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与九一八事变再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事变论文,九一八论文,张学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3)08-0071-06
1931年9月18日晚，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是否下令张学良不要抵抗，虽经学者们考证，基本上给出了否定的答案（注：参见冯筱才：《“不抵抗政策”再探》，《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2期；毕万闻：《张学良研究之我见》，《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2期。），但由于史料的限制，论述尚不充分，而且对张学良实行不抵抗政策的原因、心态缺乏足够的分析，本文借助新发表的张学良的谈话，着重从张学良自身的方面，探讨他在九一八事变时实行不抵抗政策的原因和心态，并分析张学良对东北沦陷应负的责任。不当之处，请专家指正。
一
关于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下令张学良，让其不要抵抗的说法，主要有以下几种版本：一、曾经担任张学良机要秘书的郭维城，1946年8月15日发表广播谈话时说：“‘九·一八’事变当时，张学良将军在北平，一夜之间，十几次致电南京蒋介石请示，而蒋介石若无其事地十几次复电，不准抵抗，把枪架起来，把仓库锁起来，一律点交日军”。并且说这些电文“一直到现在还保存着，蒋介石是无法抵赖的”[1]。二、冯玉祥在其《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一书中说，“九一八事变那一天，荣臻从辽宁给北平的张学良打电话，问张怎么办，张学良回答说：‘日本人要占什么地方，随日本人占，我们是不抵抗主义。’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张学良请示过蒋介石”[2](p19)。三、更为广泛的传说是，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在军事法庭上辩护说：过去国人都责怪我出卖东北，现在我要读一封蒋委员长给我的电报，说着从衣服口袋中掏出一个小钱包，从中拿出电报宣读，大意是沈阳事变时蒋介石命令张学良不要抵抗云云。四、原东北军将领孙德沛回忆说：张学良在1935年8月曾亲口讲，“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占领了沈阳，我接到蒋介石紧急电令，电文内容是‘我国遵守非战公约，不准衅自我开’”[3](p214)。五、何柱国回忆说，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亲自用电话向蒋介石请求”，蒋介石回答说，“我们不还手让他打，我们在‘国际联盟’好说话”[4](p68)。
迄今为止，没有发现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下令东北军或张学良，让其不抵抗的确切证据，上述有的回忆还明显存在矛盾。如传说张学良随身携带电报稿，但南京高等军法会审审判长李烈钧、陪审官鹿钟麟等在其回忆文章中，均未提及。又如郭维城的证词说当时蒋介石在南京，而实际上，事变发生时，他正乘军舰自南京前往南昌途中。根据现有的史料，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给张学良最早的一份电报是9月19日晚8时左右发出的，电文如下：“限即刻到。北平张副司令勋鉴：良密。中刻抵南昌，接沪电知日兵昨夜进攻沈阳。据东京消息，日以我军有拆毁铁路之计划，其借口如此，请向外宣传时，对此应力避之。近情盼时刻电告。中正叩。皓戌。”[5](p278)由此电可知，蒋介石是在19日才接到的消息，18日晚不可能向张学良发出不抵抗令。还有一种说法是，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学良打电话向南京请示，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熊斌转达蒋介石指示：不能打[6](p574)。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确向南京方面请示过，如张学良在9月24日致蒋介石电报中称，“当时日军突如其来，殊出意外，我军乃向官方请示办法，官方根据前项命令，不许冲突。又以日军此举，不过寻常性质，为避免事件扩大起见，绝对抱不抵抗主义”[7](p490)。由于19日才知道消息，蒋介石不但当时没有给张学良下不抵抗令，而且也没有给南京官方下不抵抗令，张学良所谓“官方根据前项命令”中的“前项命令”，应该为“铣”电，而非其他。
