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现代化运动中宗教文化的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宗教论文,价值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按照传统的社会学和宗教学理论，现代化与宗教的关系只有一种，即彼此对立或者说二律悖反。这似乎无需论证，因为现代化，无论是城市化、工业化也好，还是市场化也好，都是一种世俗文化，是对经验层面的世俗生活的关注和张扬，“世俗化”是其本质的特征。而宗教文化则是对超验层面的神圣事物的信仰。神圣化正是基于对世俗化的否定而建构起来的；而世俗化则是建立在对神圣化的拒斥的基础上的。“世俗化的终端逻辑即是，拒绝相信不能为经验所证实的关于人、世界或宇宙的说法。”（注：约翰斯通：《社会中的宗教》，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13页。）杜尔凯姆关于社会生活“神圣—世俗”二元结构的划分，正说明了传统社会学和宗教学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所形成的一种固定的思维模式。
然而，现实生活和理论预设并非是完全吻合的。观照当今东西方社会，无论是那些正在现代化、已经现代化的国家，还是那些走出现代化进入后现代社会的国家，尽管并不排除现代化运动与宗教的一些矛盾冲突，但宗教并未失去其存在的价值，退出人类社会历史舞台，相反，在某种程度上，却在强化着其存在的价值，呈现出一种复兴的势头。如近年来日渐风行的美国新教基要主义、阿拉伯世界的原教旨主义、北美南非的黑人宗教、东南亚的佛教风行以及当代中国现代化运动中凸显出来的宗教文化热等。这一系列现象不仅向传统的社会学和宗教学提出了挑战，而且也在拷问我们的理性：在现代化运动中，宗教文化的价值是什么？促使我们跳出传统思维为我们设定的理性世界，重新思考现代化与宗教文化的关系。
事实上，尽管宗教文化建构起来的是一个神圣的世界，但这个世界却从来就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宗教的头虽然伸向天国，但它的脚却立足尘世，和社会生活密切联系在一起，并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不断调整自己的方位，以适应芸芸众生精神和物质生活的需要，维系自己的存在。正如彼得·贝格尔所说：“事实上，在世俗化影响之下的宗教，能够被令人信服地分析为今天的一种‘从属的变量’。”（注：彼得·贝格尔：《神圣的帷幕——宗教社会学理论之要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52页。）实际也正是这样，无论是就西方社会早期的现代化运动而言，还是就20世纪全世界的现代化运动而观，乃至放眼21世纪人类文明发展的趋势；无论是工业化、城市化也好，还是世俗化也好，尽管宗教文化对其采取的是一种拒斥的态度，但又不是与之完全对立。在某种意义上，宗教文化甚至成为社会现代化的一种推动力量和文化资源。对此，美国宗教社会学家托马斯·F·奥戴曾指出：“宗教与世俗化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并非每一种宗教与世俗化的每一个方面都处于势不两立的对立状态之中。绝大多数世界宗教都经历了一定程度的理性化过程，并因此而对世俗化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注：托马斯·F·奥戴、珍妮特·奥戴·阿维德：《宗教社会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174页。）事实上也正是这样。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宗教对社会生活的关注，宗教的伦理规约，价值追求以及终极关怀，当其理性化、社会化之后，便会成为一种具有世俗意义的文化形式，从而对社会的现代化发展产生影响。
一
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运动肇始于西方，即近代西方社会的城市化和工业革命拉开了现代化的帷幕。柏森斯在谈到西方近代社会变迁与宗教文化的关系时曾指出，宗教信仰的超越主义为启动既定社会秩序的变迁提供了主要杠杆，而理性主义则为整个社会的总变迁打下了基础。美国著名的现代化学者贝迪阿·纳思·瓦尔马就认为：“《新约》和《共产党宣言》是‘现代化’的孪生先驱”，“基督教的准则和观点形成了他们的道德基础”，“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出于对《新约》的信仰和实践的结果。”（注：见其《现代化问题探索》，知识出版社，1983年，第18页。）按照这种观点，西方的早期现代化是西方宗教文化的结果。这是否符合事实，有待于历史来证明。
