。这些匹配合作往往会更加稳定和长久，合作绩效更高。对于整个企业网络来说，这种合作会增强整个网络结构的稳定性，促进整个企业网络的绩效提升与网络整体的升级发展。
四、研究设计
1.案例选择
从图3可以看出，在整个沁水煤层气网络中，节点A、C、D在此网络中与其他节点的联系都比较多，均属于该网络的核心节点。而节点E、F、G、H、I、J、O、Q、R、T与网络中其他节点之间的联系相对较少；节点B、K、L、M、N、P、S、U只与图中的单个节点有联系，与其他节点无关；这两类节点都属于该网络的非核心节点。但仅从这个可视化图谱中只能得出初步判断，并不能得出具体的数据信息，因而需要进一步计算沁水煤层气网络中各节点的中心度。
2.研究样本
本文遵循典型性原则选择沁水煤层气网络为研究对象，该案例能代表一类具有相同特征的企业间合作实践，即存在明显的领导—追随行为模式。
为了行文方便起见，本文对21个节点分别进行编号（如表2所示）。
小虫收起钥匙，骑上摩托车，去了姑妈家。姑妈家住豪华小区，高层，要坐电梯。出了电梯，小虫开了姑妈家的门。茶几上果然有个纸条，写着杨律师的手机号码。小虫拿了纸条，出了门，跨上摩托车，快到姑妈那儿时，小虫忽然改变了方向，拐进一条巷子里。巷子深处，有个老者摆了个摊，上书：电子配匙。小虫配了两把钥匙后，才去找姑妈。想和姑妈唠两句，姑妈正忙着洗牌，没空搭理他。
其次，本文以沁水地区为边界，选择在沁水地区注册的煤层气公司以及在沁水有煤层气项目的公司作为网络节点。共选取21个企业，其中在沁水注册登记的节点9个，有项目的节点12个，而且这21个节点企业涉及的业务涵盖了煤层气作业的全部环节，包括开采、压缩、液化、管道外输、发电、公路运输和综合利用，保证了企业网络的完整性。
最后，为了验证领导—追随行为匹配的稳定性，本文所选的节点成立年限都比较长，并且与网络中的其他节点都保持了较长时间的合作关系。
首先，沁水煤层气企业网络涵盖了煤层气开采、液化、压缩、瓦斯发电、管道外输、公路运输、综合利用等环节的所有企业，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煤层气产业链。在20年的发展中，沁水的煤层气企业网络较大幅度地提升了当地的财政收入，并且解决了当地的就业问题。但是，在沁水煤层气企业网络中，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地位悬殊，民营企业常常存在区块短缺的问题；而且由于各企业的综合实力存在较大差异，在网络中的话语权和控制力差异明显，网络中存在严重的权力分布不平衡现象。
3.资料收集
沁水煤层气网络的资料收集具体步骤如下：（1）通过联系沁水煤层气公司的工作人员，初步了解沁水当地煤层气网络的大体情况，企业之间是否存在技术差距、网络中是否存在结构不平衡的现象，从而确定沁水煤层气网络为本研究案例；（2）通过在网上查阅相关资料及文献，了解了沁水煤层气资源的分布情况及各区块的开采程度和开采现状，并通过在沁水县政府网、沁水县经济和商务局、山西煤层气协会及各企业的官网中找出在沁水当地注册、有煤层气项目的企业21个，并掌握各企业之间合作及联系的情况，尤其是关于技术上的联系情况，对于一些不确定的情况电话联系企业，完善沁水煤层气网络的关系数据，最后根据得出的网络关系矩阵确定了网络中的核心节点和非核心节点；（3）在沁水当地政府人员及煤层气企业员工的帮助下，对网络中的21个企业进行半结构化访谈，访谈对象主要包括企业管理人员及项目负责人。在简单介绍调研目的后，先对之前确定的关系数据进行验证和补充，再根据访谈提纲进行提问，其中针对核心节点和非核心节点的访谈提纲略有差异，并且对个别节点进行了多次提问；（4）向受访者收集与沁水煤层气网络相关的内部资料，包括企业参与合作活动的文字记录、企业内部刊物、政府部门内部简报等；（5）实地观察，研究人员深入参与沁水煤层气网络合作实践之中，详细观察并记录合作中发生的领导行为与追随行为，以获取能佐证访谈调查的数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
表2 沁水煤层气网络成员情况统计表
五、案例研究
1.核心节点识别
核心节点在网络中拥有较大的权力，其权力往往建立在与其他节点间联系的基础上，因而可以从联系角度对节点权力进行量化，利用节点中心度判定其是否为核心节点。本文通过电话联系和网站搜集资料的方式得出沁水煤层气网络的关系数据，并在收集到调查访谈的资料后对其进行了修正，主要从组织内部的母子公司关系、子公司与子公司关系以及组织之间的合作关系三方面来寻找网络中各节点之间的关系，进而识别沁水网络的关系矩阵。例如，节点S是节点G的子公司，节点D和节点O都有参股节点R，它们之间的关系就属于母子公司关系；节点C、节点G和节点O同属于一个母公司——晋煤集团，它们三者之间的关系就属于子公司之间关系；节点F凭借其先进的水平井技术及储层改造技术，负责节点A、节点D和节点E等公司的水平井施工，它们之间的关系属于合作关系。最终得出21个节点之间的关系矩阵（如表3所示）。其中，矩阵中的“1”表示相对应的两个节点之间有联系，“0”表示相对应的两个节点之间没有联系。
