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营拉练”——以上海1970年至1974年的“野营拉练”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野营拉练论文,为例论文,上海论文,年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08)01-0090-08
一、野营拉练的缘起
距离1970年8月31日毛泽东在庐山写下《我的一点意见》3个月；距离1971年9月13日林彪葬身温都尔汉10个月，即在这之间的1970年11月24日，毛泽东一改多年对军队工作倍加称赞的态度，就北京卫戍区关于部队战备野营拉练总结报告批示林彪并黄永胜(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办事组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全军是否利用冬季实行长途野营训练一次，每个军可分两批(或不分批)，每批两个月，实行官兵团结、军民团结。三支、两军者不在内。”①
可以说，这是毛泽东在“批陈整风”运动中，借军事训练一说，从政治上敲打林、黄。与此同时，毛泽东还想到了广大的学生与工人，他继续批示：“大、中、小学(高年级)学生是否利用寒假也可以实行野营训练一个月。工厂是否可以抽少数工人(例如四分之一，但生产不能减少)进行野营练习。请与中央各同志一商。”②
显然，这是文革初期(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关于工人“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的思想③，在文革中期的重申和再现，并要求结合形势之变化，予以执行和落实。
于是，中央当即召集北京、上海、天津等地的代表，就野营拉练的问题进行座谈。12月6日，周恩来接见进京出席座谈会的全体人员，强调开展野营拉练“要从实际出发，要因地制宜，自觉自愿”，“当前既要搞好野营训练，又要做好各项工作，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使两者结合起来，不能给人民增加负担”④。在此，如果说毛泽东的批示是政治的指点，偏重于方向的把握；那么，周恩来的强调则是事务的叮嘱，侧重于运作的关注。接着，周将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国“立即掀起一个‘实行野营训练’的热潮”的通知稿送呈毛泽东。毛泽东以严厉的态度作出第二次批示：“如不这样训练，就会变成老爷兵！”⑤
应该承认，庐山会议以后，张春桥、姚文元等“文革小组”派，以及所把持的上海正处于政治上得势、有利而又敏感的位序上，以至消息传来，上海各单位立即向下做了传达。据复旦大学谭其骧教授《文革日记》1970年12月7日记：“天天读后全校大会传达毛主席关于拉练指示。会后学习讨论”，“晚6∶30-8∶30续上午谈体会，表决心”；12月14日记：“天天读后听传达中央关于拉练指示，至十点二十工作”⑥。一周间，两次全校规模的传达，且首次时间在周恩来接见座谈代表的第二天，可谓有力而迅捷。12月15日，上海市革委会依照中央文件，正式向全市发出《关于实行野营训练的通知》，并宣布成立上海市野营训练指挥部。此后，各区、县、局革委会纷纷响应，迅速行动。如12月13日，黄浦区革委会召开直属单位干部负责人会议，决定成立区野营指挥部⑦；14日，南市区党的核心小组和区革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决定成立区野营训练指挥小组⑧；17日，虹口区“野营拉练领导小组”成立⑨；21日，上海县(面向浙江的门户)为配合市区拉练队伍外出，宣布成立“支援野营训练指挥部领导小组”⑩，并在朱行等地设立接待点。上海的这种态势说明接受中央拉练的指示是顺畅、积极而一致的。固然，其间有政治响应的因素，但在长期的人与人斗争的运动疲劳中，注入一份人与天地斗争的刺激，自然引起一阵社会的兴奋和骚动。
12月16日，市革委会在文化广场召开大会，张春桥作了关于拉练意义的动员报告，警备区司令员周纯麟则就具体开展拉练活动作了布置。会后，上海掀起了热气腾腾的拉练高潮。
二、野营拉练的高潮与高潮的退落
高潮兴起，其持续的状况如何呢？因目前尚不掌握具体的统计材料(11)，只能依凭几个总结性的数据，来推断和展示上海拉练运动的规模和走势。
第一，据1973年12月，上海民兵指挥部报送市委的《关于一九七四年野营训练实施意见的请示报告》称：“三年来(作者按：此处应指1971年至1973年)已有293万余人参加了野营训练”(12)。
第二，同《报告》称：“全市参加野营训练的人数逐步减少，一九七三年参加野营训练的人数预计比一九七二年减少一半以上”(13)。
第三，据1973年1月，上海民兵指挥部报送市委的《关于一九七二年野营训练的主要情况和一九七三年野营训练实施意见的报告》称：“一九七二年的野营训练取得了很大成绩，全市有106万人参加了野营训练，40万人参加了就地军训。”(14)