总之，根据目前材料看，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没有给张学良下不抵抗令，之所以形成这种认识，或者因为回忆失真所致，或者因为政敌有意为之，或者误把蒋介石处理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的方针，当作他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给张学良所下的命令。如果说这还不充分的话，那么，张学良本人的几次谈话，则非常明确地证实了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不抵抗命令出自他本人之口，而非蒋介石。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在对记者谈话时说：“吾早下令我部士兵，对日兵挑衅，不得抵抗。故北大营我军，早令收缴军械，存于库房”，“当日军进攻消息传来时，立时又下令收缴军械，不作报复行动”[8](p198-199)。50余年后，1990年8月，张学良接受日本NHK记者采访时，说他“当初未料到关东军会发动九一八事变”，“我认为这是我判断错误”[9](p1164)。关于蒋介石是否下令不抵抗，张学良说：“这件事情，现在好多人替我辩白，说是当时是中央怎么样”，“我不能把责任推到中央去。我自己是不想把这件事扩大”[10](p78)。美籍华裔历史学家唐德刚教授在采访张学良时，张学良说：“我要郑重地说明的就是关于不抵抗的事情。九一八事变不抵抗，不但书里这样说，现在很多人都这样说，替我洗刷，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不是的，绝对不是的”。关于张学良随身携带蒋介石发给他的电报稿的事，张学良说，“瞎说，瞎说，没有这事情”[11](p434)。结合前文分析，辅以张学良的几次谈话，现在可以判断，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没有给张学良下不抵抗令，不抵抗令出自张学良之口，已确凿无疑。
二
既然不抵抗命令是张学良下的，那么，他对沈阳失守，东北沦陷，应负什么责任呢？我们且看他自己是怎么说的。1936年6月张学良在《中国的出路唯有抗日》中说，“‘九·一八’事变前后，我们有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委曲求全，希求事态不扩大”[9](p972-973)，当时“没有把事变的起因和演变，认识得清楚，把握得住”[9](p996)。1990年，张学良对日本NHK记者述说了他不抵抗的原委，并说明自己当时的心态：“大家责备我，说我不抵抗，我不承认。”又说：“我对‘九·一八’判断错误了。后来国人骂我。我说你骂我‘九·一八’事变不抵抗，我是一点不认这个账的，我没有错。可是你要骂我是封疆大吏，没有把日本的情形看明白，那我承认。我判断日本不能这么做，因为这么做对他不利，我这个人是胆大妄为的。假如我真知道日本人要政变，我当时可能跟日本人要拼的。”[9](p1155)在同唐德刚教授的交谈中，张学良再次重申了上述观点。为什么没有看出日本发动战争，侵占东三省，继而侵占全中国的阴谋呢？张学良说“日本人在东北同我们捣蛋不是第一次了，捣了许多年，捣了许多次了”。“过去我们对日本办事情，南京事件也好，济南事件也好，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当时也是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11](p432)。“我们历史上都是采用这个办法呀，假如我知道这事情化不了，那我就不同了，我的处置方法就不同了”[11](p433)。
上述张学良一系列谈话，有两点应引起我们的注意：第一，他没有判断清日本要发动战争侵略中国，所以他才没有下令抵抗，因此也就隐含着对沈阳失守、东北沦陷，他不能负责。第二，如果他看清了日本这种狼子野心，他可能会下令同日本人干的。下面我们对这两点作些分析。
关于张学良是否看清形势，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大多数人同意张学良的观点，但张氏之辩，多少有些难圆其说。笔者认为张学良在某种程度上看清了日本的面目，但却又不愿相信，心存幻想，在诸多因素的牵制下，最后还是下了不抵抗令。1931年7月初，蒋介石和张学良交换过是否与日本开战意见。7月6日王家祯告知张学良：“日本将展开急剧地侵略满蒙是无疑的。”[12]10日，张学良说：“若有冲突，将重蹈旅顺、大连之覆辙，致使满蒙为日本人占领则是很明显的，我方应力避冲突。”[12]同日，张学良致蒋介石电云：“惟满蒙非用武力，难保安全，于今日本期望对外开展，我国亦应猛醒觉醒。”[12]9月初，荣臻看到满铁一带空气特别紧张，关东军频繁举行演习，向张学良请示对付办法，张答称“沉着应付，勿使扩大，敌果挑衅，退避为上”[13]。