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谪戍新疆期间思想发展的基本轨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疆论文,轨迹论文,林则徐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林则徐是我国近代伟大的爱国者。在1842年（清道光二十二年）到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的三年多时间里，他曾因清朝政府的错误处分而在新疆度过了令他一生难忘的谪戍生活。有关他谪戍期间的爱国主义思想人们已谈得很多，但一个人的思想是复杂的，是由多方面组成的，而且随着社会地位、生活经历、生存空间的变化而变化。可是有关这方面情况人们涉及的不多，本文想就林则徐谪戍期间的爱国主义及其思想活动作一剖析。
根据林则徐谪戍期间不同生活经历及思想情况，将他的思想发展轨迹大致分为谪戍途中、伊犁赋闲、南疆勘田三个时期。现将这三个时期思想轨迹分述如下。
一、谪戍途中的思想
林则徐从1842年3月18日（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八日）接到“今东河差委已革两广总督林则徐，仍发往伊犁效力赎罪”（注：《清实录·宣宗实录》卷367。）的谕旨，离开东河（即黄河）祥符工地开始，到1842年12月10日（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九日）抵达伊犁惠远城止，前后近九个月。
在这段时间，由于清政府的昏庸，不断派大臣与英方接触，从事投降活动，使抗英派一切努力都付之东流。林则徐被贬离开祥符工地后，其间除因“感受时瘟，顿成疟疾”（注：林则徐《致郭远堂书》道光22年6月。），在西安疗养三个月（5月中旬—8月11日）外，一直颠簸在黄土高坡和茫茫戈壁上，不仅生活清苦，而且消息闭塞。旅途的孤寂，生活的艰辛，并没有磨去他对祖国命运的关心。他除了对清政府颠倒黑白的措施感到悲愤外，却没有计较个人的得失与荣辱，仍然关心着东南战局的发展，尽可能向清政府、向有关官员提供挽救时局和富国强兵的建议。关心东南战局是林则徐在这一时期的基本思想倾向。
身处逆境，仍以国事为重的爱国精神从他还未踏上旅途就表现出来。当林则徐离开祥符时，正直的河工主事、军机大臣王鼎因没有挽留住这位有作为的爱国者而老泪纵横，泣不成声。林则徐写诗劝慰，“塞马未堪论得失，相公（指王鼎）且莫涕滂沱”（注：《云左山房诗抄》卷6。）。踏上旅途后，八月在西安与郑夫人分手时，面对夫人的悲切他又一次赋诗“出门一笑莫心哀，浩荡襟怀到处开”，“戏与山妻谈故事，试呤断送老头皮”（注：《云左山房诗抄》卷6。），让郑夫人要象宋朝杨朴、苏轼的妻子送别丈夫一样乐观。在这两首告别诗中除了劝慰朋友、亲人外，还有一种更高尚的情怀，就是认为个人荣辱是小事，国家事业才是大事，人应当以国事为重。他在拜别王鼎的诗中说：“余生岂惜投豺狼，群策当思制犬狼。”在给郑夫人的告别诗中说：“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表示只要有利国家，他个人将不避祸福，全力以赴，也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制服犬狼一样的外国侵略者。随着西去道路越走越远，他心情越来越显得沉重。白天他将车轮压石迸发出的声音当作隆隆炮声，“车箱簸似箕中粟，愁听隆隆乱石声”（注：《云左山房诗抄》卷6。），夜晚作梦也好象擂击战鼓，“关山万里残霄梦，犹听江东战鼓声”（注：《云左山房诗抄》卷6。）。到兰州后，他给友人姚春木、王冬寿写道：“自念祸福生死，早已度外置之，唯逆焰已若灯原，身虽放逸，安能委诸不同不见？……愈行愈远，徒觉忧心如焚耳”！（注：林则徐《致姚春木、王冬寿》，《林则徐信简》第195-197页。）爱国思想感情表露得更为真切。到了伊犁，旅途虽然结束了，但“中原之事，未敢忘怀”！（注：林则徐《致陈弼夫》，《林则徐在伊犁》第161页。）他悬念东南战事的思想还没有结束。
