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史研究的新视野：“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国际学术会议研讨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论文,学术会议论文,清代论文,新视野论文,史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10年8月9日至11日，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主办的“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来自中国大陆、中国台湾、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和地区的近60名专家学者，围绕清代政治史研究与回应“新清史”等主题，就清朝的国家与民族认同，清代政治制度、清代的官僚与政府行政、清代的政治文化，及国家控制与社会变迁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会议取得圆满的成功，也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
近些年来，受西方学术研究取向变动的影响，加上自身的因素，政治史有被边缘化的倾向，而伴随社会史、文化史等各个研究领域的活跃并向纵深发展的趋势，政治史研究在面对巨大挑战的同时，也激发了学界对“回归政治史”的强烈企盼，而如何超越传统的政治史研究也将作为尖锐的课题摆在我们的面前。学界逐渐认识到，政治史作为史学的核心，其地位与作用不可改变。但研究的范式却要褪去以往的窠臼。也就是说， “政治史”，甚或具体到“清代政治史”，不仅要对国家政治、官僚体系以及不同民族地区的治理方式进行重新探讨，也要对清朝政府行政的微观运行过程及政策落实手段等进行考察。不仅仅是将关注点放在对政治斗争、权力关系和政治事件的过程作宏观的叙史，而且要对关乎国计民生各个方面的问题，对政治与经济、社会等问题的关联性予以必要的重视。这些思考和研究，大多反映了新的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在历史研究中的运用与影响，而且是在对传统政治史研究深入反思的基础上形成的，它显示出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史、思想文化，乃至地理学和生态环境等各个学科与政治史研究的交相互动。
此外，会议上海内外学者第一次就“新清史”的主要议题“清朝的国家与民族认同”等问题展开了直接的对话。大家都认识到，在双方认知差异的背后，有着不同的学术环境、文化背景，以及民族历史传统的支持，正由于这些不同，才产生了不同的问题意识和研究理念，而语言与翻译也影响了双方未能在深层次上的沟通。经过这次对话，双方在一定程度上就相关问题达成了某些共识，这将对清代民族和国家认同问题的有关认知产生影响。但同时也认识到，学术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与交流的道路还很漫长。不可否认的是，新清史作为一个学术派别或研究范式，其所主张的内陆亚洲、满洲特性或是种族性等已不再是清史研究中的边缘问题，在经历过“新清史”的挑战之后，重新在新的高度回归的“国家认同”，已经成为清史研究的一种新视角。而史学研究需要一个更国际化的视野，“新清史”无疑加快了清史研究的国际化进程，对国内的清史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有鉴于此，本次会议在经历了各种观点与方法的质疑与碰撞之后，已为我们打开一个全新的政治史研究的视野，它在对问题意识的构建，对学术思维的磨砺，以及学术理念与方法的突破上，都为我们提供了值得吞吐细味的经验和价值。兹就各文综述如下：
一、对“新清史”的再认识：清朝的国家与民族认同
来自以美国为代表的“新清史”的研究范式，在带给清史学界以新鲜、另类以及冲击的同时，也把对以往研究的回顾和对诸多问题的反思留给了研究者，它引起国内清史学界特别是中青年学者的广泛关注，也引发了对其所涉研究路径与观点的质疑和尖锐的批评，于是在相关学科领域内产生了不同凡响的学术争鸣，其中有关清朝的国家与民族认同问题一直是新清史的重要议题。1996年罗友枝(Evelyn Sakakida Rawski)在亚洲研究学会年会上，质疑何炳棣提出的“清代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征服王朝是因为采用了汉化政策”的观点，随后她指出，清朝是保持了自身国语骑射等满洲认同，并用不同的方式统治一个包括满族、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和汉族等的多民族帝国。这个帝国是一个超越了“中国”的帝国，中华民族不过是一想象的共同体等。意为“清帝国”与“中国”并非同义词，并提出要重新审视清史的讨论要求，由此产生了“新清史”的诸多命题，而国家和民族的认同也成为上世纪末以来，中国清史学界在回应“新清史”的论争中最热议的问题，本次会议再次聚焦于此。
欧立德(Mark Elliott)在《关于新清史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再次重申了“新清史”有关国家与民族问题的阐述。他的核心观点是：“中国”是一个不断变化的符号，疆域、地理、人口组成、文化都在变动，因此历史上不曾有过也永远不会有任何纯粹的中国或纯粹的中国性。只有从满洲的角度重新审视清史，才能理解清代中国这个模糊的历史概念。并再次强调，满洲的成功是因为他们保持了作为一个征服民族、一个统治“族群”与被统治的汉人之间的区别，即他们是作为内陆亚洲人来实行统治的。因此，他将“满洲人是谁？”作为问题提出，意在否定“满洲人”是中国人。也正因如此，他指出“新清史”把学术探讨延伸到与身份认同、民族主义、边疆和帝制等相关的领域，把清朝置于帝国史以及与世界其他帝国的比较研究。
