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前后若干史实考（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实论文,中共上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在，我们正着手编写《中共上海党史》，首先碰到的问题，就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立的有关问题。现就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时间、成员、党的纲领、党的名称提出考证研究的意见，敬请革命前辈、史学界专家、学者赐教。
一、关于中共上海发起组本身的几个问题
（一）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的时间和最初的成员
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的时间，历来有不同的说法，从1920年4、5月一直到9月都有，90年代出版的党史书刊大多定为8月。
根据考证，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的时间应是1920年6月。
历史文献：1921年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俄文报告。依据1929年12月31日董必武给何叔衡的信中说：中共一大“大会没有宣言，只向国际作了一个中国情形的报告。报告是李汉俊和董必武起的草，经大会通过。”（注：《“一大”前后》（三）第88、62页。）起草人之一的李汉俊和陈独秀是经历从酝酿建党到成立上海发起组、扩大发起组全过程的仅有的2人，报告又经大会通过，是权威性的文献。
这份报告开头写道：“中国的共产主义组织是从去年年中成立的。起初，在上海该组织一共只有五个人。领导人是很受欢迎的《新青年》的主编陈同志。这个组织逐渐扩大了自己的活动范围，现在共有六个小组，有五十三个党员。”（注：《“一大”前后》（一）第20页。）
报告指出以下4点：
1.中国共产主义组织，最初是上海的组织。
2.成立时间，是1920年的年中。
3.最初，上海组织的成员，明确只有5个人。
4.领导人是陈独秀。
那么，这个起初的共产主义组织究竟在哪个月成立？成员除陈独秀外，其他4人是谁？这需要以有关当事人提供的资料加以考证。
关键性的资料是施存统的《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的几个问题》。施存统说：
“党的上海小组成立于一九二○年六月间，一开始就叫‘共产党’，它的机关刊物也叫《共产党》。”
“上海小组成立经过：一九二○年六月间，陈独秀、李汉俊、沈仲九、刘大白、陈公培、施存统、俞秀松，还有一个女的（名字已忘），在陈独秀家里集会，沈玄庐拉戴季陶去，戴到时声明不参加共产党，大家不欢而散，没有开成会。第二次，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施存统、陈公培五人，开会筹备成立共产党，选举陈独秀为书记。并由上述五人起草党纲。不久，我和陈公培出国。陈公培抄了一份党纲去法国，我抄了一份去日本。”（注：《“一大”前后》（二）第35、34、564 —565、549、565、7、292、69、35—36、564、7—8、220—221页。）
“我于一九二○年六月二十日去东京”。（注：《“一大” 前后》（二）第35、34、564—565、549、565、7、292、69、35—36、564、7—8、220—221页。）
施存统提供的资料，与历史文献《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所述，有如下几点相符，并且具体化。
1.文献所述“去年年中”，施说是1920年6月。 施还提出了时间的下限，他是1920年6月20日去东京， 那么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时间必然是在6月20日之前。施是1922年1月回国，也就是1920年6月20日～ 1922年1月的一年半时间里，施不在国内。 施存统是上海发起组成员只能在出国之前参加的成立会议，如回国以后入党，在党的“一大”以后，就不能称为共产主义小组成员。
2.文献所述起初上海的组织一共只有5个人。 施存统说开始筹备成立共产党的也是5人，并指明这5人是：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施存统、陈公培。
3.施存统说选举陈独秀为书记与文献称领导人是《新青年》主编陈同志相符。
此外，施存统还指出由上述5人起草了党纲。
施存统提供的情况与文献的记述是完全符合的。但是施存统提供的是回忆资料，因此，需要对施存统的资料进行考证。首先是所提的其他4人（陈独秀已定）是否是上海发起组的最初成员， 以及他是否是1920年6月20日出国。