林则徐心系东南战局，不只表现在悬念战事上，而且也反映在东南事局每一重大事件都会在他内心激起巨澜。8月19日（七月十四日）他行抵甘肃泾州，传来一个月前镇江失守的消息，他急忙就着油灯写信给刘建韶，“南中又有镇江失守之信，令人滋切愤忧，不知续报何以耳”！（注：林则徐《致刘闻石》，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四日。）10月4日（九月一日）行抵甘肃抚彝城，兰州制军富呢杨阿等写信告诉他，一个月前耆英、伊里布已在南京下关签定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他又心急火燎地在灯下给郑夫人写信，“和议一事，富海帆抄来京信较为详细，翊云亦有来信，□□□抄一张寄阅，不知□在□何如也”。“闻江南议和之事，逆夷尚不肯休，然则又将如何？殊不堪设想矣”（注：林则徐《致郑夫人、林汝舟》第8号家书，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一日。）。10月18日（九月十五日），他行抵安西州，屈辱的南京城下之盟消息才比较详细地传到林则徐处，对清政府这一卖国行为他极为愤慨，在《致江翊云》信中表示：“昨行至肃州……南中事（指江宁订约事）竟尔如许，人心咸知愤懑，而佥谓莫可如何。……今之事势，全然翻倒，诚不解天意如何，切愤殷忧安能一日释耶？”（注：林则徐《致江翊云》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四日。）这些证明林则徐虽然在表面上对清政府对他的处理表现出若无其事的态度，但实际上在如何对待外国入侵这一重大问题上，他仍然与清政府之间存在着重大分歧。
林则徐难能可贵之处，不仅在对待帝国主义入侵问题上持坚决反对态度，而且表现在明知自己已无法实现反抗英国侵略的情况下，仍然试图利用自己的影响，说服当权者，希望通过他们来实现抗英的愿望。说服的途径有二，一是用书信宣传自己的主张，二是利用旅途中短暂的停留机会，向一些地方行政、军事官员谈自己的看法。从他留下的日记及目前尚能看到的信件统计，谪戍途中林则徐与之通讯、谈话者的数量多达四、五十人。日记载：“九月十四日（10月17日），黄牧郊迎，见于馆，渠好兵法，自造飞机火箭，出以相示，并阅其去冬禀请从军之稿，亦有志之士也。”（注：《林则徐集·壬寅日记》。）九月十五日（10月18日）“复富海帆、陶子俊、江翊云、唐子方、鄂云甫、朱恕斋、长松亭、德润之八函（注：《林则徐集·壬寅日记》。）”。这两则日记就是他对当权派及友人宣传抗英主张的证明。他谈话、通讯人的范围也十分广泛，上有李星沅、富海帆等总督、巡抚、制军一类清朝的高级官吏，中有黄文炳、达昌阿一类地方行政长官，下有安定主簿陈德培等地方一般职员。可见林则徐在宣传抗英爱国主张上是不遗余力的。
林则徐向人宣传的内容，归纳起来有抗英的指导思想、抗英的方针及具体办法。抗英的指导思想是，建设强大的海防，“以为海疆久远之谋（注：林则徐《致吴嘉宾》1842年3月（道光22年2月），转引《林则徐在新疆》第76页。）”。抗英的基本方针是“器良技熟，胆壮心齐”。八月上旬他在兰州给荆州馆的姚椿（春木）、王柏心（冬寿）写信说：“徐尝谓剿夷有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胆壮、心齐而已”（注：林则徐《致姚春木、王冬寿》，《林则徐信简》第195-197页。）。九月他给江翊云的信重申“实在器良技熟、胆壮心齐，原不难制犬羊之命（注：林则徐《致江翊云》道光22年9月14日。）”。抗英的具体办法有二：
