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和与甲午战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甲午战争论文,翁同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there emerged in the Qing government two factions-apro-war group led by Wang Tonghe and a pro-Peace group around Li Hongzhang.How should we assess these factions?Could war have been prevented if China had sued for peace?Who was responsible for China's defeat?These major questions of principle must be discussed.This essay argues that the Sino-Japanese War was entirely the result of japanese plots and instigation.There are many reasons for China's defeat,but it is a mistake to view it as the result of Wang andhis faction's opposition to peace and advocacy of a war of resistance.
一
晚清政坛上，翁同和无疑是一个重要人物。其父翁心存曾为同治帝师，官拜体仁阁大学士，兄翁同书、翁同爵均官至巡抚，侄翁曾源高中状元，可谓家世显赫。他本人也是状元及第，先后为同治、光绪二帝师傅，两任军机大臣，兼差总理衙门，官至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官高位尊。在翁同和的宦海生涯中，可说是仕途畅达，官运亨通。即使在1884年中法战争期间，因慈禧太后借故罢斥恭亲王奕，搞了军机大换班而被免去军机大臣差事，但工部尚书本职仍得以保留。十年后，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期间，翁同和又与奕一同入军机。大致说来，在此之前，翁同和不仅受到光绪皇帝的宠信，“每事必问翁同和，眷倚尤重”①，而且也得到慈禧太后的倚畀信赖。他两任师傅“授皇帝读”，都是慈禧太后所派，尤其是任光绪师傅时，慈禧特指明由他“一人授书”。甲午战争以后，翁同和因支持变法图强、帮助光绪向慈禧争取权力等问题，逐渐被慈禧所忌恨，1898年2月即被撤出毓庆宫授读，失去了与光绪单独谈话的机会。
在同治期，翁同和官位升迁很快，仅从同治四年至十年的六年间，即由正六品的詹事府右中允升至从二品的内阁学士。然而，他毕竟未被大用，没有掌握什么权力。翁同和得参与政要，是在光绪朝。其间，他经管、经历的事务虽然不少，但影响大且被人注目的主要是两件事：一是中日甲午战争，一是维新变法活动。就翁同和与甲午战争的关系而言，应当如何评价，还是有待探讨的问题。
与翁同和同时及后来的人，对翁在甲午战争中所起的作用褒贬不一，总的看贬多于褒。归纳起来，主要认为翁同和误信文廷式、张謇等名流所鼓吹对日强硬论，极力主战，终于导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全面败绩，造成很恶劣的后果。如胡思敬《国闻备乘》卷一《名流误国》说：“甲午之战，由翁同和一人主之。同和旧傅德宗，德宗亲政后，以军机大臣兼毓庆宫行走，尝蒙独对，不同值诸大臣不尽闻其谋。通州张謇、瑞安黄绍箕、萍乡文廷式等皆文士，梯缘出其门下，日夜磨励以须，思以功名自见。及东事发，咸起言兵。是时，鸿章为北洋大臣，海陆兵权尽于其手，自以海军弱，器械单，不敢开边衅。孝钦以旧勋倚之，謇等仅恃同和之力，不能敌。