审视西方近代文明史，我们可以发现，其城市化及工业革命的诞生确是与宗教文化耦合在一起的。也许这段历史要追溯到中世纪晚期。尽管对中世纪的诅咒已弥漫了整整几个世纪，中世纪被指摘为西方文明史上的一个最黑暗的时代，但事实上，中世纪宗教文化的鼎盛却是西方文明发展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也可以说是西方早期现代化重要的文化基础。如果没有中世纪的鼎盛，人类文明的脚步就不会跨过古代社会野蛮的荒原，就不会有近代城市化和工业革命。“中世纪鼎盛时期的历史可以被认为是两种影响相互作用的历史，它们分别来自城镇和城镇居民以及教会，尤其是教廷。这两个因素（经济和宗教方面）的共同作用，改变了中世纪的社会，使之从半野蛮状态发展到繁荣昌盛的文明时期。”（注：哈迪·麦克尼尔：《西方文明史纲》，新华出版社，1992年，第239页。）
首先，中世纪教会对知识的保存，对教育的保护与支持，构成了西方近代工业革命重要的文化基础。在中世纪，社会的文化只有一种形式，即宗教文化。但这种文化既是宗教的，又是社会的。“天主教教会提供了罗马共和国所缺少的东西，就是一套民众教育体系、几所大学和知识交流的方法，它打开了通向人类管理自己的新的可能性的道路。”（注：乔·韦尔斯：《世界史纲》，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797页。）也正是由于中世纪教育事业的发达，才可能有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及人文主义的复兴。
其次，中世纪教会对世俗生活的宽容以及对经济贸易的支持，改变了中世纪经济生活的面貌，为近代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基础。“一所中世纪大礼拜堂，是一个城市的市民自豪的对象，也是一个规模宏大的企业，在这里所有的社会各阶级以及各种地位的人们都是感兴趣的。无论在精神上，或者捐助它的建造费用上，至于较小规模的建筑物，下至矮下的教区教堂，也是这样。因为教堂是当地社会中的最大而又最好的建筑物，又是一所大家都有一份和共同利益的建筑物，所以运用于许多世俗的方面。在战争时期，村民——他们自己、他们的牲畜及他们的眷属——到那里避难。在和平时期它是社会的和贸易的中心。在混战的黑暗而血腥的日子里，在一个安定的封建政府确立之前，旅行商人和流动小贩设立他们的货摊于教堂的门廊之内。”（注：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下卷，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293页。）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教会是西方早期自由市场经济的蛹体。特别是中世纪基督教会对世俗劳动的重视，赋予劳动以救赎的神圣意义，改变了整个社会的劳动观念。“教士并不赞成贵族那种‘英雄式的游手好闲’的生活方式，他们认为这不符合伦理的准则”，这使“劳动的神学意义得到了发展。劳动是一项使上帝高兴的事情，第一个劳动者就是上帝本人，他是人类的创造者，是世界的创造者”，“把劳动看作是上帝确立的制度，是拯救人们灵魂的途径之一。”（注：A·古列维奇：《中世纪文化范畴》，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页，第299、305、306页。）这不仅形成了一种新的劳动价值观，而且也激发了人们的生产和劳动热情。尽管这种“劳动”的价值还是建立在神学意义的基础上的，但是它却为后来西欧手工业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和精神基础。汤因比曾就此评论道：“西方技术的惊人而巨大的机械设备，显然还是西方基督教修道院制度的副产品。这个强大的物质建筑的心理基础就是相信体力劳动是人们应尽的义务，而且是尊严的活动——劳动就是祈祷(Laborare est orare)。这种信念对于古代希腊把劳动认为是俗夫和奴隶的本分的概念，是一个革命性的转变，如果不是圣般内狄特把劳动视为神圣，这种信念是树立不起来的。般内狄特修道会(Benedictine Order)就在这方面奠定了西方文明经济生活的农业基础；这个基础又是西妥修道会(Ciscercian Order)向理智方面活动而建立起来的工业上层建筑的基础。”（注：汤因比：《历史研究》下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02页。）
