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城市化与文化体制适应性问题解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化与论文,当代中国论文,性问题论文,体制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860(2012)06－0036－05
一、城市化时代的文化体制问题
2011年10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对今后相当长时期的文化总体框架和布局，做出了全新的战略性预判和前瞻，也提出了详尽的工作部署，其中，主题就是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构建有利于文化繁荣发展的体制机制”。在文化体制改革这一主题下，包含着大量而丰富的新的社会问题指向和内在的意象性话题，可以引发出很多我们这个时代特有的文化问题。对文化体制改革问题，可以从多个维度和专业范畴去解析，也可以从更大的社会、经济、政治话语体系中，拓展出更多更广的解读空间。这其中，就有一个如何以城市化进程为线索，追寻由此生发出的文化体制的适应性问题的论述线路。
当代意义上的城市化，是特指自英国工业革命始的现代城市化运动。这样的城市化运动，给人类带来了全新的面貌，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发展，培育了现代形态的世界市场，也给人类的文化带来了全新的活力和前行动力。今天的中国，也走进了当代模式的城市化进程，而且规模空前，速度空前，内容变化空前。在短短几十年间，城市人群构成的方式、规模、内容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城市化的最大特征，就是人口、社会、经济、文化的集聚，既是规模的集聚，更是效应的集聚。集聚为文化发展带来的变化是十分明显的，它促使整个社会尤其是城市社会的文化需求呈现出集合式、膨胀式的增长态势，人们相互间的文化交流、碰撞、冲突和学习的强度、密度都急剧地增强了。在这样的态势下，文化能量的生成、发展和释放方式，都需要并且必然有全新的模式和路径，对文化体制机制同样提出了全新的要求。
当代中国快速城市化的发生端点，大约是在20世纪的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这正是世界范围内大规模城市化运动的活跃期，大量的发展中国家走上了城市化进程，以拉美国家为先导，亚洲国家为主体，世界上有一大批国家以惊人的速度成为世界城市化运动的主角。此时，许多发达国家的城市化已经完成，而随之发生的后现代文化现象，深刻地影响了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进程，影响了他们的城市文化生活状态的形成。由于文化需求的增长，人们受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文化享受必然地出现了“去贵族化”倾向，文化快餐式消费也由此生长出来；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网络化新平台的出现，文化产品的生产、传播、消费方式发生了变化，多媒介、人人参与的趋势渐成主流，大众文化分众化、精英文化平民化趋向愈益明显，新的文化表现形式、新的文化品种、新的传播方式愈来愈丰富，同时文化浅薄化、符号化、娱乐化问题也愈益凸显。城市学家M.Msffesoli认为：“……生活方式方面的一个最重要的变化趋势就是受后现代文化的影响，尤其是20世纪70—80年代之间的后现代文化，其肤浅、短暂和折中的倾向左右了生活方式的变化。在这种新文化的背景下，人们拥有更强的能力去探究更为广泛的情感和经历。通过大型购物中心、博物馆、艺术馆、电影院和主题公园等环境，最重要的是通过精美的‘生活方式’杂志、电视和网络等媒体，人们建立对美学的敏感性，使得大批人聚集于并不持久的不同的情感社区之内。”[1](P450)
在城市化这样的剧烈社会变迁过程中，文化体制机制该怎样去适应文化的发展要求，去破解包含在人们不断增长的文化需求和精神需求中的时代性课题呢？我们应该怎样看待曾经行之有效的文化体制，并通过改革使之适应新的时代要求呢？