第四，据《中共上海历史实录》称：“截至1974年11月底，全市共有307万人参加了野营训练，造成生产、教学正常秩序的混乱和人力、财力、物力的浪费。”(15)
现将四处有关上海参加野营训练的人数统计串联起来，可知1971年至1973年为293万余人；至1974年为307万人；1972年为106万人；1973年比1972年“减少一半以上”应约为53万人；1971年便应是134万人(293万-106万-53万=134万)；1974年便应是14万人(307万-293万=14万)。
由此可知：上海的拉练运动在1971年时达到高潮，总人数有134万。这主要是因为上有领袖的号召，且具有绝对的权威；下有群众的响应，且具有盛大的忠诚，以致这两个方面的合力迸射出强烈的社会激情和社会行动。仅据1971年上半年的统计，全市就有46万中学生参加了野营拉练(16)；同期上海县全县接待过境野营拉练人员达71.3万人次。县内学校、县属工厂则有7万余人参加军训(17)。这种阵势在1972年时继续保持着，尽管其在整体上已开始呈现下降的趋势，总人数仍达106万。在总结当年全市的“野营训练取得了很大成绩”的时候，市民兵指挥部又明确指出“有的局、县抓野营训练工作的力量不够落实”(18)。在此，值得注意的是总结报告的批评只提及有的“局和县”，而没有提到“区和大专院校”(19)。这多半是因为各局承担着生产任务，精力分散，重视不够；郊县则因地理环境的特点(多田野)，一般不显现野营训练的价值而有所忽视。自然，这便从侧面证实上海各区(中小学归区管辖)、各高校是有所落实的，而上海拉练的主要对象是学生群体。如果说这属客观的事务性因素，那么，1972年间，市“文攻武卫指挥部”和市“野营训练指挥部”合并为“上海民兵指挥部”(20)，即野营拉练的职能归口于民兵指挥部，表面上看是更规范、更权威了，实质上却因取消了独立指挥的权限，反而是削减、弱化了。
这种“机制-职能”的变化，很鲜明地表达在1973年全市拉练人数的统计上，那就是迅速地下滑至年度53万人次。此刻，牵引出的追问是：难道毛泽东“最高指示”的效能也会因此类的变化而“削减”和“弱化”吗？从现象上看，确实如此，或许还存有初期的激情终究要被时间和现实消磨等因素。但从内里探究，应是文革运动的情势发生了移易，导致野营拉练的权重发生了倾斜。1973年3月4日，已进京的王洪文打电话到上海，告知“主席最近多次谈到上海民兵”、“主席要军委给上海民兵发20万支枪”(21)。4月，王洪文返沪主持上海市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强调“上海工人阶级要用枪杆子武装起来”(22)。接着，6月8日上海市委向党中央、国务院送呈《关于上海民兵参加社会阶级斗争的情况报告》，声称“派出1000余支民兵小分队，深入里弄”等(23)。7月27日，根据王洪文的旨意，市委写作组完成了《武装工人阶级，建设城市民兵——上海城市民兵情况的调查》，首次提出“要把民兵当作同党内资产阶级作斗争的工具”，并称上海的工人武装是“不穿军装的解放军”，“不挂牌的派出所”，“群众专政的铁拳头”等(24)。至1974年，上海民兵更是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充任先锋。很明显，此时的上海民兵不仅被装备了(潜在的“第二武装”)，更直接承担着开展城市阶级斗争的责任，甚至参与某种特殊的行动(如1974年6月中旬，市民兵指挥部组织一批人冲击上海警备区大院，张贴大字报)——1972年后，上海市民兵指挥部的性质和职能高度地政治化、任务化，哪还有精力关注和操持野营拉练呢？尽管1973年底，市民兵指挥部在报送市委的《关于一九七四年野营训练实施意见的请示报告》中仍切切呼吁，原则要求“各级党委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做到计划上有安排，工作上有要求”；具体布置“各区民兵指挥部要切实加强对野营训练工作的领导。各县野营训练办公室要健全机构，充实力量。市各局也要安排一定的力量分管野营训练，加强检查督促。请各级工会、妇联、共青团组织大力支持，密切配合等”(25)。上海市委也做出了“原则上同意报告的意见”的批示(26)。但事实上，到1974年，上海全市参与野营拉练的年度人数只剩下区区14万了。
从1971年的134万人次，到1974年的14万人次，如同此类突击性的活动多半呈现虎头蛇尾的样态，上海的野营拉练被不断地空虚化、边缘化也是条必然的路径，其间有集体心理逐渐疲劳的因素，更有社会政治加剧变乱的根由。因之，野营拉练终究成为文革运动中一段特别的插曲。
三、不同的拉练队伍
毛泽东作出“拉练”的批示后，1970年12月6日，中央军委即下达《通知》，要求全军至次年3月，普遍拉练两个月(27)。上海警备区、空军7341部队、海军上海基地，以及刚从重庆调防来的第七军医大学等驻沪部队均立即行动。以上海警备区为例：