最后，西方早期的城市化，也和教会有着密切的关系。中世纪的城市是如何起源的？众说纷纭，公社起源说、庄园起源说、市场起源说、行会起源说、贸易起源说等等。我认为，贸易的发展在中世纪城市的起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么，教会在贸易和城市发展起源中又扮演一种什么角色呢？这主要体现于：1.教会对世俗经贸活动的宽容甚或鼓励与支持促进了贸易活动的发展；2.教会寺院为人们的经贸活动提供庇护和市场，“城市的胚胎，在于商人的聚居；他们在城堡或寺院的庇护下定居。”（注：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下卷，第415页。）3.宗教建筑、宗教活动在城市的形成和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教堂是城堡经济、政治、文化活动中心，人们在这里礼拜、聚会、经营，便以此为中心形成了市场和市镇。“在中世纪欧洲，许多新城市的发展都与罗马天主教寺院有很密切的联系，而其他一些城市之所以能够迅速居于相当重要的地位，也是因为教会在那里设置分主教区。在这个时期几乎所有的重要城市中最醒目的建筑物都是大教堂或修道院，它们常常位于城市的中心。至于那些基本上属于行业组织的行会都要遵循宗教的要求来组织。”（注：康少邦、张宁等编译：《城市社会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59页。）可以说，没有宗教文化，就没有西方早期的城市化；而没有城市化，就不可能有西方的工业化乃至现代化。
总之，西方中世纪文化是宗教文化的大一统，这似乎延缓了西方现代化的进程。其实恰恰相反，它却成为西方现代化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见习期、准备期，从物质到精神，从经济到文化。“如果在旧世界崩溃的进程中，没有一种新的精神力量成长起来，这新的精神力量使北方儿女们五体投地地用坚强的手臂在毁灭的年代里力挽狂澜，为人类的将来拯救和保存文明的财富，那么，希腊精神的辉煌成就就会付之东流，无望挽救。这种力量就是基督教会。国家政权做不到的，艺术和科学办不到的，宗教做到了，办到了。”（注：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上卷，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353页。）在上述意义上，应当说，中世纪的宗教文化是西方现代化的黎明，正是它，把西方文明从地平线呼唤出来。
经过中世纪晚期的文化、经济的充分准备，尤其是经过宗教改革、地理大发现等一系列重大的宗教文化及社会变迁，西方社会终于迎来了近代工业革命。西方近代工业革命的因素表面看来主要是经济的，但其实质却是文化的，如文艺复兴、思想解放、宗教革命等，其中，宗教是一个重要的文化要素，似乎也可以这样说，西方近代工业革命的启动与宗教文化的发展是一个无可剥离的过程。英国著名的文化史学家道森在其《宗教与西方文化的兴起》一书中就认为：“西方工业革命乍看起来似乎完全是物质方面的成就。然而，如果没有新教观念所支持的道德心与义务感，西方工业革命根本就不可能发生。”（注：见张志刚：《宗教文化学导论》，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04页。）道森的观点尽管有些偏激，但他的见解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如果我们重新反思西方工业革命伊始的那段历程，就会清楚看到，工业革命启动的每一个重要因素，都与宗教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首先是人文主义思潮。人文主义被人们认定为是工业革命重要的文化基础，并且人文主义是在与宗教主义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但在英、法、意大利等国，人文主义恰恰得益于基督教文化才发展起来，当时许多著名的人文主义者都是虔诚的教徒。“宗教改革运动在某种程度上，使人文主义达到鼎盛。”（注：阿克顿勋爵主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1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179页。）道森就认为，推动人文主义发展的力量，绝非“自然意义上的人，而是信仰基督教的人，即经过整整十个世纪来内心生活的苦苦修行而培养起来的几代基督徒。他们正是从自己长期的宗教生活中才获得了征服物质世界，创造一种新的世俗文化的精神力量。”（注：张志刚：《宗教文化学导论》，第105页。）
