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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 523.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01)02-0045-07
一、概念与争论
“模式”是外来语，英文中用pattern和model表示。这两个词可相互换用，意思是一样的。“模式”一词作为一种政治经济概念的基本含义是：世界各国家或地区在实行现代化道路过程中对政治、经济体制及战略等的选择。
这一概念最早何时被提出来，尚无人考证，但广泛使用这一概念则是在战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使用这一概念。之所以如此，其原因大体上有三：(1)战后出现一批社会主义国家，这些新诞生国家走什么样工业化道路、采用什么发展战略和政治经济体制，是这些国家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因此就出现社会主义道路与模式的问题。据有人考证，西方学者恰是在20世纪50年代研究苏联、东欧问题时率先提出政治经济模式概念的。(2)广大发展中国家取得独立后也面临经济发展的道路、体制及战略问题，是按原西方国家现代化道路发展，还是按苏联现代化道路发展，或按自己独特的道路发展，于是就产生发展模式的重大课题。(3)自20世纪30-70年代以来特别是日本、“四小龙”等东亚国家和地区独创了一种有别于西方的现代化发展途径，引起世界各方的瞩目，人们纷纷研究它们的经验，即东亚模式问题开始出现。因此，“东亚模式”(East、Asian Model，缩写EAM），可以简单概括为日本、“四小龙”和东盟国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所形成的一种不同于西方的发展战略与体制的选择。根据这一不够成熟的定义，对于模式的分析应当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诸多方面的广泛内容。
东亚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东亚模式的出现，标志着东亚现代化已经取得了初步成功。这种成功绝非是西化的结果。这已为世界众多学者与舆论所公认。美国著名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在其新作《亚洲大趋势》中对亚洲特别是东亚的崛起给予了全国高度的赞扬。该书明确指出：“亚洲的现代化绝非等同于‘西化’，它呈现出的是特有的‘亚洲模式’。现在，亚洲踏上了富强发展之路，经济复苏使东方人有机会重新审视传统文明的价值。随着技术和科学的引进，亚洲向世界展现了现代化的新型模式，这是一种将东、西方价值观完善结合的模式，一种包容自由、有序、社会关注和个人主义等信念的模式，东方崛起的最大意义是孕育了世界现代化的新模式。亚洲正以‘亚洲方式’完成自己的现代化，它要引导西方一起迈入机遇与挑战并存的21世纪。”（[美]约翰·奈斯比特：《亚洲大趋势》，第275页，北京，外文出版社，1996。）但这种说法也遭到了一些西方学者的强烈反对和否定。代表人物有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保罗·克鲁格曼。他的主要观点是：东亚奇迹是虚构的神话，像“纸老虎”。原因是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如同20世纪50年代的苏联，其发展很大程度依赖大规模的劳动力和大量资金的投入，而非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TFP)实现的，即仅仅是数量的驱动，而非创新或质量的推动。这种生产增长方式最终必将像苏联一样而崩塌。东亚奇迹只是暂时的现象，东亚模式自然无从谈起。(Paul Krugman:the Myth of Miracle,Foreign Affairs,1994(10/11).)