第一，为落实器良技熟，必须坚持船、炮、水兵三种力量并重。他说：“窃谓剿夷而不谋船炮水军，是自取败也（注：林则徐《致苏鳌石》，《林则徐书简》第191页。）”。“有船、有炮、水军主之，往来海中，追奔逐北，彼所能往者，我亦能往（注：林则徐《致苏鳌石》，《林则徐书简》第191页。）”。强调“船炮水军不可缺一（注：林则徐《致江翊云》道光22年9月14日。）”。同时他又提出造炮的具体办法及炮船水军的具体数字。他在给陕西抚标中军参将马辅相信中提出制炮的具体建议：“其大要总在腹厚口宽，火门正而紧，铁液纯而洁，铸成之后，膛内打磨如镜，则放出快而不炸（注：林则徐《致陕抚中军参将马辅相书》道光22年8月。）”。他提出船、炮、水军的具体数字“果有大船百只，中小船半之，大小炮千位，水军五千，舵工水手一千，南北洋无不可以径驶者”（注：林则徐《致姚春木、王冬寿》，《林则徐信简》第195-197页。），在给江翊云信中也提出相同的数字。
第二，为落实胆壮心齐，他提出招募水军时，应注重入伍者的素质，入伍后要加强训练。他认为招募水军要“募敢死之人”，入伍后要“善于驾驭”，从严要求。经训练，水军应“生死两途，必能效命”（注：林则徐《致姚春木、王冬寿》，《林则徐信简》第195-197页。）。招募水军的地缘，他认为“为今之计……唯漳、泉、汀三郡民商之船，可雇用”（注：林则徐《致姚春木、王冬寿》，《林则徐信简》第195-197页。），只有这样才能培训出为国舍命，勇往直前的战士。
御敌具体办法，不仅反应林则徐抗英战略思想中既存在注意船、炮等物的因素，也注意技熟、胆壮、心齐等人的因素。说明了在谪戍途中，林则徐仍心系东南，具有极强的爱国思想。爱国是他谪戍途中的思想主旋律。
这一时期，林则徐在《出嘉峪关感赋》等诗中，虽然也流露一些盼赐环东归的思想，但因流放生活刚开始，提出这一问题还为时过早，所以谈得不多，也没有成为重要考虑的内容。
二、赋闲伊犁时期的思想
林则徐在伊犁的赋闲生活，从1842年12月10日（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九日）定居惠远宽巷开始到1845年1月23日（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离开惠远动身赴南疆勘田止，前后共两年零两个月。这是林则徐谪戍期间思想斗争最激烈，也是思想最活跃的时期。这一时期根据林则徐思想发展脉络，大致又可分为思想发展（1842年12月—1843年9月）、低谷（1843年9月—1844年春）、振作（1844年春—1845年春）三个阶段。
赋闲伊犁第一阶段，林则徐由于治理黄河的劳顿，贬谪伊犁旅途的艰辛，再加水土不服，到惠远城第三天即“颇感冒，兼患鼻衄”（注：《林则徐集·壬寅日记》。），使他“体气衰颓，直是废物，作字不能超过二百，看书不能及三十行”（注：林则徐《致刘建韶》，《林则徐在伊犁》，第148-149页。）。这期间他的通讯也受限制，关内来信“封缄已全行拆散，恐沿途处处传观矣；西安将军亦有书来，均被扯破”（注：《林则徐集·壬寅日记》。）。他虽气愤，却无可奈何。好在这段时间，他抗英挚友邓廷桢，原东河河道总督文一尺（文冲）都住在近处，“第与邓、文二公共数晨夕已耳”（注：林则徐《致刘建韶》，《林则徐在伊犁》，第148-149页。）。当地最高军政长官布彦泰、参赞庆昌、领队大臣开明阿等和其他一些官员对他也很尊重。他们相互间经常走访交谈，或吃饭、下棋，或赋诗、赏花。他们还经常请林则徐书写条幅、扇面，使林则徐感到莫大安慰。这一阶段林则徐思想虽有消极面，但更多的是积极的一面。
林则徐思想消极面表现为他有脱离现实，隐居园林的想法。到伊犁不久，他接到郑夫人的家信，内附《述怀纪事》，希望林则徐“他日归来事农圃”，再也不要参予国事。他回信表示也有这一愿望，“农圃耦耕他日愿，不妨庑下赁梁鸿”（注：《云左山房诗抄》卷7。）。这种逃避现实隐居山林思想，是封建社会士大夫在政治失意时的一种通病。林则徐从钦差大臣、两广总督，一夜间成为流犯，政治地位骤降，使他也产生这种思想，这是时代的局限，阶级的局限，不足为怪。但这一阶段他思想上更多的是积极的一面，想有朝一日重展宏图，实现他抗英卫国的理想。他在1842年写的《除夕书怀》末章，即高歌“谪居本与世缘睽，青鸟东飞客在西，宦味直随残腊尽，病株敢望及春荑。朝元旧忆趋用阙，赐福频叨湿紫泥，新岁傥闻宽大诏，玉关走马报金鸡”（注：《云左山房诗抄》卷7。）