WANG Jiu-sheng, SHI Jin-hao, XU Bo, WU Bi-bo, GU Chun-ying, MEI Chang-lin
表3 沁水煤层气网络节点关系矩阵
为了更直观地看出这些节点之间的关系和整个网络的中心性，本文运用UCINET6软件画出了这21个节点之间联系的可视化图谱（图3）。
本文采用单一案例的研究方法，选择沁水煤层气网络这一单一案例展开分析。选择沁水煤层气网络作为研究案例有以下4点考虑：（1）单一案例研究在证实与证伪已有命题假设方面独具优势，技术权力、组织间信任与合作行为具有复杂的行为情景，需要丰富的案例数据作为支撑，以探索网络合作背景下的企业合作行为模式，因此适合采用单一案例方法进行分析；（2）沁水的各煤层气企业之间已经建立起了广泛的合作关系，有十余年的合作实践经历，形成了介于企业和市场之间相对稳定的网络型合作组织，是典型的企业网络；（3）沁水煤层气网络中各企业网络权力分布不对称，网络结构不平衡，存在核心—边缘结构中的领导—追随行为模式，案例具有很强的代表性；（4）作者的籍贯属于本地，多位研究成员曾经在该网络开展过深入调查研究，对所选案例的合作实践较为了解，资料获取相对便捷。
图3 沁水煤层气网络可视化图谱
表4 沁水煤层气网络各节点中心度指数
中心度反映了节点在网络组织中的重要程度，体现在度数中心度、接近中心度、中间中心度和特征向量中心度4个方面。其中前3个中心度都高的节点，与其他节点联系较多，并且距离较短，可以在第一时间获取最新信息，具有显著的结构优势。[35]特征向量中心度反应一个网络节点位于核心位置的可能性。本文利用UCINET6软件根据21个节点之间的关系矩阵，计算出各个节点的中心度指数（表4），得出整个网络的权力配置情况，进而找出网络中的领导者和追随者。
本文借助网络权力计量模型[36]计算该网络中各节点的权力大小，进而得出各节点的权力配置排名（表5）。由表5可知，节点A的网络权力最大，节点C、D的权力相近，且都与节点A 相差不大，其余节点的技术权力都远低于这3个节点。因此，本文将A、C、D这3个节点确定为网络中的核心节点（领导者），其余节点为网络中的非核心节点（追随者）。并且根据Hallikas等[37]的观点，网络结构多由一个或几个核心节点所掌控，并且逐渐由单核心向多核心结构转变。沁水煤层气网络是一个典型的多核心结构的企业网络。
表5 沁水煤层气网络各节点技术权力配置
表6 领导—追随行为配对结果汇总
所选取的21个节点企业成立年限都较长，并且与网络中的其他节点联系时间较长，保证了各节点之间合作关系的稳定性。在对这21个节点的领导行为和追随行为进行分析和判定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对核心节点与非核心节点之间的领导—追随行为模式的匹配情况进行汇总，以验证前文提出的稳定匹配结构（如表6所示）。
2.领导行为
核心节点为该网络中的领导者，研究领导行为时共访谈了3家核心企业，分别为节点A（中石油华北油田煤层气勘探开发分公司）、节点C（沁水蓝焰煤层气有限责任公司）和节点D（中联煤层气有限公司），结合访谈结果对每个核心节点领导行为进行分析。
研究发现，沁水煤层气网络属于典型的多中心企业网络，存在3个核心节点，因此在研究领导行为的过程中，分别对3个核心节点进行了调查访谈。其中，在所选的18个非核心节点中，与中石油存在联系的有8个，与蓝焰有联系的有7个，与中联有联系的有7个，因此，本文共调查和分析了3个核心节点的22种领导行为。通过分析可以发现，当领导者将追随者定位为高技术权力、高组织间信任时，会展现较高程度的技术锁定领导行为；当领导者将追随者定位为高技术权力、低组织间信任时，会展现较高程度的技术防御领导行为；当领导者将追随者定位为低技术权力、低组织间信任时，会展现较高程度的技术定标领导行为。命题1、命题2和命题3成立。在命题4的验证中，节点C对节点S的定位是低技术权力、高组织间信任，但是采取的却是设立技术标准的领导行为。其主要原因在于，节点S所处行业对于技术的依赖度低，而且节点C也没有相关方面的技术，无法对其进行技术扩散，更多的是直接技术定标，并且对其不断施压。此外，案例中当领导者对追随者定位为低技术权力、高组织间信任时，采取的都是技术扶持的领导行为，因此，命题4也基本成立。
3.追随行为
在对追随者进行调查时发现，某些非核心节点会对应多个领导者，而且它们对不同领导者的评价存在差异。通过对18个非核心节点的22种追随行为的分析发现，当追随者将领导者定位为技术权力高、组织间信任度也高时，会展现积极的学习型追随行为；当追随者将领导者定位为技术权力高、组织间信任度低时，会展现较高程度的胁迫型追随行为；当追随者将领导者定位为技术权力低、组织间信任度也低时，会展现较高程度的疏离型追随行为；当追随者将领导者定位为技术权力高、组织间信任度也高时，会展现较高程度的共促行为。这22种追随行为完全验证了命题5-8。
4.领导—追随行为的匹配分析