其次，科学技术被视为西方工业革命兴起的第二个重要文化因素。可并不象人们所想象的那样，西方近代科学技术是在同宗教的反理性主义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尽管在当时曾有过教会摧残科学及科学家的历史，恰恰相反，它的产生与发展却是基督教文化的产物。基督教对科学研究所采取的宽容态度，对技艺劳动的肯定，以及对《圣经》研究所展示的一种新的世界观和科学研究神圣意义的设定，都促进了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正如荷兰著名科学史专家R·霍伊卡教授所指出的：“在现代科学兴起的时代，宗教是当时文化生活中最强大的力量。人们对上帝（或诸神）的看法影响了他们的自然观，而这种自然观又必然影响到他们探索自然的方法，即他们的科学”。“倘若我们将科学喻为人体的话，其肉体组成的部分是希腊的遗产，而促进其成长的维他命和荷尔蒙则是《圣经》的因素。”（注：R·霍伊卡：《宗教与现代科学的兴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187页。）他用大量翔实的史料论述了宗教在现代科学发展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关于这一点，海外著名学者余英时先生曾说过一段话：“把人世的勤奋创业理解为上帝的召唤，曾有助于资本主义精神的兴起；把学术工作理解为基督教的天职，也促进了西方近代人文教育与人文学术的发展。上帝创造的宇宙是有法则、有秩序的，而人的职责则是运用理性去发现宇宙的秩序和法则，这是近代许多伟大科学家所接受的一条基本信念，从牛顿到爱因斯坦都是如此。”（注：《宗教与现代科学的兴起》序。）
经济生活的巨大变化即资本主义经济的兴起是西方近代工业革命的第三个重要因素。然而，导致西方近代经济生活巨大变化的不仅是一般的自由民、手工业者和当时的经济环境，而且还与宗教改革、新教徒的勤勉精进及新教伦理分不开。在中世纪早期，从事经贸活动一直被认为是不体面而且是一种罪恶的职业，遭到了教会的极力反对。到了中世纪晚期特别是宗教改革以后，技艺和经贸活动才不仅取得了教会的认可而且得到教会的支持，并获得了一种神圣的意义。托尼在其名著《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崛起》中曾指出：“劳动——人类的共同命运——是必要和高尚的；贸易虽然必要，但对灵魂却是危险的；从事金融活动即便不是不道德的，那往最好处说也是卑鄙的，往最坏处说是声名狼藉的。……疑虑人们的经济动机，是教会关于社会问题的最早内容之一。直到加尔文赋予具有进取精神的经济生活以新的神圣性，这种疑虑才被消除。”（注：托尼：《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崛起》，纽约，1947年，第36-37页。）宗教改革不仅荡涤了中世纪教会对经济生活的偏见，使其合法化，激发了新教徒从事世俗生活的积极性，而且通过新教伦理，使教徒的经济生活理性化。也正是在新教伦理的作用下，使新教徒在经济生活中不仅节制俭朴，而且勤奋敬业，有力地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美国文化史学家伯恩斯与拉尔夫在分析英国工业革命启动的缘由时指出：“南特教会被废止以后，40,000多名胡格诺派教徒于1685年被逐出法国。他们在英国的农村和城市定居下来。这些胡格诺派教徒生活节俭，精力充沛，雄心勃勃，他们给英国注入了新的力量。”（注：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菲利普·李·拉尔夫：《世界文明史》第3卷，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87页。）
综上所述，西方早期现代化启动的主要基础及动力，无论是中世纪晚期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还是近代的人文主义勃兴，科学技术发展以及工业化浪潮，都和宗教文化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现代化，并不意味着对宗教文化的否定与扬弃，而是寻求多种文化力量这其中就包括宗教文化的支持和推动。
如果我们把现代化的视野从西方社会转移到阿拉伯世界，我们同样可以得出这一相同的结论。近代阿拉伯世界经济的繁荣和工业化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伊斯兰教。从伊斯兰教的诞生地而观，麦加城当时不是一个宗教中心，而是一个贸易和商业中心。伊斯兰教诞生在这里，一定会染上强烈的经济色彩。再从伊斯兰教的创始人先知穆罕默德的身世看，他与耶稣不同，他是商人出身。这一切都决定了伊斯兰教的特点：商业性。“伊斯兰教从它的开始起就和工商业有着联系的。古兰经规定了鼓励并保护工商业作为所有信徒的义务，穆罕默德对沿海市镇的部族提供了经营工商业的机会。”（注：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上卷，第235页。）