如表，以上海警备区为代表的驻沪部队的拉练，不仅反应迅捷，行动规范，而且任务明确，那就是符合中央军委“根据各自情况组织拉练”的要求，将政治工作与军事训练紧紧结合，将野营拉练与管辖职能紧紧结合，以致上海警备区的野营拉练或者是围绕着上海周边运动，或者是进驻上海郊县的某些区域，既“全面锻炼了部队”，又“密切了军民关系”(28)。
1973年8月召开的中共十大再次提出“加强战备”的口号(29)，但此时社会上却吹拂着一片和平的气息：“锣鼓敲，红旗飘，外宾天天到，形势这么好，打仗谁想到”。群众普遍认为美国“过去是对手，现在是握手，不会再动手”；苏联“在珍宝岛挨了拳头，吃了苦头，再敢动我们？又不是‘寿头’(上海话为‘傻瓜’)”(30)。具体在群众性的野营拉练方面，出现参与人数急速下滑的态势。为此，上海警备师分别于1973年7月至8月(夏季)、10月至12月(冬季)组织3团1营和70个连队规模的野营拉练，并从冬季拉练中派出1522人次，帮助地方训练民兵3770人次(31)。但部队的率先响应终究属于军事行动，或者说是部队职能的必要体现，它只可能产生影响和示范，却不能促使已退落的群众性的野营拉练重新崛起。正如前述中的分析，上海工人、学生参与的拉练活动的高潮仅仅保持在1971至1972年间，所以，1973年部队的突进性行动只能是独树一帜了。
那么，上海工人、学生的野营拉练呈现怎样的特征呢？
先看上海工人的野营拉练活动。在“生产不能减少”的原则下，上海市区工矿财贸企事业单位职工的野营拉练活动，一般根据生产和季节的特点，采取“全年轮流，分期分批”和“定线定点”的方式进行。组织实施一般以民兵(基干、普通民兵)为主要对象，吸收青壮年职工参加，领导指挥则“可以区为主、由局配合，有的也可以局为主、由区配合”(32)。同时，工矿企业单位到郊县野营拉练，可“帮助社、队修理农机具”(33)。这样，上海工人的野营拉练活动就具有了“支农”和“与民兵训练相结合”的特点。
工人野营拉练既有系统承办，如市工交系统曾组建大型野营训练团，持续15天，穿行5个县，“走一地，访一地，住一户，问一户，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34)；也有单位组织，如上海计算机打字机厂就配备由20名党员和干部参加的百人野营拉练连等。根据形势和任务，除了惯常的政治要求(1971年至1972年间的主题是“结合批修整风，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各单位还针对城市工人下乡军训，特别制定了类似上海计算机打字机厂野营拉练连“四不准”的规定(即“不准从城里带东西到乡下吃；不准从乡下带东西回上海；不准在路上或宿营地随便买东西；不准与民争利”)。同时，工人野营拉练队多带有工具，“一路上，他们修马达，修车床，修脱粒机，修广播、电灯等”。计算机厂的拉练队还在嘉定方泰修好了一座濒临废弃的自来水设备，深受贫下中农的赞扬(35)。这是城市工人的技术优势，在特殊境况下的显示和表达。其实，这只是一种顺带和方便，抑或是一种义务和服务，但因革命的需要而被赋予政治含意，被抬举到“巩固工农联盟”的高度，工人野营拉练中的“支农”行为便变得热门和紧要起来了。
上海工人野营拉练“与民兵训练相结合”是必定的路径。从现象上看，因为前者的功能与后者的职能是契合的；从本质上看，那是因为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工人造反派，自“康平路事件”后(36)，就以绝对的优势和权威占据着上海的政治舞台，由此派生出的“文攻武卫”组织(即“上海民兵”前身)，自然要通过训练强化自身，健全自身，倡导野营拉练恰好提供了一个施展的空间。所以，不仅上海整体的野营拉练由“上海民兵指挥部”统辖，在工人野营拉练方面，更是直接要求“充分发挥民兵组织在训练中的作用。武装基干民兵单独组织进行野营训练”等(37)。例如1970年至1973年间，上海烟草工业印刷厂民兵营下设3个普通民兵连、2个直属排和1个基干民兵连(共有民兵450人)，每年组织开展一二次野营拉练活动，先后组织10多批(38)。可以说上海工人野营拉练既有提高军事素养的需要，更有提高政治地位的谋求。此后，政治形势的变化决定上海民兵一方面加强武装，重点操练各种武器的射击(39)；一方面参加社会阶级斗争，派出大量的民兵小分队进入里弄(40)，从而创造出了“武装工人阶级，建设一支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城市民兵队伍”，“平时管理和改造城市，战时保卫和坚守城市”，即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上海城市民兵建设的新经验”(41)。所以，截至1973年9月，“两年多来，全市有四十多万民兵参加了野营训练”(42)。在此请注意，原来上海工人(民兵)参与野营拉练的人数并非很多，只约占总量的六、七分之一。恰如前述中的提及，这是因为上海工人野营拉练与民兵军事训练相结合，即野营拉练成为民兵军事训练的主要选项，便在1971年至1972年间构成了热潮和主题。而后，上海民兵的职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群众武装力量)和任务(战时参与保卫城市，平时参与城市阶级斗争)或增强了，或提升了，或转向了，野营拉练作为初期的一种徒步行军式的训练手段，也就渐渐地降低了权重，慢慢地被闲置了。