黄兴涛的《清代满人的“中国认同”》一文，采取了与“新清史”相同的研究视角，即从满人主体性出发，探讨了有清一代满人对中国认同的确认问题。文中以丝丝入扣的缜密分析指出，满人在认同中国的同时，也以一种持续的满族意识自觉地再造了中国，发展了中国性。而率先从现代“民族”(nation)概念角度，来明确中国各族人民为同一现代“民族共同体”的，正是清末留日的满族人士。他说，从某种意义上说，将许多“非汉人”族群有效地陶铸成“中国人”，使他们公开认同并满足于“中国”身份的，正是清王朝有别于以往中国各王朝的“满人特性”所在，而同时也正是其统治时期的“中国特性”所在。并认为，在清朝入关、大一统格局形成后，满人的“中国认同”和“大清认同”就迅速趋于同一，与自身的“满洲认同”交织并存，而其“中国认同”作为一种兼顾对内对外、历史与现实的超越族群利益之上的国家认同，显然要处于更高层次。其解构式的理性论证有力地批驳了“新清史”的理论空泛。文章还就“新清史”的理论症结指出，其惯用的许多后现代理论常常出现“无法将自身思维立场贯彻到底”的自相矛盾现象。常建华在其《国家认同：清史研究的新视角》中，从国家认同、政治认同，以及文化与民族认同等多方面就清朝的认同问题展开了全方位的讨论，强调了国家认同的实质是政治认同，国家认同依靠文化认同来实现，并由民族认同做保障，它们之间有一致性和兼容性。文中以开阔的史笔着力从清朝国家认同举措的角度，讨论了清朝的治统定位于接续明朝、延续历代皇帝的统治，以乾隆皇帝将各个朝代少数民族帝王入祀历代帝王庙为例，说明其深意在于肯定同为少数民族政权的清朝自身具有同样的正统地位，也是在建立多民族共同创造中国历史的观念。而清朝统治者将儒家思想作为官方意识形态，是欲通过对儒家的文化认同实现国家认同。此外，作者还强调了多元一体与民族认同的重要性。黄爱平的《清代帝王庙祭与国家政治文化认同》，进一步就清代对历代帝王的奉祀礼制问题讨论了清朝的国家认同，支持了常建华的论点。指出，清朝在明代奉祀十五帝基础上，增祀辽太祖，金太祖、世宗，元太祖、世祖等，对历代帝王庙入祀标准和规模作了调整，最终建立起一个历代绵延不绝的朝代统治体系。这一统治体系不仅包括历代汉民族王朝，还囊括了历史上辽、金、元等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清统治者本身，则无可争议地成为这一统绪的当然继承者。而治统的接续，归根结底体现的是道统的继承。该文从思想文化史的角度，论证了列入国家常规祭礼的帝王庙祭，既表明了清统治者以正统自居的立场，也反映了清统治者对远古以来代代相传的中华民族统绪的认同。
夏明方与吴密的《多重变奏中的灾异论与清代王朝认同》一文，是以雍正朝“大义觉迷录”切入对清代国家认同的讨论，提出《大义觉迷录》是清人构建的一种融华夷观、君臣观、正统观、灾祥观以及有关养民、察吏等治政认识于一炉的“清代新儒学体系”，概念及观点新颖独到。该文顺着讨论内容与成因的史学研究路径，指出《大义觉迷录》是在诸多批判与改造中维系了的程朱理学，它产生于特定历史时期的满汉冲突、纠结与糅合之中。所以，其政治功能则不仅是适应于中原汉人文化区的话语，且成为覆盖满、汉、藏、蒙、回等各族群地区的主导性意识形态。于是，其结论是，这样一种创于满人之手的以天命论为核心的新儒学体系，将其倡导者自觉地纳入到中华文化的系谱之中，成为代代相续之中华正统王朝的一员。从文化融合、构建进而文化认同的角度，阐述了清朝的国家认同。汪利平则通过《康熙南巡与西湖景观建设》，讨论了“新清史”关注的“汉化”问题。指出，康熙帝的南巡，系通过巡幸的方式对汉文化从美学角度进行的解读，是对汉文化的一种互动，是一种文化表演，虽与政治无关，却对西湖景观的复兴提供了合法的政治依据。雍正即位后，为改变江南士人的仇视修建西湖，树立了西湖完全不同的道德形象。如此而被美化的西湖就因与天子的密切关系而成为真正的“天境”。该文以细密的分析和轻松的笔调，勾勒出清代国家政权在文化操控中所体现的文化认同，以及满族统治者对汉文化的接受与中华文明传承中的贡献。
在“新清史”的诸多命题中，民族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等问题，也构成争议的另一话题。王马克(Marc Andre Matten)以《黄帝作为民族认同偶像——一个被发明的传统？(The Yellow Emperor as icon of national identity an invented tradition?)》一文，讨论了黄帝是如何被确定为中国这一多民族的政治共同体的民族祖先的。他从阐述“民族共同体”的确定标尺出发，回答了清代的国家与民族认同问题。文中强调，黄帝作为一个明确的民族认同的象征，确实出现在晚清民族主义传入后，但是黄帝作为一种使统治合法化并创造出以血统定义的共同体的政治象征，在明朝就已经出现。如果黄帝被看做是民族象征，唯一的可能是他作为一种没有种族、宗教和文化差异的象征被宣传。因此，一个被定义的民族共同体不存在认同的不同，这与欧洲民族国家概念是完全相反的。在他看来，虽然把黄帝想象成民族象征是很困难的，但保持黄帝作为一种政治象征是可能的，这种政治象征代表具有异质性和多民族政体的中华民族中的每一个成员。可见，他的西方理论背景并没有影响到他对清朝的中国认同的肯定，而且认为这是毋庸质疑的历史事实。祁美琴的《对从民族到国家历程的理论反思——兼论“满洲”的意义》的讨论，试图从理论反思和历史实践两个方面，分析民族的起源与国家形成的关系，由此去探讨“满洲”从民族到国家的演变历程。认为，作为亚原生民族的满洲是以“八旗”的形式存在着，但随着八旗的组织功能的凸显，作为“民族共同体”的功能开始削弱，而当满洲的民族内涵可能被淹没时，彰显“满洲”族号的时刻也就来临了，这便是皇太极改国号为“满洲”的原因， “满洲”被重新赋予了“民族共同体”的意义。该文间接回应了新清史有关种族与民族等问题的相关讨论。