东亚金融危机则进一步引发了国际和国内学者对东亚模式的重新思考与深入探讨。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有相当多的学者认为，金融危机在很大程度上粉碎了“亚洲模式”。美国《外交》杂志说得更加明确：“亚洲金融危机证明美国经济模式正确”。（[美]唐纳德·埃默森：《亚洲美国化了吗？》，载《外交》，1998(6/7)。）在国内，尽管对东亚模式持支持态度者居多，但也有较大争议。主要有三种论调：(1)否定论，认为东亚金融危机进一步证明了克鲁格曼早已预见的东亚奇迹和东亚模式的终结或破灭；(2)调整论，认为在信息网络化时代东亚模式滞后，亟待发展调整，以新型模式取而代之；(3)肯定论，认为东亚模式经过金融风暴考验后将再现辉煌。如何客观全面分析与评价东亚模式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这不仅关系到今后对这一地区经济前景的正确估计，也关系到整个东亚各国和地区包括中国在内今后发展道路和发展战略的抉择。中国学术界大部分学者持第二或第三种看法，他们认为：“构成东亚模式的基本内容和特点，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符合当代世界经济发展一体化的要求，也适合东亚地区的具体国情”。（详见《“东亚金融危机与东亚模式研讨会”发言摘要》，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98(7)。）
二、东亚模式的基本特征
否定东亚模式最主要的论据无非是否认东亚奇迹的存在以及产生奇迹的基本因素即东亚模式基本特征的存在。对这一点中国学术界大部分学者认为，“东亚奇迹的出现是和东亚模式紧密相连的。东亚过去30余年的经济成功的共同点，或者说构成‘东亚模式’的那些基本内容，正是促进东亚经济腾飞的基本要素，东亚模式功不可没”。（同上。）
（一）东亚经济模式
1.倡导“经济立国”或“经济优先主义”，即以经济建设及追赶欧美为国家战略的中心任务。西方由于是“内源性现代化”，其现代化的启动是靠自下而上的自发性，一般以商业和工业革命为先导，逐步缓慢实现现代化。东亚地区则是后近现代化，有其特特的外部条件，即所谓“迟发展效应”，欲想实现现代化必须动员国内一切力量全力以赴，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务，赶超发达国家早已实现了的目标。东亚成功关键的一条就在于此。这一条在理论上近于常识，但真正将其作为国家最高行动准则却非易事，东亚国家和地区，大都经历过沉痛甚至是血的教训才换来这条准则。
2.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又称出口工业化战略(Associative export-oriented development strategy)。这种战略与西方发达国家的非联系性自主发展战略(dissociative autonomous development strategy)显然不同。其内容是按照国际比较优势的原则，在政府产业政策的具体支持下，通过积极引进外国资本和技术，面向国际市场组织生产，并通过扩大出口，带动经济增长，缓和国际收支压力。这种战略被看作是“东亚模式的本质特征”。（慕海平：《对东亚发展模式的分析：含义与启示》，载《东南亚研究》，1993(2)。）
3.国家对经济的适度干预，市场经济与政府干预有机结合或称“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西方内源型的现代化过程中特别是早期与中期，其生产运作系统主要靠市场经济，只是在战后才重视计划、宏观调节。而外源型的东亚国家则在现代化的一开始就特别重视国家的职能，将所谓“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紧密有机地结合，“形成软硬适度、富于弹性的经济发展体制，并使之成为东亚发展模式的有机组成部分”。（同上。）
4.分配收入相对均等。东亚与西方在经济增长速度与收入分配方面相对照，刚好成相反的状况：东亚增长速度比西方高得多，而收入分配却相对均等；与拉美国家相比，其收入分配也明显相对均等。经济学家通常用基尼系数来表示收入差别的程度：基尼系数0.5-0.7之间为收入高度不平等，0.2-0.35之间为相对均等。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初，拉美与东亚“四小龙”较为相似，大都处于0.46-0.55之间。但从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随着经济高速发展，东亚的基尼系数明显下降：中国台湾0.27（1971年），韩国0.28（1971年）。而拉美则居高不下甚至呈上升趋势：巴西0.57（1970年），墨西哥0.58（1969年）。（参见罗荣渠主编：《各国现代化比较研究》，第264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