伊斯兰教对世界的扩张也并非仅出于政治目的，而和经济掠夺及扩张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与欧洲中世纪早期教会对经济生活的敌视态度相反，“伊斯兰帝国制定的贸易和交通条例有利于经济发展，因而陆上和水上交通十分繁忙”。此外，哈里发兴修水利，不仅推动过去不受重视的经济作物的生产，而且，卫格达运河把流经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幼发拉底河和流经波斯的底格里斯河联成一个水系，对发展交通繁荣经济起到了巨大作用。（注：赫伯特·戈特沙尔克：《震撼世界的伊斯兰教》，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59页。）也许更为重要的是，伊斯兰教向欧洲、亚洲乃至非洲的扩张，不仅传播了伊斯兰宗教文化，也传播了伊斯兰的物质文化和经济思想，它对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二
经济发展是社会现代化的重要表征和动力。在很大程度上，社会现代化的进程取决于经济发展的质量及增长速度。那么，经济增长及发展的基础是什么？这个曾经困扰了几代人的难题在当代发展经济学中得到了科学的解答。经济增长及发展不仅需要自然资源，更需要人文资源；不仅需要物质基础，更需要文化基础。我们这里所谓的人文资源、文化资源要比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的概念宽泛得多，不仅指有知识、有能力的人，而且指一种文化理性，一种文化精神，如果经济发展离开了文化资源，就不会有持续发展的能力；如果离开了一种理性的文化精神，就不可能有健康的发展，反而会走向衰败。
那么，什么才是经济发展的文化理性和文化精神呢？这就是一种正义的经济伦理意识，一种健康的经济价值观。这种正义的经济伦理意识和经济价值观不仅体现于社会的道德伦理和价值体系之中，也体现于宗教伦理和宗教价值体系之中。从经济发展史和宗教社会学的层面透视，我们看到，无论是古代和近代的经济活动，尤其是近代处于资本原始积累和自由市场经济阶段而社会的法律、制度、道德、规约尚未健全的情况下，人们的经济活动之所以能够有条不紊地健康运行，就在于宗教伦理和价值观念所提供的一种规范，或者说，在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宗教伦理就是经济伦理，宗教价值观就是人们的经济价值观。
从西方经济发展史来看，近代西方经济发展伊始就摆脱了市场经济初期的那种粗野性和血腥性，而进入了一种健康、规范、文明的轨道，其主要得益于宗教改革后所形成的新教伦理。马克斯·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的分析已为人所熟知。在韦伯看来，西方资本主义之所以能稳健发展，形成一种理性的资本主义精神，关键在于新教伦理为加尔文教徒提供了一种禁欲主义的伦理准则。正是这种禁欲主义，不仅使教徒的经济活动避免了冲动而步入理性化，而且还培育了其敬业精神，有力地推动了资本主义发展（注：参考《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30-135页。）。尽管目前人们对韦伯的这种分析还持有异议，但是，就我个人而论，我认为韦伯的分析具有一定的史实和理论依据。从基督教伦理学的社会功能而论，禁欲、公正、诚实、守信，以及对上帝的忠、爱，不仅是一种宗教道德，而且也是一种世俗道德，尤其是当这些伦理诫律延伸并内化于人们的意识之中，就形成了一种伦理规范，相当于康德所说的“绝对命令”，不仅成为人们宗教生活的准则，而且也成为人们世俗生活，如经济活动、社会交往等的伦理依据，成为经济伦理和社会公德。正如约翰斯通所说：“就诚实、公正、守信用这些个人的和商业的美德而言，它们在经济生活中是至关重要的，而在宗教成功地将这些美德灌输给自己的信徒的范围内，宗教便对经济产生了影响。”（注：约翰斯通：《社会中的宗教》第199-210页。）事实上，无论是近代还是现代社会，西方人心目中的经济伦理、道德规范，在很大程度上是基督教伦理文化的积淀。这已是伦理学家普遍公认的一个事实。
在阿拉伯世界里，伊斯兰教的伦理训诫就是穆斯林的经济伦理、修身规范和处世准则。穆斯林的伦理道德依据就是《古兰经》。在《古兰经》中，还记录着许多关于经济生活应遵循的基本伦理规范，如主持公正，不准侵吞公物，不准贿赂官吏，吃重复加倍利息或借诈术侵蚀他人财产等。真主认为，采取这些不义手段谋取财物是有罪的，其归宿只能是等候末日审判罚下地狱。按照伊斯兰的伦理精神，穆斯林应操守的品行为：“穆斯林必须表里如一，不说谎话，不伤害别人；穆斯林必须待人如己，毫无私心，张扬仁慈的性格；穆斯林必须具有慷慨和美好的性情。”（注：《清真小学》（伊斯兰文化丛书），第10页。）它是神圣的，也是世俗的；是宗教的，也是社会的，二者统一起来，形成了穆斯林从宗教到世俗生活的基本伦理范畴。“生活朴素，乐善好施，诚实做人，力戒嘲弄和虚假行为，……帮助孤儿，不得赌博算命，做生意不得缺斤少两，这些要求穆斯林做到的精神态度和尘世行为互相强化形成一个体系，指导穆斯林的精神及尘世生活。”