无论是国家认同还是民族认同，认同的主体都是由特定的人群组成，前提是这些人群又来自不同的个体。张永江的文章《民族认同还是国家认同：清朝覆亡后升允的政治抉择》，选择了人物个案的讨论方式。他通过对清末民初一个出身蒙古族的高级官僚升允一生的考察，认为，升允在辛亥革命后，曾先后邀约奔走于内外蒙古及俄国、日本，与宗室党人致力于复辟清朝的活动直到暮年，其动力来自他自我意识中的“蒙古世仆”的民族身份。文章没有去讨论升允复辟活动的是非曲直，意在强调，升允从一个被征服民族的后裔到一个坚定维护征服民族的朝廷的孤臣，体现的是蒙古族裔由对清朝的民族认同到文化认同，包括政治上的国家认同。贝杜维(Daid A.Bello)《汉族空间与民族地域(Hanspace & the Place of Race)》一文，虽然选择了区域研究的路径，但同样讨论了文化与民族认同的问题，该文从“汉族空间”和“民族地域”的概念出发，考察了清代中国内地的文化和自然在地域空间上的关系，或曰“环境关系”。提出民族认同不止是一个文化和政治问题，还有生态和环境方面的认同。认为民族和自然关系，也存在着空间的区分，进而划出了清帝国的“汉族空间”界限，并将民族身份置于自然空间的考察范围，讨论了汉族精英王夫之、赵翼等人的不同政治观点及其与地域空间的关系，强调了生态和环境对于民族认同有着重要的影响，以及中国内地作为汉族空间，在文化以及意识形态方面与其他地域的区别。
定宜庄以《被译介的“新清史”——以“族”为中心的讨论》为题，重点谈论了新清史在国内流传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她强调，一个学派的产生，必然有它特定的历史、文化以及民族背景，而出自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学者，也会有不同的“问题意识”。目前国内清史学界对于新清史理论的产生根据、基本观点，乃至其中代表人物之间的争论与分歧，缺乏整体把握，而作为重要媒介的翻译质量存在不少问题，直接影响了中国学者对新清史的全面了解。特别是与“新清史”关系最为紧密的“民族”、“国家”、“种族”、“族群”等重要概念的翻译术语尤应谨慎。认为只有全面准确了解“新清史”，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国际性学术交流与对话。刘小萌在《清朝史中的八旗研究》文中，客观评价了“新清史”的影响与偏差。他认为“新清史”在端正清史研究的发展方向，即重视满族的制度与文化的影响，以及去汉族中心论上，确实功不可没，“新清史”的兴起加快了清史研究的国际化进程，同时也给中国的清史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他还指出，“新清史”无论怎样强劲，终究是用西方理论研究中国历史，而套用美国国内族群理论诠释满族的形成，与满族实际历史不符。否认满族所建清朝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也必然使“新清史”在认识上走向极端。
二、政治制度与权力结构：国家的秩序化管理
制度及制度史的研究一直是中国传统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自“书”、“志”、“典”由史家书写传承下来，制度的解读与研究便成为传统中国史研究体系中三大支柱之一，即便在现代政治学及政治史研究中它依然占据重要一席。但由于以往的政治史研究过多集中在对权力争夺、政局锐变、阶级斗争等问题的宏观叙事与规律性阐发上，而忽略了对制度本身及其政治性的细微考察，加上制度研究的琐碎而复杂，所以，研究者往往为其怯步而冷落之。就现存的制度史研究状态而言，也一如以往的块状研究法，将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军事制度等分割开，而对政治制度与其他诸制度之间的内在关联性缺乏应有的重视。特别是，当政治制度作为官僚政治的组成部分，被冠以“官僚制度”的概念时，制度也就被认作沾染上腐败的气味，从而忽略了其自身作为国家与社会实现秩序化管理的功能。此次会议中有关政治制度的讨论，在关注了制度本身建设与发展脉络的同时，将制度创设的成因及制度中传递的政治信息也加入了研究的范畴。
徐凯的《制度、制度史与清代政治制度特色》一文，对制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作了宏观的论述，他认为古代政治制度是国家的国体与政体的集中体现，是政权赖以存在的政治根基和政权得以行使的保障，并以史学的逻辑阐发了政治制度的传承性与变化性的一贯特征，强调了政治制度在历史学与政治学研究领域里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此外，文中还就清代政治制度的属性特征进行了讨论，认为清代的制度既有中原传统王朝的共性，又有满洲民族特色，是在仿古效今、承袭明制的基础上，糅入了周边民族的多种文化。从政治制度的角度，讨论了清代国家的政体是一个多民族的融合体。杜家骥之作《清入关后传统中央机构及汉官对满族事务的管理》，继续了徐凯关于清代政治制度的民族属性的讨论。他从具体史事的例证出发，首先对旗民分治的统治方式作了梳理，从制度上搞清了清代政府是如何进行这种复杂的行政事务的权责分割的。但他特别强调的是，汉人官僚在中央政府特别是六部中被赋予了某些管理国家包括满族事务的权力。他认为，是汉人的能力决定了他们在政府职能部门的权力与地位。但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汉人的权力状态也有所不同。由此，文中认为满族官员在行政中的实际作用不可估计过高。