。为了实现这一宏图，他与旅途中一样，时时惦念东南时局的发展，想尽方法收集有关东南时局的材料。他对东南时局的惦念反映在他与邓廷桢多首的唱和诗中。他在《除夕书怀》中写：“正是中原薪胆日，谁能高枕醉屠苏”（注：《云左山房诗抄》卷7。）。在《七夕次嶰筠韵》中写“漫道星桥彻夕行，汉律波浪恐难平，银潢只见填鸟鹊，壮士何年得洗兵”（注：《云左山房诗抄》卷7。）。在《又和中秋感怀原韵》中回忆1839年中秋之夜，他、邓廷桢和关天培三人在沙角炮台憧憬未来，何等壮怀。而今“三载义娥下阪轮，炎州回首剧伤神，招魂一恸登临地，投老相看坎懔人”！（注：《云左山房诗抄》卷7。）在上述思想支配下，他向伊犁将军借阅京报，他要郑夫人、林汝舟“凡寓中所阅京报，仍照前信所言，酌摘几条大略（即上谕亦不必全抄）遇便封入信中寄来”（注：林则徐《致郑夫人、林汝舟》，《林则徐在伊犁》，第154页。）。他利用空闲，多方搜集了19则“有关鸦片战争史事的内幕新闻”（注：林则徐《软尘私议》见《林则徐书简》第353页。），署名为《软尘私议》。
在肯定林则徐保持了谪戍途中继续关心东南战局思想的同时，我们还应看到由于条件的改变，他的爱国思想又注入了新的内容——对边疆塞防的重视。林则徐转向塞防有三点原因。其一，他生活在新疆，实际生活教育他必须重视边防。其二，当时政治气氛不允许他继续注视东南，他给友人信函中多次提及“东南事局，口不敢宣，而固无时不悬念于心目间，不知何所终极”！（注：林则徐《致李星沅》，《林则徐在伊犁》，第160-161页。）“飘泊孤蓬，支离病榻……而蒿目焦心之事，又复难以言传”（注：林则徐《致张应昌》，《林则徐在伊犁》，第159页。）。其三，清政府已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投降大局已定。这些情况使得林则徐在心系东南注重海防同时，又把注意力转向塞防。他到伊犁不久就遇到一件事关塞防的大事。鸦片战争期间，英侵略军几次进犯天津，威胁北京。为加强天津防卫，兵部拟撤伊犁总兵，道光帝1842年12月18日又一次下谕旨，要布彦泰考虑兵部意见“是否妥善，如尚有因地制宜，量加酌改之处，即著据实具奏”（注：《清实录·宣宗实录》卷385。）。布彦泰接到谕旨后曾在1843年1月17日到21日几次找林则徐、邓廷桢及有关人员商量。商讨结果是不同意兵部意见，请清政府收回原议。清政府采纳了这一意见。反对裁撤伊犁总兵的奏折虽由布彦泰上奏，但其中不乏林则徐的意见。说明林则徐这时已经看到边防的重要性。所以在此事发生后的第二个月，即1843年2月上旬，伊犁四领队大臣之一的开明阿要调往喀什噶尔，分别前林则徐曾赠诗一首，提醒他不要认为“三载无边烽，华夷悉要堵”，中外就太平了，而要看到外国侵略者的本性，随时提高警惕，说他的肺腑之言是“嗟哉时事艰，志士力须努，厝薪火难测，亡羊必补牢”，事局如同放置柴草的地方，随时有起火的可能，要他随时作好准备，只要“将士坚一心，讵不扬我武”（注：《云左山房诗抄》卷7。）。上述两例证明，这一阶段林则徐心系东南同时已意识到边防、塞防的重要。在这一阶段，林则徐虽过着赋闲生活，思想有诸多苦恼，产生过隐退田园思想，但爱国思想仍为主导方面。
1843年9月、10月，邓廷桢、文冲相继赐环东归后，林则徐思想产生了较大的波动，消极面增多，甚至一度支配了行动。《南京条约》签订后，清政府苟且偷安目的已经达到，所以决定有步骤释放抵抗派人物。8月1日，清政府宣布邓廷桢赐环东归，任甘肃布政使，9月10日邓廷桢接到任命后拜别林则徐离开伊犁。不久文冲也获释入关归养。别时，林则徐先后给两位友人作诗话别。在《送嶰筠赐环东归》、《送文一飞河帅文冲入关归养》中，除表示祝贺他俩东归外，流露更多的是对自身前途的迷茫、失落与悲愤。他在给邓廷桢的诗中写道：“白头到此同休戚，青史凭谁定是非”？历史的功过是非难道只有当朝者才有权利定吗？他虽在思想深处对这颠倒黑白的做法发出否定的呼喊，但残酷的现实并没有由于他的呼喊而改变。面对强大的精神压力，他只有保持沉默了，“歧路又歧空有感，客中送客转无言”，这种无言的沉默比有声的呼喊更体现了写诗人内心的痛苦。而这种痛苦在送行文冲时发展到极点，“天涯同是伤心侣，目送归鸿泪满巾”（注：《云左山房诗抄》卷7。）。他终于控制不住内心的苦痛，流满了伤感的眼泪。