5.高经济增长率。这是东亚模式的最终表现结果，同时也是该模式的最主要标志之一。西方工业化国家从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初，经济增长仅在英国出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已是历史创新。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一些先进工业化国家也才达到1%-2%。战后某些西方国家增长率达到3%-5%，被看作是“经济奇迹”。但真正的奇迹却应是在东亚，这里年均增长率已提高到7%-8%，甚至更高，一般要高出西方国家年均增长率一倍至几倍。（罗荣渠：《东亚现代化丛书序》，载尹保云：《韩国为什么成功》，第1页，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这种增长并非如克鲁格曼所说的只有数量上（资料与劳动力）的投入，也有相当规模质量（全生产要素）的投入。
（二）东亚政治模式
1.实行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政治体制。所谓威权主义政治是指二次大战后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出现的军人政权或由非军人统治（一般是一党执政）的具有高度压制性的政权。（参见罗荣渠主编：《各国现代化比较研究》，第274-275页。）这种政权既具有旧传统极权政治体制的特征（如权力高度集中、一党统治、军人干政），但又实行一系列具有适应现代化要求的新型政权的某些政策（如议会民主政权形式：专家治国、重视法制、反对腐败等）。因此，东亚威权主义政权，既不同于封建的传统的极权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极权主义，也不同于西方议会民主制。威权主义体制可以分为贤明型和个人家族型两种类型。前者基本上是出于国家、民族和民主利益，依据社会条件的需要，为了有效地实现国家和社会现代化的迫切任务而建立起来的权力集中的政府。它能建立社会秩序、稳定政治局面、克服种种危机、创造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环境、有助于国家走上健康的发展道路，新加坡是这种类型的代表。后者如菲律宾马科斯政权、印尼苏哈托后期政权，这种政权是一种适合东亚地区特点的过渡型的政权，在一定时期是积极的、进步的，因而也是必要的。
2.对政权采取强制型稳定。政局稳定有两种型态，一种是自然型稳定（主要在西方），一种是强制型稳定。后者是东亚和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为稳定政局所采取的过渡性措施。东亚国家和地区无论是军人集权政府（如韩国朴正熙时期和全斗焕时期的军人专政）也好，半军事集权政府（如中国台湾国民党政权）也好，还是文人集权政府（如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政权），基本上属于强制型稳定政权。正是这种强制型稳定才保持了东亚的政局相对稳定。当然其稳定情况不完全一样，稳定最佳者是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地区，其次是中国台湾地区，再次是韩国。政治稳定并不意味着社会矛盾和对抗的消除，只要对抗和矛盾没有突破政治秩序和法律制度的范围，或者政府对对抗和矛盾采取果断措施，转危为安，使社会、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能够有秩序地进行，均可称为政局稳定。这种强制性稳定，“具有一定的暂时性、不可靠性，甚至极大的危险性”，但却是不得以而为之的必要做法。（张锡镇：《东亚：通向政治稳定之路》，载《国际政治研究》，1996(2)。）
3.由一党（或军事）集权政权向民主政体转型。这一转型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已初见端倪，多元民主宪政体制已开始确立。这是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向政治现代化迈进的重要标志。但它的最后定型尚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发展、巩固、完善过程。定型后是何种模式（与西方民主制有何区别）有待观察和研究、从目前东亚转型过程看，其特点有：一是基本上以和平的非暴力方式实现转型，即按正常的选举渠道逐步实现的；二是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最先来自民间与社会力量的推动，而后领导人由被动转为主动，采取缓和矛盾的变革措施，因而形成具有“渐变性和自然性”的特征。（姚礼明：《在东西方的结合点上》，第181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
（三）东亚文化模式
