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报告文学——前沿观察与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报告文学论文,新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与文学中虚构的文体一族相比，报告文学本质上应是一种对现实或晚近历史的宏大写 实，它需要有学识、有思想、有叙事激情、有文体整合意识的作家来实现其在现代文体 分工中的独特性。上个世纪，中国报告文学之所以能在一路艰辛中创造出卓越的文体独 立、崛起与兴盛的历史，其根本原因正是在于拥有一批这样的作家及其所创造的文本。 进入本世纪以来，在视觉媒介为代表的大众文化的强势逼近，以及报告文学“恐龙已死 ”、“集体日薄西山”的质疑与“判决”的情形之中，纯正的报告文学作家仍在进行着 顽强的文体坚守。这种坚守深刻地体现为对非虚构性、文化批判性和跨文体性等报告文 学最为基本的文体规范的理解与遵循，而其中对文化批判性的实践，应该说是晚近报告 文学突出的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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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2003年年尾，我读到了赵瑜与胡世全合作的长篇报告文学《革命百里洲》，这部 还散发着油墨清香的作品，为我们讲述的却是一段沉甸甸的百年农民革命奋斗史、农村 社会变迁史和农耕文化的兴衰史。它在形式上所借用的传统章回传奇小说的语言与结构 ，给予报告文学文体以新的启示。而更为重要的是，它承继并且发展了作者在《强国梦 》《兵败汉城》和《马家军调查》等“中国体育三部曲”中所显示出的文化反思和文化 批判的叙事立场，采取一种超功利的社会与人类关怀的价值取向，由一个地域近百年来 所发生的以水患为主的自然灾害为切入点，生发至对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全 方位考察，在这中间，农民、农村和农业等“三农”问题是其核心，在历史与现实的坐 标系上，一幅20世纪上半叶中国农民命运多艰的生存状态图跃然而出。将一个抗洪题材 深化为对中国“三农”问题的历史与现实关照，无疑是作者力图超越浮浅时尚主题的一 着妙棋。这部作品还以它历经五载的田野调查所形成的系统历史文献和鲜活的现实资讯 ，实现了对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史志性报告文学”内涵的刷新与超越。应该说，在赵瑜 之前，报告文学不乏对中国农民的书写，早在上世纪80和90年代，李延国的《中国农民 大趋势》、李存葆的《沂蒙九章》、杨守松的《昆山之路》等就让我们耳目一新。这些 作品固然有对农民建国以来坎坷遭遇的同情，但更主要的是再现其于农村改革大潮中胜 利者的英姿。真正从反思、忧患和批判的维度，关注“三农”问题的报告文学，当从卢 跃刚等人于1994年发表的旨在探讨农民工问题的《寻找农民的真理》开始，晚近几年渐 成热点——何建明的《根本利益》等可谓其中有影响的力作。我十分钦佩作家们对当代 中国最庞大的弱势群体的深切关注，其一是因为这种关注本身正是生动践行了报告文学 的文化批判性；其二，“农民”作为当下最不上镜的社会角色，仍然为报告文学所钟情 ，不能不说是作家们的责任、忧患、人道和良心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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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文学作家在文本中努力践行的文化反思与文化批判，不仅体现于他们对“三农” 问题的思考，也深刻地表现在他们对当代教育多方位的聚焦之中。应当说，晚近20年以 降，报告文学对教育的描述并不少见。20世纪80年代中期直到90年代出现的《中国的“ 小皇帝”》《黑色的七月》《多思的年华》《神圣忧思录》《中国大学生》《元旦的震 荡》《“希望工程”纪实》《中国乡村教师》等篇章就是其中的代表。