于是廷式等结志锐密通官闱，以珍妃进言于上。妃日夜怂恿，上为所动，兵祸遂开。”王伯恭《蜷庐随笔》说：“甲午之事，始于项城（袁世凯），成于通州（张謇），而主之者常熟（翁同和）也。”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初九日《申报》记述翁同和被开缺回籍的缘由说得更明确：“此次恭亲王抱疾之时，皇上亲临省视，询以朝中人物，谁可大用？……皇上问：‘户部尚书翁同和如何？’奏称：‘是所谓聚九州之铁不能铸此错者。’甲午之役，当轴者力主和议，会建三策，……对翁大司农入军机，均格不得行，惟一味夸张，力主开战。以致十数年之教育，数千万之海军，覆于旦夕，不得已割地求和。外洋承此机会，德距胶澳，俄租旅大，英索威海、九龙，法贳广州湾，此后相率效尤，不知何所底止？此届大司农阶之厉也。”此类说法，近人的一些论著中也时有所见。上面所举的这些记载，所述并不都属实，有些情况显然出于风闻，不可靠。但是，它们都把中日甲午战争的发生、失败及其严重后果的责任均归之于翁同和。这些记述、论著的逻辑是：中国海军、陆军装备都不如日本，战则必败，李鸿章“知己知彼”，主和是正确的，而翁同和则昧于形势，又误信一班放言高论的书生的意见，一味主战，并影响了光绪皇帝赞成主战。把这样一场重大战争的发生和失败都于翁同和，由他一人负责，未免过于简单化，也不符合历史实际。
翁同和及“后清流”黄绍箕、丁立钧，门人张謇、文廷式等人，的确都极力主战，反对李鸿章等人的妥协求和。但是，主战不等于“开兵端”、“开边衅”，更不能说这场战争是翁同和造成的。把挑起这场战争的责任归于翁同和或其他人，实际上就是把它归之于中国。这完全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为日本侵略中国开脱罪责。
中日甲午战争完全是日本策划、发动起来的，清政府始终处于被动状态。这是历史事实，也是常识。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就制定了“大陆政策”，把对外侵略扩张分为五个时期，前四期为侵略中国和邻邦朝鲜：第一期征服中国的台湾岛；第二期征服朝鲜；第三期征服中国的东北和蒙古地区；第四期征服全中国。随后，日本政府即按此“大陆政策”对中国、对朝鲜进行侵略扩张。显然，日本为了“征服”中国，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是蓄谋已久的。而1894年，日本只不过是利用朝鲜东学党起义制造了挑起战争的机会。东学党起义后，朝鲜政府深感惶恐，为镇压起义，向清政府“借兵”代勘平“匪乱”。日本乘机诱使清政府出兵朝鲜，并声称“我政府必无他意”。李鸿章也听信日本驻天津领事荒川已次所谓日本“别无他意”的保证，告诉“派兵一事势在必行”。他在致总理衙门电中也说：“鸿现候朝鲜文转到，拟派叶提督选派精队数百，乘商轮速往，并派海军四舰赴仁川、釜山各口援护。”②李鸿章在接到朝鲜政府“恳北洋大臣酌遣数队，速来代剿”的文书后，即派直隶提督叶志超等选带淮军2400多人，分三批乘招商局轮船东渡朝鲜，在牙山登陆集结。同时，照会日本外务省，“派兵援助，乃我朝保护属邦旧例”，并声明“一俟事竣，仍即撤回，不再留防”。③怂恿清政府派援兵赴朝，是日本政府设下的外交骗局。李鸿章派兵入朝，正中了日本设下的挑起中日军事冲突的圈套。日本以此为借口，陆续派兵入朝，达到4000多人，占据了从仁川到汉城一带的战略要地，海军军舰8艘控制了仁川等海口。
当中日两国陆续派兵赴朝时，东学党起义已“平息”。中国政府按原议提出中日两国同时从朝鲜撤军的方案，同时命令正准备增授的后续部队停止出发，并电令在朝清军向牙山集结，准备订期内渡回国。但是，日本决心挑衅，不仅拒不撤兵，反而命令驻扎仁川的日军开进汉城，把朝鲜政府置于日军的监督之下，并继续增兵入朝。到8月底，侵朝日军已达七千多人，多倍于清军，占有优势。战争迫在眉睫。
以上事实说明，中日甲午战争是日本蓄谋已久、精心策划的。朝鲜东学党起义，给日本以诱使清政府派兵赴朝的机会，以制造挑动中日军事冲突的事端。
二
