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大学中国化的早期尝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督教论文,大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基督教大学的“中国化”是基督教实现在中国的“本土化”目标的手段之一，“本土化”从根本上说是要满足当地社会的某种需求，而不是要绝对还原当地文化。因此，所谓的“中国化”是要顺应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潮流。关于基督教大学的“中国化”问题，前人论述较少，仅有的几篇文章也均是关注非基督教运动对基督教大学“中国化”的催生和推动，将之视为基督教会迫于当时中国民族主义高涨的压力而进行的被动调适。然而，笔者通过翻阅相关资料发现，基督教大学的“中国化”进程却并非发轫于此，而是自基督教大学诞生之日起即已萌生，且与其整个发展过程相始终。所不同的是，20世纪20年代以前的基督教大学因迎合了当时中国“兴西学”的社会需求，浓郁的西方氛围掩盖了其“中西并重”的设学初衷，其实这恰恰是其“中国化”的真实反映。
一、“化中国”与“中国化”——办学宗旨与实现途径之间的悖论
毋庸讳言，教会设学之初衷即为“借学布道”，视学校为福音布道的一种工具。即使如此，教会内部对于办学仍有较大分歧，尤其是对办高等教育则更是各执一辞。一部分传教士反对办高等教育，认为办学就是为了向儿童或会众传授基督教教义，只需三、四年时间即可，何必办大学呢？而狄考文、谢卫楼、福勒、施约瑟等人则认为，宗教与文化各方面有密切联系，西方文明就是基督教，向中国传播福音就是输入西方文明。同时，他们还指出，中国拥有历史悠久的文化遗产，在这样的国家里，教徒的信仰很容易为异教徒的影响所冲淡乃至动摇，因此，提高教徒的科学文化水平，有利于巩固信仰，提高基督教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因此，他们力言提高教会学校的学术水平，主张办大学。二者相较，高下之分已十分明显，前者只是从传播福音的眼前利益来考虑教育问题，而后者则把目光着眼于使中国基督教化的长远目标，把教育“当作输入西方文明，使中国基督教化的手段”。
不难看出，教会办高等教育是为使中国基督教化的长远利益计，是为“化中国”而设。然而，任何一种文化要想落户他乡并欲取代当地的土著文化，“本土化”是其不可回避的问题。如同任何其他历史悠久的大宗教一样，基督教本来就不专属于某一国家或某一民族，它向全球传布的过程，也就是不断移植于一个新的文化环境的过程，而教会人士梦寐以求的非基督教国家或地区的“基督化”，实际上也包含着基督教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本土化。而基督教大学作为“化中国”的一种工具、手段，不管它是否愿意，它都要自觉或不自觉地、或快或慢地踏上“中国化”的进程，这是由其所肩负的历史使命所决定的。另一方面，基督教大学从本质上讲是一种西式教育，其社会土壤在于近代工商业文明社会，而传统中国社会的内质为一种典型的东方农业文明，因此，基督教大学只有采取“中国化”的现实途径，才能使自己被中国社会所容纳，否则，即使强行楔入也不会形成一种“气候”。
二、教育传教士的“中国情结”——基督教大学的校名与建筑式样
诚如前文所言，基督教大学是为“化中国”而设，而“中国化”却是其不可回避的问题。长期的传教实践使一些传教士对此深有感悟，他们在校名的选择和校园建筑式样的设计上煞费苦心，力图使基督教大学融合中国文化，见容于中国社会。
(一)曲径通幽——基督教大学校名的沿革
最初的基督教大学或基督教大学的前身，其名字多沿袭中国旧俗以书院相称，如圣约翰学院(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前身)由培雅书院和度恩书院合并而成，金陵大学的前身则为南京的汇文书院和宏育书院，之江大学的前身是育英书院，岭南大学的前身为广州的格致书院，福州协和大学则由英华书院、福州的格致书院、三一书院合并而成，燕京大学的前身则是北京的汇文书院。这些名字使人对其所肩负的文化教育功能一目了然，如“格致书院”就取之于“格物致知”的古训，“广文”、“汇文”、“育英”等皆与此相类。应该说，以旧俗书院命名基督教大学清晰地表达了教育传教士当时的办学理念，即以培养中国式的知识分子为己任，以便获得中国主流社会和民众的认同。