9月12日，蒋张于石家庄秘密会见后，张学良告诉何柱国说：“不得了，日本人要动手了！”[14](p264)14日，东北边防军代理长官张作相召见部下李济川，告以形势之严重，并让其去北平请示。15日，李济川向张学良重复了驻日公使的话：“日本各地都在搞示威游行，想以武装占领东北。”[15]张学良9月20日接见新闻记者时也曾说：“余窥透日军拟在满洲有某种行动后，即下令部下倘遇日军进攻，中国军警不得抗拒，须将军械子弹存于库房。”[16]从以上分析看，张学良的确预感到日军要在东北做出某种动作，但这是个什么性质的挑衅，张学良并不清楚，他可能想到日军要采取大规模行动，但根据以往的经验，又认为这似乎不可能。所以关于九一八事变之前的形势，张学良不能说自己完全没有看清，应该说他当时的心理是矛盾的，对形势判断处于一种似清楚又非清楚的模糊状态。
那么，即使张学良看清了形势，他就会采取抵抗行动吗？可能也不尽然。
首先，不抵抗政策是蒋介石和张学良二人的共识。不抵抗政策的发明人是蒋介石，但张学良决不仅仅如一些学者所言，是不抵抗政策的执行者。张学良和蒋介石在对日问题上，态度基本上是一致的，与其说张学良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不如说蒋介石关于处理日本在东北一系列挑衅的态度，坚定了张学良的对日问题看法。我们从对日军一系列挑衅事件的处理上，可以看出蒋介石和张学良二人在对日问题看法上的一致性。万宝山事件发生后，张学良电令东北政务委员会：“此时如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方将对我要求割地赔款，东北将万劫不复，宜亟避免冲突。”[17](p83-84)蒋介石7月11日在“剿共”前线江西抚州给南京政府和张学良发电报称：“须抑制排日运动，宜隐忍自重，以待时机。”张学良复电也说东北军应“努力隐忍自重，勿使日本乘其间隙”[6](p563)。中村事件发生后，8月16日，蒋介石发来“铣电”，谓：“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希转遵照执行（此电迄今为止尚未发现——引者注）。”[8](p196)张学良将电报转发东北各军事负责官长一体遵守。9月6日张学良又转电臧式毅、荣臻：“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衅，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确实注意为要。”[18](p67)由此可见，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是深合张学良的心意的，可谓“于我心有戚戚焉”。所以，不能简单地说蒋介石是不抵抗政策的“发明人”，而张学良仅仅是该政策的“执行人”。有人认为张学良是不抵抗政策的牺牲品，因为该政策是蒋介石为张学良设置的陷阱，是有“极其险恶的用心的”，其目的是“企图利用日本力量驱走东北军，然后梦想依赖国联的力量，将东北变成蒋的天下”，其依据大约是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在其日记中有“此亦为外交之转机，亦为国家统一之良机”之语，因此，“实际上不抵抗政策仍是内战削藩政策的继续”[19]。还有人认为张学良是受了蒋介石的蒙蔽，“糊里糊涂地执行”了不抵抗政策。实际上，张学良的东北政权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如果不同意蒋介石的命令，他完全可以奋起抵抗。张学良是个以大局为重的人，这从“东北易帜”等一系列事件中看得很清楚，所以，张学良才说东北重要问题要依靠中央，不能单独对外。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又曾说“现在我们既已听命于中央，所有军事、外交均系全国整个的问题，我们只应速报中央，听候指示”[20](p78)，这确非推脱之辞。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用“上下级关系”，“服从中央”，甚至用“忠君思想”，来解释张学良下令不抵抗，而关键是张学良本人在对日看法上与蒋介石观点一致。同时，也不能把九一八事变前，蒋介石处理日军挑衅的政策，同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学良下令不抵抗完全等同起来，不能把二者看成是百分之百的因果关系，还是要在张学良自己身上找原因。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后，下令不抵抗，基本上是他对国内外形势判断所作出的决定。当然，笔者这样说，并不是要完全排除蒋介石对张学良的影响，而是说应当分析、重视张学良自身的因素。