1.儒家传统文化是东亚发展的重要因素。西方型文化又被称之为“现代型模式”，根植于新教伦理之中。这种现代型模式的特征是追求效率、强调个性，恰好与东方型情感模式相反：强调人际关系的重要和人情；崇尚集体意识，个人服从集体利益；宣扬和谐精神，主张用伦理道德信条来规范人的行为和协调人际关系。（参见徐洛：《关于战后东亚发展模式的论争》，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92(6)。）东方文化被称为“情感型模式”。这种情感型文化对东亚经济与政治发展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这种作用是多方面的。其一，倡导忠君爱国、国家至上、社会为先、以和为贵、宽容协调、求同存异、同舟共济等，对东亚社会稳定起着重要的积极作用。其二，东亚民族一向以勤俭持家、刻苦耐劳和注重储蓄而著称。东亚“四小龙”和日本拥有世界上最高的投资率和储蓄率，这有利于抑制通货膨胀和外债压力，又有助于适时地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其三，强调教育，重视智力投资。这是推动东亚经济现代化的有力条件。1965-1985年东亚地区中等和高等教育注册人数的增长率超过世界上任何地区。
2.东亚包括儒学在内的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丰富璀璨、博大精深，有利于现代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但也存在着许多不适用现代化甚至阻碍现代化的糟粕，如宗法等级制度和观念；封闭的狭隘的手工业方式；绝对专制主义的特权制度和封建特权观念、封建帝王思想、家长统治、个人崇拜；以神权、君权、族权、夫权为核心的伦理纲常体系；“存天理，灭人欲”的道统思想；鄙视货值，轻工贱商，鄙视劳动；反民主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唯心论、天命论、宿命论、唯我论、主观主义；反对质变和革新的调和折中，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绝对主义，鬼神迷信，模糊笼统的思维方式；因循守旧，复古盲从，固步自封，闭关锁国，狂妄虚骄，抱残守缺；自卑自贱，自暴自弃，崇洋媚外，阿Q精神等等。所有这些文化垃圾“理所当然地在近代现代化过程中受到猛烈批判”。（杨宪邦：《东亚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转引自张立文、町田三郎主编：《传统文化与东亚社会》，第58-59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总之，对东亚传统文化，必须通过现代化的社会实践的检验，去粗取精，在否定中有肯定，肯定中有否定，“在批判中有继承，在决裂中有联系，在改造中有发展，在对立中有创造性的转化，在消化中有弘扬和创新。这就是东亚包括儒学在内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的历史辩证法”。（同上书。）
3.吸收西方文化中的精华，抵制其糟粕。一个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不外两大动力：一是自身的传统文化，二是吸收融合外来有益的文化。后者又常常是本民族文化加速发展的催化剂。日本明治维新后期现代化步伐迅速发展，得益于及时吸收了西方文化。西方文化不仅指西方的先进技术，而且包括指导先进技术背后的精神文化，特别是追求效率、强调竞争意识等有助于促进现代化的一切有益的西方文化。战后日本、“四小龙”均吸收了大量的西方文化，这是其经济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样道理，东亚其他国家也将在21世纪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吸收西方文化。西方文化除了精华部分之外，和东方文化一样也有糟粕，诸如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精神颓废、腐朽堕落等等。这些文化垃圾随着先进西方文化的传播的同时也涌进第三世界国家，从而引起这些国家的文化依附或文化倾斜，严重损害着这些国家的民族文化传统，破坏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因此，加强国家对进境西方文化的宏观战略，抵制西方消极文化入境，保持本民族文化特色，是东亚文化政策中不容轻视的一个方面。
东方将创造出东西方文明结合的新东方文明。东亚国家特别是新加坡在正确对待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两种不同文化方面提供了宝贵经验。在20世纪50-70年代新加坡比较注重西方文化的引入，这对于冲破传统保守经济和社会伦理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却导致西方价值观的泛滥。为此，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又重视宏扬儒家文化，抵制西方的腐朽没落文化。从而把东西两种文化有机地结合起来，“正确地运用、重塑和发展两种文化的功用”。（李路曲：《新加坡社会发展中的政治稳定机制》，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95(7)。）新加坡已故总统薛尔思博士把新加坡工业化、现代化的道路概括为：“西方的先进技术和工艺+日本的效率和高度的组织性+东方的价值观念和人生哲学＝新加坡的工业化、现代化”。（曹云华：《新加坡的精神文明》，第5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新加坡在现代化过程中，不仅在经济建设方面为世人提供了令人瞩目的奇迹和积累了丰富经验，而且也在弘扬东方民族精神方面提供了许许多多有益的经验和启示。
