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社会主义认识”四人谈——东方社会研究和现实社会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实论文,四人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正在不断地深入。关于它的历史定位，有论者提出了中国式的资本主义、资本社会主义、封建社会主义等等看法。笔者认为，这是对马克思的历史观作了教条式的理解，把马克思关于世界社会形态划分的论述当作现成套语，硬贴到中国社会发展之上的一种误读，而不是依据对中国的、东方的社会发展的历史特点和特殊规律的科学认识，得出的合乎历史发展实际进程的正确判断。因此，我们必须加强对东方社会历史理论的研究，为正确认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奠定可靠的基石。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社会历史理论，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社会思想发展史的伟大变革和科学结晶，为工人阶级解放斗争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但是，这个理论形成于19世纪欧洲的社会历史环境，继承了当时欧洲哲学、历史科学、经济科学和政治科学的最高成果，是欧洲历史文明发展的产物。因此，1877年马克思在写给俄国《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明确指出，不赞成把他的历史哲学理论说成是“超历史的”。他说，不能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路。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只有对不同历史环境中的历史现象分别进行研究比较，才能找到理解这种历史现象的钥匙，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来解释各种不同的历史现象，是永远达不到目的的[1](P342)。恩格斯晚年又进一步阐述说，“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诀窍。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2](P692)。“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2](P742,P688)实践表明，以马克思的历史观为指南，详细研究自己的全部历史和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从中形成自己的社会历史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正确制定理论、纲领和政策的必备理论前提。因此，关于东方社会的、亚细亚社会形态的理论研究，同样是马克思主义的。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泛滥的年代，人们曾经把东方社会研究，亚细亚形态研究，当作反马克思主义观点加以批判，是不正确的，这种观点至今还在影响我们的研究，应当予以改变。
马克思曾经把世界社会经济形态划分为五种：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以及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随着对历史事实分析研究的深化，马克思认识到，他对世界社会形态的划分没有把亚细亚形态包括进去。在1859年写成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在系统阐述自己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时，明确提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3](P33)这里，马克思没有再重复社会发展五阶段论的观点，并且把亚细亚社会作为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一个独立的时代。可是，那时，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还在形成之中。在欧洲，还没有东方研究的系统资料和研究成果。限于当时的条件，马克思没有可能对此作必需的阐述。他和恩格斯关于东方问题的文论，主要是一些支持那里人民正义斗争的国际评论。晚年开始研究半东方的俄国社会发展问题，留下了《人类学笔记》，提出了一些重要见解，但也是有限的。有人做过统计，它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整个著述中不到4%。说马克思恩格斯已经提出了一个东方社会理论和东方社会主义理论的“完整体系”，不符合实际，更放低了我们理论研究的任务。近年来这个重大理论课题受到重视，但是至今并没有真正解决，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需要解决的一个理论难点。
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曾否定“地域性的共产主义”[4](P86)。世界历史发展趋势表明，共产主义大同是人类未来的最终结局。但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高度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历史和实践都表明，在世界的范围实现它，不能不经历一个非常漫长的曲折发展的历史过程。而马克思恩格斯在预见这个历史进程上，至少是早了好几百年。特别是进入20世纪，世界历史的发展，呈现出马克思恩格斯没有预料到的复杂局面。在资本主义垄断阶段，由于各种矛盾的激化和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一些东方不发达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本国人民，抓住历史机遇，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薄弱环节，首先发动革命取得胜利，走上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这些东方国家和欧洲工业化国家不同，是一些经济文化落后、人口众多的农业国家，并具有自己的历史文明和民族传统。它们被资本主义的世界进程卷入了工业化、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历史潮流和现代世界体系，但只是这个世界体系里的被掠夺、被压迫的外围和附庸，其生产方式总体说来还是小农的和手工业的。世界历史的这种情势决定，它们既要赶上时代，走工业化、市场化、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历史必由之路，又不能重蹈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老路；既要充分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又必须继承和创新自己的历史文明；既要学习西方先进的社会主义，又面临着不同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发展课题；既要融入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又要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显然，它们不能套用传统的历史理论和经典理论，只能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从本国的具体实际出发，去开辟符合自己情况的新道路，即把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社会主义本土化。于是，20世纪，在世界的东方，就历史地产生了俄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南斯拉夫的共产主义等等这些马克思主义的新形式，社会主义的新形态。这是现代世界历史发展的客观产物，是错综复杂的当代世界历史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是这些国家走向更高社会形态的必经阶段。因此，在这些新的历史实践中，必然会形成关于东方社会的历史理论。
在20世纪，列宁首开了探讨东方社会历史理论的先河。他一向认为，俄国社会党人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十月革命胜利后，他之所以能够突破经典理论，开拓俄国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新道路，从理论上说，就在于深刻而准确地把握了俄国和欧洲各国不同的社会历史特殊性。他在《论我国革命》一文中，批评那些反对俄国进行社会主义变革的观点时指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上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俄国是一个介于文明国家和欧洲以外各国之间的国家，它表现出的某些特殊性，使俄国革命有别于以前西欧各国的革命。在东方那些人口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带有更多的特殊性。现在，必须丢掉那种认为按考茨基思想编写的教科书规定了今后世界历史发展的一切形式的想法。这里，列宁已经明确提出，探索东方国家的社会发展道路，不能套用传统的历史理论，而必须提出反映东方国家社会发展规律的社会历史理论。这也证明科学地研究东方社会发展对开拓社会主义发展新道路的基础性作用。
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人民奋斗的伟大实践中，提出并不断发展着关于中国社会历史的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我们党的科学理论指南，但是对于中国历史和社会的科学认识，对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发展道路，它们不可能提供任何的具体答案。我们必须科学把握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和特点，为独立探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道路提供理论基石。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和认识成果的基础上，毛泽东首先提出，必须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继承中国珍贵的历史文明，阐明中国社会发展和革命运动的特殊规律，形成有中国特点、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它的第一个伟大成果就是毛泽东思想。它阐明中国是一个有悠久历史文明的、人口众多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农业国，是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正确地分析了中国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状况、社会阶级关系和时代条件，形成了系统的新民主主义的崭新理论。正如刘少奇所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到中国形式的飞跃”[5](P333)。在新时期，邓小平在毛泽东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阐明，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即社会历史理论，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这三个基本点。脱离本国实际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必须继续探讨和发展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生产力是历史发展中的最根本的革命，必须把“三个有利于”作为判断社会发展进步的根本标准，坚定地走改革开放、建设现代化的历史必由之路，赶上飞速前进的时代。我们把它叫邓小平理论。之后，我们党又进一步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个面向21世纪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深化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这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也是需要学界认真加以系统总结和阐明的理论成果，把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引向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