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思考——课改热点问题访谈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础教育论文,课程改革论文,课改论文,热点问题论文,访谈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11年9月1日，是课改十年的日子。
新修订的十几科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即将发布。这套标准修订，代表了政府对改革方向的判断与思考。
回望十年，充盈脑海中的是一张张复杂的画面，激动与困惑并存，欣喜与思考并存，成效与阻力并存。
十年里，那些曾经被关注的，曾经被追问的，曾经被反复探讨的热点问题，不由得再次浮现。
十年后的今天，这些问题是否会有一个新的解答？改革者怎么看待这十年？
6月，记者专门采访了推动改革的关键人物之一——教育部基础教育二司巡视员朱慕菊。
“关注学生的健康成长，是课程改革最核心的价值。”
记者：十年课改的过程中，您参与了很多重大决策，并亲身经历了整个实施过程，一路坎坷曲折不少。总的来说，您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朱慕菊：经历了十年改革的过程，目睹了改革所带来的深刻变化，感到鼓舞与振奋，也引发了深刻的思考，实践证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方向是对的。
现在重新审视十年前的文件，从方向到观念到改革目标，与《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对照，至今也是一致的。这次义务教育课程标准修订中，课程方案只作了微调，课程标准的修订主要是完善和改进，坚持了既定的改革方向。
记者：您说的这个方向主要指的是什么？
朱慕菊：这个方向，就是在基础教育领域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首先应该体现在学生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上。课程改革首次提出了三维目标，对促进学生发展具体指出了三个方面，不仅关注学什么，而且关注如何学和学习过程，同时更关注培养积极的情感、态度和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当时一个重要的改革目标就是要改变将教育的过程异化为仅仅是掌握知识点的过程，强调教育的目的首先是育人。关注学生的健康成长，是课程改革最核心的价值。同时，对改革方向和目标的认定之中必然含有前瞻性的思考和规划，以回应来自未来的挑战。
记者：2005年、2006年，对课改有较多不同的声音，学术争论也比较激烈，你们对此是怎么想的？
朱慕菊：那时候的讨论，不是否定新课程大方向的讨论，很多属学术争论。
这场改革的过程长，涉及面广，不仅涉及课程结构、教育内容、教学方式、评价、课程政策等，也涉及人们对学习科学的认识。对学习科学的研究目前仍是世界范围内关注的问题。对不同的学科，不同的教育对象，不同的具体内容，应有不同的教学设计思路，设计不同的教育情境、采用不同的教学策略，这取决于教师对教育对象的判断以及对教学任务的理解，具体方法应该是很灵活的。问题不在于教学方法的形式本身，而在于教师对学生如何理解并掌握这些内容的基本规律的理解。
我认为在任何国家关于课程的具体问题，都应该是一个有张力的空间，不能用绝对的或程式化的方法要求教师。事实上，新课程也从来没有用唯一的方法和固定的模式来要求所有教师。它是一个开放的平台。所以有很多讨论，虽然有的观点比较极端，但可以理解。发表看法的每个人，无论是何种社会身份，都是从自己的社会背景和经验来谈对教育或学习的认识。因而，产生不同的看法，发生冲突与争论很正常。课程改革倡导民主精神，体现政府对教育进行改革的决心和对学生高度负责的态度，所以能包容不同观点，吸收合理的意见。这十年间，教育部一直在认真关注、研究不同意见，仔细分析不同意见的合理性。因为课程改革不是某个部门或个人的学术性项目，更不是某一个学术流派。基础教育关系到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是强国战略的重要部分，必须要有宽广的视野和深刻的理解力。有批评、有争论说明改革真的触动了最核心的东西，因此也证明了它的价值。改革鼓励群策群力，充满了活力。“一言堂”看似意见一致，但抑制了民主，泯灭了思想碰撞的火花，难以真正吸引教师参与改革。
记者：当时还有一个很严峻的形势，就是教育部所有关于课改的工作进程都放缓了。
朱慕菊：是的，这么大的改革，教育部也需要一段时间来倾听各方面的声音，形成对改革形势的判断，进一步深入推进改革，这很正常。对改革方向的判断主要看宏观趋势。第一，关注大方向有没有错；第二，关注是不是适应中国现实与未来；第三，改革的方案是不是可操作；第四，基层一线发生变化了没有？特别是学生们发生变化了没有？教师们发生变化了没有？这是衡量基础教育改革是否成功最基本的要素。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任何不同的学术观点，不同的讨论，都只会使改革的价值更加凸显，使改革的方向更加明确，使改革的信心更加坚定。事实上，自2006年始，教育部对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工作力度就全面加大了。