本文所研究的沁水煤层气网络到现在已有20年的历史，而且所选节点的成立年限都在7年及以上，各节点之间的合作关系已经比较稳定，因此，核心节点与非核心节点之间的领导—追随行为模式也已是经过各节点不断匹配才形成的稳定结构。本文利用现存的各节点之间的领导—追随行为模式来验证前文所提出的领导—追随行为匹配的稳定结构。由表6可见，现有的22对领导—追随行为模式中，技术锁定领导行为对应共促追随行为、技术扶持领导行为对应学习追随行为、技术防御领导行为对应疏离追随行为，这三种稳定的匹配模式已经基本得到了验证，只有技术定标领导行为与追随行为的匹配与本文提出的稳定结构存在一定的差异。在研究的22对行为模式中，有8对领导者采取技术定标领导行为，其中有6对对应的是消极型追随行为，有2对对应的是其他追随行为。对于出现的这2对例外，根据再次调查发现其中的缘由：对于模式A-H来说，虽然节点A的业务也涉及管道外输，在这方面也具有一定的技术实力，但是在节点H进行管道的铺设及运行时，并没有依靠A的技术，技术依赖度低，对于H来说，节点A的技术权力较低，双方之间的合作主要依赖的是设备而非技术，因此节点H更倾向于采取疏离型追随行为而非胁迫型追随行为；对于模式C-S来说，问题主要在于核心节点C，其认为节点S技术水平低，组织间信任度高，本来会进行一定程度的技术扩散，但是由于节点S属于公路运输行业，对技术的要求程度低，更注重的是设备的规模和种类，所以并没有对节点S扩散技术，更多是直接对节点S安排任务并采取强制性措施，展现的是较高程度的技术定标行为。综合来看，这两对行为模式与本文提出的稳定结构有差异的原因主要在于非核心节点主营业务的特殊性及双方之间关系的特殊性。技术定标领导行为与胁迫追随行为匹配的稳定性也可以基本得到验证。
六、结论与展望
1.主要结论
（1）企业网络中的核心节点扮演网络中的领导者角色，会对网络中的不同追随者采取4种差异化的领导行为。当其将追随者定位为高技术权力、高组织间信任时，会展现较高程度的技术锁定领导行为；当领导者将追随者定位为高技术权力、低组织间信任时，会展现较高程度的技术防御领导行为；当领导者将追随者定位为低技术权力、低组织间信任时，会展现较高程度的技术定标领导行为；当领导者对追随者定位为低技术权力、高组织间信任时，会展现较高程度的技术扶持领导行为。
（2）企业网络中除个别核心节点外，更多节点属于网络中的追随者，面对不同的领导者，它们也会采取4种不同的追随行为。当追随者将领导者定位为技术权力高、组织间信任度也高时，会展现积极的学习型追随行为；当追随者将领导者定位为技术权力高、组织间信任度低时，会展现较高程度的胁迫型追随行为；当追随者将领导者定位为技术权力低、组织间信任度也低时，会展现较高程度的疏离型追随行为；当追随者将领导者定位为技术权力高、组织间信任度也高时，会展现较高程度的模范行为。
（3）4种领导行为和4种追随行为互动会产生不同的效果。采取技术锁定行为的核心节点与采取共促行为的非核心节点互动，采取技术防御行为的核心节点与采取疏离行为的非核心节点互动，采取技术定标行为的核心节点与采取胁迫行为的非核心节点互动，采取技术扶持行为的核心节点与采取学习行为的非核心节点互动，才会形成最稳定的匹配结构，形成稳定和高效的合作关系。
2.理论与实践意义
（1）网络中的追随者往往由于技术水平低或者资源缺乏等原因，处于网络结构的边缘，在网络中的控制力和话语权都较弱，其行为往往受到核心节点的影响。追随企业一方面要不断进行创新，提升自己的技术实力，并且不断寻找或创造与核心企业的关联；另一方面，能够准确地预测核心企业的领导行为，并且采取积极行动，响应核心企业的领导行为，获得核心企业的认同，最终不断提升合作绩效。无论是领导者还是追随者，都可以将心理定位与行为之间的关联作为改变领导行为和追随行为的依据。对于领导者而言，可藉由追随者对自己的信任程度以及追随者对自己技术权力的预判，预期可能会面对的追随行为。在合作过程中面对不同的追随者，领导者应当做出不同的回应。总体而言，共促型追随者最易于领导，学习型追随者仍需精心引导；面对胁迫型追随者，领导者无需预设立场；疏离型追随者将带给领导者最大考验。[38]从技术权力与组织间信任视角研究组织合作行为，分析领导—追随行为模式，是对企业网络微观行为的有益探索，也是对企业间合作实践的抽象与归纳，无疑会拓展网络组织的研究内容，丰富网络组织及其治理理论。
（2）研究结论对领导者和追随者都具有重要的行为指导价值。对于领导者来说，如果预测到非核心节点的追随行为是共促类型时，要检查自身的领导行为是否符合技术锁定行为的特征，符合则继续保持；否则要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并不断改变领导方式，转变为技术锁定领导行为，以促进双方合作程度的加深及效率的最大化。追随者同样如此，要不断促进双方的合作关系。网络中核心节点要充分发挥其地位优势，为网络中创造一种合作共赢、知识共享的文化环境，并且要结合高效稳定的领导—追随行为模式对不同节点采取相应的领导行为模式，带头示范，将这种稳定结构上升到网络惯例的高度；非核心节点要响应领导者的号召，遵循网络惯例。由此，通过核心节点主动引领、非核心节点积极跟进的模式，最终形成所有企业的行为合力，促进整个网络合作绩效的提升。