两位朋友的别离，使林则徐思想产生了很大波动，再加他病体未好，所以从9月开始到此年年底，他一度消沉，在给亲友的信中多次反映了上述情绪。9月，他写信给郑夫人提出对自己归期的猜度与对前途的担忧，“此次嶰翁释回……如因其到戍在先多住大半年，则此次虽不得归，而充类至义之尽，亦不出明年春夏，倘竟别有缘故，则又不可测度矣。计七月内关中必有准信，所谓不患归来迟，但患无归期耳”（注：林则徐《致郑夫人、林汝舟》，《林则徐在伊犁》，第166页。）。他的态度是“惟当静以俟之耳”（注：林则徐《致刘建韶》，《林则徐在伊犁》，第168页。）。文冲走后，他也曾持这种态度，“一飞河帅现亦赐还……第惟静心株守，不敢妄有希图”（注：林则徐《致李星沅》，《林则徐在伊犁》，第169页。）。但随着时间推移，他变得焦燥以至颓丧。11月6日他在《致陈德培》信中写“前与邓制军、文河帅共数晨夕，并不寂寥。近日二公相继入关，鄙人只有键户养疗，无他希冀”，“仆已委心灰稿早决古井之不波矣”（注：林则徐《致陈德培》，《林则徐在伊犁》，第170页。）。这种情绪一直持续到1844年1月。他在《致刘建韶》中还说：“弟在戍连闰计之，已历14月，虽邓、文二公已有刀环之唱，而运数各殊，不敢授此而希冀，尚幸鼻衄之症，近已稍轻，惟有折脚铛边烧败车薪，煨脱粟饭，且复过此残冬耳”（注：林则徐《致刘建韶》，《林则徐在伊犁》，第175页。）。在这种情绪支配下，他又顾虑投降派及道光帝对他在伊犁参加社会活动有其他想法，所以1843年9月，他虽已在邸抄中获悉，乌鲁木齐废员，前河南粮道淡春台因招募誊民100户赴巴尔楚克屯田，取得成效，被道光帝赏给六品顶戴，准予释回这一信息，但他仍不想投入由布彦泰领导的垦荒、开渠工作中去。10月24日，他给李星沅写信：“虽此间统帅曾有推广赎罪之奏，奉交部议，而弟力不能为，亦决不肯为也”（注：林则徐《致李星沅》，《林则徐在伊犁》，第169页。）。“不能为”是指身体不好，“不肯为”是指他的思想包袱与思想顾虑。13天后（11月6日）他给陈德培去信，再次说：“伊江濒年垦地，非无开渠之土，然仆衰病之躯，讵能任事”（注：林则徐《致陈德培》，《林则徐在伊犁》，第170页。）。所以我认为1843年9月到1844年之初，是林则徐谪戍新疆时，思想发展的低谷阶段。
林则徐思想有低谷期，并不奇怪，因为他是封建社会的士大夫，是人，政治上的失意，友人相继离去使他对自身前途感到迷茫，出现波动，这是必然的，没有波动倒是不合逻辑的。但林则徐的可贵之处，不在于外界环境影响下他会不会产生波动，而在于这种波动时间不长，他就战胜自我，在1844年初进入第三阶段。在这一阶段，他的思想发展轨迹是，一方面他盼望赐环东归思想仍很强烈，另一方面，他又开始从个人苦闷中解脱出来，开始投身到兴建水利，造福新疆的历史洪流中。
林则徐盼赐环思想仍然存在，表现在直到1844年10月以后，他给友人的信中还有反映类似思想的表述。在《致凌树堂》中写：“弟谪所淹迟，瞬已再周寒暑，难冀刀环之唱，空余弹铗之弹。加以脾肺两经，递相为疾……惟有勉自支持，时加排遣。摊残帙于打头屋里，煨淡粥于折脚铛中，聊以告存，藉纾远念耳”（注：林则徐《致凌树堂》，《林则徐在伊犁》，第185页。）。上述思想是第二阶段思想情绪的延续，在没有赐环前是难于消除的，只不过轻重程度不同而已！
林则徐战胜自我，出现思想转机可能产生于1844年1、2月间。原因有二。一是在此前后，他在京友人江翊云写信“把邓廷桢入京陛见时道光帝称委林禁烟是‘用错了人’的谈话内容转告林则徐，林则徐对道光帝的‘先入之言’作出‘恐不免扣满三年’的估计”（注：转引杨国桢《林则徐传》（修定本）第502页。），所以减轻了盼赐环的不切实际的焦燥情绪。二是1843年入伏后，伊犁地区出现旱情，入秋，旱情继续发展，入冬后“惟伊江雪泽尚少，夏秋既伤干旱，米麦市价具昂”（注：林则徐《致李石梧书》。）。一贯关心国计民生的林则徐面对新疆伊犁地区的严重旱情不可能坐视不顾，因此他在期盼赐环同时，将注意力逐渐转到兴建水利事业上来。