在研究制度的文章中，考述占有较大比重。其中华林甫的《清前期属州考》可称为考证文章中的巨篇，作者以洋洋四万余字的篇幅，将清代“属州”的详情一一复原，论证了“属州”系存在于清初顺康时期，消失于雍正年间的一级行政区划。该文以明代文献为起点，从清代各种地理志书，主要是地方志入手，以大量的论据证明“属州”产生于元朝，明朝大量增加，清初因之。在分析“属州”消失的原因时，作者认为它应该是源于国家的行政手段，是政治上的需要。根据“属州”大量而快速的消失，推论雍正朝应有统一的指令。并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指出，当今政区仍有“属州”的影子。董建中的《“年选”考述》，是对清朝康雍之际身为总督大将军的年羹尧所享有的选官权力，即“年选”的考证和评述，分析了“年选”作为非常规选官方式在人治社会所体现的君臣关系。该文认为，“年选”的核心是年羹尧在人事上的擅权任私，但其前提则是雍正帝对于年羹尧在用人上的“放权”。从年羹尧的用人折奏中，尚未见到其有逾越君臣名分之处乃至动因，进而揭示出年羹尧与雍正皇帝之间特殊的君臣关系。文中还指出，战时用人的频繁，权限的不断变通，也是“年选”这种特殊选官方式出现的原因之一。该文的价值在于通过特例讨论了非常规制度产生的政治背景。赵志强的《清太祖时期设部事实考》，否定了学界多年以天聪五年设立六部为清代中枢机构建立之始的传统看法，根据《无圈点档》等文献记载得出：“部”作为中枢行政机构，早在清太祖时期就已出现。而各部的设立及其沿革，同后金社会的政权之争及新旧势力的消长、民族矛盾的状况等诸多因素交织在一起。而且，作者认为，清太祖时期设部之事应亟待引起学界重视，因为它关系到满洲入关前的社会形态及文化取向等问题。该文从史事出发，就制度创设讨论了满人对源于汉制的“部”的认同，实质是文化上的价值认同。何瑜与赵涛的《晚清外务部大臣年表订误》一文，认为晚清庚子国变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其重要性当引起重视。该文根据档案，比照不同信息，经过对散碎资料的梳理并将其复原的繁复考证，将晚清七部《外务大臣年表》中有关大臣的任职、离职时间，班列次序，以及卒年日期等进行了一一订误。
此外，讨论制度运行状态及对国家与政府行为的影响，也是近年制度史研究的一个新思路。赵珍的《制度执行与资源环境基础——光绪时期盛京围场捕牲定制的困境》一文，则在上述研究方式的基础上更进一步，选择了从环境史的视角去探讨政府行为、自然资源与制度三者之间的关系。作者在对围场捕猎与朝廷供给制度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着重于对盛京围场捕牲制度的调整进行了分析。认为，捕牲制度的执行是以自然生态为前提，围场野生动植物的存量，关系到朝廷的日常管理与宫廷供给的秩序。文中强调了自然资源环境具有系统性、结构性和复杂性，只有调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才能保证相关制度的执行和为继。宝音朝克图《关于清代外藩蒙古捐纳》的阐述，对清朝在外藩蒙古实施捐纳制度的具体内容以及蒙古王公参与捐纳的原因进行了考察。文章的贡献在于，指出了清代在蒙古开捐始于雍正十三年，以西北用兵授命捐输驼马，并制定了记档、升级等捐例。咸丰六年，清廷再定蒙古“捐纳章程”，将捐纳分为捐银和捐马两大类。该文认为，清政府之所以能成功在蒙古地区推行捐纳，与蒙古王公贵族的积极配合有着直接关系。刘文鹏的《论清代科道风闻言事权力的弱化及其政治影响》一文，讨论了奏折制度在监察体制中的重要替代作用，以及清代君权在制度上得以强化的条件，亦属于由制度的视角观察清代政治的研究路数。该文认为，自清初至乾隆时期，几代皇帝一方面视科道为必不可少的“耳目”，另一方面又对科道如何充当耳目心存顾忌，不断在弱化科道官员的政治信息功能。指出，这种矛盾心态影响着清代政治信息系统的特点和构成，而围绕着如何发挥科道权力的调整则构成清朝政治的一部分。
三、官僚与政府：国家行政模式
官僚是国家行政的主体，王朝统治下国家对社会与民众的控制，从来都不曾离开过官僚群体。当行政学将国家行政管理的技术层面放置于政治所特有的范围之外，即事务性领域进行观察时，涉足于其中的官僚群体便成为历史学借助行政学话语讨论国家与政府行政的对象选择。客观说，对官僚的研究并非一个新鲜的话题，然而由出身、风格、学识，乃至能力和才具等去判别官僚的属性，冠以不同官僚群体的类别特征，并对官僚体系的状态及官僚的行政方式与行政流程进行探讨时，依然属于一个具有后发力度的研究取向。
杨念群的《清朝帝王的教养观与学者型官僚的基层治理模式——从地方官对乾隆帝一份谕旨的执行力说起》一文，从“大一统”历史观出发，提出了“学者型官僚”的概念，并就其行政模式展开讨论。他先是以乾隆帝对“教养观”的发布与推广为例，详细讨论了“教”与“养”如何从一种思想形态转化为官僚具体的政治行动的过程。认为在这一过程中，“经世”真正展现出它既是“思想”又是“行动”的“常态”一面。作者从其惯有的理论思辨性出发，分析并强调了清代的核心统治理念系“教养”，“教养”的主体对象是“学者型官僚”。由此，“政即是教”在清代变成了衡量政治执行力是否有效的重要尺度，而“学者型官僚”虽然奉持的是不同的儒学派别，却均以是否具有“事功”作为评价其成就的基点。故衡量“经世”的义界，必须从“思想构成”和“事功践履”两个层面加以认定。
由于国家和政府的行政模式，也可以是国家政治在社会经济与文化等各板块不同维度的延伸或扩展，故由此进入对国家权力行使状态与方式的考量，也属于与会学者关注的研究范畴。张杰选择了《康熙帝“养民蠲租”与宽大政治述论》的传统话题，但将重点放在对康熙帝宽大政治下君民关系的讨论。在这一研究视角的转变下，作者将清代国家经济政策置于解决民生的政治手段上进行分析，从国家政治与社会经济的契合点出发，认为，这主要体现在税收上面，康熙帝以“政在养民蠲租为急”方针下实施的蠲免政策，具体分为蠲积欠、恩蠲和普免三个方面，应当成为我们探讨其宽大政治的重要内容。
和卫国以“大政治史”的研究观念，通过《政治理念与政府行为之间：乾隆朝钱塘江海塘修筑的政治史解读》一文，将乾隆朝钱塘江海塘修筑的个案纳入政府行政的范畴，把修筑的技术过程置于“政治化”的实践过程进行考察，讨论了“政”与“治”的关系。认为这一过程体现了在政治理念的强大动力激发下，乾隆帝作出了投入钱塘江海塘修筑工程的重大决策，并使各级政府克服了自然条件的障碍，不惜帑金，在鱼鳞石塘的修筑上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该文认为，以往研究对国家治理和政府行政等相关内容有所忽略，而通过对乾隆朝钱塘江海塘修筑的研究，可以发现18世纪的中国充满了活力，表现在清政府积极的政治理念和政府行为的有机结合与密切互动。