20世纪初，在“欧风美雨”的不断浸润下，晚清社会风气渐开，中西接触日广，尤其是清政府的教育改革又使传统的学校失去竞争力与吸引力，而基督教大学则因设有西学而颇受中国学子的青睐。受当时这种外在环境的鼓舞，此时创建的基督教大学似乎都对自己在中国社会所扮演的角色抱有很高的期望，这从校名的选择上可见一斑：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南京)，岭南大学(广州)，华西协合大学(成都)，齐鲁大学(济南)，燕京大学(北京)，之江大学(杭州)，东吴大学(苏州)，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上海)，福建协和大学(福州)。这时期基督教大学对校名的选择反映出两种倾向。首先，偏重地域概念，如“华西”、“齐鲁”等，其眼光已不再局限于校址所在地市，而是期望日后能在更为广泛的区域内发挥作用。其次，注重校名的文化底蕴，多采用久已废弃、但又为社会民众所熟知的古代地名，期望产生与中国传统文化相沟通的某种联想效果。譬如东吴大学便是取之于“他日必将桃李满东吴”，以苏州的古名“东吴”命名。1915年，山东基督教共和大学的校务委员会批准以“齐鲁大学”作为在非正式用法中的校名，意思是齐鲁地区的大学，“因为齐鲁是孔子时代占据了大部分山东地盘的两个公国，在中国文献中的齐鲁就象基督教文献中的加利利一样赫赫有名”。①教会的北京大学当年更是因改名而颇费周折，几乎导致了学校的分裂，并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校名委员会”来讨论这一问题，后来全国基督教会议提出的“燕京大学”最终为各方人士所接受，因为“燕京是北京的旧名称，提起来有无限历史上光荣的回忆”。②而同时期国内大学(北洋大学、山西大学等)的命名则非常直率，仅以学校所在地的当时名称来命名，并未尽力挖掘校名与传统文化或历史地域间的联系。相形之下，传教士为择校名而煞费苦心，岂不正反映出他们那种对融入中国文化，力求为中国社会所承认的渴望吗！
(二)中西合璧——基督教大学的建筑式样
鉴于在购买建校土地的过程中所经历的艰难曲折，传教士们愈加感到“中国化”以争取社会容忍的重要性，因此对于基督教大学的建筑式样，传教士们的心中大都有一种朦朦胧胧的“中国梦”。但由于政治、经济、技术等客观因素的制约，创造新的建筑式样的早期尝试是由传教士零散地进行的，多是将中国古典建筑的某些局部加在西式建筑体量上作为装饰构件，模仿的部位和手法亦无定势，反映出西方建筑形态对中国传统古典建筑文化的一种妥协，而极端的案例还有照搬中国古典建筑式样的做法。不过，这些早期的尝试尚未形成一种成熟的建筑风格，缺乏相应的一贯性、独特性和稳定性，因此影响也较小。③
庚子事件后，基督教大学的建筑式样渐趋成熟、稳定，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总体说来，这一时期基督教大学的建筑式样在对中西文化的取舍方面多采取折衷主义态度，选用中西合璧式样，即在拥有外廊柱的西式墙体上覆以翘檐飞角的中式屋顶，如燕京大学、圣约翰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华西协合大学、岭南大学、福州协和大学、齐鲁大学皆属此类。当然，同样是中西合璧，同样是对中西文化的折衷，但其程度、趋向却不尽相同。以地域来区分，地处华北、华西的基督教大学，其建筑式样多趋向于中国的传统建筑式样，而华东、华南的基督教大学，则更多取道于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在其中只是点缀与陪衬，甚至在东吴大学、之江大学则尽是一派欧美风情。同为基督教大学，同为基督教借以“化中国”的一种工具和手段，为何在建筑式样上还有如此多的差异呢？这与传统历史的地域差异是密切相关的。燕京大学所处的北京，明清以来一直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齐鲁大学所在的山东更是中国传统儒学的发祥地，华西协合大学所在的成都则是蜀文化的中心，这些区域传统文化的根基颇为深厚，对外来文化的反应向来十分敏感，庚子事件中，该区域内的教会学校大多被毁即是明证。而华东、华南则不然，那里是中国主动或被迫对外开放最早的区域，西方文化介入的广度、深度非华北及华西可比；且比之于北方，该区域的历史文化积淀不算深厚，他们对西方文化的容忍、接受程度要远远高于内地和华北。因此，基督教大学在建筑式样上表现出这种差异也就不足为奇。