再看上海各大学的野营拉练活动。文革期间，能够对各种政治信息作出敏锐而快捷反应，且率先有所行动的应该是大学。1970年12月17日，即上海召开野营拉练动员大会的第二天，复旦大学就组织全校1300余人进行了拉练(43)。这应该是上海正式外出拉练的第一支队伍。一般情况下“大专院校师生员工的野营训练，由各单位自行组织实施。在训练中，本单位不能解决的问题，可与市民兵指挥部联系”(44)。所以，有些规模较小的院校，如上海中医学院(今上海中医药大学)就从部份工、军宣队和干部、师生中抽出300余人编成一个大队，于1971年2月春节后，直接参加徐汇区武装部组织的第三批野营团，去金山、松江一带拉练，行程数百里，历时两周(45)。规模较大的院校，复旦、同济、华师大等则因人数多、队伍齐，均自行组织实施，如1971年2月5日至3月6日，同济大学组织1232名师生进行了一个月的野营拉练训练，途经上海、江苏、浙江、安徽3省1市，步行585公里(46)；同年2月，复旦大学1700余名师生围绕太湖进行拉练，历时一个多月，行程1500余里，途经3个省(47)。据《谭其骧日记》记载：3月15日，“早七点到校门口迎接拉练返校队伍”，一直等到“八点半始到”(48)。在清晨的寒风中，让一批老弱病残的知识分子排成迎接的队伍(49)，站立等侯一个半小时，然后，手摇小旗，面带笑容，念念有词，此番风景真是难能可贵了。
关于大学野营拉练活动的一般情况，请听复旦大学化学系姚子鹏教授2000年接受访谈时的口述：
除了少部份正在完成上面下达的科研任务的科研人员外，复旦绝大部分师生、干部、群众参加了一次历时约一个月、行程1500里的伟大拉练。
28年过去了，常熟→无锡→会山→乌龙镇→宜兴→广德→湖州→嘉兴，这些地名仍然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身负15斤以上的重物(有棉被、衣服等日常用品和必不可少的《毛泽东选集》等宣传学习材料)，深一脚，浅一脚，疲惫不堪地走了一个月所经过的地方怎么会轻易忘记呢？无论天晴下雨，我们这支两人固定为一排的队伍每天不得不走完甚至跑完几十里路程，最多的时候达百里也不稀奇。晚上突然来个紧急集合亦属正常，忙乱之中打不好背包的人只好格外艰辛地在急行军的队伍中，想方设法把散了的背包带到目的地。脚扭伤了也不许休息，更不许回去，你慢慢地跟在队伍后面走吧；昏倒的人也有，最“仁慈”的处理就是把你送到收容车上；路上不准玩，不准买东西，而那些义正辞严地训导师生的工宣队头头们却一路游山玩水，悠哉游哉。
至于伙食，那时能偷吃一个大饼，就觉得味道很好了。沿途有两辆自行车跟着，负责膳食的伙夫会提前到达宿营地，用这两辆任重道远的自行车去采购食品。当地负责接待的人员能为复旦师生每人提供几捆稻草垫着睡已属不易，哪还敢奢求枕头、床铺？疲于奔走的我们辛苦了一天也不能立刻休息，政治学习是每天必不可少的内容。我实在佩服那些被卷入这场动乱的无辜的人们所具有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这次拉练中，复旦师生与当地群众饶有兴味地进行篮球比赛，我就参加了七场篮球赛；还曾与途中偶遇的解放军比赛行军速度。那次拉练是走了不少偏僻的地方，看到了别处看不到的景色(50)。
由此看来，大学的拉练活动保持着整建制行动的特点，尽管时间很长，路线很长，但整个行动始终是按计划、有纪律地进行；尽管困难重重，一路疲惫，但整个队伍始终保持着一种有弹性的节奏——在每天几十里路程的行进中，不仅“两人固定为一排的队伍”，还间有“紧急集合”，常有“政治学习”，甚至还时有“篮球比赛”。诚然，这体现出了部署和指挥的优势，实际上与大学师生的年龄构成，与知识分子队伍的文化素养是息息相关的。
最后看上海中学的野营拉练活动。按照规定，中学师生的野营训练“可以在寒、暑假期间分批进行”，“以区教卫组为主，与区民兵指挥部共同负责组织实施”。高小师生的野营训练则“一般采取早出晚归的方法进行，由街道和学校组织实施”(51)。上海有数千所的中、小学，要动员和组织如此庞大的青少年群体外出野营训练，不论其教育内容和行程设计，仅就其后勤供给和安全保障，都是很大的难题。然而，在1971年上半年滚滚如洪流的拉练热潮中，有哪所学校能不趋之若鹜呢？于是，不同的学校或采取凌晨出发，下午回归；或采取夜晚出发，清晨回归(夜行军)；或采取往宝山、川沙、嘉定等近郊，在外宿营一二天的拉练方案。当然，也有学校联合组团，举行长达数周的远郊野营拉练。
关于中学野营拉练活动的一般情况，请看几段报刊文摘：
“我们学会了用背包带将一条4斤的棉被打成一个方块形状，用背包带扎成‘井’字形，一个水壶，一个挎包，交叉地背在身上，用一根武装带在腰际一束，便是一个军人的装束了。”“队伍在出入市区的时候会迈着整齐的步伐，间或，有通讯员骑着自行车来回传达着命令。宣传队在路边打竹板：‘同学们，快点走，前面就是大八寺’。这竹板的词儿是从电影《突破乌江》里搬来的。这样的表演叫人觉得好玩。”“到了市郊，大片的田野。干农活的农民一看见‘野营部队’，便一个个支着手中的农具张望。往往在这个当口，通讯员飞骑赶到，一路高呼：‘空袭警报，赶快隐蔽！’大家就地卧倒，不管是在泥地还是在马路上。田野里的老百姓都看得明白，‘整齐来唠’，他们用本地话赞叹道”(52)。