乌鲁木齐都统维勤和林则徐早年在江苏工作的旧属黄逸于1844年初因复审罪犯来伊犁时，所见到的是关心国事、谈笑风生的林则徐。他在回忆文章中写“他们所商皆御夷之事、制船炮、断接济、以夷攻夷诸策，及塞上屯田水利，中外地形，南北水土之性”，而且谈兴很浓，“往往谈至夜分始散”（注：黄逸《书林文忠公逸事》。）。林则徐在家信中也证明这点，他说：“布将军与惟都统非来寓中，即欲招往，加以南坡早晚过来，以口为事，但觉应接不暇”（注：林则徐《致郑夫人、林汝舟》，《林则徐在伊犁》，第178页。）。可见此时他思想已走出低谷，消极颓丧情绪正在消失，所以在1844年6月主动呈书布彦泰，表示“情愿认修龙口工程，籍图报效”（注：《鸦片战争》第3册第513页。）。但此时对道光帝及投降派的疑虑仍然存在，所以在认捐龙口工程后，他一再声明“伊江现有垦复荒地之事，弟现在此效力，不敢置身事外，当亦随众捐办工程，然已声明不敢邀恩，非有希冀之念也”（注：林则徐《致刘闻石》，转引杨国桢《林则徐传》（增订本）第502页注3。）。类似内容还见于1844年9月下旬《致陈德培》、10月14日《致宝兴》及后来的《致刘建韶》信中。
在伊犁赋闲第三阶段的思想，从某种意义上看，可以说是林则徐思想走出低谷的过渡期。他想摆脱邓、文等人东归后在他思想上造成的影响，可现实又让他不可能完全摆脱；他想投身伊犁地区的水利事业，以报效祖国，但又担心投降派的制肘；他既关心海防，又重视塞防，几对矛盾纠缠着林则徐，使林则徐仍在苦闷中徘徊。
三、南疆勘田时期的思想
南疆勘田从1845年1月23日离开伊犁惠远城开始，到12月9日离开哈密返回内地止，前后共十个多月。这一时期，由于道光帝对他表现了一定程度的信任，布彦泰为他复出作了相当程度的努力并且尽力关心、支持他的勘田工作，他的思想负担比前一时期减轻了，使他得以全力“前赴阿克苏、乌什、和田周历履勘”（注：《清实录·宣宗实录》卷410。），他的爱国主义思想也注入了新的内容，但盼赐环思想也有某种程度的加重。
林则徐爱国主义思想注入了新内容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方面，由前两阶段关心国防，到突出了他早期就已存在的民本思想。1833年（道光十三年）他在名为《江苏阴雨连绵田稻欠收情形片》的奏稿中说过：“尽职之道，原以国计为先，而国计与民生实相维系，朝廷之度支积贮，无一不出于民，故下恤民生，正所以上筹国计，所谓民为邦本也”（注：《江苏阴雨连绵田稻欠收情况》，《林则徐奏稿》上，第150页。），在这里他将“国计”与“民生”、“朝廷”与“恤民”相联系，认为恤民才能富国，富国才能强国。在伊犁赋闲阶段，他也曾关心当地人民的水利事业，但毕竟不是他的主要工作，而今要他去南疆勘田，为朝廷垦田提供决策根据及考虑“朝廷之度支积贮”就成了他主要工作。所以他早年形成的将“国计”与“恤民”相联系的“民本”思想又成了他的主导思想。1845年，在南疆勘田行将结束时，他写信给林汝舟，“如果南路（天山南路——引者）欲严备边之法，只有将巴尔楚克旷地大为开垦，设为重镇，厚集民力，不难成一都会，则卡外各夷如浩罕辈，永远不敢窥边”（注：林则徐《致林汝舟》，《林则徐信稿》第138页。）。这正是他早年将“恤民”与强国相联系的具体运用，也是他爱国主义思想的另一种表现。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才不畏年老多病，不怕艰辛，风餐露宿，住毡房，行戈壁，冒风沙与全庆及他的三儿聪彝一起，行程二万里，丈量土地，认真查勘。对林则徐勘田期间表现及思想动机，他的旧属黄冕曾回忆说：“公偕全公验工时，公独测量土方，逐加驳诘，加工补挑至再，意犹未慊，冕不测公意，请曰‘在事诸人，实已智能索尽矣，未尽公意且云何’？公笑曰：‘诚如足乎？上可对朝廷，下可对百姓，中可对僚友亦且休矣’，乃命停止”（注：黄逸《书林文忠公逸事》。）。林则徐将他的工作态度和对国家（朝廷）、对人民（百姓）统一起来，正是他以“民本”为思想内容的爱国主义在行动中的体现。这是林则徐爱国主义思想与前两个时期不同的地方。