值得注意的是，当基督教大学为融于中国社会而采用以中国传统古典建筑为主要构图的中西合璧式样时，同时期的中国国立大学却普遍采用仿西方古典主义的建筑式样。如京师大学堂是由日本建筑师真水英夫设计的，其建筑式样为“仿欧洲古典式，砖木结构，清水砖墙外拱廊，墙面有砖雕花饰，比例与装饰手法成熟。”北京大学的“红楼”，H形平面，是“模仿西方古典的办公楼”立面有挑砖线条划分，入口设有双列柱式的简化柱廊。④如此强烈的反差，根源当然不会局限于建筑师设计风格的差别，它表现出二者对待西方新式教育根本目标的不同认识，这与当时的社会需求和文化认同密切相关。中国人将西式教育视为外来之物，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格格不入，认为西式教育只不过是一种技巧的传授，本身不具有任何文化价值。而传教士办教育，其主要目的是要“化中国”，是要改造中国的传统文化，借此掌握中国未来的发展进程，因此，基督教大学从创建之日起，就以文化概念作为办学的终极目标，期望在影响中国人的精神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与此相对应，基督教大学的建筑式样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实际介入方式，是一种偏重于文化意义并急于得到社会认同的建筑形式，因为某种特指的建筑形式只有在得到社会认同的条件下才能表达出其内涵的社会意义。⑤的确如此，在当时的环境中，基督教大学的这种中西合璧的建筑式样，既可缓解中国人对外来文化的抵触，又显示出其以高等教育为手段介入中国文化的心理诉求。
三、争取融入国家教育体系——基督教大学的经营管理
传教士在华设学之初，因与中国教育系统完全不合，亦不符合科举考试之要求，故未得中国教育系统之承认。但基督教大学毕竟托身于中国这块土地，其毕业生终究要为中国社会所用，为中国社会所承认，因此，传教士一直在尝试寻求中国政府的承认。“关于寻求政府承认的问题，在世纪之初就由(基督教)大学自身提出，但政府总是缺少回应⑥。在1902年的基督教教育协会第四次三周年会议期间，协会指派一个八人委员会通过外交使团团长向中国政府提出申请，要求教徒学生不能被排除参加政府机构或被要求遵守与他们的宗教原则相反的仪式。对此政府未予答复。在1905年的第五次三周年会议上，加强与政府联系、寻求政府承认的话题再次被提出。此次会议的召开正好是在清政府教育改革前的几个月，提议也未有任何结果。改革后的教育部通过外交途径告知教会学校“他们必须服从检查，采用政府的教育计划(他们可能与其他学校有所不同，但不会有很大差别)，之后他们的学校将不受敌视。”同时，政府还对中国教徒与外国学校作出区分，“由外国人控制或建立的教会及其学校将不得在委员会立案”，以“毋庸立案”之辞将基督教大学排斥于国家教育体系之外。
在传教士寻求政府承认的同时，中国人也提出了分享教育权的要求。1909年5月，基督教教育协会第六次三周年会议在上海召开，中国牧师提出分享教育政策指导权的要求。这一呼吁得到了与会传教士的同情和支持，表示要为促进这一目的作一些变更，金陵大学的校长包文博士也指出，“取得政府承认和拯救教会学校的毕业生于夺权运动的最好方法是把中国人推上统治地位”。⑦辛亥革命后，要求分享基督教学校管理权的呼声日益高涨，当时的《教务杂志》有如下评论：“母国董事会、教会差会、中国基督教徒、中国人民以及各种派别，所有这些组织都希望能掌握中国学校的一些控制权。一方面，外国的组织，由于提供援助而觉得他们有权控制这些机构；另一方面，中国人认为既然这些学校为他们自己的人民的利益而设，他们应成为管理的主导者”。⑧鉴于这种形势的压力，基督教大学的管理也确有些变动，如1916年秋，之江大学的董事会成员由6人扩大到9人，“允许有3名中国人参加”；1918年10月25日，马应彪被选为岭南大学董事会的第一位中国董事。
基督教大学既然未为中国政府所承认与监督，则学校之管理自然也不会受制于中国的教育体系，其经营管理之权皆操之于传教士与差会之手。此一方面是彼等创校后果之延续，另一方面也是便于他们向美国筹款之故，当然，也正是由此而使基督教大学在中国民族主义的大潮中容易招致中国人士的侧目与反感。不过我们还应看到，基督教大学在20世纪初就曾积极寻求与政府的合作，力求被纳入中国的教育体系之中，但当时的中国政治动荡，战事频仍，政府无力也无暇顾及教育，遂放弃了对基督教大学的管理指导权。而政府的这种放任，使基督教大学游离于国家教育体系之外，不受其约束，使其可以任意选择任何一种办学方针与模式，而不受中国法律的制约，为其在后来发展中的“重西轻中”大开方便之门。
四、“中西并重”的尴尬——基督教大学的课程设置
如前所述，基督教教会在华设学之初衷即为“借学布道”，宗教教育无疑是基督教大学课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却并不意味着它对中国文化及自然科学的漠视。基督教大学建立伊始，如何对待中国文化就成为传教士们关注的焦点。时任南京汇文书院院长的福开森在1893年呼吁：“我们必须向学生传授最适合他们宗族生存、能让他们尽最大努力建设和发展自己祖国的课程。”⑨持此论者不乏其人，美国传教士教育家潘慎文就曾明确指出，经书是中国语言和精神的源泉，经书是学生在国内取得地位和影响的敲门砖。鉴于以上认识，很多大学一开始就将自己定位于“中西并重”，对国学尤为重视。
