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与科学的追求：洪仁玕的近代理念及其悲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近代论文,民主论文,悲剧论文,理念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冯友兰先生曾认为，洪秀全所要学习并搬到中国来的，“是西方中世纪的神权政治，那正是西方的缺点。……中国所需要的是西方的近代化，并不是西方中世纪的神权统治。洪秀全和太平天国如果统一了全国，那就要使中国倒退几个世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6册《自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撇开冯先生的诊断是否中肯、妥当和公允不谈，他的这些话仍然是意味深长的。我们至少可以说，冯先生在这里指出了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封建性和落后性，说明太平天国在其总体特征上仍未脱出中世纪的窠臼。
但冯友兰先生同时指出：“也不能说太平天国没有了解近代化的人，洪仁玕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同上书，第67页）尽管为洪秀全所主导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有其总体特征上的封建落后性，但洪仁玕革新主张所透露出来的却是顺应了世界潮流的近代理念。因此，从近代以来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过渡的总体历史背景出发，考察洪仁玕的新政主张是如何顺应了近代世界民主与科学的历史潮流，对深入研究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和整个中国近代史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重要的是，我们应看到太平天国农民革命与昔日农民革命存在着的重大区别：它发生在近代西方携民主与科学优势一路高歌并已获得巨大成就的世界性背景中。太平天国后期的年轻领袖洪仁玕所作的《资政新篇》、《立法制宣谕》、《英杰归真》等洋溢着近代气息、闪烁着近代光芒的著作，就量对这种世界性潮流和时代背景之深刻感受、洞察和体认的卓越篇章。洪仁玕《资政新篇》的写作距今已近一个半世纪，但他在其中提出的建立近代国家的构想之系统全面，所透露出的理念之合乎近代世界民主与科学潮流，直到今日也仍令我们感到惊讶。洪仁玕事有常变、革故鼎新的辩证发展观念，以民主、科学为新政事业之主导灵魂的自觉的近代化主张，为封建观念和农业意识弥漫的太平天国注入了一缕清新绚丽的近代资本主义之光。然而洪仁玕的理念及其实践又是悲剧性的。这种悲剧性根源于他的近代革新理念与农民革命实践之间的二元分立。
一、“审时度势”、“革故鼎新”：辩证发展观念
冯友兰先生曾说过，“因时制宜”四个字是《资政新篇》的总精神，也是这篇著作理论上的大前提。从这个总精神、大前提出发，洪仁玕泛论了各国的情况和经济的进步，认为要摆脱落后赶上西方，就要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实现工业化，这便是这篇著作在理论上的小前提。（同上书，第67—68页）
洪仁玕哲学观念的形成与他独特的个人经历密切相关。与只字不识的军事领袖杨秀清不同，洪仁玕在香港居留多年，与欧美人士（主要是传教士）多所接触，并大量阅读了天文、历算、宗教、历史、地理以至机械工程等西方书刊。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和学术文化思想令他的视野大为开阔。他“承认西洋文明之优越，知识渊博，私室陈列之丰犹如一博物馆”（《太平天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6册，神州国光社1954年版，第955页），成了当时“最开通的中国人”。