这一阶段林则徐爱国主义思想另一内容是由重视塞防发展到“防俄为先”的思想已初露倪端。因为，1844年沙俄已在伊犁西北约200公里的科帕尔建立了武装堡垒，直接对伊犁地区构成了威胁，布彦泰也在上疏中提到“近来卡外夷情与从前迥不相同”（注：《清史列传·布彦泰传》。）。生活在伊犁而又与布彦泰经常交往的林则徐不会不感受到这一点。所以他在《衙斋杂录》中抄录了一则1842年12月俄国兵私越伊犁卡伦巡逻线的案例（注：林则徐《衙斋杂录》。），因此，他履勘南疆八城过程中，不仅注意到当地的民情风俗，生产情况，而且比1842年入疆时更注意各兵站设卡，兵力分布情况，此类内容见之於《乙巳日记》的就有七、八处，而且对接近边疆的叶尔羌、英吉沙尔两地记录驻兵数字及变动情况记录更为详细。5月30日（道光二十五年四月二十五日）到喀什噶尔后他和开明阿“作竟日叙”，谈了一整天。第二天，5月31日，又“传唤回子阿浑阿密特，译询卡外各国夷部地土风俗，缘其曾赴诸国念经故也，至晚散归”（注：《乙巳日记》，载《中山大学》1984年第1期。），又了解了一整天，足以证明他对边防的重视。由于有这些了解，所以他在1850年能提出“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注：李元度《林文忠公事略》，《国朝先正事略》卷25。）这一带有预见性的国防思想。这虽是后话，但这时他已注意到沙俄对我边防的危险性，这点是可以肯定的，这不仅是林则徐在塞防思想上的新突破，也是他爱国主义思想的另一点新内容。
这一时期，除了以“民本”为内容的爱国思想支配林则徐行动外，在第二时期第三阶段稍稍淡化了的盼赐环东归思想，又剧烈振荡起来。因为从1885年1月15日到8月27日之间，道光有七次让布彦泰将政府有关查勘、屯垦的意见“传谕林则徐”（注：《清实录·宣宗实录》卷412。），“传谕林则徐知之”（注：《清实录·宣宗实录》卷416。），……这一情况与三年前冷落林则徐形成强烈反差，助长了林则徐盼赐环东归的希望。他在62号家书中对赐环东归的时间作了重新估计，说“若能一直进关（指勘田到哈密后）则中秋以前，总可赶到西安”（注：林则徐《致郑夫人、林拱枢》，第62号家书，《林则徐书简》第236页。）。再加来自布彦泰的估计，导致了林则徐异乎寻常的行动，他在原勘田任务结束后而又没有接到道光帝谕旨情况下，竟然在7月25日告别了与他一起勘田的全庆，从喀喇沙尔起程，准备到吐鲁番接旨，但无情的事实又一次给林则徐浇了一盆冷水。8月4日他在吐鲁番等到的却是“伊犁将军是日有折过此，系六月二十六日（公历7月30日）所发而未附有信来，”有关赐环的情况仍“沓无信息，殊不可解”（注：林则徐《致保恒》，《林则徐书简》第61页。）。再次将林则徐打入闷葫芦中。他在给福珠洪阿、保恒、特克什布的信中，都谈了当时的心情。南疆七城田亩“勘毕后，回至吐鲁番，听候谕旨。伊犁渠工竣之摺，拜发已将两月，亦尚未知奉旨如何也”（注：林则徐《致福珠洪阿》，《林则徐信稿》第61页。）。“弟自去腊至今，周历回部八城，往来二万里，现已折回东路，尚不知能否入关”（注：林则徐《致保恒》同上第61页。）……带着这种焦虑的心情，他于8月14日东行到哈密，在哈密又等了七天，8月25日，才知“伊犁渠工一案，已落孙山”（注：林则徐《致李石梧》，道光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三日。）。这给他焦虑的心情又添上了一层忧虑，此时他又先后接到布彦泰转来道光帝的两道谕旨，一道为道光帝7月23日谕旨，内容为：“此次伊拉里克开垦地亩，仍着全庆，林则徐前往该处详细履勘”（注：《清实录·宣宗实录》卷418。）。另一道为道光8月27日的谕旨，内称：“着全庆、林则徐前赴该处（塔尔纳沁——引者）详细履勘”（注：《清实录·宣宗实录》卷419。）。道光这两道谕旨，不仅让林则徐忽西忽东的奔忙，增加了工作的艰辛，而且更增加了他的思想负担，使他对归期再也不敢妄加猜测了。九月他写信说：“勘查地亩，至今将弥一载，尚未敢预拟归期”（注：林则徐《致龚瑞谷》，《林则徐信稿?