在战争一触即发的情况下，清政府内部出现了主战和主和两种主张。翁同和为主战派代表，李鸿章为主和派代表。他们的支持者分别为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究竟怎样评价战、和的是非，是否求和战争就不会爆发，是否因翁同和等人反对求和而误国，战败的责任谁负？这是需要辨明的。
在中日战争爆发前，李鸿章掌握着军事、外交大权。面对紧急的形势，李鸿章没有在军事上积极备战守，而是企图在外交上依靠西方列强的折冲调停，迫使日本与中国同时从朝鲜撤军，以此来保持和局。他先是认为俄国向来注意向朝鲜攫取利益，必然不让日本为所欲为，于是请求“俄国出面调停此事，以迫使日本立即与中国同时在朝鲜撤退军队。”④他还向俄国驻华公使喀西尼表示：为了报答俄国的“效劳”，“中国正式承认，俄国具有与中日两国共同解决朝鲜内部组织问题的权利。”⑤俄国为了不让日本在朝鲜建立独占势力，甚至攫取这个半岛，也曾接受李鸿章的请求，照会日本政府，劝告它与中国同时从朝鲜撤兵。李鸿章几乎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以俄制日”的外交上，他在致总理衙门的电中说：“喀使奉该国复电，即令巴参赞来告，俄皇已电谕驻日俄使转致日廷，勒令与中国商同撤兵，俟撤后再令议善后办法。如日不尊办，电报俄廷，恐须用压服之法。”⑥但是，日本政府拒绝了俄国的建议。俄国政府从它自己的利害关系考虑，不愿直接“卷入朝鲜纠纷”，对要求日本从朝鲜撤兵只是所谓“友谊的劝告”而已，当它的建议遭到日本拒绝后，也就不了了之。李鸿章所寄予的希望，便成为泡影。
当俄国在进行干预时，英国为阻止俄国插手，也出来进行调停。英国驻华公使欧格讷出面斡旋，促使总理衙门大臣奕劻和日本驻华代理公使谈判。然而，英国为了自己的利益，实际是帮助日本迫清政府对日让步。日本为了发动侵华战争，也需要得到英国的支持。7月14日，日本政府照会清政府，拒绝双方同时撤兵，并指责清政府“有意滋事”，使和谈破裂。7月18日《日英通商航海条约》签定后，日本得到了英国的支持，就迅速下达了作战令，挑起侵华战争。
上述的事实表明，李鸿章和主持总理衙门的庆亲王奕劻等人从6月20日左右至7月18日用了将近一个月时间，依靠俄国、英国出面调停，没有做任何军事上的准备，贻误了时机。而日本则加紧进行战争的部署，还在7月12日，日本外相陆奥宗光电驻朝鲜公使大鸟圭介说：“英国在北京之调停已告失败，目前有采取断然处置之必要，只要在不招致外国过分非难的范围内，不妨利用任何借口，立即开始实际行动。”⑦7月17日，日英订约第二天，日本大本营举行御前会议，决定对华开战，并制定了作战计划。7月21日，大鸟率日军包围朝鲜王宫，囚禁国王，并矫诏“委托”日军驱逐驻扎牙山的清军，挑动战争。面临紧急情况，在光绪皇帝催逼下，李鸿章才不得已派兵增援，已经是缓不济急了。
7月25日，日本舰队在丰岛海面袭击了清政府往朝鲜增援的济远号和广乙号军舰，击沉租用运兵的英国商船高升号，清军一千多人壮烈殉难。30日，总理衙门照会各国公使，声明日本首先开战。李鸿章等人对日本退让求和，并没感动日本侵略者，避免战争的爆发。恰恰相反，正是由于李鸿章等人一心寄希望于俄、英调停，没有积极备战，助长了日本的侵略气焰。事实上，到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为止，清政府对日交涉是由李鸿章、奕劻等主和派主持的。7月17日，礼部侍郎志锐的奏折中指出：“近日证以传闻，参诸洋报，皆言北洋大臣李鸿章与译署大臣主持此事，一味因循玩误，辄借口于衅端不自我开，希图敷衍了事。……今日人之据朝鲜，以四条挟我，俨然有开衅之心。我若急治军旅，力敌势均，犹冀彼有所惮，不敢猝发，是示以必战之势，转可为弥衅之端。不然，则我退而彼进，虽欲求无衅不可得也。”他还指出：“综计中日交涉以来，于台湾则酬以费，于琉球则任其灭；朝鲜壬午之乱，我又代为调停，甲申之役，我又许以保护。我愈退，则彼愈进；我益让，则彼益骄。养痈贻患，以至今日，夷焰鸱张，贪婪无已，一误再误，则我中国从此无安忱之日，可不虑哉！”⑧志锐是帝党、主战派，他在奏折中对李鸿章和总理衙门大臣对日本的“因循玩误”，“敷衍了事”，步步妥协退让。