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史学与跨学科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世纪以来，历史学的发展呈现一个显著的特征，即日益广泛地采用跨学科研究的方式。当代史学的发展之所以会呈现这一特征，有其深刻的原因。
一
所谓跨学科研究，就其根本而言，是指跨越学科之间传统界域的科学研究。由于跨学科研究必然要涉及两门以上的学科，而不同学科跨越学科之间的传统界域后，则不可避免要发生相互交叉，因此，有的学者又将其称为交叉学科研究。至于学科之间的相互交叉，其形式多种多样，异常复杂。尽管如此，任何领域跨学科研究的本质过程则均“离不开学科术语概念的跨越、学科理论板块的跨越、学科科学方法的跨越和学科结构功能的跨越这四种主要的形式”（注：陈燮君：《学科学导论》，第156页，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版。）。当然， 如果细加分析就不难看出，这种种的所谓“跨越”，不仅构成了不同学科之间相互交叉的关系，同时，实质上也是从一个研究领域向另一个研究领域的“移植”现象。
毫无疑问，发生于史学领域的跨学科研究，也不例外地是跨越历史学与其它学科之间的传统界域，使历史学与其它学科相互交叉。不过，大量相关的历史研究成果显示，史学领域的跨学科研究主要表现为其它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向史学领域的单向度跨越或移植，换言之，即是把其它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运用于历史研究。一言以蔽之，发生于史学领域的跨学科研究，指的是有意识地跨越历史学与其它学科之间的传统界域，以历史学的研究对象为特定领域，引进和借用其它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从一个新的角度对人类社会历史加以深入的探讨。
而把其它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引进和借用到史学领域，势必使历史研究发生深刻的变化。法国学者科林·卢卡斯曾概括地指出，“同社会科学挂钩引起了法国史学的两大变化”，“最明显的变化是研究课题的多样化”；“最重大的变化是……对历史编纂法所产生的影响”（注：《史学研究的新问题新方法新对象》“前言”，第41页，社科文献出版社1988年中译本。）。事实上，科林·卢卡斯所概括这两大变化，并不仅仅局限于法国史学，完全具有普遍性。至于所谓“研究课题的多样化”，是说相较于传统史学偏重研究政治史、军事史和外交史而言，历史研究的范围得以大大拓展；所谓“对历史编纂法所产生的影响”，并非单纯指历史表述的形式，更主要的是指对人类社会历史的把握方式，即不再局限于单纯叙述，而是代之以分析，通过分析去揭示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种种因果关系。不可否认，上述两方面的变化表明，在史学领域展开跨学科研究，极大地深化了对人类社会历史的理解和认识。
正因为如此，本世纪以来，被引进和借用到史学领域的学科，或者说与历史学“结盟”的学科越来越多，涉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两大部类，如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人口学、心理学、地理学、数学、生物学……，以及由这些学科所分化出来的不同层次的分支学科。而历史学与其中的某些学科相互交叉后，还相应形成一系列新的分支学科，如经济史、社会史、历史地理学、历史人口学、历史人类学、计量史学、心理史学……。更为重要的是，所形成的一系列分支学科，随着跨学科研究的深入和史学自身的发展，又进一步分化，从而出现大量三级以至四级的分支学科。仅以社会史为例，如有家族史、家庭史、妇女史、儿童史、老年史、青年史、种族史、婚姻史、劳动史、城市史、农村史、社区史、社会教育史、医学社会史、犯罪史、以及房屋史、厕所史、服饰史、时髦史、发式史、性史、生育史、疾病史、死亡史、饮食史、节日史、闲暇史、劳工史……。简言之，历史学内部不同层次分支学科的涌现，“并不单纯是学科越分越细的结果，更主要的是高度跨学科的产物”（注：刘仲林：《跨学科教育论》，第274 页，河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这与现代科学的发展是相同步的。
与此同时，跨学科研究作为一种重要的研究方式，受到各国史学研究者的高度重视，进而成为当代史学发展中的一股新潮流。这在西方各国史学界表现得尤为突出。如法国，“西方任何国家都不像在法国那样，新的跨学科历史拥有牢固的组织基础，在史学界有很大的影响”（注：伊格尔斯：《历史研究国际手册》，第6 页，华夏出版社1989年译本。）。法国年鉴学派第三代主要代表人物雅克·勒高夫就明确指出，高等研究实验学院第六部（1975年后改为“高等社会科学研究学院”）与《年鉴》杂志的宗旨之一，即是跨学科研究（注：雅克·勒高夫：《新史学》，第16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译本。）。在年鉴学派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下，史学领域的跨学科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再如美国，二战以后，史学领域的跨学科研究不断扩展，很快就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一种研究方式。