“野营拉练中的笑话其实很多。那时伙食少油水，吃得再多也不顶饿。一天半夜，忽然听见角落里传出声音，接着就是一阵怪叫。我们赶紧摸出手电筒循声照过去，不由大笑起来。只见一女生半夜里摸点心吃，不想却摸着一块工农牌肥皂！肥皂已经被她咬掉一口了，她的嘴角像螃蟹一样正在冒泡泡呢！”“班里有个皮大王，平时就皮得让老师头痛。有一次他上茅厕，见里面已蹲着一男同学了，就捡了一块大石头用力丢进粪缸里，想把粪水溅到那个男同学的屁股上。不想他用力过猛，结果他自己随着惯性扑进了粪缸。茅房里的男同学吓了一大跳，提着裤子就跑出来叫人。后来皮大王是抓着农民的粪勺爬上来的，浑身上下都是粪水，人和衣服臭得几天也洗不干净。”(53)
“1971年3月底至4月10日，成了我们这些不要读书的中学生的‘盛大的节日’。上海静安区的中学生几乎倾巢出动，在市西中学举行出征誓师大会。那些调皮的同学欢呼雀跃，奇迹般地瞬间学会了打背包，然后在明媚的春光中向着郊外挺进。在两周不到的时间内，我们沿着卫家角→赵巷→佘山→朱家角→赵屯→白鹤→香花桥→重固→纪王庙→北新泾这样一条弧型线，跨越青浦、松江、上海三县，行程约400公里。头天晚上，我们在卫家角宿营，因极度兴奋，十几个男生深更半夜还在空旷的公路上唱歌、吼叫。”“为了显示革命的朝气和学习解放军的艰苦朴素，我们特意使用一大嘴巴同学的脸盆盛饭菜，也即洗脸洗脚吃饭全靠它。每到开饭时，这位一口可以吞下两只汤团的同学，边敲脸盆边发出‘狮吼’。奇怪的是，十几天下来居然没有一个人拉肚子。清明节傍晚，我们宿营赵屯，一位同学一口气连讲了几个鬼故事。孰料，半夜里他自己倒吓出高烧来了，又适逢阴雨绵绵，我们只好去找赤脚医生来给他打针、服药。”“野营拉练中最苦恼的是我们温文、纤弱的老师，脚上起了泡，仍要一瘸一拐地咬牙前进。”“老师整日整夜提心吊胆地怕学生出事，队伍浩浩荡荡地开进赵巷时，一座独木桥横亘在我们面前，一些女生望着桥下的潺潺河流竟吓哭了。后来，女生们总算念着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诚惶诚恐地过了桥。更吓人的是从佘山向朱家角行军途中，炊事班的一包大米不幸掉入河中。我们班的‘摔跤大王’立马一个猛子跳入河中去‘救米’。他将米‘救’上岸后，又返回河中游个欢畅，引得两岸同学齐声喝彩，而老师则面如土色，惊呼‘摔跤大王’赶紧上岸。”(54)
由此看来，相比于工人民兵、大学师生规范整齐的行动，中学生的野营拉练是最富有情趣的。这一群体可以在公路上，把“练好铁脚板，踩死帝修反”的口号喊得震天动地；可以在田野里，把“空袭隐蔽”的演习进行得栩栩如生。但这只是教导、训练和演示的结果，当这一群体进入野营拉练“吃、住、行”的实际过程中的时候，即从单调而逼仄的城市街区来到丰富而开阔的乡村空间；从日日重复的城市生活转换到时时、处处新鲜的乡村境遇，其孩童时代的活泼、顽皮乃至恶作剧，皆因极度兴奋无拘束地发泄而出、表达而出甚至创造而出。经典的一幕是：经询问数十位这一年龄段的男女中学生(为1970届至1974届)知识青年，他们在农民家的客房里、在生产队的仓库里宿营时，无不有学“鬼”叫、讲“鬼”事、唱“鬼”歌、扮“鬼”相的共同经历。至于上房捉鸟，下河捕鱼，男生打群架，男生帮女生背包，女生帮男生缝补，以互为示好，也时有所闻。其实，这是中学生群体的生活常态，是青少年天性率真而精彩的呈现。它集体性地将一个政治行动生活化、童趣化、快乐化了；集体性地将一个政治行动演绎成了一场青春的游戏。
考察上海的野营拉练，从部队将政治工作与军事训练、管辖职能紧紧结合，到上海工人强调“支农”、“落实于民兵训练”的主旨；从大学反应迅捷，行动规整的整建制行动，到中小学充满青春气息的田野活动，在同一个政治命题下，各条线的队伍各有特点，各有发挥，共同记录了文革运动中这一段插曲的旋律和内容。
四、对有关问题的认识
第一，为什么说“野营拉练”是文革运动中的一段插曲？
插曲应是相对于主调而言的。就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来说，用当时的话语表达是“史无前例”、“波澜壮阔”；用后来的话语总结是“祸国殃民”、“浩劫灾难”。在此，暂且悬置其前后的因果演变，终究是一场时间漫长、规模巨大、关系错杂、内容扑朔迷离而又惊心动魄的政治运动。在这场运动中，贯穿始终的纲纪是“阶级斗争”，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然而值得提醒的是，在整个文革运动的具体推进中，事实上却又在不断地分蘖出、派生出新的阶段性的运动主题，以“野营拉练”时的前后为例，大致就有“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整党建党”、“批陈整风”、“批林批孔”等等。应该承认，这些阶段性的运动不仅是整体运动的构成，也具有相当的声势、规模和明确的任务，且在主题方面紧紧地附着于文革运动的政治纲纪。比照而言，虽然“野营拉练”也有政治性质的触发因素，但本质上只是动员群众参与到一种特殊的教育和训练中去，且主题也并不直接对应文革运动的政治纲纪。正是立足在这个角度，如果说文革及其不断派生出的类似“清理阶级队伍”、“批林批孔”等运动，它所展开的斗争内容，它所强调的政治纲纪是一种主调的话，那么，“野营拉练”的过程就只能是文革运动中的一段插曲了。