此外，伴随18世纪清政府行政能力的扩张，出现了一大批在经济领域具有治国经世之才的“技术官僚”，他们多被委以封疆或经理一方的重任，形成由技术专家治政的政府行政结构。刘凤云的《两江总督与江南河务——兼论18世纪行政官僚向技术官僚的转变》一文，是尝试将“技术官僚”的概念植入政治史的框架，对官僚政治进行重新解读。文章从对河务的关照入手，选择技术官僚如何在河工过程中发挥作用的事例，对18世纪两江总督由临时性的介入河务，到通过官僚制度的规定将责权确定下来的整个过程的考察，讨论了行政官僚向技术官僚转变的各种因素。从而揭示出，18世纪的社会环境，即人口增长、经济繁荣与民生问题的增多，需要有才干的经世官僚和技术人才，官僚个人素质的状况是确保政府行政的重要条件。而“技术官僚”概念的提出及其与经世实践关系的讨论，以及对官僚政治体制中积极因素的充分肯定，也构成了本文在政治史研究中的一些新的思考。
四、思想与文化：理想政治的建构与政治文化的投影
在中国思想史的研究领域里，以经学与理学为主轴的儒家文化，一向都为现代哲学家所青睐，但在史学的视野下，自宋代以来的士大夫在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理想的激励下，已将对政治文化与权力世界的关怀纳入基本的价值取向，也是支持规范政治行为的精神力量。由此，儒家文化的博雅，被历朝统治者视为开启政治智慧的门径，而思想史的精深也以其自身所具有的魅力吸引着学者们的研究志趣，它带给知识界永不衰竭的活力，其中由宋儒开始倡导的政治文化也成为史学研究中的基本内容之
谢茂松的《心性之学与大臣之道——王船山经义、史论对政治实践之思考》，是致力于打通“经学”、“史论”与政治实践之间关系的文章，他以清初思想家王船山（夫之）为研究主题，就其经学与史论中的大量有关“心性”的论述，讨论了心性与“政治实践”之间的内在关系，认为王船山的经解将“心性”与“政治实践”的关联落实于“志”、“量”和“识”中，这在其晚年所著的《读通鉴论》、《宋论》中，通过对政治史的阐释，特别是对“大臣之道”的讨论中可以看到这一点。而且，晚年的王船山更是由制度转向对制度创设者以及制度运用者的关注，并将政治操作者所需要的品格、能力看得至关重要。该文提出“经学政治学”、“历史政治学”之概念，令人耳目一新。胡明辉的《法天之宫：清儒考证明堂的政治文化史意涵》，是以对“明堂”的研究展开讨论。“明堂”，作为古代理想性的最高政教机构，一向是清儒们争议聚讼最多的问题之一。该文通过18世纪清朝在对有关明堂的文献整理与研究过程中的论战，辨析了以朝廷三礼馆和江南士人对“明堂”关注基点的不同，指出三礼馆将明堂的意义定为三点：政权合法性的象征；祭天祭祖的太庙；出王政的所在。江南士人的讨论则以戴震对惠栋《明堂大道录》的挑战为主线，重点讨论的是明堂建筑结构，说明戴震的五堂十二室的解读突破性解决了争议，与朝廷三礼馆的讨论形成鲜明的对比。张寿安通过对《清儒凌廷堪(1755-1809)的正统观》的分析，指出自宋代确立的尊崇理学、即强调正统所在道统所系的史家正统观，在历经元明后至清代已发生了变化。认为，王夫之等虽对宋代正统论颇持异议，但排斥异族的观点更趋极端。作者通过对乾嘉时期的史家代表人物凌廷堪正统观的考释，述及当时知识界及官方的政治态度。认为，学者多以“一统天下”为正统评判的基本原则，但凌廷堪特别看重政治“功绩”和君王“才能”，其正统观在思想史上有创新意义。而凌廷堪论史统，承认历史之客观存在乃一不容绝断的延续体，凡修史者，执种族偏见或疆域广狭或国祚短长而妄加贬削者，不足为史法。
森时彦的文章《清末中国吸纳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路径考——以梁启超为中心》，是一篇对中日吸收西方经济学时的不同态度的分析，讨论两国文化差异性的文章。作者以清末戊戌变法时期的梁启超学习经济学的图书版本为例，指出，梁启超所用为三种古典派经济学初级读物的汉译本，其内容暗合变法的理论支柱，即公羊派的春秋三世说，故梁启超以“附会”的态度揣测经济学。而日本在明治前期的日文中就已基本确立了经济学专用术语的译词，而且涉及经济学的各学派著作。意在说明，中国人在接受西学时的取舍是基于自身政治的需要，这与日本形成鲜明的对比。
孙江与黄东兰都选择了以“教科书”作为研究对象。在后现代史学的语境中，任何历史的书写包括教科书，都隐含着某些观念对另外一些观念的特权，因此二人虽然讨论的是文化的问题，却似乎仍都在尝试将“后现代”史学方法应用于实践的研究。孙江的《肤色的等级——近代中日地理教科书里的人种叙述》一文，从中日文化比较研究的角度，通过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与中国教科书中出现的人种等级序列的差异化认识，以及再差异化的表述，认为，尽管这一知识出自欧美，转译日本，再传至中国，但是决定某一种知识是否被广泛传播和接受，并不取决于该知识在当时具有多大的先进性。即近代人种概念不是生物学上的概念，而是近代形成的“政治概念”，政治可以消释人种问题，也可以将人种差异化。黄东兰的《书写中国——明治时期日本的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一文，通过《支那史》、《东洋史》等教科书的出现，梳理日本在经历明治维新后，中国史如何从武士阶层的必修之学变为外国史、再变为东洋史一部分的过程，试图说明日本学界摆脱中国文化的影响而确立日本的自我认同的问题。文中揭示出，明治时期由桑原书写却渗透着官方意识的《中等东洋史》中，“东洋”空间的概念由两部分构成，一是“支那”，代表秦始皇统一中国时的疆域；另一是以“塞外诸国”为主的中国周边地区。这似乎可以认为，作者表达了日本学界在将中国史边缘化的同时，也认同了中国周边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问题。