与此相适应，美国史学界兴办了一批跨学科杂志，有的甚至直接冠以“跨学科”名称，如《跨学科历史杂志》。因此，“坚定不移地推动历史学与社会科学或行为科学的结合是美国的显著特征”（注：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45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译本。）。至于我国史学界，也于80年代初开始关注史学领域的跨学科研究，并于短时期内在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果（注：参见蒋大椿等：《史学中的跨学科方法研究概述》，载《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第1期。 ），从而为在研究实践中开展跨学科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概而言之，本世纪以来，史学领域的跨学科研究，在促进历史研究深刻变化的同时，自身也不断得以推展。这构成了当代史学发展的一个显著的特征。无论伊格尔斯的《历史研究国际手册》和《欧洲史学新方向》，还是巴勒克拉夫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都持类似的论断。他们分别用相当大的篇幅，对当代史学发展进程中的跨学科研究状况加以评述，即是明证。
二
勿庸讳言，关于当代史学领域的跨学科研究状况，相关的论文、著作，尤其译介当代西方史学的论著，多有述及。尽管如此，所见大都局限于基本状况的描述，鲜见系统而深入的分析。具体言之，就是对于当代史学在其发展进程中，为什么会日益广泛地采用跨学科研究的方式，至今未见有人作出详尽的分析解释。而恰恰只有分析解释，才能揭示当代史学发展的本质特征。因此，有必要对此加以探索。
众所周知，历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有其自身的特点和发展规律；而历史学作为科学大家族中的一员，又不是孤立存在的。如果从这几个角度出发对当代史学进行考察，就不难发现，其之发展之所以会呈现如上所述的显著特征，即日益广泛地采用跨学科研究的方式，显然具有必然性：
（一）历史学所蕴含的“具有更多跨学科性”的学科特性，推进了当代史学领域的跨学科研究。
美国学者巴姆曾指出：“最初观察揭示出，某些科学比其他一些科学具有更多跨学科性”（注：巴姆：《跨学科学：跨学科研究的科学》，载《天津师大学报》1994年第5期。）。 应该说历史学即属于此一类型的学科。
一方面，就如众述，历史学所研究的是人类社会的过去，而作为认识主体的史学研究者则生活在后代，历史认识主体和客体分属于不同的时代，两者在时间上是非同步的。历史学的这一认识特点决定了：首先，虽然史学研究者是对人类社会的过去进行研究，但是，他们自身则是在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特定环境中社会化的。这样，史学研究者认知结构的诸构成要素，必然带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充分吸纳了其它学科的既有成果。其次，史学研究者作为历史认识主体，总是力图站在所生活时代的高度，运用时代所提供的各种新理论和新方法，去把握和研究已经成为过去了的人类社会历史，通过向社会奉献与时代发展水平相谐调一致的历史研究成果，以此表现和确证自己历史认识主体的地位。简言之，由历史认识的特点所决定，史学研究者对人类社会历史的研究，不可避免渗透着其它学科的理论和方法。
另一方面，社会科学中的绝大部分学科是以现实社会的某一侧面为研究对象，而且是对相应侧面深入研究的结果。与这些学科不同的是，历史学不仅是研究人类社会的过去，同时，其所研究囊括人类社会历史的“全部”，就如从事社会科学学研究的学者所说：“历史学在各项社会科学中以至所有人类知识和经验中，占有一种很特殊的地位，它便是无所不包、无所不及”（注：魏镛：《社会科学的性质及发展趋势》，第51页，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因此，历史学被认为“是一门综合性的科学”。问题的关键在于，对于社会历史的研究如同对于现实社会的研究一样，也是遵循人类的认识图式，即将社会历史分解成一个个侧面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注：参见拙文：《关于历史整体性研究的认识论思考》，载《福建学刊》1994年第2期。）。这样， 史学研究者在研究社会历史的某一侧面时，不可避免会参照以现实社会相对应的侧面为研究对象的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前苏联学者科瓦尔金科即在《社会科学体系中的历史学》一文中说得很明确：“社会科学探讨不同的研究对象，因此具有独特的科学和理论——方法论的基础以及认知的方法。由于这些社会科学主要是研究当代，所以它们能为历史科学提供适当的认知方法和及时地对所选择的各个研究领域给予指导”（注：载《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0年第3期。）。当然，严格说来， 这也是由历史认识的特点所决定的。