携民主与科学优势的西方社会的蓬勃发展和日趋强盛，使洪仁玕深刻地领略了民主与科学在近代世界所具有的伟大力量，从而认识到，必须以民主与科学作为基本目标对落后的中国社会进行彻底革新。他在《资政新篇》中一开始就写道：“事有常变，理有穷通。故事有今不可行而可豫定者，为后之福；有今可行而不可永定者，为后之祸。其理在于审时度势与本末强弱耳。然本末强弱适均，视乎时势之变通为律，则自今而至后，自小而至大，自省而至国，自国而至万国，亦无不可行矣。其要在于因时制宜，审势而行而已”（《太平天国文献汇编》二，台湾鼎文书局1973年版，第523—524页）；“凡一切制度考文，无不革故鼎新”（同上书，第587页）。具有强烈现实精神又有远大建国抱负的洪仁玕不是坐而论道，他那富于创新精神的辩证发展观念来自于时代的深刻要求，是他对摆脱社会危机、求得国家富强这一根本时代课题的哲学应答，也是他力图革新太平天国的哲学根据。因此他关注的重点不在于论述审时度势、革故鼎新的一般理论意义，而是依据世界各国的发展趋势和太平天国的现实状况去改革朝政、革新社会。这种富有生命活力的哲学观念是他近代建国蓝图的基本思想前提，因此他在《资政新篇》中，从这一哲学前提迅速转向了对欧亚诸国盛衰荣辱状况和世界基本潮流的分析，从中吸取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为他提出的近代治国理念提供广阔的背景—经验参照。
洪仁玕高度评价近代西方诸国和俄国彼得一世的改革，以此作为革新中国社会的参照系和现实榜样。同时，他也洞察了近代以来世界的一体化潮流，认为封关自守已不可能保持，中国必须追随世界潮流，学习西方，除旧布新，才能够建立强大的近代国家。这大概是他审时度势、革故鼎新的哲学观念所包含的具体特定的时代内容吧。洪仁玕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他革新中国社会的理论主张由于其广阔的参照背景而指向了未来：“新天新地新世界”（同上书，第525页）。因此他顺乎时代潮流的哲学观念与洪秀全“物极必反”的封建循环观念相比，来得远为丰富和深刻。这是由中世纪哲学观念到近代哲学观念的重大飞跃。也正由于洪仁玕具有以近代世界潮流为现实根基的辩证发展观念和思维方式，他才能够高瞻远瞩地提出“与番人并雄之法”，提出革新中国并敢于与外强竞争的具有非凡胆略的一系列建设性主张。
二、“国法”与“技艺”：民主与科学的理念
洪仁玕建设近代强国这一宏伟目标的根本途径是：在政治上学习西方先进国家“国法宏深”的政治法律制度；在经济上学习西方“技艺精巧”的工业—科技文明。因此，民主与科学就成为洪仁玕建立近代国家的基本理念和主导灵魂。
洪仁玕对近代西方、日本和俄国兴起的基本原因有着相当深刻的洞察和研究。他盛赞西方国家的“技艺精巧”和“国法宏深”，认为民主、法治与科技是近代西方走向强盛的根本原因。他热情歌颂英国完善的法律制度：“英吉利……开邦一千年来未易他姓，于今称为最强之邦，由法善也”（同上书，第528页）； 他也热情赞扬了美国的民主政治体制：“写票公举，……以多人举者为贤能也，以多议者为公也”（同上书，第529页）。他认识到，近代俄国之所以由衰弱到强大， 是由于彼得大帝伪装凡民到西欧“学习邦法、火船技艺，数年回邦，……大兴政教，百余年来，声威日著”，从而一跃而成为“北方冠冕之邦”（同上书，第531页）。 他依据当时日本奉行的革新方略和世界情势，敏锐地预言了日本在内外贸易中由于擅长“各项技艺法则”，将来必能“出于巧焉”（同上书，第532页）。事实证明， 洪仁玕在日本明治维新前10年就能作出如此明确的断言，是具有深刻的洞察力和远见卓识的。洪仁玕同时也列举了像土耳其、波斯、马来西亚、印度等国家，由于因循守旧、不知变通导致邦势不振、国力衰弱而任人宰割的悲惨命运。由此我们看到，洪仁玕在分析东西方诸国的盛衰荣辱和确立中国的革新方向时，“国法”与“技艺”，亦即民主与科学，是他立论的轴心之所在。
洪仁玕以建立近代法律制度（“立法制”）作为治国的首要措施，认为理政的关键，“惟在设法与用人之得当耳。盖用人不当，适足以坏法；设法不当，适足以害人”（同上书，第524页）。 他论列了中外治国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如何法治的基本主张。在他看来，设法与用人虽并行不悖，但立法是治国之本。面对太平天国后期的法制在天京变乱中横遭破坏、政权岌岌可危的严峻形势，他痛心疾首，认为只有法治才足以救治危难局势和政治积弊。他写道：“立法善而施法广，积时久而持法严，代有贤智以相维持，民自团结而不可解，天下永垂而不朽矣”（同上书，第528页）；“国家以法制为先， 法制以遵行为要，能遵行而后有法制，有法制而后有国家，此千秋不易之大经，而尤为今兹万不容已之急务也”（《太平天国史料》，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52页）。