它们从青少年教 育、大学生在改革时代的思与行、高考、教师生活待遇以及贫困地区师生的学习与生活 困境等维度，触及到中国现代化列车启动时期“教育”所面临的种种困惑与冲突。我们 可以用“忧思”来描述作家们彼时彼刻的写作状态和价值立场，也就是说，他们已经在 直面传统与现代、文明与愚昧、贫困与富裕、专制与民主、激进与保守等因子对教育的 正负面影响。所幸的是，这种“忧思”所涵盖的文化反思与文化批判品格，又似乎天然 地成为纯正报告文学作家所共有的基因遗传至新世纪之初。但此时的“忧思”已并非横 向的无深度平移，而是展示出多方位掘进的态势，它集中体现为对当代中国教育体制、 教育功能、教育目的以及教育公平等“教育文化”的深入反思和批判。何建明的《中国 高考报告》与十多年前出现的《黑色的七月》具有题材的同一性，但后者似与“特写” 相仿，而前者更具“长镜头”的优势——它在中西文化对比的广阔视野中，描述了由学 生、老师、家长及全社会共同参与完成的悲喜交加、甚至以生命为代价的“龙门圆梦” 大礼，对绵延千年的中华“考试文化”及其在当代承传的利弊得失作出深入的反省，其 “想上大学肯定没有错，但理智地选择个人成才的人生之路必然收益更可观”的理念， 使之倍增尊重个性、以人为本的人道关怀之色彩。它与作者1998年发表的以高校贫困大 学生自救与他救为主题的《落泪是金》恰好形成了一个对教育体制、教育公平问题进行 反思的有力呼应。在新世纪，与何建明一道致力于“教育文化”反思的，还有这样一些 作家和文本：范香果以其《最后的堡垒》思考教育收费制度下城乡贫困学生辍学的严峻 现实；梅洁的《西部的倾诉》以宁夏贫困地区女童失学的个案描述，扩展至对于西部女 性生存状态的“忧思”；刘元举在《中国家庭钢琴热带来的喜与悲》中，检视当下家庭 钢琴教育理念重技艺轻艺术、重功利轻素质、重“形象”轻人性的异化现象；曲兰以《 从分数重压下救出的少年英才》为题，讲述自己教子的一段亲身经历，从儿子在母亲的 关爱下由一名中专退学生成长为走上大学讲台的软件专家的事实中，生动地阐明了“做 父母的应该更关心孩子的个性发展和非智力因素的培养，而被精心呵护的个性，会成为 孩子成才最重要的因素”这样一个道理，并以此批评“为考试而存在”的学生、家长及 其教育体制。尽管这些文本对“教育文化”审视的视角各有不同，但它们强调个性、关 怀人性、扶助弱势、弘扬公正的价值取向却有着惊人的一致，我们不妨将此理解成报告 文学作家参与当代中国教育文化转型的一种积极主动的姿态。在此，还不能不说到卢跃 刚和他的近作《东方马车》。这是近20年来第一部正面直击中国民办教育的报告文学， 它所记录的是有“留学教父”之称的北大奇才俞敏洪创办迄今拥有35万学生的中国最大 民办教育机构——新东方学校的坎坷历程。我欣赏作品同作家的其它名作一样所充溢着 的前沿性、深刻性与生动性，但我更为其自觉维护报告文学文体规范的写作理念、写作 勇气和写作行为而感动——他说“以往用报告文学的形式描述企业和企业家，大多为‘ 投资人’讳，为money讳，极尽歌功颂德，阿谀奉承之能事，在社会另外一个侧面制造 了虚荣虚假，严重影响了报告文学的公信度。”因此，他要坚持“1、独立采访，独立 判断，不得干预；2、我是在记录历史，而且是信史，坚持的是公共立场，采用的是公 共价值；3、自由写作，新东方没有审稿权。”在商业主义遍地、物欲主义横流、报告 文学沦为一些人谋利工具的今天，这样的理念、勇气和行为无疑更显珍贵。作品写的是 “新东方”个案，所要探讨的却是中国这架东方马车如何才能在崎岖的道路上完成现代 化进程的严峻命题。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既是激情的抨击与批判，更是理性的反 思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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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坚守文化批判性，正是坚守报告文学作家主体独立精神的重要表征。报告文学 近百年的发展史告诉我们，什么时候高扬了作家的独立思考与独立批判旗帜，这一文体 自身的繁荣与兴盛，以及对社会生活与文化创新的重要影响就成为必然；什么时候消解 或者削弱了这种独立精神，文体的衰败、萎缩与边缘化就成为不争的定局。