以上分析表明，尽管历史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但史学研究者在对人类社会历史进行研究时，大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借用其它研究领域的理论知识和研究方法。换言之，由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历史学没有也不可能立起森严的学科壁垒。如果借用美国学者巴姆的话来表述，历史学即属于这样一门科学，那就是“在基本原理上依赖别的科学”，而“在这些科学中的科学家自然地对这些别的科学感兴趣，并从而受他们的影响”（注：巴姆：《跨学科学：跨学科研究的科学》，载《天津师大学报》1994年第5期。）。一句话， 历史学蕴含着“具有更多跨学科性”的学科特性。
历史研究的实践也充分证明了历史学的这一学科特性。巴勒克拉夫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中就对此有一段高度概括性的论述，他说：“历史学在马比荣时代和波琅德学派时代第一次取得重大进展时，曾经有意识地以《圣经》批判的新科学为榜样。后来，在尼布尔和兰克时代，历史学又曾经借鉴和利用过经典语言学的研究方法。”至于“今天的历史学转向社会科学去寻找新的认识能力和新的研究技术，只不过是继续了历史学研究过去在发展和提高的每一个转折时期一直遵循着的那种实际做法而已。”（注：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70～71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译本。）由此可见，借用其它研究领域的理论知识和研究方法，是史学发展过程中相沿不替的做法，不仅今天的史学研究者，即使那些强调史学必须与其它学科保持严格界限、一心固守史学阵地的传统史学家，实际上在研究实践中也不例外。显而易见，这是历史学的学科特性使然。
既然如此，为什么史学领域的跨学科研究至本世纪以后才蔚然成风，形成一股新潮流？这是因为，不同学科之间相互交叉、渗透，必须以学科的分化独立以及充分发展为前提条件，而20世纪以前由于缺乏这样的前提条件，因而，在历史研究中借用其它研究领域的理论知识和研究方法，尚不足以形成普遍的研究方式，无非是个别的偶发现象。而进入本世纪以后，科学突飞猛进，尤其与历史学同属一个科学部类的社会科学诸学科，迅猛发展。这就为历史学的“具有更多跨学科性”这一学科特性的张扬，提供了前提条件。于是，越来越多的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被引进和借用到史学领域，跨学科研究日益推展，进而构成为当代史学发展的一个显著的特征。
（二）当代史学在其发展进程中日益广泛地采用跨学科研究的方式，是科学整体化的产物。
科学史研究的成果告诉我们，人类科学在不同发展阶段呈现不同的结构特点。古代，科学未经分化，一切科学知识均蕴含在哲学之中。从15世纪起，科学进入分化发展阶段，不同领域的科学知识相继从哲学中分化出来，成为一门门独立的学科。经过几个世纪的分化、独立发展，及至19世纪末，科学转入另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整体化占据了科学发展的主导地位。
与科学分化截然相反的是，科学整体化表现为各门学科不断整合成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而19世纪末以来，科学呈现整体化的发展趋势，有其深刻的原因：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事务日趋复杂，许多现象不是一个学科所能独立解答的，需要多门学科进行综合研究。另一方面，各独立学科经过几个世纪相对充分的发展之后，在学科之间边缘地带留下一系列的空白区，这些空白区亟需各相关学科携手进行研究。再者，进入本世纪以后，科学发生了伟大的革命，而这一革命至本世纪中期却出现明显的“饱和”现象，前锋受阻，于是老学科必然要“回采”新领域，导致智力横向转移。这样，不同学科之间日益整合的趋势，反映在研究实践中，必然是各学科一改昔日老死不相往来的封闭状况，打破学科之间的森严壁垒，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科学活动由此进入以跨学科为主要特征的研究阶段。
尽管如前所述，历史学蕴含着“具有更多跨学科性”这一学科特性，也就是说，由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历史学没有也不可能立起森严的学科壁垒，但是，伴随着有关人类社会历史的的知识从哲学以至神学中分化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不可避免会相应形成以历史学自我为中心的学科观念。而在分化占据主导地位的科学发展阶段，这种学科观念是那样的深入人心，以致于演化为阻隔历史学与其它学科往来交融的学科壁垒。然而到了科学进入整体化的发展阶段，由于科学环境的变化，再也无法固守传统的学科壁垒，迫使史学研究者摒弃以历史学自我为中心的陈旧的学科观念，其佼佼者敏锐地认识到，“假使把历史学的新同盟军好好加以利用，那么，不仅历史研究的范围可以大大加强和深化，而且在史学园地里将会取得比自古以来更有价值的成果”（注：鲁滨逊：《新史学》，第69～70页，商务印书馆1989年译本。）。于是，受科学整体化趋势裹挟，一部分史学研究者刻意推翻传统的学科壁垒，广泛吸纳其它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从不同角度和不同层次对人类社会历史加以深入的研究，逐步把当代史学推上跨学科发展的道路。