不作军事准备，以致“我退而彼进，虽欲求无衅不可得也。”提出了批评，是符合事实的，不能说是苛责和无理要求。他认为如果能“急治军旅力敌势均”，则“转可为弥衅之端”，也不是不负责任的“放言高论”，而是切合实际的。志锐上奏折的这一天，正是李鸿章等人依靠西方列强干预落空的时候，也是日本大本营举行御前会议决定对华开战的日子。这也说明这场战争根本不是翁同和等主战派制造出来的，胡思敬等人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不实之辞。但是，当代的研究者竟然不加考订辨析，随意依据这些不属实的记述来立论，同样把这场战争的责任归于翁同和等人，是不严肃的。
事实上，在日本侵华的整个过程中，从“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到全面侵华的“七·七”事变，都不是因为中国有人主战而起衅。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对日本步步退让，妥协求和，而日本得寸进尺，为实现其征服中国的野心，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侵华战争。妥协求和的结果，不仅没有能够阻止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换来的是日本武力侵占东三省，建立伪“满洲国”，是付热河、察哈尔和河北地区的武力侵占。究其实，在近代中国，所谓“主战”，都不是中国方面主动挑起战端，去打人家，而是在外国资本帝国主义武力侵略下被迫抗战。如果主张抵抗也受到指责，那就连基本的是非都没有了。
指责翁同和等人主战误国的人，有一个理由是认为中国的“海军弱，器械单”，不如日本，战则必败。李鸿章也是这种论调，他尤其强调北洋舰队与日本舰队相比，“快舰不敌”，“海上交锋，恐非胜算。因此，只能“保船制敌”。⑨黄海海战后，他进而提出“避敌保船”，更表现出对日本侵略者的畏惧。北洋舰队与日本舰队相比，航速、射程确实不如，但并不是绝对劣势，镇远、定远两艘七千多吨重型铁甲舰却使日本人望而生畏。黄海海战中，北洋舰队沉毁四艘，而日本舰队包括旗舰松岛在内的各艘军舰，“或受重伤，或遭小损，业已无一瓦全”。日本舰队无力再战，首先退出战场逃避，北洋舰队还尾追了一阵才返回旅顺。黄海海战在近代世界海战史上其规模罕见，北洋舰队虽损失不小，而日本舰队也遭到很大打击，失去继续作战的能力。李鸿章强调的“避敌保船”，黄海海战后让北洋舰队呆在威海卫港内，终于全军覆灭。北洋舰队不是因迎战敌舰被消灭，而是躲在港内“避敌保船”被消灭的。
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原因不止一端，与军备相对落后于日本固然有关，但根本的是清政府的腐败，军队士无斗志，将领大都怯懦畏敌，贪生怕死，甚至闻风而逃，即使武器精良，也免于失败。黄遵宪在《乐沟行》诗中写道：“两军各唱铙歌归，从此华船匿不出。人言船坚不如疾，有器无人终委敌。”黄诗说出一个道理：“有器无人终委敌”。以投入战场的主要部队淮军而言，其腐败情状，朱克柔在所作的《拟白香山新乐府》中有形象的描绘：“‘文官三只手，武官四只脚’（时北洋谚辞如此）。四脚脱如非，还恐被追攫。……制敌不在斗，与斗何如走。”⑩还在20年前，赵烈文在他的日记中就记载了光绪元年淮军腐败的情况：“淮军驻津者，皆令赴海滨屯田。兵勇虽来自田间，而逸乐已久，不甘劳苦。又统领营官，朘削日甚，食米、旗帜、号衣之外，下至包头、裹腿，均制办发给，而扣其应食之饷，每人月不得一金，士心嗟怨，逃者纷纷，每哨仅十余人，将弁利其虚伍，以为干没，闻之可为寒心。自军务消息，合肥公养尊处优，不为未然之计，而前后左右，无一骨鲠之士，佞谀者进，朴勤者退。凡不急之务，如兴造土木、损创善堂及宦海幕客，或瞻家，或归榇，或引见，或刻书，均勒营中赞助。甚者嬉游宴饮，挟妓娶妾，无不于焉取之。武人多获穹爵，其巧捷者，知头衔无益，而欲求补署，非联络要津不可，故悉力以奉承上心。