新世纪报告 文学文化批判性的突显，很大程度上正是对上世纪90年代这一文体批判性钝化的反拨。 对此，我们不否认文体发展内在逻辑的规律性，但一批前锋作家的文体自觉和思想实验 也应成为这其中的决定性因素。上述的赵瑜、何建明、卢跃刚等人是这样，以关注和书 写社会重大事件和法制问题著名的杨黎光、一合、邢军纪、长江等也是如此。杨黎光近 年风头正劲，他以广东抗“非典”为描写对象的《瘟疫，人类的影子?》，在对事件做 清晰、生动叙述的同时，表达了对人类生存环境和人类生活行为的深切忧虑与关注，于 众多描述抗击“非典”的报告文学中显出其独特性。但我以为，杨黎光的独特性更多地 还是体现于他在《惊天铁案》中对“人性腐败”的书写。这部作品记录的是以“世纪大 盗”张子强为首、横跨粤港两地作案的特大犯罪集团由生成到覆灭的过程，文本非虚构 性的到位使它或可成为晚近报告文学的楷模之一。更有意味的是，作者在此并无意描述 一个类似地摊文学似的颇具“卖点”的“大盗”传奇，而是希望通过再现一个非常态下 人性腐败的个案，表达对张子强们反社会、反理性、反人道和反规则的财富追求与积累 方式的否定，以此进一步深究人性变异和欲望伸张悲剧的外在因素——即竞争加剧、结 构失衡和阶层利益不均等社会运行机制的缺失，表达对构建更理智、更均衡和更有利于 塑造健康人性的现代社会的强烈诉求与期盼。作品超越一般案件文学的动人之处还在于 ，它着力于通过对反派人物的非脸谱化、非简单化、非妖魔化的再现，努力发掘一个真 实可感、血肉丰满的“犯罪天才”的人性变异，由深刻的真实达到深刻的批判。这样的 描述，令我想起90年代末杨黎光在《没有家园的灵魂》中对深圳死刑贪官王建业的人生 勾勒，它们确有异曲同工之妙。无独有偶，擅长反腐题材报告文学创作的一合在他的近 作《红与黑》中也写到了沈阳市前市长慕绥新的真实人性表现。作家用“红”与“黑” 来代表其人性中的两极，以一个极富典型意义的“官吏腐败”个案，引申出对现行政治 体制、官员为政理念、政治生活氛围等当下政治文化的反思与批判，是颇具一斑见全豹 意义的。与《红与黑》具有链接效应的是长江所写的《对面坐着马向东》。作者以其特 有的现场对谈方式再现贪官马向东，并深入分析和批判了这一同样具有“红与黑”特点 的人物身上所表现出来的“赌徒”心态，及其所尊奉的“金钱说话”的从政潜规则。长 江的另一篇新作《矿难如麻》则通过对山西两次矿难事件的调查，发掘出隐藏在事件背 后的矿主为隐瞒事故真相，私自偷运、填埋、焚烧遇难矿工尸体，对上瞒骗、贿赂，对 下威吓、欺压等种种“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罪恶。其叙事的重心在批判无良矿主及其 幕后支持者无视法律与生灵、利欲熏天的人性堕落，在拷问法律与欲望、财富与生命等 现代化进程中所不可回避的重要命题。作为新世纪法制题材报告文学的重要作品，邢军 纪在他的《第一种危险》中详细披露了其对震惊全国的郑州张金柱恶性交通肇事案真相 进行调查的经过，以作家的勇气和良知反思法院在媒体和民众情绪化的声音影响下的误 判错误，并认识到“对于一个文明的国家和民族来说，真正的危险是一种无序状态的危 险，以至于无法无天，草菅人命，这才是一种最大的危险，也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第一 种危险。”此外，沙林的《检视暴戾》对现实中漠视法律与个体生命尊严的暴力现象的 揭露，王光明、姜良纲的《中国有座鲁西监狱》对罪犯施以法理情相渗相糅的人性化改 造的描述也都具有建设新型法制文化的启迪意义。可以说，尽管上述作家有着不同的描 述对象，但其坚持报告文学非虚构性为第一要素的理念是一致的——这包括人性再现的 真实、人生再现的真实、事件再现的真实和状态再现的真实；尽管上述作家对事物或问 题的反思程度有深有浅，但其坚持报告文学作家独立判断、独立思考和独立批判的精神 却殊途同归。这诚如《东方马车》中一人物所言：我反思，故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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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讲，报告文学作家所坚持的文化反思和文化批判，相当程度上又带有现代性反 思的意味，即在欣慰于经济建设成就的同时，深思在高速运行的现代化列车上所暴露出 的人性的异化、理性的丧失、意愿与结局的悖反等种种与“主体的自由”这一现代性核 心内容相违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态。