基督教大学的草创时期，正值晚清的社会大变革之际，中国的教育也随之俱变，相应地基督教大学的教学计划也不稳定，但一般说来，基督教大学的课程依然是神学、中学和科学三大块，无论南北各地，中国经书课程是必不可少的。登州文会馆1891年出版的本学校便览中说：“目前教授的课程是中国经典、西方科学和宗教教育的结合，这最符合创建这所学校的目的”。⑩以英语教学著称的圣约翰，在其初期也是未开西学，而“专授中学”，即使在卜舫济执校时期，其中学斋课程中中学内容丝毫也不比文会馆逊色。(11)且按照圣约翰大学的规定，如果学生“西优中劣，则中学入备馆，西学入正馆，中优西劣，则中学入正馆，西学入备馆。”所以，学生即使选择以西学为业，中学课程也是必不可少的。即使是在1910年的华西协合大学，中学仍占相当比重：汉语每周3学时，中国历史每周3学时，中国文学每周3学时。(12)
另外，值得特别一提的是基督教大学的英语教学问题，差不多在19世纪下半叶的基督教会历次会议上有关于此的争论一直未能平息。以山东文会馆的狄考文、通州潞河书院的谢卫楼为代表的一些传教士反对在教会学校开设英语课，他们认为，一个中国人应该熟悉中文，如果中文不行，在社会上就没有地位，就会失去影响。(13)因此，在狄考文主持的山东文会馆及以后的广文大学和谢卫楼主持的潞河书院(华北协和大学的前身)，都没有开设英语课，就连后来以英语教学著称的圣约翰在其建立之初，也是“各科均用中国语言教授”。而福勒、施约瑟、李承恩、卜舫济等人则主张开设英语课，并主张用英语教学，其理由是，“懂英语可以扩大学生知识范围，学生可以从中吸取任何学科的丰富信息，随心所欲地搞科研”。(14)因此，福勒创建的汇文大学从19世纪80年代开办时起就开设英语课，施约瑟创办的圣约翰大学从1881年起开设英语课，到1894年又开始用英语教授自然科学课程。
有关“英语教学”问题的争论，其分歧的根源在于办学目标的差异，尽管二者都是从培养领袖以“化中国”的大计出发，但这里也有高下之分，显然，施约瑟、福勒等人的眼光更具前瞻性。19世纪末，随着条约口岸的不断扩展，西方殖民势力不断扩张，涉外事务也相应增多，英语人才供不应求，而英语教学则正是满足了这一社会需求。社会发展的潮流是无法阻挡的，进入20世纪后，几乎所有基督教大学都开设了英语课，并有许多大学除中文外的其余科目皆用英语教授。就连一向用中文授课的广文大学(齐鲁大学的前身)，迫于学生的压力，也不得不于1907年批准教授英语。其实，对英语的高度重视并非基督教大学的特例，同时期的国立大学也不例外，如北洋大学就要求本科学生掌握英语及第二外语，且教科书除国语外皆采用美国大学原文本，中外教师均用英语讲课，用英语考试和答题。
如果仅从上述各校的章程和课程设置以及关于英语教学的纷争来看，中学在各基督教大学中至少在形式上确实受到了相当重视，这说明传教士也希望自己的学生能为中国社会所承认，希望他们能取得一定的社会地位，进而影响一代人的思想。显然，这是基督教大学为融于中国社会而作出的一种自我定位，是其谋求“中国化”的一种尝试。但实际效果如何呢？程湘帆对金陵大学的情况作了如下描述：“学校没有给毕业生提供一个中国士绅所必要的文化修养，一种作为中国领导人物的必要工具”。(15)圣约翰大学的情况则更为糟糕，据曾就学于圣约翰的陈鹤琴先生回忆，“那时，一般学生总不注意中文，学校更对不起中文先生。……上国文课的时候，大部分学生不是预备西文功课，就是看小说。国文教员靠着桌，低着头，看着书，独自摇头摆尾地讲解而不敢抬起头来，看一看教室内的情景地”。(16)这些情况真实反映了当时的国学教育在基督教大学中的尴尬处境。
结 语
基督教大学作为传教士“借学布道”的一种手段、工具，肩负着使中国基督教化的重任，而由此也注定了它必然要经历一个“本土化”即“中国化”的过程。当时的一些传教士教育家对此亦有或深或浅的认识，并进行了种种尝试，很多学校在建校之初就将自己定位于“中西并重”——校名选择中对中国传统文化底蕴的极力钩沉，明确地表达了他们融入中国文化的强烈渴望；建筑式样上的中西合璧，深刻反映出他们那种融于中国文化乃至中国社会的殷切期盼；“中西并重”的课程设置，更是深刻体现出其“中国化”的良苦用心。然而，在“西学东渐”汹汹大潮的裹挟之下，基督教大学的发展却未能沿着他们预先设计的轨道行进，浓郁的西学和西化氛围完全背离了“中西并重”的设学初衷。