与此同时，科学整体化趋势也促使当代许多社会科学家改变了原有的观念，他们不再满足于对所研究的对象作共时态的探索，转而注重进行历时态的溯源性研究。于是，就有部分学者涉足历史研究领域，运用其自身专业的理论和方法，去探明本学科研究对象的历史演化过程。这些学者不仅因此被谑称为“两栖”学者，而且其所取得的研究成果，既是当代史学领域跨学科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也极大地推动了当代史学领域跨学科研究的进程。
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那么，也不难发现，当代史学领域跨学科研究的进程，与科学整体化趋势下的跨学科运动发展，几乎是平行的。据国外有关学者的研究，现代跨学科运动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期：第一时期是从一战到二战，以一些初级讨论为主要特征；第二时期是从二战到60年代末期，出现了一些涉及面比较广，影响较大的跨学科运动；第三时期是从60年代末至今，一些专门性跨学科活动脱颖而出，形成“跨学科学”的新的研究领域（注：转引刘仲林：《交叉科学时代的交叉研究》，载《科学学研究》1993年第2期。）。与此相对应， 当代史学领域跨学科研究的潮流，兴起于1930年前后，至60年代末形成高潮（注：参见L·斯通：《 20 世纪的历史学与社会科学》， 载《国外社会科学》1983年第9期。），之后进入理论上概括、总结的阶段， 这同现代跨学科运动的发展基本同步。由此可见，当代史学领域的跨学科研究及其步步推展，并不是一种孤立的科学现象，它是在科学整体化趋势下，随着现代跨学科运动的发展而逐步推进，进而形成为当代史学发展的显著特征。
（三）当代史学在其发展进程中日益广泛地采用跨学科研究的方式，也是历史学自身发展的结果。
如所周知，传统史学不仅研究领域狭窄，而且对于历史的研究局限于单纯叙述。进入20世纪后，传统史学日渐显出与现代科学的不相适应性，其一系列弊端日益引起史学研究者的不满，于是，如何拓展研究领域、以及改变单纯叙述所给历史研究造成的肤浅性，也就相应成为历史学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关键的学科改造问题。
与传统历史学家不同的是，进入20世纪以后，一些历史学家受现代科学发展的影响，认识到人类社会历史就其本来状态而言，是一个由各种要素组成的有机整体。如法国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马克·布洛克就明确指出：“无论什么性质的社会，一切事物都是互相制约、互相联系的，政治、经济的结构与信仰及思想最基本、最微妙的反映都概莫能外。”（注：马克·布洛克：《历史学家的技艺》，第137页， 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92年译本。）这一史学观念的形成对于历史学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具有根本性的影响，而反映在研究实践中则具体体现在下述两个方面：
首先，既然人类社会历史是一个由各种要素组成的有机整体，那么，对人类社会历史进行研究，必须尽可能全面地把握构成人类社会历史的诸组成要素。美国著名的史学史专家伊格尔斯所概括指出的“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值得历史的理性研究”（注：伊格尔斯：《历史研究国际手册》，第17页，华夏出版社1989年译本。），以及法国年鉴学派创始人的所谓“全体部分构成的历史”和其第三代传人的所谓“无所不包的历史”，显然均是对此观念的具体阐发。质言之，就是必须大大拓展历史研究的领域。
而要做到这一点，毫无疑问要采用跨学科研究的方式。因为，其它学科的一系列概念被引进史学领域，并为史学研究者所掌握后，就转化成为他们概括同质成分，从而对客观历史进行分类的思维工具，由此开掘出一个个新的研究领域。以政治经济学为例，它被认为是“对于选择和解释历史事实起过巨大影响的第一个社会科学”（注：鲁滨逊：《新史学》，第37页，商务印书馆1989年译本。），其一系列概念，如商品经济、生产力、生产关系等等，被史学研究者借用后，就相应形成一个个特定的历史研究领域。正因为如此，法国年鉴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之一弗朗索瓦·菲雷才如是说：“概念化历史在创建历史学领域的专门统一体的同时，也极大地拓宽了历史学的领域。……人们可以根据一个概念性发现所开拓出的研究领域以及它留下的足迹来评价它的功绩。”（注：弗朗索瓦·菲雷：《从叙述史学到面向问题的史学》，见《八十年代的西方史学》，第234页，中国社科出版社1990年版。） 而前引法国学者科林·卢卡斯所言，历史学同社会科学挂钩引起的“最明显的变化是研究课题的多样化”，则更明确地指明了采用跨学科研究方式所给历史研究带来的显著变化，那就是大大拓展了历史研究的领域。
其次，既然人类社会历史是一个由各种要素组成的有机整体，那么，对人类社会历史进行研究，就不能仅仅局限于就事论事，相反，需要“显示事实之间的联系和内在的变化”，“揭示由自然亲和力与内在联系构成的真正的历史脉络”（注：马克·布洛克：《历史学家的技艺》，第114页，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92年译本。）， 进而对历史的发展演变作出解释。也就是说，研究历史，“纯叙述是不够的，必须用分析加以补充”（注：伊格尔斯：《历史研究国际手册》，第6 页，华夏出版社1989年译本。），应当摒弃传统史学单纯叙述的方式，代之以分析和解释。