“最想看到的变化是教师对教育本质有更加深刻的理解。”
记者：课改的终端目标指向学校、教师、课堂、学生。据了解，有的地方，课改理念理解得很到位，做得也不错；有的地方，课改不一定得到了实施；根本没什么动作的地方也有，包括不少教师说没看过课程标准。从您掌握的情况来看，在人多面广的中国，改革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真正意义上的实施？
朱慕菊：没看过课程标准的人可能不少，但是知道、了解新课程理念的人很多，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以及大规模、持久的培训宣传，真正引发了很多人对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思考与参与，这个面是很广的。
如果问改革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实施，不妨从两方面的实际情况来看，一是从2010年教育部组织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教学成果奖评选活动，向全国31个省（市、区）征集评奖项目，限制各省上报的评奖名额为30个，各省级层面在组织评奖过程中制定了严格的标准，筛选掉大部分申报项目后，各地报到教育部的共有900多项，最后有343项分获一、二、三等奖。获奖项目内容涵盖了课程改革所有领域，获奖者涵盖了全国范围的城市、乡村，涵盖了教师、校长、大学专家、科研人员、行政人员等。这次评奖范围之大，参与人数之多，评奖过程之热烈而严格都表明了改革的深入程度。二是在改革过程中“校本教研”的推进，调动了广大中小学校和教师参与改革的积极性，教师们带着实践中的困惑和改革热情，踊跃投入到课改之中，他们创造的经验、设计的课程正广泛生根于当代中小学学校之中。
可以看到，十年课改，有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也有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它们是交互的。自上而下是显性的，自下而上似乎是无形的。但实际上，自下而上的改革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不仅在大城市，而且也在山东的杜郎口，黑龙江的宁安、绥棱，重庆的綦江，内蒙古的翁牛特旗，广西的玉州等名不见经传的农村地区。自下而上的改革在新课程理念的启发与指引下充满了改革的创造性激情，如果统计一下每天有多少来自全国的教师去上述地方观摩学习，就会深切地感到教师在改革大潮中动起来了。这一局面，很难用数字精确统计，但是它使人们看到了一个宏大的改革局面和改革所带来的深刻影响。
记者：您觉得，新课程给课堂教学、给教师、学生带来了怎样的实际影响呢？您最看重的是哪些变化？
朱慕菊：十年后的今天，我觉得有一点可以判定，教师们的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变化表现在他们对教师角色和在教育教学中的作用有了新的思考与探索实践；表现在他们的知识观的变化。以前可能认为知识点是最重要的，通过改革，现在对事实性知识、程序性知识、策略性知识等会有新的理解和认识。如，他们认为学会学习、掌握学习的方法同样重要，表现在他们对学生个性与潜能的承认和关注上；表现在他们更多地去设计一些师生互动的情境或契机，灵活地使用多种教学方法、手段上，等等。
另外，学生们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包括我们到贫困地区，孩子们开放、自信的程度、和陌生人主动交往的积极态度、在课堂上勇敢说出自己不同的意见、与老师之间平等地进行交流互动等，都令人欣慰。很多课堂已经是讨论的课堂、互动和共同学习的课堂，从温家宝总理视察的北京35中和河北兴隆县农村学校的课堂即可见一斑。
我最看重的变化，是教师对教育本质的深刻理解。有一位教师对我说：“这次我给学生们布置了一个社会调查的学习任务，有一定的挑战性，我让他们独立思考，要求在一周后讨论。不管什么观点我都鼓励他们说，可以交流，可以辩论，但要持之有据，言之有理。”这位教师讲的是一件具体的事情，但他叙述了对教育过程的理解，他认为学生应该主动参与，应该去查找资料，应该去调查、研究问题，发表自己独立的见解；他们可以互相认同，可以辩论，也可以对老师的想法进行挑战。但是教师的角色并没有变，他仍然是学习的导师，是学习的组织者，因为学生是在他的领导和组织下开展这样的学习活动的，有些情形貌似“放羊”，然而本质上却不是。当然，中国如此之大，在改革过程中，“放羊”的情况也是有的，确实有些教师勇于尝试采用更加开放的教学，但目前尚掌握不了火候，把任务布置出去后收不回来了。但是你会发现，有很多教师，在这个过程中慢慢成熟了，他们在探索的过程中成为了学生学习的导师。