文化多样性决定了文化史研究主题的广泛性，它可以是与大一统国家长期并存对政治格局产生影响的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文化，也可以是关涉下层民间的“次文化”。当历史学从政治叙事发展到发掘边缘人群语言的微观社会史时，文化视野的广角镜头，便游离了“精英”，开始了从民间的角度去关照下层的草根。王笛的《神秘的语言和沟通——19世纪四川袍哥的隐语、身份认同与政治文化》便是此类作品。他以建立于17世纪中期的反清复明组织袍哥为聚焦，通过对袍哥的经典文献《海底》的详细考察，分析了该组织的历史、规则、成员及其信仰等。他认为《海底》也是袍哥的历史，袍哥秘密语言的最后形成是在19世纪，其语言揭示了他们的政治思想、身份、行为，以及这一特殊语言如何创造的过程。指出，秘语与暗号为袍哥创造了一个身份认同，这些“下层社会集团的公共话语”，是当时社会和政治的反映，是清代次文化发展的一个结果。在19世纪，随着袍哥势力的扩展，其秘密语言也逐渐影响到地方社会。袍哥为这些被边缘化的人们建立了广泛而有成效的社会网络。吴密的《“汉奸”考辩——兼评“汉奸”：想象中的单一民族国家话语》一文，虽然也是立足于社会的乃至民间的视角，但是，讨论的是有关“民族国家”的带有“统一性”的中国大文化概念，该文沿着汉奸一词的产生和发展轨迹，对汉奸一词所附载的思想文化观念及丰富的历史信息进行了梳理和探讨。认为汉奸一词有其特定的内涵和外延，自明末产生以来，含义发生很大的变化，不同时期的汉奸问题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点。到了现代，泛指中华民族中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人，这一含义在清末已有所体现，抗日战争时期取得国人的广泛认同。汉奸介于内外、敌我之间，是最不为国家和民族所包容的成分，尽管前后含义相去甚远，但就其共性来说仍然具有“在外作乱”或者与外人勾结这一古老的内涵。
此外，关注社会文化的史学家往往也会以“后现代”的视角和触觉去注视历史人物在社会实践背后的文化意义。邓津华(Emma J.Teng)以《忘国？入国籍？国籍婚姻、国家认同与文化汇流——清末民初的中西联姻问题》一文，通过对清末民初留学生娶外国妇女的国际婚姻的个案研究，讨论了东西文化通过婚姻形成的交流过程产生的文化认同问题。结论是，清末民初对国际婚姻的争论不仅是种族的问题，也涉及国家认同的问题。而国际婚姻所产生的文化汇流关系是相当复杂的，它不仅产生了西化，也产生了中国化。由于国家认同问题的复杂性，特别是当时外国妇女嫁中国人有出入籍的问题，于是在重新思考国家认同的同时，也需要思考国家与家乃至家族的关系。作者根据清末民初的国籍法中，有关外国国民要入中国国籍必须嫁给中国人或以中国人为继父这两种方式的条例，认为国家认同可以说是对家，对家族认同的延长。
五、国家与社会：权力控制
在国家的政权建设中，除了强调官僚化之外，还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致力于对社会控制的稳固，以实现国家权力由上而下的伸张能力。而政策、措施、制度，以及法律法规都将成为国家权力对社会和经济生活各个方面加强控制的手段。赖惠敏《从北京的庙会看清朝的统治政策》一文，关注了北京寺庙及其由此产生的清朝与蒙古的贸易关系。认为年度开放一次的庙会与清朝朝觐制度有关，而蒙古王公则利用到北京朝觐之机参与贸易。迄19世纪，清政府在北京建立的诸多藏传佛寺周围都已成为蒙古在北京贸易的重要地区，寺庙附近已建成的诸多店铺和栈房就是例证。文章在介入满蒙关系讨论的同时，叙述了从寺庙分布到蒙古贸易空间的建构，目的在于说明清代国家权力对蒙古控制的状况。李典蓉《天人争地：清朝湖北讼案里的官与民(1724-1850)》，运用台北“故宫”典藏资料，从法学的视角切入主题，通过对湖北地区京控案件的考察，讨论了官僚体系中的官民关系。作者认为，在湖北地区，京控案件是随着洪患的发生不断循环的现象，许多讼案源自地方官府对湖地湖产的管理失当，中央部院不能轻易拒绝对地方官吏贪污舞弊的控告。所以，重视吏治是京控案件得到受理的主要原因，而清朝中叶又是京控制度化、常规化的时期。其结论是，由于京控案具有提供给百姓申诉冤情的功能，所以，京控可以说是一个司法制度，一个诉讼管道，也可以说是呈现出的一连串严重的、长期的社会问题。这里，作为法律研究的京控案被置于政治史与社会史的关照之下。阚红柳的《谣言与野史：清初社会传闻与皇权控制》一文指出，清军入关后，谣言与野史的传播，构成清王朝维护统治的巨大隐患。以故，从顺治到康熙朝，清朝统治者通过官修史书的方式以杜遏谣言、野史的流传。而官方史学的建立和发展，在向社会明确传达政治意图、塑造清王朝正统形象的同时，也接受了汉族统治区内数千年来的传统文化。文章通过信息与舆论的传播途径与方式，讨论了顺康两朝在对社会进行控制的过程中也会自然产生满汉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和。孙静的《试论雍正朝的开户政策》，选择了对清代八旗中下层旗人“开户”出旗问题的讨论。认为，雍正时期施行的一系列打击“开户”旗人的新政策，是基于清朝统治者所固有的满洲本位的民族主义立场，是出于缓解八旗生计问题的现实需要。而雍正朝通过“缩减分利群体”来解决问题，也即贯彻所谓的“开户政策”。其表达的意思是，清朝盛世之中已潜藏着难以应对的危机，而“开户政策”的结果是，它为这些隶属于“开户”的下层旗人学会“自为养”的营生本领提供了契机，并为“开户”旗人赢得了等同于编户齐民的自由之身。
此外，随着后现代史学在国内阵地的不断扩容，“身体史”研究也以舶来的面目，让中国学界感受了它的魅力。由于“身体史”在古代东西方尚与政治没有关联，只有到了现代才产生了“身体政治”的概念，所以，余新忠的《晚清的卫生行政与近代身体的形成》是从近代作起的。他就公共卫生行政对国民的身体如何被合法控制和干预的状况进行了分析。认为，民众在近代摆脱人身依附关系的过程中经历了“国家化”和“纪律化”，而为实行卫生防疫，中国的士绅精英甘愿让国民身体套上束缚，是其为追求国家和国民现代化而做出的主动而自觉的选择。此外，卫生防疫下身体控制和束缚背后的权力关系，以及在这种卫生防疫体制下民众的利益保障等也纳入该文的研究范围。
六、区域研究的路径