（注：托马斯·李普曼：《伊斯兰教与穆斯林世界》，新华出版社，1985年，第39、40页。）穆斯林的经济伦理学即由此出：“伊斯兰的经济结构或社会模式必须体现伊斯兰精神并符合伊斯兰教公正、正义、平等的伦理原则。”（注：金宜久主编：《伊斯兰教概论》，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73页。）著名穆斯林学者阿布·阿拉·毛杜迪指出：“伊斯兰教解决经济问题的基本原则是以下几点：第一，合法，反对不择手段谋取财富；第二，遵守伊斯兰商业法，禁止囤积居奇，反对吝啬；第三，劝阻奢侈生活，鼓励勤俭简朴的生活；第四，禁止利息；第五，支付天课；第六，以伊斯兰教的道德原则为整个经济制度的基础。”（注：参见莫阿杜姆：《伊斯兰教与当代穆斯林世界》，新德里，1981年，第108-110页。）也正是伊斯兰教的这一经济伦理规约，使阿拉伯半岛上的贝都因人由过去的抢劫掠夺、虚伪欺诈、吝啬仇杀——一个野蛮的民族改变为一个文明礼仪的民族，社会生活有条不紊，经济生活秩序井然，为阿拉伯世界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其实，宗教伦理不仅在过去即宗教主流时代是人们从事经济生活的道德依据，就是在今天，也同样是人们理性地从事经济活动的伦理原则。我们现在所倡行的一些经济伦理规范，如公正、守信、诚实、节俭等，很难说哪些源于宗教伦理，哪些源于世俗道德，彼此已融为一体。就这个意义上看，宗教伦理也可以说是我们今天的现代化建设和发展市场经济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有一篇文章在介绍我国西北地区穆斯林的商贸活动时描述道：“在信教群众的生产经营与商贸活动中，较少有弄虚作假的伎俩，用他们的话说，也就是‘经手虽无人见，良心自有天知’，因而在生产、进货与经营中便保证了商品质量，在销售中也表现为童叟无欺。”（注：冯增烈：《当前我国的宗教与经济发展述评》，《西北民族研究》，1994年第1期。）这些事实充分说明了宗教伦理文化在现代经济发展中所具有的独特的调适功能。
三
市场经济的发展是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之一。从文化哲学的角度观照，市场经济不仅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而且也是人的一种存在方式，即使人从自然自在的封闭性存在走向自由自主的开放性存在。它复苏了人的个性，活化了人的主体性，激发了人的开拓创新精神。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正如人们所共认的，市场经济是一柄双刃剑，它固有的许多弱点也给人的存在笼罩了一层阴影，使人从主体性的张扬走向主体性的沉沦。这一点，中外市场经济概莫能外。当代中国市场经济推进过程中所凸显的精神文化领域的诸多弊端，如拜金主义、冷漠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等已证实了这一点。它所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市场扭曲和秩序紊乱以及社会冷漠、世风沉沦、意义迷失。要保证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必须重新寻求一种文化战略，通过理性文化的作用消除市场所带来的经济文化领域的诸多流弊。世纪末中国关于文化重建的思考、道德建设的呼唤、人文精神回归的倡导，正是人们力图制衡市场经济所造成的精神文化领域的无序失衡，走出心灵之困境和存在之魔圈的一种努力。这种努力可以从人类文化的不同层面进行思考和切入，当然也可以从宗教文化的角度来寻求对策。我以前曾发表过意见，认为“在当代中国市场经济的环境下，面对利与义、商品意识与人文精神的新一轮消长和倒错，在建设道德文化、审美文化等的同时，关注一下宗教文化，具有特殊的意义。”（注：拙作：《市场经济与宗教文化》，《晋阳学刊》1996年第1期。）具体来说，我以为，宗教文化在克制市场经济的消极影响方面具有如下四方面的功能。
第一，强化职业道德观念。近年来，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其利益驱动原则的社会化，人们的职业道德观念发生了剧烈嬗变，其中，职业道德意识消失，敬业乐业精神淡化，已经成为人们普遍焦虑的一个问题。强化人们的职业道德意识，是当代中国道德建设的重要课题。在这方面，宗教文化具有特殊的功能。泰勒曾指出，宗教对于人有两个功用，其一就是“指导并支持人去完成生活所加于他的职责”（注：爱德华·泰勒：《人类学—人及其文化研究》，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344页。），这实质也就是赋与人一种职业道德感。