顾坐营无掠夺之利，办公薪水又仅足日用，不得不设法渔猎。将习巧宦，而士有离心。当此海疆多事，隐忧甫切，奈之何哉！”赵烈文是很有见识的人物，他见到淮军的腐败和李鸿章的“养尊处优，不为未然之计”。而担忧海防不可恃，不幸而言中。李鸿章本人其实也是“巧宦”，他和淮军将领都干着朘削、干没、勒派等勾当。据梁士诒说，甲午之役李鸿章离北洋大臣任赴日本议和时，淮军钱银所尚存有白银八百余万两。当时清政府财政拮据，军费困难，而李鸿章手上还掌握这样一笔巨额款项，却在叫喊无钱添置军备，这是很不正常的现象。另外，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失败，还因为李鸿章本人企图依靠俄、英等国的调停，不作战守准备，军事上失去适时把握的时机，造成被动挨打的局面，战争的失败不是由于主张抵抗，而是由于妥协求和的结果。
三
翁同和等主战派主张抵抗日本侵略、反对妥协求和，无疑是对的。但是，主战派大都是翰苑、台谏，有些是“清流”中人，他们对外部事务不甚了了，对内部事务也缺乏实际经历，喜欢放言高论，却拿不出切实有效的办法，顶多也只能提出如“联英、德以御倭人”一类实现不了的建议。10月7日，由文廷式领衔、翰林院38人联名所上的奏折，即提出：“此时倭人得志，势将不利于英；法人与其兵谋，德国亦所深忌。故闻英人颇有借端与倭开衅之志，兵船五十余号尽集南洋。德人亦特厚于我，凡将弁之效力于中国者，其主皆特赏宝星，又任中国购买军火，藉资御敌。”他们认为英德两国“卫我即所以自卫”，只要给予“大约不过二千万金上下”的兵费，就可以“使伐倭人”。(11)这些说法，有的是属于不是事实的风闻，有的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缺少认识，有的则是一厢情愿而已，都表现出这些翰林学士对国际事务太不了解。前面曾谈到奕劻、李鸿章依靠英国调停落空，然而三个月后文廷式等人却提出联络英国以伐日本，同样也是实现不了的。所不同的是，奕劻、李鸿章是依靠英国求和，文廷式等人则是要利用英国对日本作战，然而此时英国与日本早已订立了条约。
翁同和为什么主张对日作战，有一些当时人的笔记和现代研究者的论著中认为，是“不很光明的心理状态存在，即是欲借此以与李鸿章为难”，“久怀宿怨，屡待报复，李鸿章不欲战而迫之速战”。这就是说，翁同和的主战是为了借此对李鸿章报复私怨。一般论述都认为翁、李之间关系不好，翁同和有无借机报复有待探讨，但把对待这场重大战争的和战问题归之于个人之间的恩怨，未免过于简单化，也不符合历史事实。这是仅就翁同和的主战予以概括地阐述。
翁同和的主战，不是甲午战争时才如此，而是他一贯的主张。这就需要涉及清流派。翁同和是清流的领袖人物之一（前清流的首领是李鸿藻，后清流的首领为翁同和，也有认为翁是前清流南派的首领），而清流派不论是前清流还是后清流，都是主张积极筹备战守，抵御外敌入侵，抨击对外妥协、卖国。1879年崇厚未经清政府同意，在沙俄的胁迫下，擅自与其签定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消息传来，“朝野骇然”，舆论谴责崇厚的卖国行径。在清政府内部，出现了允约与改约的分歧。李鸿章主张批准条约，“徐图补救”，认为“若先允后翻，其曲在我”。(12)清流派支持左宗棠的改约主张，反对批准这个危害中国的条约，主张重治崇厚罪，遣使改订条约。翁同和也是主张备战，重开谈判，“据理争回”。无疑这表现出翁同和等人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立场。正是在这种斗争下，清政府将崇厚革职拿问，派曾纪泽与沙俄交涉改订条约。尽管改订后的条约仍是不平等条约，但在界务、商务方面毕竟争回了一部分主权，使沙俄把已经吞下的中国领土又吐了出来。19世纪80年代，中法越南交涉和中法战争期间，清流派也是反对李鸿章等人的妥协求和，认为“越人以和亡其国”，主张抗击法国的侵略。翁同和积极支持刘永福黑旗军的抗法斗争，支持主战派要求抵抗法国侵略的主张。中日甲午战争时，清流派仍然继续其抗战的主张，反对李鸿章等人的妥协求和、不筹战备。翁同和的主战并不偶然，他体现了清流派对外思想的基本点。而甲午战争时也还夹杂着帝党与后党的权力矛盾等问题。从这场战争的具体情况而言，主张抵抗日本的侵略战争是对的，而一味妥协求和、不积极筹战备战则是错误的。这里有是非问题，不能把它简单归之于翁、李之间因个人宿怨而以迫战为报复。