区域研究的路径在经历了中西方社会科学诸多学科的关注后，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一直是史学界的“热点”领域，而社会学的方法和路径作为重要的资源最直接支持着区域研究的选题和叙事风格，区域研究框架也以其内在的发展潜质成就了社会史一个又一个新鲜的讨论话题。赵世瑜的《“不清不明”与“无明不清”——明清易代的区域社会史解释》，将一向由政治史“垄断”的明清鼎革话题置于区域研究的语境中，就易代时期的社会失序与地方势力的利用，讨论了政治变革并不能够立时割断明与清两个朝代的社会联系性的问题，进而提出了“不清不明”与“无明不清”的概念。认为，易代时期没有一个超强的权威对各个地区行使统一的政令，许多地方没有形成对南明政权或者清政权的认同。“反清”或者“复明”的目的，往往是在自身利益受到侵害后的自发之举。而离开明代历史，也无法理解清代诸多史事出现的深刻背景，仅将“圈地”、“剃发”等视为一种民族压迫之举，必然失之于研究的简单化。
刘平和梁家贵的《覆巢之下：咸同之交浙江诸暨包村事件述论》，以咸同之际，太平军进军浙江诸暨乡包村时，民人包立身利用“邪术”创办“白头军”，与太平军对峙长达八九个月的事件，讨论了“包村抵抗”发生的原因。该文认为，“包村抵抗”是当时处于社会剧烈动荡之中的民众在心态与行为上的“应激”反应，是民众在极度恐惧中展开自卫的一个发人深省的案例。研究发现，农民起义与农民的关系，实际上是一个对立统一的关系：一方面，起义者自成体系，其发展壮大，与其自身的社会动员有关，更与其暴力“裹挟”有关；另一方面，普通民众与“叛乱者”是对立的，在面对叛乱者时，要么逃避，要么被裹挟，要么自发抵抗，或是响应政府号召组织团练对抗。是文为我们客观评价农民起义军的性质及其功过是非，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在某些问题的讨论上，与赵世瑜的关于动荡时期各个区域民众会被裹挟或响应的观点形成共鸣。
濮德培(Peter C.Purdue) 《从山区到沙龙：中国的茶叶种植和国家(From the Hills to the Salon:Tea Cultivation and the State in China)》，是从区域研究的视角入手，借助了美国耶鲁大学政治学与人类学教授詹姆斯·斯科特提出的“Zomia”区域概念。斯科特及其同道所言的“Zomia”，是指印度东北部至越南中部横跨东南亚五国及中国西南四省的山地，由于这些山地成为许多逃亡者的去处，所以被指为超出政府控制或者政府控制疏忽的地带。作者通过对生长这一区域的普洱茶的考察，是要说明普洱茶的生产地带应该符合“Zomia”的特点，即多属于丘陵地区并坐落在帝国的行政与经济分界线上。但是这些地区却与国内国际市场相联系，茶叶的生产并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是自然和社会环境结合的体现。茶叶给这些地区所带来的繁荣，使其具有了与其他边境地区极为不同的特性。认为，与清政府通过茶马贸易控制的内亚草原地区（蒙藏）相比，“Zomia”与内地的政治关系则是另一种形态。
黄国信对《“苗例”：清王朝湖南新开苗疆地区的法律制度安排与运作实践》的研究，志在解决近年在法律史研究方面存在的区域研究的缺失。文中以嘉庆版《湖南省例成案》中的几例个案为中心，从苗族内部的区域差异性出发，讨论了清王朝在湘西新开苗疆过程中的法律制度和运作实践过程。认为，清初在依“苗例”处理苗疆案件的司法实践中，表现出王朝在地方上的力量是微弱的，为此须不断以“官法”渗透并配合“苗例”以控制苗疆，形成一套因俗而治又强调王朝权威的法律体系，从而维系了湘西新开苗疆较长时间的稳定，直至清末得以最终废止“苗例”后，王朝法律方在苗疆得以完整的实施。
曹新宇的《三教堂案与清代民族宗教的社会史类型》，是一篇借助政治文化研究表述，通过社会学的田野调查手段，对现存清代官方档案及华北地区地方性资料梳理后，讨论教案的社会史意义的文章。该文指出，始于乾隆初年的三教堂案是从一场民间宗教“仪式正当性”的廷议开始，逐渐升级为国家通过武力对民间秘密教派的追查，最终又以某种地方性的生存策略成功地完成了地方化的过程。认为，丰富的地方资料为研究提供了一个从基层社会内部来观察学术分类的机会，从社会形态与类型上来看，民间宗教并不是简单地由单一的社区文化所形塑，也不见得是传统宗教的旁枝。他们的历史社会学类型与其时代的政治生活和法律实践有密切的互动。
汪晖的《中国：跨体系的社会》一文认为，清代是一个跨文化、跨宗教、跨文明的跨体系社会，即包含多重体系，构成了一个富于弹性的社会。他定位于区域研究的视角，指出儒教对东南亚的角色与基督教于欧洲的角色相似，但是儒教对东南亚的文化特征界定并未与政治边界相互融合，儒教文明圈不强烈追求其政治与文化的统一，而是形成由中心到边缘的朝贡网络。这一研究似乎从中国学者欲建立对世界史关照的基础上，对西方理论解读后的一种反思，其价值在于为中西方学者的沟通提供了一个桥梁，而“跨体系社会”概念的提出，也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新的讨论议题。
七、历史叙事与反思历史
历史叙事是史学研究介入讨论的方式之一，而判定历史的真实则有赖于对历史材料的拾掇以及以此为依据的逻辑论证。然而，面对相同的资料，对同一历史事件的认识一直都存在着见仁见智的差异性。于是，当后现代史学中将历史叙事置于研究者主观世界的关怀下，认为历史叙述的形式结构往往是史学家想象的产物，形式上的创造往往能够更为准确地表达人们的理解时，史学家的困惑似乎在后现代主义的语境中找到了可以视为调解的方式。尽管以下的文章并非都具有后现代理论上的自觉，但在方法上和范式上却不同程度上留有后现代的痕迹，即通过历史叙事再现历史的场景，在反思历史与批判自我中追求对历史事件的重新解构。