新中国成立之初，为适应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需要，一套较为有效的文化体制被建构起来，它促进了一个全新国家的文化发展，形成了一个独具特色的文化行动指南，也曾保护了大量在旧中国濒临灭绝的文化品种，使大量“原野化生存”的文化艺术得以存活，在这样的文化体制中，新中国基本建构起了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大格局。但是，无论怎样合理的文化体制，也不意味着它属于无需变动的固定模式。文化体制决定于文化生产力状况，一切文化体制机制都必须根据时代的发展要求，不断地调整改变，以致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任何一种文化体制机制，都存在着如何不断激发文化活力，并能够持续性地发挥长久效应的难题。它既是对社会文化生产规律的总结，是对现行的有效的文化生产路径的肯定和规范；同时也是新文化生产力和创新性文化劳动的激励要素，是提升社会文化创新力和文化繁荣的制度保障。在今天的高新科技的全新条件下，在以网络为主要传播平台的文化生产和流动状态中，我们要找寻文化生产和传播的新规律，创新文化体制，以适应形势的变化，从而有效激活新的文化活力和文化发展动力。
二、城市化的文化激励效应
城市化之于文化激励的第一效应，是规模化效应。城市规模变化是促进文化发生巨变的首要因素。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一直呈现为高速推进的状态，1978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大致为17.92％，1989年为26.21％，2000年为36.22％，2009年为46.59％，而2012年一跃跨过了50％的城乡转换时代的分界线，达到了51.27％，从此中国迈进了城市化时代。这就为文化发展设置了一个宏大的社会化的客观背景。
快速城市化进程将大量的社会发展和文化发展问题给密集化和强化了，原本可能单一的问题线性发生路径，在中国开始呈现为叠加、重合、共生的状态。这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一大特征，是建构当代中国文化的理论解析体系的重要前提，是在城市化背景下考察文化体制改革问题应该把握的核心问题。
之所以会发生文化发展的这种变化，是因为城市化带来人口格局的剧烈变化和人口的大规模迁移。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中国2011年的城市化率已达到51.27％，按照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不包括港、澳、台地区人口)的数据，全国户籍登记人口中，大陆地区已有人口1339724852人，而城市人口已达约697272000人。仅以中国的城市人口计算，在与很多国家的整体人口规模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惊人的现象，即中国的城市人口，大约相当于2个多美国人口，6个多日本人口，8个德国人口，10个法国人口。①这里显示的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人口迁移现象和城市人口数量的惊人增长，它说明中国的社会变迁的规模巨大。大规模社会变迁促进了社会发展和文化繁荣。我们仅以上海、北京、广州、天津等城市作为叙述依据，就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变化。2011年，上海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6230元，北京为32903元，广州为34300元。北京的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为31.4％，百户拥有汽车38辆；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4736元，恩格尔系数为32.4％，百户拥有家用汽车19辆。②社会整体收入状况的改变与提升，特别是中高收入人群的扩大，为社会、文化的发展繁荣，尤其是文化消费状况的改变，提供极为坚实的物质支撑和客观保障。近年来，中国许多城市居民的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消费支出比重逐年下降，而同时，在教育、旅游、通信等发展型、享受型消费领域的消费比重则持续升温，特别是文化消费，比如电影、演出、音像制品等方面消费的迅猛增长，反映了城市生活的丰富、城市文化需求规模的扩大和消闲、审美、精神需求状态的明显改变。