应当说，在新世纪，这种现代性反思不仅体现 于上述各方面，还波及到对自然生态危机和弱势群体现状的揭示上。徐刚的《长江传》 以宏大气势抒写长江文化，以深沉的忧思揭露长江的危机，与他在过去数年所作的生态 危机报告文学系列相比，此文的反思已由自然环境层次扩展到人文与历史，因而更显厚 重与深入。吴岗的《善待家园》主要书写的是山、海、土地和矿藏等四方面因人为因素 所导致的严重地质灾害，由此显示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间的激烈冲突，提出法律与道义 是其中的解决之道。而李青松则在《告别伐木时代》中，通过叙述黑龙江森工企业于国 家为保护森林明令禁伐后的困境与选择，写出生态保护与恢复的沉重代价，并提出要建 设“没有穷山恶水的现代化”的中国现代化之路。凡此种种，其实都表达了作家们对工 业化为主体的现代化狂欢所带来的负面效应的拷问与检讨——以理性为基本法则、以人 的主体自由为核心建构的现代性，决不能因为人类非理性的思维与行为方式而改变其美 好的初衷，天人合一、自然与人可持续发展的平衡观念可视为其内在的思想资源。作为 报告文学的常规课题，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注已成为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报告文学的注 视点之一。近几年里，何建明写出了《恐惧无爱》，力图在展示遭遗弃青少年这些“另 类孩子”生存现状的同时，对遗弃亲情、放逐家庭的反人性、反理性的唯利与唯欲时尚 给予反思与批判。常扬的《世界第一村》记录的是位于陕西三原的中国首家罪犯子女儿 童村创建的艰难历程。它的意义在于，破除传统思维惯性，维护本为无辜的罪犯子女的 人权，反思人性的丑恶，呼唤美好人性的复归。另外，谭深等人对深圳致丽玩具厂1993 年11月19日大火中受害的打工妹历时多年的《泣血追踪》，老威所作的《中国底层访谈 录》也都呼应着新世纪报告文学检讨现代化过程中理性精神与公正原则缺失的现代性反 思的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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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报告文学在现代文体中的独特性的实现，要仰仗于由非虚构性、文化批判 性和跨文体性所构筑的文体规范的坚守。从这一点出发，坚持文化批判性，就是在坚持 报告文学的文体本性。除却上述所言作家与作品之外，新世纪报告文学还在更为广阔的 空间对应着或者说实践着这一特性：譬如王宏甲的《智慧风暴》、李鸣生等的《寻找“ 北京人”》、施昌学的《新科院士》对科技人员新文化观的描述；张建伟的《最后的神 话》、邓贤的《流浪金三角》和《中国知青终结》、郝在今《协商建国》、舒云的《噩 梦九一三》对不同时期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重审与追问；吴东峰的《十将军记》、党 益民的《川藏线上生死劫》、陈歆耕的《战争大趋势》、王有才的《南疆故事》对当代 军事领域人和事的再现等等。当然，还应该清醒地看到，仍然有数量不在少数、挂着“ 报告文学”招牌的文本正在走向报告文学文体规范的反面——它们或在关注的对象上避 重就轻，避实就虚，写无关痛痒的文字，作金钱驱动下的经济文章，将“真实”作为娱 乐的最大卖点；或在非虚构性上大打折扣，无节制想象、虚夸以及自以为是的心理刻画 使真实变形，小说和纪实混淆不清，自毁饭碗而毫无知觉；它们或被粗疏的语言工匠打 造成叙述如嚼蜡、篇幅如裹脚一般的文字鸡肋，离“艺术的文告”越来越远。相比较纯 正报告文学作家对报告文学文体规范的坚守，这样的“报告文学”理当汗颜。总之，我 欣赏作家们的坚守，也祈望他们用自己的真诚、责任、才华和正义继续书写当代社会的 爱恨情仇，再造报告文学崛起与繁荣的新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