3.研究局限
（1）本文所选案例强调样本的典型性，其外部有效性较低，研究结论仍然需要更多的样本支持；（2）本文仅从网络中心度和网络权力的角度来识别核心节点，未从结构属性、节点规模及存续时间等多角度来全面识别核心节点，难免会对研究结论的可靠性产生一定影响；（3）核心—边缘结构是相对的，虽然网络演化中一些企业一直处于网络的核心地位，[39]但会随着企业网络的演化而发生变化，鉴于收集研究案例历史性数据难度较大，本文没有引入时间变量进行纵贯性考察，仅从横截面数据进行静态分析，因而可能会使研究结论具有一定局限性；（4）本文提到合作企业行为对网络组织运行绩效和转型升级有一定影响，但并未进行深入研究，这将成为本文后续研究的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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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ical Power,Inter-organizational Trust and Cooperation Behavior: A Study Based on the Leader-Follow Behavior of Qinshui Gas Network
Sun Guoqiang1,Shi Wenping2,Yu Yanqin2,Zhang Hongbing3
1.Research Center of Organization Innovation and Network Governance,Shan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2.School of Administration Management,Shan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3.School of Management Science and Engineering,Shan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Abstract On the background of increasingly complex environment,enterprises can obtain sustainabl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nly by joining the network and continuing to carry out learning and innovation activities.However,for the cooperative enterprises in the network,how to effectively establish and manage the relationship and behavior between the enterprise and its partners is the key to improving the technological level of the enterprise.Technical power and interorganizational trust have important impacts on the behavior of each node in the network.The model of leader behavior of core nodes and follow behavior of non-core nodes was proposed from two dimensions of technical power and interorganizational trust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psychological positioning,and the model of dynamic matching game was used to study the matching and interaction process of leader-follow behavior.The empirical data were collected by interview survey,the propositions and theoretical model were verified by a single case of Qinshui gas network.4 stable leader-follow interaction patterns were found: technical locking-co-promotion,technical defense-alienation,technology scaling-coercion,technology support-learning.