既然法治是如此重要，因此“立法之人必须先经磨炼， 洞悉天人性情，熟谙各国风教，大小上下，源委重轻，无不了然于胸中者，然后推而出之，乃能稳惬人情也”（同上书，第528页）； 他强调严格执法，“孔明之所以见称今古者，惟‘器使群材，赏罚严明’八字而已。盖器使则人无乱法，严明则人皆服法，无乱而服，即效命取胜之根也”（同上书，第540页）；他要求对破坏法治者“明正典刑，传示各处，震慑公心”（同上书，第153页）；他也非常重视审判的法律程序， 等等。在农民革命运动中竟如此清醒、如此自觉地力倡实行具有近代精神的法治，可谓亘古未有、史无前例。因此有论者评论说，有人认为“是沈家本揭开了中国近代法制思想史的首页。但是，沈家本比洪仁玕晚了近半个世纪；……应该说是洪仁玕揭开了中国近代法律思想史的序幕”（华友根、倪正茂著：《中国近代法律思想史》上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81页）。
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介绍了西方议会民主制度，并在太平天国异常复杂的严酷背景下提出了改善天王（君主）政体的政治主张。根据太平天国军事环境的现实要求，他提出政治权力的构架应“由上而下，权归于一”（《太平天国文献汇编》二，第532页）， 以此来加强中央集权；同时他又异常清醒地主张“由众下而达于上位，则上下情通，中无壅塞弄弊者，莫善于准卖新闻篇或暗柜也”（同上书，第532页）。他把民众公议、舆论监督作为构建民主政治框架的基本要素，要求设立不受政府限制、能代表民意的监察制度，深刻体现了近代民主政治制度基本精神的要求。应当说，洪仁玕对近代西方的议会民主政治是颇多称颂的，但他却并未因此而抽象地主张照搬照抄西方的民主制度，而是根据太平天国国政不能划一、军民之心散乱的现实状况，为禁止朋党之弊、反对宗派分裂的实际需要，去试图建立一个既高度集权、又上下情通的君民一体的近代新型民主政治体制。在当时充满浓厚封建主义气氛的太平天国中，洪仁玕这种清醒自觉的近代政治理念和主张是极富创造性、建设性的。
洪仁玕以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制度为榜样，力图建立以机器大工业为主体的近代经济体系。他在考察分析了欧美诸国的形势状况后，列举了数十条仿效资本主义的制度和措施，提出了崭新的社会经济的纲领性政策：（1）倡导学习近代西方的科学技术， 建立和发展机器大工业。（2）提倡大力兴办服务于社会生产的交通运输业、 邮电业和银行业。他设计的规模宏伟的铁路、公路等陆路建设方案和水上运输方案，其气魄直到今日也仍令我们感到惊叹。（3）主张从法律上建立、规范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和经济体系：颁行私人投资法，保护私有财产，鼓励私人（“富民”）投资兴办实业；颁行劳资法，采用近代雇佣制度，废除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推行保险法；实行自由贸易，鼓励自由竞争，如此等等，都是非常自觉的近代化主张。
洪仁玕高度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与顽固派视西方科学技术为“奇技淫巧”、“雕虫小技”的狭隘迂腐、落后愚昧的观念相比，他胸襟开阔，高瞻远瞩。他认为轮船、火车、钟表、望远镜、风雨寒暑表、连环枪、地球仪等等，“皆有夺造化之巧，足以广见闻之精，此正正堂堂之技，非妇儿掩饰之文，永古可行者也”（同上书，第526页），而中国之所以经济落后，“不见称于各国”，“不能为东洋之冠冕”（同上书，第532页），关键就在于中国科学技术的落后。 他不仅主张太平天国应大力提倡科学技术，而且应准许外国“教技艺之人入内，教导我民”（同上书，第528页）。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洪仁玕对实行专利制度的提倡：“仁乎智者自创；首创至巧者，赏以自专其利，限满准他人仿做。若愿公诸于世，亦禀明发行。”（同上书，第532 页）他如此清醒地倡导和尊重科学研究的自由，并主张以专利制度保障其权利不受侵犯，这在中国近代史上是难能可贵的。实际上，他关于专利制度的理想直到百年后，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才逐渐变成了现实。