基督教大学虽是外来势力对中国社会的强行“楔入”，但其能为中国社会所容纳并有长足发展，这足以说明它满足了当时中国的某种需求。与此相应，为了能在中国社会立足与发展，基督教大学也必须依据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不断进行自身的变革和调整。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时的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对新式人才的需求远远超过对旧学或中学人才的需求，急功近利的社会心理自然会导致学生轻视经书，重视西学。这种情况在上海等通商口岸尤为明显，而时风所及，内地的学校也莫不如此。而此时，清政府为适应社会转型的需要进行了教育改革，力倡西学，为基督教大学的毕业生提供了广阔的就业机会，这又进一步助长了基督教大学重西学轻中学的倾向。因此，正如圣约翰的校史中所言：“在这种‘非本土化’的氛围中，中西教育事难两全，尽管汇合东西文化也许是这些学校创始者的初衷或期望”。(17)由此可见，社会的导向往往比学校的宗旨更能左右学生的自我选择。尽管基督教大学因经费源于外国差会而游离于中国政府教育体系之外，因有条约特权的保护而不受制于中国的律令条文，但中国社会的需求却于无形之中规范制约着基督教大学的发展方向。因此，如果说基督教大学草创时期的“中西并重”是其“中国化”理念的一种体现，那么其发展过程中的“重西轻中”，是迎合当时中国“兴西学”的教育思潮所致，是基督教大学相对于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的一种自我调适，而这也恰恰是其“中国化”的真实反映。
注释：
①郭查理：《齐鲁大学》，陶飞亚、鲁娜译，珠海：珠海出版社，1999年，第126页。
②董鼎：《私立燕京大学》，台北：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72年，第61页。
③董黎：《中国教会大学建筑研究》，珠海：珠海出版社，1999年，第37页。
④王世仁：《中国近代建筑总览·北京篇》，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3年，第15页。
⑤王世仁：《中国近代建筑总览·北京篇》，第296页。
⑥William Purviance Fenn,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Changing China 1880-1950,Michigan:William B Ea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1976,p.115.
⑦Alice H Gregg,China and Educational Autonomy:the Changing Role of the Protestant Educational Missionary in China,1807-1937,p.94.
⑧Alice H Gregg,China and Educational Autonomy:the Changing Role of the Protestant Educational Missionary in China,1807-1937,p.97.
⑨施租尉译：《中华教育会年会报告》，1893年，见朱有献：《中国近代学制史料汇编——教育行政机构及教育团体》，广州：华南师大出版社，1993年，第623-625页。
⑩郭查理：《齐鲁大学》，陶飞亚、鲁娜译，珠海：珠海出版社，1999年，第28-29页。
(11)《圣约翰书院章程记录》，见朱有献：《中国近代学制史料汇编——教育行政机构及教育团体》，广州：华南师大出版社，1993年，第438-439页。
(12)黄思礼：《华西协合大学》，秦和平、何启浩译，珠海：珠海出版社，1999年，第31页。
(13)《基督教在华传教士大会记录》，1890年，见朱有献：《中国近代学制史料汇编——教育行政机构及教育团体》，广州：华南师大出版社，1993年，第456-457页。
(14)《基督教在华传教士大会记录》，1890年，第447-456页。
(15)陈裕光：《金陵大学史料集》，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24页。
(16)陈鹤琴：《我的半生》，见朱有献：《中国近代学制史料汇编——教育行政机构及教育团体》，广州：华南师大出版社，1993年，第451-452页。
(17)徐以骅：《教育与宗教：作为传教媒介的圣约翰大学》，珠海：珠海出版社，1999年，第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