三、东亚模式的整合
东亚金融危机如同一次八级地震，极大地震撼了东亚各国，也震撼了整个亚洲和世界。这种震撼使东亚国家和地区得以冷静思考东亚经济发展中的得失与是非，从中吸取有益的教训。正如有的中国学者所言：“发生金融危机使亚洲人有了一个极好的机会冷静下来思考自己的问题。从天上回到人间，去掉头上不切实际的光环”。（罗肇鸿：《摘下花环，冷静思考》，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98(7)。）但无论如何整合，“东亚模式”作为一种现代化的初生婴儿已经降临在世界的东方。人们应以正确的思维方式来看待它。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模式，再好的模式也要随着时空的转换进行不断的调整。东亚模式实际上仅仅是发展的初期阶段，就像早期欧美发展模式一样，它的生命力将会存在和延续许久。就其模式中的某一或某几方面，不适应时代的变迁，需要整合，甚至舍弃，均属正常现象，无可厚非。但不能因这次危机就断言说东亚模式已经过时。任何模式的成功都需要外部时空条件。
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出现或存在诸多模式，最有影响的莫过于西方欧美模式，如美国模式、英国模式、德国模式。但这些模式均经过上百年的发展而逐渐成熟。在其发展成长过程中也曾经历过无数次经济危机或经济衰退，直到今天这种危机也时而出现。就在几年前，即1992年，英国还发生了金融危机。但似乎并没有人说西方欧美模式终结了，甚至也很少有人指责西方模式的种种弊端。与西方欧美模式相比，东亚模式不论从形成的时间看，还是从东亚国家和地区成熟程度上看均是处于初期阶段，从时间上看东亚模式形成至今不过短短三十年，有的国家才十几年。有人把金融危机前的东亚发展称之为“第一代东亚模式”，金融危机后的东亚发展称之为“第二代东亚模式”。（厉以宁：《东亚金融风景背景下的中国：经济增长与经济改革的前景》，载《国际经济评论》，1998(5/6)。）从地区上看，只有一小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名符其实称得上东亚模式，大部分只能说正在处于模仿阶段，有的根本与东亚模式本身并无关系。在东亚模式开始形成的第一阶段和初级阶段，不仅不能要求它尽善尽美、完美无缺，而且应该看到它会出现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东亚模式可能要经历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乃至第七代、第八代，一代会比一代发展、成熟。这合乎历史的发展规律。西方模式如此，东亚模式也应如此。不能用西方现代已经发展若干历史阶段成熟了的模式标准来套用或衡量东亚刚刚起步的极其不成熟的现存模式，应从思维方式上抛弃历史唯心主义。
这里应分清三种不同情况。第一种情况，对基本上经受住金融危机考验的新加坡及我国的台湾和香港，主要是总结其成功的经验，充分肯定以它们为核心总结出来的东亚模式的基本经验。就是对受到金融危机冲击激烈的韩国、泰国、马来西亚等，也不能全部否定其成功经验的一面，同样应持爱护态度，决不可轻易一风吹掉，而应保护东亚已取得的成就及其经验，这是东亚人民经历多年奋斗积累的最珍贵的财富。第二种情况，金融危机的实践证明，过去曾被视为东亚模式典型国家之一的韩国，其某些经验，如所谓韩国“大企业集团模式”明显是被误判，应予以纠正和抛弃。前几年经常有人说，韩国经济之所以这么好，是因为国家有意扶持了若干大企业集团，这些大企业集团在韩国经济增长中起着关键性作用。实际上，这并非是东亚模式的基本特征。因为企业集团应该是在市场经济中通过竞争形成的，不该由政府“拉郎配”拼凑。这种人为地扶持的企业没有生命力。金融危机中垮掉的正是这样一些大企业集团。金融危机中还暴露了诸多国家的种种问题，它们大部分不仅均与东亚模式无关，而且完全背离东亚模式所倡导的原则，如泡沫经济、官商勾结等。这些东西无疑更是属于彻底舍弃之列，应毫不留情。第三种情况，适当调整各自的政策。其中有些是属于原来正确后来过时的政策，有些是属于本来就不健全、不完善有待不断健全、不断完善的政策。从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中，人们应认识到，认真对本国经济结构进行一次清理和整合，乃是东亚重新崛起的当务之急。下面就三个争议的具体问题来加以说明。