洪仁玕的近代理念还表现在他批判传统文化、传播西方文化的革新主张中。他认为要对旧的思想文化进行革新，就必须一方面反对封建迷信和不合时宜的儒教、道教，另一方面进行新的文化宣传，亦即通过传播基督教、大力发展近代教育、提倡近代西方的工业—科技文明，使民众“务去其心之惑，以拯其迷也”（同上书，第526页）。 他根据自己掌握的科学知识，对旧历法进行了大胆革新，促成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历法改革。他还要求对古典文学的目的、内容和语体进行革新，提倡文学为现实生活服务，使用通俗易懂的白话文。因此有学者认为：“太平天国的文化运动是中国近代启蒙思想运动的向导，是五四新文化启蒙运动的先驱。”（苑书义、林言椒编：《太平天国人物研究》，巴蜀书社1987年版，第423页）
三、洪仁玕近代理念的悲剧
洪仁玕提出的建立近代强国的宏伟蓝图，包括了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社会意识形态到观念习俗的各个方面。洪仁玕通过《资政新篇》等著作提出的建国纲领的目的，就是要把太平天国建成一个国家统一、经济强盛、政治民主、科技发达、社会风俗优良、可与西方列强争雄的近代先进国家。这一建国蓝图在理论形态和思想观念上已大大超越、扬弃了旧式农民革命所具有的极端落后性质。它的开放性和建设性已经越出了洪秀全那依然是旧式农民意识的基本理论框架。所以有外国报纸评论说，《资政新篇》的“政治信条从头到尾都是对于中国的各种重要观念的彻底革命”（朱日耀主编、宝关成著：《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吉林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94页）。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洪仁玕近代理念的深刻历史背景是以机器大工业为物质根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使西方从中世纪神学专制中解放出来、并使近代西方充满了蓬勃生机的科学理性精神的传统，以及以民主自由为原则建立起来的政治法律制度。与同时代的冯桂芬、容闳的变法思想和曾国藩、李鸿章的洋务观念相比，洪仁玕的革新理念都要远为系统、深刻得多。
近代中国历史在悲剧性的矛盾悖论中行进。洪仁玕的理念及其实践被这一历史自身的矛盾所决定而具有了巨大的悲剧性格：他的近代理念代表了中国民族摆脱落后走向富强的基本愿望，体现了近代世界总体历史趋势的根本要求；然而太平天国面临的严峻形势和它天生具有的落后性格，又历史地、必然地决定了他的理念不能付诸实践。也就是说，他的近代资本主义理念与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现实实践之间存在着不能交融统一的二元分立。他基于近代世界民主与科学潮流而孕育生成的理念较之仍未走向近代的太平天国的落后现实是大大超前了。
近代西方世界由于自由主义的贸易、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和科学理性精神的发扬变得日趋强盛，而与之相伴随的，是它们面向全球的血腥的殖民主义扩张和对资本利润的疯狂掠夺。洪仁玕看到了西方国家的强盛，对西方抱有幻想并企求帮助，但却没有清醒认识到它追逐利润的掠夺本性是多么残酷。事实上，不同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掠夺进行斗争，不首先改变中国任外患凭陵的悲惨命运，中国就不可能建成一个强大的近代国家，从而也就不可能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要否定西方列强的侵略蹂躏，就必须要有强大的革命力量，这种力量不仅是资本掠夺的对立物，而且是近代民族民主革命必须运用的基本社会力量，这种力量就是农民大众。应当说，洪仁玕作为农民革命的领袖，本身就生活在这一基本的社会力量之中。问题在于，要真正唤醒、组织和运用这种力量，不仅应当解决与农民切身利益相联系的土地问题，而且还必须具有运用农民这种社会力量的合理有效的政治—军事宣传和组织方式，必须具有发挥农民作用的强有力的领袖集团（政党）和思想理论，并且在所有这些条件的综合运用下完成近代民族民主革命，只有这样，建立近代经济和民主政治制度的蓝图才能够变成现实。洪仁玕的新政蓝图虽然已经设计、勾画得如此系统如此全面，但在如何通往这一理想王国的现实道路的设计上却存在着严重缺陷。