梅尔清(Tobie Meyer-Fong)的《褒扬王朝之亡者：19世纪中国的悼念活动》，将探索19世纪后期中国的群祀活动，置于在太平天国运动结束后、清政府表奖忠节活动的政治及社会意义的考察范围内，在方法上不无后现代的“去中心化”的痕迹，即着眼于从边缘去思考中心问题。文章以一个长时段的视角，思考国家在普遍的情况下发起的纪念活动。认为，18世纪中期清廷褒扬阵亡忠烈的祭祀活动，主要作为一种扩张皇权的政治及意识形态的工具，但随后逐渐纳入中央官僚机构运作之中，最终下移至各直省州县政府及士绅之手。下移的过程在太平天国运动中加速，而后，随着褒奖亡者日益成为地方性的活动，地方精英与中央朝廷的权力关系也被重新定位。张勉治(Michael G.Chang)以《简论康熙皇帝首次南巡与文武价值观念之间的对立(On Civil-Military Tensions during the Kangxi Emperor's First Southern Tour)》一文，对于康熙皇帝首次南巡给予了新的诠释。作者以1684年春清廷就南巡礼仪问题展开的争论为切入点，讨论了此次礼仪之争揭示出的清朝统治集团内的满汉文武官僚价值观念之间的对立。认为，在南巡途中，皇帝越往南下，这一意识形态的摩擦愈益明显。他以一种典型的后现代的推理风格，根据康熙帝踏足江南试船时曾有“念艰难用武之时”的言论，提出了，清朝的“文德”是作为一种与“武功”相同的占领手段，而非占领之后的统治策略的观点。而清朝最终取得天下，亦并非因为“圣德”，而是满洲精英领导的武力征服。由此认为，清朝统治的合法性和巩固从未有过完全的顺畅和完备，而总须通过礼仪谈判而逐渐形成。其创意性结论以及研究手法，亦符合后现代史学惯有的对以往认识进行总体性颠覆的特征。戴福士(Roger V.Des Forges)的《清代史学家为何接受李岩的故事？》，也是从对后现代史学的实践出发，在研究方法上表现出重视文本解读的偏好。通过对1644年迄今各种历史文本的详尽爬梳，阐述许多史学家是如何接受有关李岩作为追随李自成的谋士反明但最终被其杀害的故事，以期建立起一个复合的而不是单一的历史。并认为，从2004年在河南省博爱县唐村发现的《李氏家谱》中，可以获知，故事中的李岩是个“复合”人物，他的身份和活动是由当时以及更早时期的许多历史和传奇人物的片段构成。清代史学家虽然记载不同，但却接受了这一故事。
森纪子对《晚清山东的攘夷运动》的讨论，是以发生在义和团事件爆发前夕的山东曹州教案等为考察对象，通过对这一历史事件的书写，分析了“攘夷”心理与义和团事件的联系，揭示了不同文化接触时的紧张状态以及文化的煽动和裹挟力量。认为在这些事件的背后，信息的传播成为驱动民众情绪化的重要原因。而文化之间的冲突，在义和团事件烈焰正炽时表现得尤为尖锐，连海关管辖的新兴邮局、邮差，也和基督教会及其信徒一样，被视同外国文化的象征而成为排斥的对象。该事件标志着攘夷运动已开始发生质的变化，即已经越过教案而开始成为全面排外的运动。文章讨论了文化认同与历史事件之间的关系。
高王凌关于《金川之役的另类解读》，将乾隆时期的“金川之役”评价为一场“很难缠”的战争，并将其所倡导的“反行为”概念应用于对这场战争的诠释，由此，他在对历史文本的解读时便产生了“另类”的结论。文章指出，年轻的傅恒继一代名将张广泗和乾隆帝第一亲信大臣讷亲失败后，自告奋勇前往金川督师，就其能力而言，是无法不重蹈失败覆辙的。但他居然能“马到成功”，其原因是因为他在“非战场”上实施了以“下克上”，“操控”皇帝的“反行为”，以表象的“积极”，“诱导”皇帝做出了“撤师”选择。因而战争最终以一个虚假的胜利而结束，而傅恒则以“反行为”最终取得成功。曹雯对《早期中英贸易的展开与英国两次遣使访华活动》的重新考察，是欲着力说明，过度强调英方对中国的影响是早期中英关系研究中存在的一个症结。文章认为，英国早期的两次访华旨在改善双方贸易往来过程中英方所处的被动地位，虽均以失败告终，但此后一段时期内，包括英国人在内的欧洲人，都基本遵循了中国所制定的各项规则。当打破贸易束缚的目标在以交涉方式无法获取后，才选取了战争。文章强调，把中国拖入近代的长期较量中不仅仅是英国的作用，其观点独到。金国平与吴志良在《西方史料所记载的赵昌》一文中，大量引用西方原档，通过对康熙帝的御前侍卫赵昌的身世及荣辱的勾稽，指出赵昌作为与耶稣会士之间的最早联络人之一，参与了康熙朝与天主教教会有关的重大历史事件，被尊为“中国教会的功勋元老”，深得康熙帝的宠信。然康熙帝崩，赵昌被指控与穆敬远神父合谋拥立皇九子论死，后改终身监禁。作者推断，赵昌作为康熙帝近臣，可能了解康熙帝关于帝位继承的真正意图，而且不肯附和雍正帝。认为此事为孟森、王钟翰、戴逸等人的“雍正篡立”说提供了一项佐证。
综上所述，新概念、新视角、新路径的交汇使用构成本次会议的一大亮点，并对清代政治史的认识体系进行了一次尝试性的重构。它在给清史研究吹来了阵阵新风的同时，也客观地说明了学界在研究方法和研究理念上的整体进步，而跨学科研究的态势，使各类问题在相互碰撞中找到了相互契合的界点和焦点。它让我们看到，当政治史的宏大与社会史的细微相遇时，国家权力向社会移动的轨迹；当政治学以其敏感的思维去触动人类学的境地时，所打开的人类文明史的长卷成就了历史学又一片落脚的空间。而思想史、文化史在作为一种标尺对政治加以权衡的时候，儒家文化对国家与国人在意识形态上的塑造与雕琢依然清晰可见。此外，中国学者所发挥的实证史学与西方学者在理论上的推新作用在形成鲜明对比的同时，也构成各自的学术价值取向。而双方的交流绝不止于方法的互借，还有在对文化环境、学科背景理解之后的文化融通和学术上的心灵碰击。而通过东西方的对话，使我们的学术研究真正迈入国际化已为时不远。
总其要之，此次研讨会的成功召开，是对当前清史研究前沿和趋势的把握与回应，它有助于唤起学界对清代政治史的重新关注，有助于更清晰地了解“新清史”的学术取向和研究特点。而不断回应新兴研究领域中提出的相关问题，也将成为我们拓展研究视野，将研究引向深入的新起点。当然，成果的欣喜并不能掩盖问题的存在。研究选题的陈旧，内容的重复，问题意识的缺乏，理论框架的复制与空洞，依然作为个别构成本次会议最主要的缺憾。而在当今世界文化趋同性与多元性并存的发展趋势下，构建中国史学的自身逻辑，维护中国文化在国际学界的话语权尤为显得迫切与重要。这也将成为今后史学界为之共同努力的目标。
［收稿日期］2011-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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