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ore node acts as the leader and takes 4 different leadership behaviors to different followers in the network;in addition to individual core nodes,more nodes belong to followers in the network,faced with different leaders,they will also adopt 4 different follower behaviors;these 4 kinds of leadership behavior and 4 kinds of follow-up behavior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to produce different effects.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transfer of enterprise network from macro-structure to micro-behavior,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chnical power and inter-organizational trust,exploring the leadership-following behavior model of core node and non-core node would deepen the cooperation and tacit understanding of each node in the network,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cooperation quality,and ultimately enhance the overall governance performance of the network.The conclusions of this paper had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each node in the network to improve cooperation performance..
Key Words Technical Power;Inter-organizational Trust;Cooperation Behavior;Leader Behavior;Follow Behavior;Psychological Positioning
作者简介 孙国强，山西财经大学组织创新与网络治理研究中心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网络组织治理；石文萍，山西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组织创新与网络治理；于燕琴，山西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网络组织治理；张红兵（通讯作者），山西财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虚拟组织知识管理
基金资助 本文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872014）、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16YJA630047）、山西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项目（201801024）资助
标签：技术权力论文; 组织间信任论文; 合作行为论文; 领导行为论文; 追随行为论文; 心理定位论文; 山西财经大学组织创新与网络治理研究中心论文; 山西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论文; 山西财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