似乎可以说，人类神圣的职业责任感、尊严感，一开始就和人们的神圣信仰有着渊源关系，或者说，是由于宗教的神圣感的沉积并延伸形成了人们的职业道德感。“宗教是人类建立神圣宇宙的活动。换一种说法，宗教是用神圣的方式进行秩序化的。”（注：彼得·贝格尔：《神圣的帷幕——宗教社会学理论之要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3页。）正是由于这种神圣的“秩序化”手段，才使得职业劳动这些世俗活动获得了神圣的意义。中国农民对土地及农耕生产的爱恋与执着的敬业精神，源于对中华民族祖先神农氏的神圣崇拜。（注：拙著：《中国乡村文化语言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7页。）可以说，中国的行业神崇拜就是各行各业职业道德观念的文化脚本。至于佛教，虽主出世静修，但也重敬业乐业，刻苦修炼。特别是中国的禅宗，从人人都有佛性，人人皆可成佛的理论设定，到担水运柴，无非妙道，穿衣吃饭，佛法相应的实践哲学，都是要人们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体禅悦，觅解脱，证生死，获禅悟，证涅槃。这不仅可使人脚踏实地，安居乐道，愉快满足，从而使生活充满乐趣，而且还培养了人的敬业精神。假如今天人们具有了基督教的天职观念，具有中国传统农民的敬业精神，具有禅的那种乐道意识，那么，一种神圣的职业道德观念就会重新建树起来。
第二，可以给人以心理支持，愉快坦然面对生活。现代市场经济既把人推向了社会大舞台，为人提供了施展才能、发挥个性的机遇，同时又把人投置到激烈的市场竞争角逐的茫茫大海之中；人们既体验到弄潮的快乐，又被一种时刻为市场大潮所吞没的危机包围着。特别是早期市场经济的博弈性、随机性，使人处于一种起落多变、浮沉不定的险境之中，更加难以把握自己的命运。这样，就有可能使人陷入悲观主义，从而意志消沉，悲观失望，颓废丧志，玩世不恭，对生活失去信心。而宗教文化则可以为人消除这种心灵的阴影，提供一种精神安慰和心理支持。奥戴曾说：“宗教可以使个体和他的群体相协调一致，可以在变幻无常中给他以支撑，在失望中给他以安慰，可以使他归属到社会目标之上，鼓舞他的士气，为他提供认同因素。”（注：《宗教社会学》，第29-30页。）宗教的这个功能也就是我以前所说的“宗教是人类对自然界及社会和他所发生的无序关系（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所进行的一种秩序化处理”（注：拙著：《符号与神圣世界的建构》，吉林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2页。），或者如马克思所说的“借以安慰和辩护的普遍依据”、“鸦片”的功用一样。斯特伦曾认为：“宗教是实现根本转变的一种手段。……所谓根本转变，是指人们从深陷于一般存在的困扰（罪过、无知）中，彻底地转变为能够在最深刻的层次上，妥善地处理这些困扰的生活境界。”（注：斯特伦：《人与神—宗教生活的理解》，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页。）有了这种解释，这种处理，这种转变，人们就获得了一种心理平衡，就可以从困顿、迷惘、悲观、颓丧中走出来，坦然愉快地面对生活。尽管这是一种消极的，或者如马克思所说的是一种鸦片的“麻醉”方式，但是，这却是不可少的。尤其是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它可以起到稳定社会秩序，维护安定团结局面的积极作用。
第三，可以消除社会冷漠，增进人际和谐。市场经济归根结底是一种竞争型经济。尤其是市场经济初期竞争的冷酷性、血腥性，极易造成整个社会生活的功利化和非人道化。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全方位推进，社会冷漠、人们的情感交流断裂和人际关系的紧张、疏远乃至对立亦将日渐凸出。当前人们的恐惧感、疏离感、孤独感、厌世感均由此而生。而宗教文化则可以消除这种冷漠，把松散断裂的人际关系重新粘合起来。无论是基督教的博爱主义，还是伊斯兰教的兄弟情谊，或是佛教的慈悲心怀，都引导人们向着一个目标努力，即抛弃一己的利害得失，把怜悯、同情、友爱播洒人间。佛家所谓的“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就鲜明地凸显了宗教文化的这一伦理主题。假如人人都具备这种慈爱胸怀，那么，就会营造出一种和谐、亲切、温馨的大家庭氛围，给人以生存之乐趣。这无论是对个体心理还是整个社会的健康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四，给人以终极关怀，消解人生的平面化。市场经济的日益社会化过程，也就是社会的日益世俗化过程。世俗化虽然是人类迈向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步骤，但是，作为文化的结晶的人类组成的群体——社会，又不可以彻底世俗化。