例如，北京的一位历史特级教师张老师，在网络课程上组织了关于日本明治维新的教学，有一个学生非常抵触，他说：“我一听是跟日本人有关的事情，我就拒绝学习，我恨死日本人了。抗日战争的时候杀了那么多中国人，小日本还有什么东西值得我们来学吗？”教师怎么让学生来学习历史，理解明治维新呢？理解历史需要有正确的唯物史观作指导，需要客观而科学的精神。张老师引导学生做了很多前期的案头工作，学生在他的指导下，详细地阅读了关于明治维新的资料，参加了小组讨论。这引发了那位学生的很多思考，之后他写了一篇文章，反映出通过老师讲解、自学、小组讨论后，他了解了当时日本社会变革的背景，日本人民在变革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民族性，有条不紊、牺牲的精神，很有感触。他认为历史教育让他有了更加客观的眼光，更加科学的精神，有了向别人学习的心态。课程改革追求的是什么呢？它追求的就是这个不同寻常的过程和收获的意义。这种学习方法可以迁移，可以深化，它具有了“学会学习”的要素。课程改革的聚焦点，就在学生怎么学会学习，如何在学习的过程中建立起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积极的人生态度，学会怎么做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教师不是知识的搬运工，而是要让学生真正成为一个有思想、有道德、健康、活泼、独立、有能力的人，我觉得这是课程改革的核心。
“教育的责任就是，即使有激烈竞争，也应该让学生的成长过程有规律、有尊严。”
记者：有人担心采用新课程倡导的教学方法会完不成教学任务，或者教学质量会下降。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朱慕菊：我想，首先要明确教学任务和教学质量的内涵。新课程倡导以标准为依据、以能力为导向的教学，教学任务应根据标准和教材的要求，但为什么还有“教不完”的声音呢？去年，教育部委托华东师大、东北师大对我国的课程标准与教材的难度、容量等作了国际比较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各学科课程标准的难度和容量均处于中上水平，教材与标准的吻合度高达90％以上，当前课堂教学所存在的内容膨胀和难度拔高现象均发生在教学环节。教师们一致认为，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升学竞争误导着课堂教学。关于教学质量的内涵应有更明确的意义阐述，而不是用“升学率”一言而蔽之。要高度关注学生在激烈的升学竞争中的生存状态，改革的使命就是把学生健康成长的需求放在首位，要坚守素质教育的信念，坚持按规律办教育。
记者：在课程改革中，强调过程与强调结果之间的矛盾是很突出的。不少教师迫于升学率的压力，放弃了对教学过程（方式）的改进。
朱慕菊：这些问题我很理解。我认为这个问题的根源不在教师，也不在学校。中国社会发展到这个阶段，优质教育资源的供不应求、就业问题的冲击、传统文化的巨大惯性所引发的升学竞争，实际上是社会问题在教育领域的反映。
记者：所以也有很多人认为，社会现实就是这样，你们还搞课改，是不是太理想化了，太不符合国情啊……
朱慕菊：我认为教育应该有所作为。教育的责任就是，即使有激烈竞争，也应该让学生的成长过程有规律、有尊严。
“科学发展”不是完全在理想环境下的发展。“科学发展”是在复杂环境下、在许多挑战下的发展。要在改革过程中深刻理解“科学发展”的内涵。党和国家多年来旗帜鲜明地反对片面追求升学率，要求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而绝不是仅仅追逐升学率。当前有不少大学生，甚至研究生毕业后，在就业上遇到困难或不遂愿，便回家当“啃老族”，这充分反映了一个问题，升学竞争上的“胜利者”，当面对独立生存、社会责任时，却是不敢上战场的“逃兵”，这是教育的失败。育人功能不是一句空话，新课程强调在所有学科的学习中，在所有教育环节，都要让学生有机会认识社会，知道自己的责任，树立远大理想。课程改革的聚焦点不在于外在形式的方面，而在于育人的问题上，在于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上，核心还是人的发展。
记者：课改中也遇到一些阻力，比如，综合素质评价难以切实得到实施，中考等级评价改革在有些地方走了回头路，高中选修课开展遇到很大的阻力，怎样看待这些困难？
朱慕菊：我认为学生们今天做的很多事情，会在他们的一生中得到回报，而不是立即在学校的评价系统里得到回报。如果对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要求立即有回报，用分数或等级来呈现，这个期待本身是功利的导向。
新课程设计了一系列发展能力、增强社会责任感的活动，都是不宜具体评分的。我们不能把教育上做的所有事情都用一个可以量化的分数给一个回报，得不到即时回报就不干。我认为这很不正常，太功利了。