第二，“野营拉练”与“五·七”指示的关联如何？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批示“军队应该是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同时，工人“以工为主”，“农民以农为主”，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55)。这实际上是设计了一个“工农兵学商”的联合体，描绘了一幅全民“有主有从”，“调配适当”的理想化蓝图。然而，这个萌生于文革初期的设计和描绘，并没有随着文革运动的开展显露其美好的塑型，反而被文革运动的残酷斗争搁置在一边，成为一种景观和寄托。所以，至文革中期(1970年11月)，当毛泽东对北京卫戍区关于部队战备野营拉练的报告作出全军“利用冬季实行长途野营训练一次”批示的同时，即指示工人、大中小(高年级)学生“也可以实行野营训练”(56)。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有关方面也确实要求这些非军队的拉练者应“学会行军、做饭、宿营、警戒；学习防空、防毒、防原子弹等军事常识，进行战地救护、包扎等课目训练”，并进一步“结合教学改革、学农或社会调查”等(57)。很明显，这是毛泽东“五·七”指示的接续，是对毛泽东“五·七”指示的一次学习和实践。正是立足在这个角度来理解，再联系文革中后期的“教育革命”、“开门办学”等内容，可以认为文革运动从初期始就存在着一条以毛泽东“五·七”指示为主轴的线索(至于这条线索的特征和性质，则另作评论)，这条线索曾多次寻求粗壮和伸展，但因受到了文革运动中尖锐而激烈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挤压，长期不得成功发育，就只能显得那么苍白和细弱了。
第三，如何看待《中共上海历史实录》对野营拉练的评价？
《中共上海历史实录》认为，野营训练“造成生产、教学正常秩序的混乱和人力、财力、物力的浪费。”(58)显然，这是一条负面性质的评价，是一条附和“全面否定文革”论断的评价。它在因果关系上，似乎也与野营拉练难以持久相关联。确实，已如前文论述，上海的野营拉练在1971年度达到134万人次的高潮，如据当年黄浦区的统计：“全区共组织工人、中学生、高小生、机关干部66个团，146812人参加野营训练，占可参加训练人数187099人的79.5％”(59)；南市区“全年有131529人参加了野营拉练。中、小学均完成拉练计划”(60)。此后，上海的野营拉练便节节下滑，至1974年度只有14万人次了(61)。那么，这是不是由于扰乱了“正常秩序”和浪费了“人力、财力、物力”造成的呢？也如前文论述，上海野营拉练人数连连下降的根本原因，在于文革中后期政治形势的加剧变乱，尤其是野营拉练的指挥权归入上海民兵指挥部后，上海民兵的任务高度地职能化，即直接操弄先进的军事装备，直接参与社会阶级斗争，哪还顾及初级形态的野营拉练呢？正是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中共上海历史实录》得出的结论，是对“否定文革”原则的笼统性套用。事实上，野营拉练在进行军事训练的同时，十分强调组织性纪律性，强调向社会学习，特别是那些长期浸沉在“读书无用”思潮中的中学生，在野营拉练的进程中显示出勇敢、机敏、能干的品质，增进了师生与同学间的友谊。况且，野营拉练在时空和事务方面不断地变换着主题和内容，不断地增添着种种新意刺激，以致给每一位经历者留下了有意味的记忆。因此，关于本问题的准确说法不应是野营训练“造成生产、教学正常秩序的混乱和人力、财力、物力的浪费”，而是整个文革的大环境、大动乱造成了“混乱”和“浪费”。
注释：
①②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55页。
③《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54页。
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418页。
⑥葛剑雄编：《谭其骧日记》，文汇出版社1998年版，第232-233页。
⑦中共上海市黄浦区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上海市黄浦区党史大事记》，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287页。