1.“出口导向战略”问题。出口导向战略一直是东亚经济模式中重要的内容之一。有的人甚至把它与东亚模式等同起来。这一发展战略曾给东亚国家和地区带来整整十年（20世纪80年代）的繁荣。但是这一战略的成功是有条件的。当时实施这一战略的国家和地区比较少，多数发展中国家都热衷于“进口替代”，而发达国家的传统产品市场有很大的容量。因而，日本、“四小龙”等首先选择“出口导向战略”，充分利用国际贸易的比较利益，发展本国（地区）经济。但是这种有利情况，在20世纪90年代后的东亚地区已大为削弱。一是因为随着收入的增长和传统产品份额的下降，传统产品的市场相对缩小。同时，发展中国家相继都在实行“出口导向战略”。这时，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出口增长不仅仅受到发达国家，也受诸多发展中国家对手的竞争，使东亚国家和地区出口面临越来越不利的局面。东亚金融危机不能不说与此有一定关联。为了弥补这种战略的缺陷，就需要培育国内市场，使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同时发挥作用。但是，如果以为“出口导向战略”已经过时，完全放弃这一战略并进而否定东亚模式而改用“进口替代战略”，显然是因噎废食的做法。
2.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问题。世界银行《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开篇“变革世界中的政府”中指出：“在世界各地，政府正成为人们注目的中心。全球经济具有深远意义的发展使我们再次思考关于政府的一些基本问题”。报告认为，“市场与政府是相辅相成的：在为市场建立适宜的机制性基础，国家（政府）是必不可少的”，“绝大多数成功的发展范例，不论是近期的还是历史上的，都是政府和市场形成合作关系从而纠正市场失灵，而不是取代市场”。东亚国家自由身历史、政治、经济发展的特点形成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在东亚崛起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金融危机中也的确暴露了一些国家在政府与市场之间的不恰当关系，即如前所述，政府干预过多或不适当干预。这无疑需要加以调整，但并非从根本上否认政府的宏观干预。问题的关键在于：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如何要的问题。法国总理利昂内尔·若斯潘撰文认为：这次金融危机消除了人们的一种幻想，“即经济部门超越政治制度，超越社会组织和超越国家的历史本身而自主的幻想。……它表明，如果没有巩固的国家制度，没有实施于所有人的法律标准，没有团结和对人民的尊重，没有对历史的认识，也就不会有健康的经济。我们从这里看出了强调国家政策的必要性”。（[法]利昂内尔·若斯潘：《世界危机和我们》，载《新观察家》周刊，1998-09-01。）
3.威权主义政治体制问题。西方某报认为，东亚金融危机不仅是经济模式的失败，而且“特殊的亚洲政治模式已经失败”，这种说法需要认真分析。应当承认，金融危机确实暴露了东亚一些国家如印尼等在政治上存在的严重缺陷和问题，这些问题也恰是造成这次金融危机深层次的根源。但是，不能因此而否定东亚政治模式，原因在于：第一，印尼等并非东亚政治模式的“贤明威权主义”的典型，而是“家庭或个人集权主义”的典型，它在政治体制上的种种弊端恰恰是与东亚政治模式基本上特征相背离的。用坏的失败的典型来否定成功的或真正意义上的典型是不合适的。新加坡应当是东亚政治贤明威权主义模式的成功典型。新加坡前领导人李光耀认为，新加坡能够在这场危机中屹立，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人民选择了廉洁而能够做长远打算的人选担任议员及部长。他们所制定的政策，是为新加坡这棵没被吹倒的树扎下了深根。他说：“你们选择了素质与众不同的人选来负责。我们有与众不同的部长，制定与众不同的政策，使国家更稳定，给予你们更多安全感与更多的财富。”（转引自李罗力主编：《第二冲击波》，第382页，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第二，东亚国家和地区普遍推行的威权主义政治体制有其深厚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根源与背景。在经济发展崛起的初级阶段发挥着重要和积极的作用，对稳定政局和促进经济发展是必要的。但它是一种不可避免或不得已而为之的过渡形态，过渡的长短则取决于东亚各国和地区的具体情况，特别是与它们的经济发展水平、人民群众的教育素养和参政意识等许多状况密切相关的。不能因为金融危机的出现就把一切问题通通归结到威权主义体制。第三，东亚政治模式本身就是一种动态发展的过程。由威权体制向民主体制过渡正是东亚政治模式的另一重要特征。民主化进程对东亚国家和地区是不可避免的必然发展趋势。但民主化形式与速度同样要由东亚各个国家和地区自身特点决定。因此，认为东亚政治模式就是威权政治体制的说法是不全面的，用西方的民主体制标准简单套用或衡量东亚政治民主化进程更是不适当的。
[收稿日期]2000-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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