而与拓展历史研究的领域一样，若要揭示历史事物和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分析和解释取代单纯叙述，就“不容划地为牢，若囿于一隅之见，即使在你的研究领域内，也只能得出片面的结论”（注：马克·布洛克：《历史学家的技艺》，第106 页，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92年译本。），亦即必须采用跨学科研究的方式。因为，借用一个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去解决另一个学科的问题，往往导致科学研究的创新，“新概念常常促进人们对因果关系的认识的发展”（注：[法]M ·多冈等：《社会科学中的杂交领域》，载《国外社会科学》1990年第2期。）。 史学研究者可以借助于其它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纷繁杂陈的客观历史进行分类、概括，加以排列组合，由表及里，揭示出客观历史的内在联系。美国史学家鲁滨逊说得好：“历史学家之能够慢慢地摆脱古代谬误的见解，大部分不是取决于他们自己的力量，而是取决于自然科学的影响，取决于不断出现各种社会科学的特殊影响。”（注：鲁滨逊：《新史学》，第37页，商务印书馆1989年译本。）至于前引法国学者科林·卢卡斯所言，历史学同社会科学挂钩引起的“最重大的变化是……对历史编纂法所产生的影响”，则是高度概括了跨学科研究所给历史研究带来的另一个显著变化，那就是充分改变了史学研究者对人类社会历史的把握方式。
很显然，当代史学在批判传统史学、以及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不可避免要走上跨学科发展的道路。以法国年鉴学派为例，早在本世纪30年代初，其另一个创始人吕西安·费弗尔就号召要“消除陈旧过时的学科壁垒及由偏见、陈规及概念和理解的错误所造成的巴比伦式的混乱”。于是，“要使史学摆脱陈规旧套，特别要使其突破本学科的严格界限”（注：雅克·勒高夫：《新史学》，第8 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译本。），在史学领域开展跨学科研究，不仅是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克所创办的《年鉴》杂志的首要宗旨，而且成为年鉴学派成员一以贯之的研究原则，并付诸于研究实践，“广泛吸收其它学科——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的发现和方法”（注：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55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译本。），从而使跨学科研究方式逐渐取代了传统的历史研究方式，占据法国历史研究的主导地位，年鉴学派也由此成为当代世界最主要的史学流派。
必须着重指出的是，在史学领域开展跨学科研究，不仅是当代史学发展的必由之路，同时，更为重要的这又是当代史学为适应现代科学的内在要求。正因为如此，西方部分史学研究者往往把是否在史学领域开展跨学科研究，与历史学的科学化相提并论。如弗朗索瓦·菲雷就曾这样设问道：“人们要问的是，历史学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已通过借鉴这些进展中的某一些并把它们纳入自己的实践，而确立了有资格被称为科学的对过去的认识呢？”（注：弗朗索瓦·菲雷：《从叙述史学到面向问题的史学》，见《八十年代的西方史学》，第228页， 中国社科出版社1990年版。）更有学者作了更为尖刻的表述：不借鉴其它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回避现代科学的挑战，历史学“便要冒一场失去自己地位的危险，既不成为一门科学，也不成为一门艺术，只能成为一门‘业余爱好’而苟延残喘下去。”（注：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69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译本。）毫无疑问，部分史学研究者正是为使历史学在现代科学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而采用现代科学的研究方式，引进和借鉴其它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进而把历史学推上跨学科发展的道路，使当代史学沿着“由艺术的追忆转变为科学的分析和解释的道路前进”（注：安德烈·布吉耶尔：《年鉴派史学的演变和现状》，见《八十年代的西方史学》，第126页，中国社科出版社1990年版。）。
总而言之，从根本上说，当代史学在其发展进程中，日益广泛地采用跨学科研究的方式，是历史学所蕴含的“具有更多跨学科性”这一学科特性的张扬、以及科学整体化和历史学自身发展的逻辑结果。在未来的发展进程中，历史学还将沿着跨学科发展的道路，迈步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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