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教发展的深层障碍——中西职业教育的文化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职教论文,职业教育论文,中西论文,障碍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根据国家人事部政策法规司的资料，我国7000万技术工人队伍中，高级技师和技师、高级工、初级和中级工的比例为2∶4∶94，而西方发达国家则为35∶50∶15。二者相比可以看到问题的严重性。没有一流的技师，操作不了一流设备，生产不出一流产品，更谈不上开发一流设计。
随着我国加入WTO，全球制造业正在转移到中国，由于严重缺乏熟练技工、 缺乏现代技能的高级蓝领，导致从中国东南沿海到西部内陆的“技工荒”，并且这种情况愈演愈烈。中国的现状是，一方面是1亿多的农民工进城收入不足糊口， 另一方面是月薪上万的技术工种无人应聘。何以如此？其深层症结是什么？
在职业教育研究领域，还有一个与此相关的长期令人费解的问题是：为什么“双元制”在德国开展得很好，一旦移植到中国，效果就大打折扣。加拿大的CBE（以能力为中心的职教）成功的教育经验，拿回国后也是如此遭遇。是不是应验了一句“水土不服”的老话？是不是职业技术教育仅仅属于西方，在中国缺乏它生长和发育的“水土”？如果是，那么这个“水土”指的是什么？如何化解？笔者带着这个问题开展了中西文化的对比，发现文化差异很可能是其中主要的原因。
一、传统文化导致中国职业教育步履艰难
通过中西文化比较，可以发现两种文化在基因上就存在巨大差异。以德国为例，走近德国和德意志民族，可以看到他们近现代涌现了马克思、爱因斯坦、歌德……等诸多享誉世界的哲学家、文学家、音乐家和世界一流的科学巨匠。二战后的德国几乎是在一片废墟上，只用了短暂的时间就进入全球发达国家行列，能取得这些令人惊叹的成就，其中德国文化传统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
虽然，政治、经济和军事在德国复兴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所有因素的背后，德国特有的文化传统起着重要作用。即这个民族自古以来的逻辑思维奠基的精确的“技术”文化在起作用。因此，时至今日，无论走到世界上那个地方，“德国制造”都给人精密、牢固、质量上乘、信誉可靠的印象。可见，是文化这个土壤，生长了德国职业教育的“双元制”。是文化这个温室，抚育了德国的“双元制”。
与德国比较，中国文化传统缺乏三个职教的基因：一是没有德国的逻辑分析的哲学方法；二是没有德国上千年一贯严密的思维方法；三是没有德国的精密技术传统。因此，要发展中国的职业教育，不仅要从形式上借鉴他国，还有待于重建中国的职教文化内涵，增补技术的文化基因。
二、中西职教文化比较
下面以德国为例进行中西职教文化比较。
1.国民素质。中国人的意识里信奉了两千年的“述而不作”，缺乏德国的求真务实的技术实践。科举考试令中国文人的纸上谈兵的积习流传，与古代西方哲人苏格拉底的实践作风形成鲜明对照。虽然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庖丁解牛的技术故事，但是仅仅是昙花一现。这种处世方式，流传到今天，半个多世纪流传的用喊口号的方式替代实干，用形式主义替代实践哲学，在上千年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文化传统支配下，现代家长们对技术谋生不屑一顾。家长对于职教的态度，是令中国职教贫乏的主要因素。
2.思维方法。中国人习惯模糊的“水墨画式”的思维方法。德国人喜欢严密的数理逻辑的精确思维。西方人的分析思维，虽然导致了“见树不见林”，导致了“解剖式”的思维分析方法，却促进了生产力发展和精密技术的发展。中国人的模糊思维，虽然把历代文人墨客的浪漫主义文采雅兴，推向了一个又一个的顶峰，却没有给生产力发展带来多少推动力。
3.商业伦理。中国人讲究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商业伦理，缺乏德国的追求效率的企业精神。这种社会伦理，使得中国几次错过了突破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的机会。其次，德国或西方的基于人人平等的“契约”关系，大大促进了市场流通。尤其是其中的技术作为一种商品的贸易往来，令物质生产的效率大大提高。同时，也大大促进了竞争，加剧了商品的不断更新。