城市化之于文化激励的第二效应，是多元化效应。由于城市化的演进，文化需求的能量被逐步释放出来，人们不同的文化需求和旨趣在社会生活中清晰地得以呈现，文化多样性和丰富性需求猛烈扩展。人们不会再满足于简单的文化品种选择，尤其不会再愿意听空洞无物的口号式说教，一部作品就能轰动全国的文化现象可能将不复存在。仅以2011年电影票房统计，电影消费已经超过了100亿元人民币，达131.5亿元，比2010年增长约30％；2011年中国电影银幕数达9296块，增幅超48％；中国影院数量为2803家，增幅达40％。2011年电视剧生产完成并获得《国产电视剧发行许可证》的剧目共计469部约1.5万集，较2010年产量上涨1.75％。全国演出市场的统计，全国2011年演出业的收入是233亿元，票房收入占120亿元。③但是，人们并不满足于数字的增长，他们对电影和电影产业的文化批评越来越尖锐和直白。这些批评表明，不同的文化诉求目标越来越清晰，不同的文化欣赏口味和旨趣越来越显现，人们对于文化精品的需求和呼唤也越来越强烈。文化精品并非仅仅依靠号召、励志、热情，就能够产生出来的，文化精品最为期待和最为需要的首先就是良好、宽松、自由的文化环境，就是需要构建良好的文化激励机制和保障机制，让人民在其间有效、自如、完美地享受文化，让有责任感的艺术家们有激情地、有热情地去创作、去劳动。在中国当今的城市化背景下，城市文化以致整体的文化面貌都会焕然一新。由于大量的外来人口包括农业人口成为城市社会的新成员，文化的变化会十分剧烈和明显。城乡文化、地域文化、族群文化间的交流与交锋，迅速增加，新的文化需求正在生成，大量的新文化动力和文化能量正在集聚。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文化体制机制如果不能有效地促进和适应新文化的生长和壮大，如果难以拓展更大更广阔的文化空间，那就会成为文化发展的阻碍。
城市化之于文化激励的第三效应，是创新效应。在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中，大量新的文化需求和新的文化习俗异常迅猛地形成。新的文化需求形成的文化激励效应，促使文化核心目标随着城市发展而愈益清晰，这就是创意活动的需求愈益增长，文化保护和文化特色识别的需求愈益增加，文化多元状态更加凸显。这就要求建立文化创新机制，完善文化遗产保护机制，形成尊重多元文化和包容多元文化的新城市文化建构。只有真切关注文化体制机制的适应性变革，才能使社会文化状态发生根本改变，实现文化繁荣。
城市化引发的社会构成的基本变迁和生活状况的改善，是文化发展和文化体制变革的最根本动力。社会构成和社会阶层的变化，使整个社会对交流、教育、艺术欣赏和文化享受的需求大大地增加，更为多样化，从而极大地激活了社会的文化生产力，刺激了社会文化生产的热情和能力提升，呼唤和推动着文化体制的改革。
三、文化体制适应性及可能性空间
今天，城市化的文化催生效应和能量激励效应正在显现，人民群众的强烈文化需求愈益显现，文化生产的活跃现象正在出现。同时，文化体制机制的适应性问题，也随之日益显现出来。具体表现为，现行文化体制机制在逐步剥离文化简单政治工具化的同时，却又使文化陷入市场经济的围剿，沦为经济活动的工具；虽然有着巨大的社会文化需求，却未催生出大量深刻的、优秀的、隽永的文化产品，平庸之作充斥舞台、银屏、银幕和各种文化平台；文化资源和文化生产浪费严重，题材的重叠、撞车，愚人式的狂欢、恶搞，杂耍般的文化表达，大量消耗着可贵的人力、财力和物力资源。人们所期待的文化艺术，其功能不仅是为人民群众提供闲暇享受，更负有提升精神气质、传习人类文明成就、传播美的情怀等多重使命。引导整个民族完成现代文明建构，是文化建设的最根本的历史责任。今天的文化体制，能否保障中国完成这个重大使命，是检验其合理与否的关键标识。
整体观之，今天的文化问题，源于长期存在的空洞政治说教的失败以及市场经济利益的强大诱惑，整个民族的核心价值观不够清晰，如何走向人类现代文明的路径也不够清晰，应该引导民族意志前行的主流文化的引导力和影响力因此相对弱化了。现行的文化运行体制，目标清晰，路径却不够明晰；目的良好，效果却常常不佳。在很多领域里，尽管拥有较为严格的相关制度设计，也期望以此催生更多的文化精品，排斥劣质产品和恶俗作品，但又多限于口号式的呼唤，因而人民群众所期待的、具有巨大社会影响力和较长久的艺术感染力的优秀文化产品依然非常之少。当然，本应作为社会中坚而存在的精英文化，在很大程度得了“精神贫血”症，缺乏当代人文精神追求，缺乏追寻现代性建构的真正热情，缺乏应有的社会情怀，自说自话严重，自我欣赏和自我“封禅”现象比比皆是，而有正确历史观的大叙事难得一见，人们所期待的对历史、艺术、人民负起多重责任的文化产品严重匮乏。作为社会文化生活中最真实存在的大众文化，虽则显现了活跃、生动、多样和生命力顽强，往往却脱离主体文明轨道，产品的碎片化、肤浅化、短暂性现象十分明显，以娱乐至上、搞笑横行、恶俗连连为时尚，被消费主义所俘获。这不是文化自身出了问题，在这些问题的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是面对文化环境变化文化体制机制的适应性不到位和作用缺失。