⑧中共上海市南市区委党史征集办公室：《中共上海市南市区党史大事记》，1999年内部版，第194页。
⑨中共上海市虹口区委党史征集办公室：《中共上海市虹口区历史大事记》，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版，第147页。
⑩(17)王孝俭主编：《上海县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1页。
(11)根据笔者对上海文革资料的了解，可以判断关于上海拉练人数的统计，不仅是存在的，而且是完整、详细的。这将有待后人开发。
(12)(13)上海民兵指挥部：《关于一九七四年野营训练实施意见的请示报告》，第1页，1973年12月。
(14)上海民兵指挥部：《关于一九七二年野营训练的主要情况和一九七三年野营训练实施意见的报告》，1973年1月9日。
(15)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上海历史实录》，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522页。
(16)吕型伟主编：《上海普通教育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386页。
(18)上海民兵指挥部：《关于一九七二年野营训练的主要情况和一九七三年野营训练实施意见的报告》，第2页，1973年1月9日。
(19)1973年12月，在上海民兵指挥部报送市委的《关于一九七四年野营训练实施意见的请示报告》中，提到“有些区、县、局抓野营训练工作的力量不落实，全市参加野营训练的人数逐年减少”。
(20)1972年2月6日，根据王洪文的指示，市“文攻武卫指挥部”和市“野营训练指挥部”联合向市委、市革委会和警备区党委写了《关于文攻武卫同野营训练两个机构合并的请示报告》。3月24日，市委常委批示同意。由此，各区率先行动，例如8月8日，黄浦区“文攻武卫指挥部”与区“野营拉练指挥部”合并，定名为上海民兵黄浦区指挥部；9月9日，闸北区“文攻武卫指挥部”与区“野营拉练办公室”合并。9月10日，“上海民兵指挥部”正式取代上海“文攻武卫指挥部”。参见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上海历史实录》，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546页；周太彤、胡炜主编：《黄浦区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295页；曹一丁等主编：《闸北区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44页。
(21)(22)(23)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上海历史实录》，第566、568、571页。
(24)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上海历史实录》，第572页。同年12月，中央向各省市批转该报告。1979年，国务院、中央军委通知撤销该报告。
(25)上海民兵指挥部：《关于一九七四年野营训练实施意见的请示报告》，第5页，1973年12月。
(26)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室、上海市革委会办公室抄告单第1096号，1973年12月28日。
(27)即《中共中央关于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实行野营训练重要批示的通知》。它要求部队“拉练的第一阶段侧重进行阶级教育、光荣传统教育和演练行军宿营、侦察警戒、生活管理、做群众工作等；第二阶段可搞一些急行军、夜行军，侧重练指挥、练通信联络、练战斗技术、练诸兵种的协同动作和后勤保障”。参见宋永毅主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碟。
(28)《中共中央关于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实行野营训练重要批示的通知》概要，参见宋永毅主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碟。
(29)1973年8月2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新闻公报》指出：“当前国际形势的特点是天下大乱”。大会号召全国人民“务必加强侵略战争的准备，警惕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爆发，特别警惕社会帝国主义的突然袭击”。
(30)沪团委1973第72号《团市委六届三次全会扩大会议情况报告》，“讨论青少年战备教育问题”。
(31)周祥根主编：《上海武警志》，第44、45页。