社会的彻底世俗化，将使人类失掉某种精神支柱。人，作为社会性与生物性的合成体，应当有一种神圣感；完全世俗化，人性的潘多拉盒子一打开，就会放出恶魔。尤其是市场经济对人的肉体存在层面的关注，极易导致人向物的世界沉沦，从而使人驻足于经验的平面而遗忘超验的价值。当代中国精神文化领域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如物欲膨胀、拜金主义、媚俗亵圣、躲避崇高、价值消解、意义迷失，淡化终极关怀，主张潇洒地走，过把瘾地活等，正是在市场经济推动下社会日趋世俗化的结果。因此，一个社会绝不能彻底世俗化，人类应当有一种神圣感。当代中国重建人文精神的倡导，精神文明建设的加强，正是对社会世俗化的拒斥。重建人类的神圣感，也就是重建人类的终极关怀，重建人类的精神家园。那么，重建终极关怀，宗教文化能给予我们什么呢？蒂利希说，宗教说“在人类精神生活的深层里”，“宗教赋予人类精神的所有机能以要旨、终极意义、判断力和创造的勇气。”（注：蒂利希：《文化神学》，工人出版社，1988年，第3页。）宗教通过在世俗领域之外再造一个神圣的领域，使人在物质享受、感性存在的现实关怀的层面上超逸出来，去思考人生的意义、存在的价值、灵魂的轮回等这类终极关怀问题，从而把人的思想从物欲满足、感官享受的平庸猥琐的层面引向精神追求、理性信仰的层面。
四
以上我们从历史和现实、东方和西方不同的时空对宗教文化与现代化，或直接一点说宗教文化在现代化运动中所发挥的积极功能做了粗线条的剖析。这样做的目的并非为了论证宗教文化在社会现代化运动中存在的合理性及必需性，而是在于比较求是客观地揭示宗教这一历史文化现象在人类文明发展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和起到的历史作用，匡正目前人们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的一些偏见。《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指出，新时期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坚持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宣传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和宗教观。”而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一个鲜明特征就是在社会发展中，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中解释和评价宗教的社会功能。今天，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宗教，尽管其信仰宗旨未变，但其文化品格、社会活动、某些价值取向等已发生了变化，体现出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特征，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种文化动力。正如赵朴初先生在全国政协八届三次会议上的发言中指出：“在我国现今的条件下，在我国宗教的社会政治状况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宗教不再是旧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上层建筑的残余，而是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不仅宗教实体、宗教文化可以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而且宗教思想信仰体系中的积极精神也可以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注：赵朴初：《对宗教工作的几点认识和意见》，《宗教》1995年3-4期。）我以为，这段话可以说是对宗教文化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功能的最好的说明。
标签：中国伊斯兰教论文; 西方社会论文; 西欧中世纪论文; 欧洲历史论文; 市场经济论文; 政治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现代化理论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 中世纪论文; 工业革命论文; 基督教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