第65页。）。等到年底，他甚至对赐环东归也不抱希望了。12月21日（道光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他给李芋顿、李国轩、汪孟棠三人同时写信说“马角未生，敢望刀环之唱；龙钟弥甚，徒瞻斗柄之移”（注：林则徐《致李芋顿》同上。）。马怎么能长角？说明他对东归已失望了，所以他不得不考虑起以后的安排来。他说“若弟明岁仍然在此，则大儿（林汝舟）当必出关”（注：林则徐《致李国轩》同上第66页。）。换三儿拱彝回去。可见在盼赐环东归这一问题上，林则徐思想十分复杂，斗争也十分剧烈。
四、余论
通过对林则徐三个时期思想发展轨迹的探讨，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贬谪新疆四年生活中，他思想发展的主线和多对矛盾交叉的复杂心情。思想发展主线有两条，一条是爱国主义，一条是希望赐还东归。他给陈弼夫信中写“中原之事未敢忘怀；入关之期亦不敢预计”（注：林则徐《致陈弼夫》，《林则徐在伊犁》第161页。），比较准确地表达了他这四年中两个主要思想。
就两条思想轨迹的主线分析，我们看到它在林则徐思想中轻重也不一样，爱国主义思想重于赐环东归的期盼。同时这种轻重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第二时期第二阶段，盼赐环又成了林则徐思想上主要矛盾，所以他的思想情绪一度陷入谪戍时期的最低谷。再次，我们还要看到林则徐思想上两条主线，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外界客观条件的改变，它俩也在起变化。爱国主义这条主线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内容上的变化。在第一时期，东南战争未休，林则徐又在谪戍途中，思想比较专一，所以关注的重点是东南战事。赋闲伊犁时，由于和局已定，所以他既关心东南和战的大局，又开始注意新疆的民生和西北的边防。南疆勘田时期，由于他广泛接触维吾尔族群众，更多了解沙俄对新疆的潜在危险，所以在他爱国主义中又加进了“民本”思想和出现了“防俄为先”的思想。盼赐环东归思想主要是量上的变化。第一时期在谪戍途中，他虽提过赐环问题，但因流放生活刚开始，清统治者不可能将他赐环帆归提上日程，所以他考虑较少。第二时期第一阶段，因谪戍生活刚开始，又有友人在，所以考虑也不多。邓廷桢、文一飞走后，考虑得就多了，出现了思想低谷。第三阶段出于无奈，赐环的心态反而平衡些。到勘田时期，由于道光帝开始用他了，原已平衡心态又出现了波浪，在布彦泰的暗示下甚至急不可耐了，随后而来的又是平稳。赐环东归的思想发展轨迹用一句话概括，时低时高，一波三折。
我较全面分析林则徐谪戍期间思想发展轨迹，会不会影响对他的评价呢？我想是不会的，金不足赤仍是金，壁有微暇仍是玉。列宁评价李卜克内西和卢莎·卢森堡时曾说过一句名言，“鹰有时比鸡还飞得低，但鸡却永远不能飞得象鹰那样高”（注：列宁《政论家的短评》，《列宁选集》第4卷第600页。）。林则徐虽然在思想上有众多矛盾，但仍然是一个爱国的巨人，“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伟大的爱国者、杰出的民族英雄、第一个开眼看世界的先驱”（注：王恩茂：《林则徐在新疆·序言》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