陈公培提供的资料：“在陈独秀家里又座谈过一次，共有十几个人参加，除陈独秀外，有沈玄庐、刘大白（后来反动）、戴季陶、沈仲九、李汉俊、施存统、俞秀松，还有一个女的和我。戴季陶最投机，两边挂着哭哭啼啼。（李达当时还在日本，陈望道在杭州，都未参加）。这次会是一九二○年夏举行的，作为组织共产党的准备，搞了五、六条章程，很简单。第一条好象主张无产阶级专政，会前经过一些解释，后来大家也都同意了。当晚，施存统去日本（不是会上决定他去的，而是因肺病到日本去疗养），由李汉俊、戴季陶把施介绍给宫崎寅藏的儿子宫崎龙介。施在日本作过些串联工作。”（注：《“一大”前后》（二）第35、34、564—565、549、565、7、292、69、35—36、564、7— 8、220—221页。）
陈公培作为施存统所提参加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最初的5 人之一，他的回忆资料，尤其肯定施存统是发起组成员，并证实在施去日本之前成立中共上海发起组，会上订过党的章程。其他成员，他所说的10人，与施存统所说第一次会议的10人和情况相同，戴季陶的哭、拒绝参加，也都相似，不过施说此会不欢而散，而陈的回忆就以此会为成立筹备共产党的会议。
对于陈公培是否与施存统同时参加中共上海发起组的另一佐证，是张申府在谈法国的中共小组时说：“我们五个人成立一个小组（张申府、周恩来、刘清扬、赵世炎、陈公培），小组一直是这五个人。”特别说明：“赵世炎、陈公培，他们两人是上海入党的，都是陈独秀介绍去的。”（注：《“一大”前后》（二）第35、34、564—565、549、565、7、292、69、35—36、564、7—8、220—221页。）陈公培是1920 年秋到法国的，未与1920年8月回国的李达会过面。他自述到法国时， 即与陈延年、陈乔年“出示陈独秀的介绍信”。（注：《“一大”前后》（二）第35、34、564—565、549、565、7、292、69、35—36、564、7—8、 220—221页。）这也证实陈公培是最初参加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成员。
根据李达回忆，他说当时在上海参加发起的人有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沈玄庐、李达等。他谈到施存统时，特别注明“参加后去日本留学”（注：《“一大”前后》（二） 第35、 34、564—565、549、565、7、292、69、35—36、564、7—8、220—221 页。），而李达是1920年8月回国，这是上海发起组的扩大， 即使扩大成员，也无沈仲九、刘大白和一位女的。
近期发现的《俞秀松日记》，他在1920年7月10 日的日记中写道：“经过前回我们所组织底社会共产党以后……”即在7月10 日以前俞秀松参加社会共产党。既然施存统、陈公培、李达都说到俞秀松参加中共上海发起组，那么俞秀松本人日记所述，无疑是重要根据。至于说俞秀松日记提到“对于安那其主义和波尔雪佛克主义，都觉得茫无头绪，从前信安那其主义，的确是盲从的”这段话，有的学者认为，既然对布尔什维克主义也茫无头绪，怎能断定参加的是中共上海发起组呢？其实，这个质疑不能成立。一则以“多数”的意思命名的主义，不了解俄共（布）历史，就不可能弄清楚。李大钊的《Bolshevism的胜利》，引用俄共郭冷苔（Collontay）的话：“‘Bolsheviki’的意思， 只是指他们所做的事”加以推导；1921年李达的文章介绍“多数主义”，只说到列宁同第二国际考茨基的斗争，没有提及俄共党内的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的主张的分歧。严格地说，当时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全部内涵、布尔什维克名称的由来都还没有说清楚。再则，俞秀松说茫无头绪，是说由此激起“知识欲的复活”，要去掌握外文，弄清问题，不是不信。三则，参加中共上海发起组，是为了中国的革命，改造中国的社会。日记说：“以后不是自己对于现在社会有很明了很正确的观察，就取甚样的方法来改造他是不行的。”这无疑比学理上弄清布尔什维克主义更重要。
俞秀松在他的《日记》中说明，事实上在6 月份已与陈独秀议论党的工作。6月27日，陈望道根据英、俄、 日三国文字译本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交俞秀松。28日，俞交给陈独秀，两人谈了译书“总该忠实精细”，谈了社会上翻译存在“误会”与“杜撰”，说“这是私有财产制度之下，……译书度生活的人，我又何责！”这段谈话与陈独秀、李汉俊两人校对《共产党宣言》以求译文忠实精细相联系。俞秀松又向陈独秀问工运之事：“将来有学生要进工厂，我们应该替他想个方法”。就此问题进行了议论。俞秀松为最初参加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成员，可以肯定。