(32)(33)上海民兵指挥部：《关于一九七二年野营训练的主要情况和一九七三年野营训练实施意见的报告》，第2、3页。
(34)《胸怀朝阳向前进，风雨途中炼红心》，《工人造反报》1971年2月28日。
(35)《野营途中加强党的工作》，《支部生活》第9期，1971年2月22日。
(36)1966年12月30日凌晨，在张春桥的指使下，王洪文调集10多万工人造反队员，对康平路市委机关里的赤卫队进行围攻和殴打。
(37)上海民兵指挥部：《关于一九七四年野营训练实施意见的请示报告》，第3页，1973年12月。
(38)董浩林主编：《上海烟草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389页。
(39)1973年11月19日，国务院、中央军委转发《上海城市民兵情况调查》的通知称：上海城市民兵，是在1967年7月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阅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武装工人，改造城市民兵的请示报告”建立起来的。当时叫“文攻武卫”，人数不多，没有发枪，每人手拿一根棍子或长矛。到今年3月，已发展到80多万人(其中专业复员军人7.8万多人，有1.4万多人是打过仗的)，拥有各种武器23700余件，高炮324门，建立了10个武装基干团，18个高炮团，5个独立高炮营，3个高射机炮连，1个摩托团，此外还有工兵、防化、通讯、运输等一批专门兵种队伍。以1972年为例，参加军训民兵达34.7万余人次，其中有7.3万参加了各种轻武器射击和手榴弹实弹投掷，有205个高炮连1.5万余人次参加了火炮连的实弹射击，成绩良好。另外还有对排以上干部分别进行了集训，提高了干部的组织指挥能力。今年还办了两期反坦克训练。
(40)1973年11月19日，国务院、中央军委转发《上海城市民兵情况调查》的通知称：上海有1000多条里弄，一小撮阶级敌人和流氓、阿飞，经常利用里弄人口密集管理不严的弱点，兴风作浪，破坏治安。上海民兵派出1170多支分队进入里弄。两年多时间，全市民兵小分队共破获了各种案件2000余起。
(41)(42)国务院、中央军委转发《上海城市民兵情况调查》的通知，1973年11月19日。
(43)《复旦大学百年纪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04页。
(44)上海民兵指挥部：《关于一九七二年野营训练的主要情况和一九七三年野营训练实施意见的报告》，第4页。
(45)《上海中医药大学志》，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7页。
(46)《同济大学志》，同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02页。
(47)《复旦大学百年纪事》，第305。
(48)葛剑雄编：《谭其骧日记》，第243页。
(49)中共中央文件规定“老弱病残者可不参加训练”，然而，谭其骧教授等挖防空洞却未能幸免。据谭其骧《文革日记》1971年10月9日记：“继续挖防空洞，三点毕，劳累甚，腰痛，回家即僵卧”。
(50)《70年代全校拉练总动员》，《复旦青年》总第89期，2000年1月1日。
(51)上海民兵指挥部：《关于一九七二年野营训练的主要情况和一九七三年野营训练实施意见的报告》，第4页。
(52)程小莹：《拉练》，《青年报》2005年10月4日。
(53)张谨：《三十年前的野营》，《新民晚报》2002年4月20日。
(54)秦维宪：《野营拉练记》，《新民晚报》2006年5月7日。
(5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53—54页。
(5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155页。
(57)上海民兵指挥部：《关于一九七四年野营训练实施意见的请示报告》，第2—3页，1973年12月。
(58)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上海历史实录》，第522页。
(59)中共上海市黄浦区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上海市黄浦区党史大事记》，第292页。
(60)中共上海市南市区委党史征集办公室：《中共上海市南市区党史大事记》，1999年，第198页；孙卫国主编：《南市区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41页。
(61)其实，野营拉练并没有就此中断，一直持续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只是后期的野营拉练多是中小学结合学农、扫墓等进行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