文化体制就如同一套生命的密码那样，引导生命体系向着设有一定的方向运动。在健康的生命体系中，一定有一种机理在生与死的选择中，引导着生命趋向于健康。文化体制机制的作用，不论是显性的作用，还是隐性的力量，都应该以推进社会进步为宗旨，以激活和激励人们的生活热情为依归。我们曾经有效的文化体制是为政治服务的行政化的管理体制，它以行政化加温室式的方法，展现社会主义文化的强大活力，保障文化产品的顺畅产出。在特定历史阶段中，它是适应国情特征和时代要求的。但是，今天社会环境已发生了剧烈变迁，文化生态的密码悄然改组，那么，文化体制就应该做出适时调整，以完成其促进文化发展繁荣的根本使命。随着文化传播方式、消费方式和享受方式巨量、多样和分层化发展，好的文化体制，应该既能使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丰富多彩，使人民充分享受文化的快乐，又能在可以看到的视域内和可以预测空间里，保证社会的主流文化有明确的目标指向和有效的影响力，从而不使文化在社会生活的海洋中“失态”、“失控”、“失序”。
城市化的意义，在思想文化领域，人们思想的自由度大为提升，人们的文化观念发生巨大改变，从而形成新的文化结构力，促使着整个社会适应思想自由和文化多元的状况，走向多元文化共生共荣。在经济社会领域，社会财富和生产力的构成方式和机理发生重要改变，社会的组织形式以及运转方式发生变化，社会的多元状况和经济运行的市场化程度加深；在生活领域，随着社会结构的改变，人们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度提高了，人们更愿意自主决定生活内容的构成和休憩的方式，人们物质和文化需求的指向和样式日益多元化。这些构成了巨大的文化需求新空间，对文化生产力要素的构成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使增强文化创新机制的活力问题成为当代中国的深度追问。六中全会指出：束缚文化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尚未根本解决，关键词是文化生产力。今天的新文化生产力，究竟是怎样构成的，当代的文化生产力，是怎样被激发出来的，其发展的态势和规模都是由哪些要素所决定的，这些都是文化体制适应性改革所要面对的根本问题。
我们所理解的文化体制改革，并非就是一般化的去破解所谓体制机制障碍，也不能将一场本应非常深刻的文化变革简单地解释成将现有文化实体做转制处理，将其人为地组合成集团、“航母”，然后推向市场。这里首先要探寻的重要问题是，新历史环境中，原有的文化体制内还有怎样的空间，它还能不能持续地推动新型优秀文化源源不断地产出；而市场的力量又是由哪些关键因素构成的；怎样的政治氛围、社会环境才是好的有利于文化健康成长的条件。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要做真文章，就要直面这些问题，对如何认识文化生产规律、如何适应文化生产力发展要求、如何真正激活文化活力等时代提问做出回应。否则，就可能对新生的文化现象失去精准的判断力，认为新文化破坏了原有的秩序，是罪恶的，就可能无法把握文化消费的分众化现象无法预知文化前景，以至因失去对文化新生态的控制力而焦虑，从而导致向行政化管制的回归。
城市化实际上为新的文化体制变革提供了三大动力源：扩容、分众、创新。扩容是适应文化需求人群的扩大，对文化内容的扩展；分众对同质化文化供给的反拨，也是文化多元化格局的形成；创新是文化适应社会发展和技术进步而实现自身发展的方式。这三大动力因素，构成文化体制变革的重要前提，也是检验文化体制适应性程度的标尺。社会的发展变化，必然呼唤和引来文化的回应。合理有效的文化体制机制，一定要能激活和保护文化生产力，为文化发展划出清晰的路径，从而为社会的文明进步提供切实保障。
收稿日期：2012－08－10
注释：
①相关统计数据均见国家统计局官网：www.stats.gov.cn。
②数据分别见中国新闻网：www.chinanews.com；北京市宏观经济与社会发展指数基础数据库：www.bjhgk.gov.cn。
③相关数据分别见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官网：www.ccnt.gov.cn，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广电总局官网：www.sarft.gov.cn。关于演出市场的统计方法有待商榷并加以说明。票房是反映演出经营活动的指标，但是还有很多相关收入，剧场收入并不等同于票房收入。其他的相关收入，应该计入的项目也有一些与演出直接关联度不高，只能计为衍生收入，如舞美企业收入、产业链消费品收入等，在票房收入中，也包括了政府投入，并非完全意义上的票房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