新课程的评价体系、选课制度在于促进学生对自我和他人的认识，对社会的认识，对未来的规划。综合素质评价，要求以学生自评为主，同学之间互相评，老师们评，家长也参评，这个制度本身的价值，在于帮助学生认识自我，树立自信。综合素质评价以自评为主，这是它最大的原则，就是希望学生会对自己反思，对自己有一个比较客观的认识，它是学生成长的一部分。高中选修课制度，也是试图培养学生选择的能力，将选择的机会交给学生，以使他们开始对自己负责。但遗憾的是，不少地方为适应当前的高考模式，替代了学生选择课程，没有理解选课的意义，没有在选择课程的形式下蕴含对学生的引导、期待和鼓励。教育不能把逐利看作是堂堂正正、理所当然的事。
这是一场针对中国教育问题的改革。
记者：过去十年讨论的话题中，围绕课改的理论依据产生了很多争论。有人分析说，新课程是以建构主义为主要的理论模式，有人认为是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朱慕菊：中国任何大型改革，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不会照搬国外的理论。这个问题是一个伪问题。教育部不是看好谁的理论，就拿来当中国改革的依据，而是经过深入的研究与调查，理清了当前中国基础教育课程方面的主要问题，同时也是面向未来、面向世界的迫切需要而进行的改革。课程改革是政府行为，是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的改革，一定是从中国实际出发的，国内外没有任何一个理论家是解决中国教育问题的先知，能事先把中国教育的问题都看透了，建立一套理论，我们来照搬，这种说法缺乏对政府组织与推进一项改革，从顶层设计到政策制定再到实施推动等一系列决策过程的理解。新课程是教育部在“三个面向”方针的指导下，针对时弊和迎接未来挑战的改革构思，进行这一顶层设计的，上至国务院，下至基层一线各方面，有很多人参加，包括了大学学者、优秀中小学教师、教研员等。新课程的理念、政策框架、具体改革目标与策略是改革实践的结果，而不是“照搬”的理论。当然，改革需要理论，但不是某家某派的理论，而是通过改革形成有中国特色的课程理论，形成当代中国人解决自己教育问题的理论。
记者：这十年，争论比较多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优秀的教育传统有没有得到保留、传承和发扬，比如讲授法，比如数学里面的“双基”、“熟能生巧”，等等。
朱慕菊：一个深刻的改革，一定不会把原来好的经验放弃，肯定是从原有的经验中启程的。好的改革不是另起炉灶，从零开始，这不可能，也很不实事求是。这次课程标准修订就格外强调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指导与渗透，格外强调了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传承。另外，教师本身就是一个传承文化和价值观的载体，他们认为有效的、好的经验，一定会坚持的。课程改革也从来没有强迫过任何人放弃他认为是好的经验。相反。自始至终是鼓励教师们创新，形成自己的风格。关于优良教育传统，这次数学课标修订组就在原来“双基”的基础上发展为“四基”，即将“基本活动经验”和“基本思想”作为学习数学的最基本的活动，这就是在继承基础上的发扬与创新。事实上，其他学科也都体现了由“双基”走向“四基”的特征。这才是真正的中国特色。
记者：您觉得现在课程改革进入了一个什么阶段？
朱慕菊：可以认为课程改革正在进入继续深化改革的阶段，特别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颁布，将指导改革向纵深发展。在这一阶段将全面系统梳理十年的成功经验与存在的问题，分析未来的挑战。通过对改革存在问题的精致化研究，对改革中一些模糊的概念、模糊的提法，模糊的政策与措施进一步明确规范，对改革的目标重新进行再认识，建立新的工作机制，明确新阶段改革的策略，加大推进力度，从而使改革走得更加平稳、有序，方向更加清晰。它需要有一个过程。
“每一次改革所贡献的思想价值、历史作用，都是不可复制的”。
记者：十年一路走来，您觉得该如何评价这场改革？
朱慕菊：一场改革，可能要过几十年甚至一百年以后，回过头来看它在历史长河里的贡献。历史最能见证这一切。
记者：似乎历史上国内外的课程改革基本上没有一场被评价为成功的。
朱慕菊：但也很难说是失败的。每次改革所贡献的思想价值、历史作用都是不可复制的，具有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为什么称之为“改革”，一定是对当时很多不合理的现实提出了分析意见，而且还行动了，去改变它了。我认为勇敢地、有责任感地去行动，去改变不合理的现象，不回避争论和批评就会对社会有贡献。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只要对问题的判断正确了，方向是正确的，基本措施是有效的，那么这个改革就是一个有贡献的改革，包括失败的经验，其价值也是具有历史意义的。
记者：您对十年课改中的热点问题做了一个很好的回应和总结，也令基层的改革者更加明晰了方向。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