4.技术继承。技术产权继承与发展在中国没有制度保证，技术相传局限于家族血统为边界以及重男轻女的社会习俗，导致了诸多中国高明技术失传。另一方面，这种技术制度从属于政治制度，几千年来的集权政治制度，注意力集中在其权力的安全性及其维护上面，而对于生产力和技术进步始终放在第二位。
5.法治文化。中国习惯于以言代法，西方要求法律至上。中国虽然也有法律如“依法治国”，却省略了一个主语：谁依法治国——即谁来掌管法律、谁来领导法律、谁来解释法律、谁来实施法律。以技术市场为例，中国技术市场的执法十分混乱，剽窃和盗版等违法现象非常严重，令技术创新遭受巨大压抑，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中国缺乏西方的那套法律文化，即使有了法律条文，如果缺乏“人人平等，法律高于一切”的文化支持，法律就成了摆设。法律文化的缺失，阻碍了职业技术市场的振兴。
6.行政体制。职业教育连着两头，一头是学校，一头是企业。企业需求与职教密切相关。中国的职业教育欠发达，一个重大因素是企业缺乏职业培训的积极性，企业缺乏技术改造的积极性。那么，为什么国外企业对技术开发和产品更新那么积极呢？因为在国外，一个企业的技术和产品是老板的生存之道，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一个企业如果墨守成规就意味着退出市场，被市场无情地淘汰。中国企业不同，中国的企业负责人属于上级行政任命，这种任命机制，决定了他只要对上级负责。至于企业经营如何，企业是兴旺还是倒闭，与他个人关系不是很大。在这种体制下，中国职业教育难以振兴也就不奇怪了。
三、职业道德的中西比较
职业教育的一个重大命题是职业道德，而道德核心价值是诚实守信，也是个人职业发展的首位因素。诚实守信，作为一种道德追求，在中国有着悠久的二千多年的历史。可以说，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也是每一个中国人耳熟能详的。
日裔美籍学者弗·福山在《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一书中提出，市场经济存在着三种形态的资本：经济资本、个人资本、社会资本。其中社会资本就属于信任范畴、是信任里产生的能力。他认为，信任是一个规范的、诚实的、合作的行为组织中的一种期待。其次，信任来自宗教、传统、习俗。高信任以及自发性的社会交往，造就出教会、商会、工会、俱乐部、民间慈善团体、民间教育机构。可以说，诚信是整个资本主义的契约社会的基础，也是基督教“善”文化的体现。福山的高明之处在于通过“血缘”途径认识信任，一旦超出血缘范围，社会信任立即进入整个经济运转的链条。否则将极大增加经济运转环节事务性成本，极大的降低经济效益。由此，我们便可以清晰地考察中国的诚信文化了。
当我们回到中国传统文化，所谓信或诚信，更多地反映在儒家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核心——“忠”和“孝”上面，“孝”很明显属于血缘范畴，其指向是自下而上的。按照黑格尔的说法，在中国所谓“国”其实就是放大了的“家”，因此，所谓“忠”实际上就是放大了的“血缘”范畴，其指向也是自下而上的。因此，中国的诚信，其总的价值指向的是社会阶层的纵向坐标，其价值指向是“晚辈对长辈、下级对上级的忠诚”，直至对皇上或最高权力者的忠诚。离开了这两类血缘关系或血缘范畴，中国社会则很难存活“信任”。
综上所述，中国的职业教育事业发展还有一个艰难的过程，因为其涉及深层文化因素。不过，我们还是应该充满信心。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里的一个观点，认为一种全球普适性的文化潮流正在高涨和加速，在效果上面将通过贸易和商品流通，令附着的文化因子扩散，这种扩散将是相当深刻的。当前，中国加入WTO ——争取到不少国家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状态，加上世界银行以及达沃斯论坛等国际商界组织的交往与推动，这种形势无疑给中国的职业教育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让我们看到了繁荣兴旺的前景。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教育部十五规划课题040050号的部分研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