就个人素质而言，翁同和虽身居高位，但不是一个有见识、敢于有为的政治人才。在一些记载中，认为他喜欢联络名士，以“巧妙用事”。王伯恭《蜷庐随笔》记潘祖荫、翁同和两尚书事说：“光绪中，吴县潘伯寅、常熟翁叔平两尚书皆以好士名。潘公龂龂无他，尤为恳到，翁则不免客气。潘公不好诣人，客至无不接见，设非端正人士，则严气正性待之，或甫入坐，即请出。翁则一味蔼然，虽门下士无不答拜，且多下舆深谈者。此两公之异也。潘公尝向吾言：‘叔平虽为君之座师，其人专以巧妙用事，未可全信之也’。已而笑曰：‘吾与彼皆同时贵公子，总角之交，对我犹用巧妙，将来必以巧妙败，君姑验之。’后又曰：‘叔平实无知人之才，而欲博公卿好士之名，实亦愚不可及。’庚寅冬，潘公薨于位，翁旋为军机大臣。戊戌罢官，潘公之言竟验。”潘祖荫与翁同和系世交，他对翁的评论，当不是妄言。在荣禄于甲午战争期间写给陕西巡抚鹿传霖的便条中，对翁同和也有类似的说法。便条中说：“常熟奸狡性成，真有令人不可思意（议）者；其误国之处，有生于济南（宁），与合肥可并论比。合肥甘为小人，而常熟则仍作伪君子。刻与其共事，向于无日不因公事争执。而高阳老矣，又苦于才短，事事为其欺朦，可胜叹哉！”(13)荣禄与鹿传霖私交很好，便条所说为“私房话”，不仅对翁同和，对李鸿章、孙毓汶都有贬斥，其中虽不无荣、翁之间的个人恩怨，但不能说是无中生有。荣禄用的“奸狡”与潘祖荫用的“巧妙”，有轻重之别，而根本点是一致的。从一个久历官场而面对着派系矛盾纷争的官员来说，这也不奇怪。
人的思想性格往往是多面的、复杂的，不那么单一。翁同和的为人“巧妙”只是一面，他还有非“巧妙”的一面。平壤、黄海战役后，慈禧太后打算求和，命翁同和往天津与李鸿章商请俄使调停，翁同和拒不受命，辞以“臣以天子近臣，不敢以和局而为举世吐骂也。”慈禧不得已，改为“诘问”淮军败状。(14)翁同和敢于当面顶撞慈禧，反对求和，亦属不易。另据刘声木《苌楚斋随笔》所载：“富顺宋芸子太史育仁《哀怨集》自注云：‘甲午之役，合肥为朝士所排，常熟密查，覆奏其心无他，乃以大学士入阁办事。余自使间归，见常熟不禁伤瘁，叹曰：栋折榱崩。言未既，常熟曰：我执其咎’云云。是文恭公亦以甲午战事自承，不委过于人。”(15)如此说来，翁同和的人品亦足称道，上述所谓迫李鸿章战以为报复宿怨的说法似未可置信。(16)
注释：
①《清史稿》卷442，〈翁同和传〉。
②《李文忠公全书·电稿》卷15。
③《日本外交文书》卷27，第2册，第167-168页。
④张蓉初译《红档杂志有关中国史料选择》，第14页。
⑤张蓉初译《红档杂志有关中国史料选择》，第27页。
⑥《李文忠公全书·电稿》卷15。
⑦《蹇蹇录》中译本，第34页。
⑧《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中日战争》第2册，第523、524页。
⑨《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中日战争》第3册，第72页。
⑩《朱强甫集》，《中日战争》第5册，第509-510页。
(11)汪叔子编：《文廷式集》上册，第26页。
(12)《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35。
(13)《中日战争》第4册，第576页。
(14)翁文恭公日记》第33册，第89页。
(15)《中日战争》第5册，第505页。
(16)所谓翁同和逼李鸿章对日作战是为报私仇，系指李鸿章曾代曾国藩起草参翁兄安徽巡抚翁同书的奏折，据有的研究者考证，并无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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