至于施存统出国日期，《俞秀松日记》记到6月19日， 说“存统这天晚上乘船赴日本”，与施存统说6月20日去东京，两者一致。
由此可以认定：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于1920年6月20日之前； 最初成员是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
6月20日之前，不等于一定是6月。董必武说过：“中国共产党中心建立于一九二○年五月”（注：《“一大”前后》（二）第35、34、564—565、549、565、7、292、69、35—36、564、7—8、220—221 页。）。蔡和森也说：“党的成立时间是1920年五一节后”。（注：《“一大”前后》（三）第88、62页。）董必武、蔡和森都是党创建时期的党员，他们说5月，绝非偶然。问题在于建党过程也有过曲折。
1920年，陈独秀第二次到上海的时间是2月中旬，3月改变去广州的打算，4月定居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开始联系的是五四运动期间有重大影响的《星期评论》社负责人：沈玄庐、戴季陶、李汉俊和陈望道、沈仲九、刘大白、丁宝林（女），《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主编邵力子等。陈独秀在这些大知识分子中酝酿建党，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注：关于上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有两说：一说认为此名称在上海并不存在，应当是社会主义研究社。1920年8 月出版《共产党宣言》、《政治主义时谈》，署名即是“社会主义研究社”。一说据陈望道、邵力子两当事人回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名称是存在的。本文从后一说。。在掌握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并进行宣传之后，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内正式提出建党。但终因在党的组织性问题上搁住了。多数人对党要严密的组织，过组织生活这点难以接受。时间当是1920年5月。于是陈独秀、李汉俊另选对象酝酿建党。
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3人都是20岁左右的青年学生，俞、 施是浙江一师同学。五四运动中，俞秀松是积极分子，1919年8、9月，俞秀松等发起出版《浙江新潮》，得夏丐尊、陈望道、刘大白等几位老师和沈玄庐的资助。施存统在该刊发表了名噪一时的《非孝》，引起轩然大波，刊物被取缔。1920年元旦，俞、施等离校，随即赴北京加入“工读互助团”第一组。同组有陈公培，他是已入北大的学生而转入工读互助团的。他们都想在互助团里试验实行共产主义。俞、施等初进互助团时，工读互助团的发起人之一陈独秀去看望他们，询问浙江一师和整个浙江五四运动的情况，俞、施第一次与陈独秀晤谈相识。3月， 工读互助团试验失败。23日，第一组解散。27日，俞、施回上海，暂居《星期评论》社。陈独秀、沈玄庐、戴季陶主张俞、施不如在上海进工厂开展工作。5月1日，《星期评论》发表施存统的万言书《“工读互助团”底实验和教训》，俞秀松写了附记。施、俞表明互助团失败，“我们并不因此怀疑共产主义。我们因此更信共产主义，晓得现在社会的经济组织非根本改造不可”。（注：《五四时期的社团》（二），三联书店1979年4月版，第436、434、439页。）并经过这次失败，觉得无政府、无强权、无法律等十分可笑；（注：《五四时期的社团》（二），三联书店1979年4月版，第436、434、439页。）在行动上，坚决实践“投向资本家底下的生产机关去。”（注：《五四时期的社团》（二），三联书店1979年4月版，第436、434、439页。）陈公培此时也从北京到上海，与施存统取得联系，他也是引人注目的青年。
陈独秀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内提出建党未成，就同李汉俊一起，吸收北京工读互助团归来的3青年，共同酝酿、成立中共上海发起组。 由于这个曲折过程，5月提出建党，当于6月实现。
依据：1.陈望道回忆：“我于一九二○年四、五月间到上海。在此以前，我被一师赶出来，在家翻译《共产党宣言》”。“同时，陈独秀也从北京被赶到上海。我们几人是被赶拢来的。此外，邵力子在复旦大学文学院任中文系系主任。大家住得很近（都在法租界），经常在一起，反复的谈，越谈越觉得有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必要，便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参加者有：陈独秀、沈雁冰、李汉俊、陈望道、邵力子等，先由陈独秀负责”。（注：《“一大”前后》（二）第35、34、564—565、 549、565、7、292、69、35—36、564、7—8、220—221页。）