洪仁玕近代理念在以农民为主体的太平天国中不存在其思想得以实践的基本条件。他那极富近代色彩的经济纲领、政治理念，以及他对科学技术的大力提倡，相对于太平天国的现实基础而言的确是过于早熟了。洪仁玕的近代理念与农民革命的现实实践之间存在着难以弥合的隔阂、对立和鸿沟。从这个意义上说，洪仁玕的新政是一次失败的尝试。然而这并没有淹没它的创造性的贡献和近代精神的光辉。《资政新篇》的资本主义理想与《天朝田亩制度》的封建主义观念相比，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从《天朝田亩制度》到《资政新篇》，标志着由中世纪理念到近代理念的历史性飞跃。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落后与狭隘，限制了洪仁玕伟大的近代理念得以有效地付诸实践，然而这一理念所代表、所昭示的中国民族追求近代强国的必然历史趋势却不会消失，它所倡导的民主与科学的主题在后来的历史行程中作为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被一再凸现出来。这是近现代中国思想史和哲学史、同时也是全部近现代史的核心和灵魂。
令人遗憾的是，洪仁玕近代建国理念的巨大价值和深远意义竟长时间没有得到学界的理解和认同。“有好些论著是批判否定它的，认为它削弱了农民的革命性（罗尔纲），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是知识分子的要求（侯外庐），甚至是反映西方殖民主义的利益（沈元），等等。”（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8页）令人奇怪的是，在费正清主编的鸿篇巨制《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对洪仁玕这个闪耀着近代资本主义光芒的人物，也仅以寥寥数语一带而过，并称洪仁玕的主张为“天真的乐观主义”（《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28页）， 而忽视了他的近代理念的深刻价值和长远意义。更有甚者，对洪仁玕这样一位对世界大势有深刻洞见、且根据太平天国的根本缺陷提出了宏伟革新理念的杰出人物，有论者竟评价说：“洪仁玕提出《资政新篇》，首先不是从太平天国的利害出发，而是从他个人的利害出发。”（《太平天国人物研究》，第429 页）这是一种离开近代世界民主与科学时代潮流，无视洪仁玕近代理念之符合历史趋势的有失公允的论断。在这一问题上，黑格尔关于如何评价历史伟人的观点是耐人寻味的。在黑格尔看来，伟大人物“之所以为伟大的人物，正因为他们主持了和完成了某种伟大的东西；……是对症下药适应了时代需要的东西。这种看法同时排斥了所谓‘心理学’的看法，心理学的看法最适合嫉妒心的目的，它设法使一切行动归之于心，使一切行动都具有主观的形态，好像那般行事者的一举一动都是出于某种渺小的或者伟大的热情。某种病态的欲望——就因为他们有这种热情和欲望，所以他们是不道德的人。……这些心理学家特别喜欢研究那些伟大的历史人物私人所有的特性”（《历史哲学》，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70—71页）。
李泽厚先生较早（1978年）对《资政新篇》作了肯定而且是极高的评价，认为“《资政新篇》的价值在于，它在近代条件下，给农民革命提示了一条摆脱封建羁绊，甩开落后空想，继续前进的方向和道路。这是当时符合历史发展、推动社会进步的唯一的方向和道路。尽管由于军事局势，根本没能实行，但它在思想史上的意义是重大的。……正是由于《资政新篇》，太平天国才具有指向‘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马克思）的近代民主主义的气息”（《洪秀全和太平天国思想散论》，《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28—29页）。因此，只有从近代以来世界民主与科学的时代潮流，从近代中国之百年屈辱任人摆布的悲惨命运，从这样一个一直延续到今日之漫长岁月的总体历史背景出发，洪仁玕思想的价值及其悲剧才能够得到有充分历史根据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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