其次，迷信和平，迷信国联。自从皇姑屯事件以来，张学良主观上力避冲突，希望和平解决中日矛盾，这与他没有完全看清日本侵华的面目有关系，但二者不能形成因果关系，和平解决中日冲突不是张学良一个人的想法，以公理对强权是弱小民族在遭遇外来侵略、威胁时的首要选择。如因张作相曾主张武力抵抗，9月6日，张学良致张作相特急电云：“奉电密令：我国遵守非战公约，不准衅自我开。特令遵照”[7](p480)，此时离九一八只剩12天。何柱国也曾说过，东北军方面，因为过去已有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历史，又有九国公约的保证，加上1928年皇姑屯事件处置得当，使日本找不到任何借口，因而避免了事态的扩大，这更使张学良找到了历史依据。所以，19日凌晨6点，张学良召见顾维钧等人磋商时，会上决定采用顾维钧的主张：“立刻电告南京要求国民政府向国际联盟行政院提出抗议，请求行政院召开紧急会议处理这一局势。”[21](p414)
最后，畏惧日本实力，自身也有诸多力不从心之处。1928年12月张学良说：“学良不卖国，但有为大势所迫非办不可之事，此乃弱小民族被人压迫之实况，人应谅之。”[22](p670)1931年3月初，日军挑起种种事端，东北形势恶化，张学良认为“中国没有力量跟日本打”，那就更不用提让东北军单独对日开战了。从东北军的军事部署上，也可以看出张学良的这种心态，据日本人1929年调查，东北军大多部署在从山海关到辽河的北宁路沿线。九一八事变前夕，东北兵力相当空虚，28万东北军大半调到关内，而且全是精锐部队，沈阳正规部队只有8000人。可见，张学良并未作与日本人发生大规模冲突的军事准备。1930年9月18日张学良率军入关后，不仅东北力量更加空虚，而且还深深地陷入关内政治纷争，牵制了张学良的手脚。此外，东北军内部也不是毫无缝隙，东北军将领和上层军官大体可分为抗日、亲日两种类型，张学良不能自如地运用兵力。
总之，从以上几个方面看，即使张学良完全看清了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也极有可能还是实行“不抵抗政策”。再者，张学良在接受日本记者采访时，也只是说他若知道日本的野心，他也只是可能会跟日本人拼的。这种推测我们可以从九一八事变后的一系列事实得到侧面证明。
在“不抵抗政策”指导下，张学良和蒋介石都寄希望于国联，但到10月24日，国联作出决议，要求日方撤军，而日本不但不加理会，反而于11月进攻嫩江黑龙江守军，日本野心已暴露无遗，张学良自谓：“国联自身本无实力，仅能调解纠纷，不能强判执行，中日事件最好能自谋解决办法。”[7](p530)但在嫩江桥战役中，当日军和伪军张海鹏部向嫩江桥进攻时，张学良令守军于兆麟部和平撤退，以免靡乱地方，仍旧依赖国联[23](p171)。江桥抗战，马占山可谓孤军奋战，未获驻防锦州一带东北军的实力援助，张学良驻锦州队伍毫“无战斗准备”[24]。江桥战斗结束后，张学良受到社会舆论猛烈抨击。上海救国联合会说“黑省马军，孤军抗日，效忠疆场，张学良未能拨援”[25]。市民联合会致电国民政府，指责“张学良坐视日寇侵略东北，辱国丧地，放弃职守”[26]。全国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亦电请政府“严惩张学良，克日出兵”[27]。11月锦州事变中，张学良仍未下抗日决心，而是钟情于“锦州中立化”方案，11月29日，张学良致蒋介石密电，称“惟个人对此亦颇赞成”[28]，并在与日方代表谈判之同时，开始安排东北军撤出锦州。顾维钧极力劝阻道：“兄拟将锦州驻军自动撤退，请暂从缓”[29]；后又与宋子文联名致电张学良：“现在如日人进兵锦州，兄为国家计，为兄个人计，自当力排困难，期能防御。”[30]蒋介石亦致电张学良：“锦州军队此时勿撤退。”[5](p262)但12月21日，张学良致电第二军司令部：“当最近日本进攻锦州之时，我军驻关外部队理应防范，但若现政府方针未定时，自然不用锦州部队进行防守，因而撤至关内”，“部队驻地为迁安、永平、滦河、昌黎”[31](p244)。当日军进攻锦州时，国民政府多次电令张学良抵抗。25日，令其“积极筹划自卫，以固疆圉”，张学良部队开始从锦州撤退后，国民政府还急电其“无论如何，必积极抵抗”[8](p235)，但日军兵不血刃占领锦州，锦州几乎拱手让给日军。
关于热河失守，一般均认为归咎于汤玉麟，张学良自己也这样认为。1990年他对日本记者说“我当年做事非常困难，我接掌东北的时期，这些人（指汤玉麟等）都是我的老前辈。都跟我父亲差不多，拿我当小孩子一样”，“根本就不服从我的命令”[9](p1156)，所以热河失守了。他对唐德刚教授也说“那热河就是他失守的！”[11](p475)1932年蒋介石致电张学良，说：“北方军事已全权托付吾兄，并请吾兄负其全责。”[15]1932年9月蒋介石给张学良指出解决热河问题的两种方案，一是调防汤玉麟于察哈尔，二是“先占热河，而暂弃平津，亦在所不惜”，并令其不要走漏消息[5](p559)，但张学良未按蒋介石计划行事，致使形势越发恶化。1933年1月8日，日军攻陷山海关后，张学良在记者招待会上慨言：“我以为各国之和平运动今已无效，我们为争取民族生存，只有拿我们的血肉、我们的性命来维持和平，来保卫中国，除此之外，再无别法了。”2月18日，张学良在致日内瓦中国驻国际联盟代表的电文中说，中国政府和人民决心抵抗日寇侵略，保卫热河。同日，由张学良领衔、东北军将领发表的通电表示：“舍奋斗无以求生，舍牺牲无以救死，但有一兵一卒，亦必再接再厉”[7](p650-651)，似乎要与日军决一死战，然而旬日过后，东北军土崩瓦解。热河之战中，东北军大部在察冀观望，虽万福麟部“抗战皆辛苦”，但总体上看，东北军其他部队“未尝作有效之抵抗”[32]。所以，热河失守，张学良有一份难以推脱的责任。