邵力子说：“一九二○年五月间在上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由三部分人组成：（一）留日学生，李达、李汉俊等，（二）杭州一师的师生，陈望道、施存统等，（三）国民党中一部分人，戴季陶、沈玄庐、邵力子等。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开始时，只是翻译和写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后来，我们一面觉得只做宣传、研究工作是不够的，有学习布尔什维克的作风，建立严密的组织的必要，同时，也看到时机已经成熟，青年中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人也不少，应该组织起来。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里，当时有两种意见：（一）建立严密的组织，过组织生活；（二）赞成成立有严密组织的团体，但自己不能积极参加组织生活。如陈望道，好静，喜欢搞研究工作，不习惯于经常过组织生活，所以没有正式参加。沈玄庐个人英雄主义较强，不大接受领导，没有参加。其他如沈仲九，思想接近社会主义，也不愿过严密的组织生活。”说戴季陶因有不方便处退出。邵力子自己因多种原因，“使我不便经常参加小组生活”。“总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转变为共产主义小组，是经过一番曲折的过程的。”（注：《“一大”前后》（二）第35、34、564—565、 549、565、7、292、69、35—36、564、7—8、220—221页。）
以上情况说明：1920年5月是提出建党， 而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当在6月。
（二）关于党的纲领
据施存统的资料：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时，“由上述五人起草党纲”。“我们五个人起草的是党纲，不是党章，共十余条，内容已记不清。大概提到：用劳农专政和生产合作为革命手段等。那时我们没有看到苏共党章，我们的纲领，只是根据很有限的几本马克思主义著作拟订出来的”。（注：《“一大”前后》（二）第35、34、564—565、549、565、7、292、69、35—36、564、7—8、220—221页。）
陈公培回忆：6月的会议，“作为组织共产党的准备，搞了五、 六条章程，很简单。第一条好象主张无产阶级专政，会前经过一些解释，后来大家也都同意了。”（注：《“一大”前后》（二）第35、34、564— 565、549、565、7、292、69、35—36、564、7—8、220—221页。）
施、陈两人回忆同一个会议，即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的会议，都提到有党纲或党章若干条，都提到有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的意思（或用劳农专政，或用无产阶级专政）。
此外，李达的回忆也提到党纲党章，他说；“当时还曾起草了一个党章草案，由李汉俊用两张八行信纸写成，约有六、七条，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是‘中国共产党用下列的手段，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一、劳工专政、二、生产合作’。我对于‘生产合作’一项表示异议，陈独秀说：‘等起草党纲时再改’”。（注：《“一大”前后》（二）第35、34、564—565、549、565、7、292、69、35—36、564、7—8、 220—221页。）
李达回忆的内容与施存统所述更加一致，可是李达说的时间是8 月以后的事。两人回忆都有一点细节能说明问题。施说是5人起草， 找了有限的几本马克思主义著作拟订出来；李达的说法，8 月拿出的党章草案是现成的，不是请他们来讨论制订，即使对某一点上有异议，也不作更动，有待将来再改。也就是说李达不是起草党纲的参与者，党纲或党章是8月之前已经定下来的。
以上资料说明：1.中共上海发起组在她成立时就订立了党纲党章，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为其社会革命的目的。这样一个党纲党章，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组织成立的标志。