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实行不抵抗政策和不决心抵抗日本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诸如依赖国联的思想尚未完全幻灭；依靠中央，寄希望于全国抗战；对东北军指挥不灵；中央政府支持不力，等等，除此之外，保存东北军的实力也是很重要的原因之一。9月19日凌晨一时许，接到荣臻电话后，张学良立即召集东北军重要将领会议，说东北军“本应和他们一拼，不过日军不仅仅是一个联队，它全国的兵力可以源源而来，绝非我一人及东北一隅之力所能应付”。“余不愿以多年相随，屡共患难部属的生命，博余一人民族英雄的头衔”[33](p175)，张学良还说过，如果是玉碎（全国抗战）尚可，若是瓦碎（单独抗战）则不必。5年后，张学良在西安还对刘鼎说过，单独抵抗是徒然牺牲而已。近年来有一种说法很流行，那就是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在不抵抗中进行了抵抗”，似乎是蒋介石的对日政策才导致张学良没有对日进行拼死抵抗。事实上，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的一些抵抗行动不仅不坚决，而且其抵抗动因主要来自国内舆论压力，而非其对日看法和对日方略发生根本转变。
三
行文至此，但祈未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张学良不抗日，不是一个爱国者。笔者只想说明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发展过程，历史研究应遵循的原则之一，是“情景原则”，或曰“易位原则”，即设身处地地为当事人考虑，因为台上和台下，在职和在野，考虑问题的角度是不一样的。对于当权者，凡一事，他不但要考虑如何开场，更重要的是要考虑如何收场。本乎此，关于张学良抗日态度和行动，窃以为，有如下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张之反日、抗日有一个发展过程。九一八事变之前，张学良是反日的，但忍辱退让，不愿与之彻底决裂，希望和平解决，这种心态一直持续到热河抗战；至其下台，游历欧洲，思想发生剧烈变化，逮乎返国，武力抗日思想渐趋强烈；1936年上半年开始，张学良多次明确表示抗日的强烈愿望，批判“统一论”、“准备论”，由反共拥蒋抗日，发展为联共逼蒋抗日，因与蒋政见不同，终于导致西安事变。总之，张学良的反日和抗日思想应作区分，反日、抗日言论和反日、抗日行动应区别开来，不能用张学良后来的言语去推测九一八事变时的行动。从反日到抗日，张学良的思想有一个形成过程，此点不可不明察。此外，张学良实行不抵抗政策，并不有损于他作为爱国者的形象，因为当时情况太复杂，必须做审慎处理。第二，蒋介石和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前后，对日本的看法，并无本质区别。对九一八事变的处理，可谓合作无间。1931年9月19日蒋介石致电张学良：“沈阳日军行动，可作地方事件，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一切对日交涉，听候中央处理。”[6](p575)张学良也多次表示要听从中央指令，决不单独对外。事实上张“自沈阳事变以来，个人一切遵从中央意旨”[7](p579)。其间，阎宝航、王卓然等人几次要张学良鼓起精神干，但张学良仍然表示要“听命于中央”。张学良之所以与蒋介石合作无间，除保存实力外，其根本原因还是对日看法上二人观点一致。既然“不抵抗政策”是蒋介石和张学良二人的共识，对九一八事变的处理，二人又合作无间，所以，蒋介石和张学良均应负责任。把东北沦陷的责任一古脑儿地都推到蒋介石身上，是不公平的；同样，让张学良承担全部责任也是不公正的。论对狭义的九一八事变处理，张学良应负直接责任；而对广义的九一八事变处理，蒋介石则应负主要责任。至于对“不抵抗政策”的评价，则是另外一回事情，但有一点，蒋介石非为不抗日，而是何时抗日、如何抗日的问题。张学良亦然。
【收稿日期】2002-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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