2.中共上海发起组在扩大吸收党员时，都要以承认党纲党章为基本条件。
（三）关于党的名称
中共上海发起组建立时，是明确建立工人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不是共产主义小组。这是党史界都清楚的。问题是：施存统、陈公培回忆，都说当时的名称是共产党，尤其施存统讲得特别肯定。可是陈独秀在1920年9月1日发表的《对于时局的我见》中，却出现了“社会党”的名称，几次把“社会党”与“吾党”交替使用。社会党、共产党是一个还是两个呢？
《俞秀松日记》揭开了这个疑团。《日记》中说“前回我们所组织底社会共产党”，这个名称既可以称为社会党，也可称之共产党，它是两可的，也是未最后肯定的。
张申府回忆：“关于党的名称叫什么，是叫社会党，还是叫共产党，陈独秀自己不能决定，就写信给我，并要我告诉李守常。……当时建党究竟叫什么名字，这没有确定，征求我们的意见。我和守常研究，就叫共产党。……我们回了信。”（注：《“一大”前后》（二）第35、34、564—565、549、565、7、292、69、35—36、564、7—8、220—221页。）
1920年11月，《共产党》月刊创刊；同月，公开发表《中国共产党宣言》，中国共产党的名称确定下来了。
中国共产党名称确定的过程，体现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也反映了中共上海发起组的建立过程是中国相信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自主进行的。
综上所述，中共上海发起组的建立过程如下：
一、陈独秀与李大钊在1920年2月，由北京至天津途中， 相约建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工人阶级政党。
二、陈独秀到沪以后，以五四运动期间有影响的、并宣传社会主义或有志实行共产主义的领导人物和积极分子，作为组织政党的对象。包括《星期评论》社和参加工读互助团以及有关报刊的人员为建党对象，进行联系、酝酿。
三、为了建党，先作理论准备，进行马克思主义研究。弄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点，划清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非马克思主义的界限。
四、1920年5月， 陈独秀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员中提出建立工人阶级政党，但在党的组织问题上，主要在党是严密的组织，党员要过组织生活的问题上，多数成员认为有困难而搁置。6月， 共同主张社会革命的目的、手段，并确认党要有严密的组织，由入党后在组织内过组织生活的5个人建立党。这5人是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
五、初定党的名称，制定简要的党纲、党章。党的名称定为社会共产党。党纲主要是明确社会共产党用下列手段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1.劳工专政；2.生产合作。并规定要有严密的组织，党员要过组织生活等。要以承认这些党纲党章性质的规定作为入党的必备条件。由于它是简要的，因此只提出了认为是组成政党的最主要的若干条，包括了党纲和组织上的一些原则，并未标明是党纲、党章。但这些具有党纲党章性质的条文，标志着党的成立，确定了接纳党员的标准。
六、最后确定党的名称。由于社会共产党既可称社会党，也可称共产党，故于1920年8月，陈独秀致函李大钊和张申府， 在党已经建立的情况下，必须把党的名称最后确定下来。共同研究的结果，正式定名为中国共产党。
七、定名中国共产党之后，起草《中国共产党宣言》，替代以前起草的简要的党纲党章的条文，作为接纳党员的标准。《宣言》在1920年11月间正式决定。同时在11月7日出版《共产党》月刊， 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性刊物。
八、1920年在上海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面向全国，面向世界上有中国劳动群众的地方，成立的不是地方性的党组织。从全国发展党的组织的要求发展党员（在“一大”之前，上海发展党员后即分赴武汉、广州、日本、法国的有6人）； 致函各地有关同志推动建立地方的党组织；保持与各地同志的联系；筹备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保持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制定简要的党的纲领、组织原则的条文和《中国共产党宣言》，出版《共产党》。同时，在上海开展党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