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诗经》和马来西亚的班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来西亚论文,诗经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 （2000）01-0094-09
班顿，是马来民族特有的民间口头文学，是他们传统的民歌形式。它充满了热带情调，有着浓厚的地方色彩和民族色彩。
马来西亚的班顿，一般为四言一句，四句一章，隔句押韵，每句由8至12个音节组成，重顿挫，富有音乐节奏感，可众人合唱， 也可单人或双人诵唱。班顿开头的两句，往往运用起兴的手法，这种艺术创作手法，和《诗经》创作手法赋、比、兴中的起兴是一样的。古代的中国人和马来人，两个民族的民歌在艺术形式和艺术创作的手法上，也有殊途同归之处。
一、从产生和流传的历史上来看
《诗经》收集了上至西周初年公元前11世纪，下至春秋中期公元前6世纪共五百多年间的诗歌，经孔子整理、删编后，定为三百零五首。这些诗歌在流传和整理删编成集时，分为风、雅、颂三部分，作者多是一些不知名的民间歌手，也就是说它们是众人所作。流传于马来西亚的班顿，也是马来人民的群体创作，我们很难找出它们的确切作者（后来文人们也模仿班顿创作了许多班顿作品）。
班顿到底发源在哪里，至今还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碧澄先生在《马来班顿》中说[1]（P14），古代的马来半岛，就有一些有节奏的所谓的短语，被学者们看作是马来人最早的诗歌形式。如：听到空中响雷，倒了瓮中的水。洪水扫荡一次，沙滩改观一次。爱子不妨多打，爱妻不妨多离。虎死留皮，象死留骨。[1]（P16）这些短语在当时并不怎么讲究押韵，却有着一定的节奏，这似乎就是早期的班顿。从这些朴实而富有生活气息的谚语中，我们可以看出，班顿是马来广大群众创作出来的，而非宫廷文学。
但作为诗歌的班顿，是直到满剌加（马六甲）建国的公元15世纪以后，才开始被发现、被发掘、被发扬起来的，到17世纪才逐渐成熟，被有心的马来人和西方人士用文字把它们记载下来，因而得以保存并流传。这样看来，班顿产生和流传的历史，比《诗经》短得多。
其实，不论什么国家，什么民族，最早的文学形式都是诗歌，而这些有节奏的配乐伴舞的诗歌都先产自民间，中国的《诗经》是如此，马来班顿也如此。
在汉代之前，《诗经》里的诗只被称为“诗三百”，即它们只是诗，而不是什么“经”。汉代以后汉武帝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才把“诗”摆在儒家经典“经”的位置上。诗成了被“经”化了的民歌，它以文字的形式流传至今，在中国影响很大。“诗三百”经过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大学者孔子的整理，虽然是各国的民歌，但却被精选过了，提炼过了，即使是爱情诗，亦如此，而马来班顿一直是民众化的“诗歌”，似乎更原始、更能反映马来民歌的本来面目。
二、《诗经》和班顿的题材和内容都是十分广泛的
除爱情之外，《诗经》中有对统治者的反抗和揭露[14]（P32- 131），如《魏风·伐檀》；有对废弃学校教育的批评如《郑风·子衿》，有在乱世之中人们对君子的思慕《郑风·风雨》，有重视朋友之情的诗如《卫风·木瓜》，有赞美国君的诗《鄘风·定之方中》；有忧国者的悲歌《魏风·园有桃》、《卫风·载驰》，戍卒爱国恋家的诗《小雅·采薇》，也有记叙中国古代历史的诗，如《绵》、《生民》、《公刘》等，还有祭祀时的歌。
马来西亚的班顿中，内容和题材也是十分丰富的，我们先用一首马来班顿，来引起我们的下文。[1]（P5 ）（注：本文中所引用的班顿诗，其马文、译文均选自碧澄著《马来班顿》一书，笔者在此郑重声明，并表示深深的感谢。）
Terbang burung dari selatan,
Di puput angin sangga bayu;
Bukalah surat dari lipatan,
Lihatlah pantun bahasa Melayu.
译文：鸟儿南方飞来，
微风吹和风送；
请把书卷打开，
观赏马来班顿。
（一）有的班顿是非常优美的爱情诗，如
1.啊！星星月亮在哪儿，
在无花果树上方；
啊！君你匿藏在哪儿，
隐现少女的闺房。
2.要不是为了星星，
月亮为啥升得高？
要不是为了郎君
我为啥老远赶到？
3.麻雀振翼飞山岗，
人种豆蔻在其间；
梨涡浅笑俏眉扬，
教我如何不疯癫？
这是一首真诚率直、热烈追求、大胆地表露自己爱的心迹的诗，这样的诗在马来民歌班顿中虽不太多，但也是有的，正如在我国《诗经》国风里也有不少这类的爱情诗，如“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一样。
表达坚贞爱情的班顿，如：
1.燕子飞翔山头上，
红木长在对岸里；
爱你情深多坚刚，
施毒解毒全在你。
2.要是修心又虔诚，
日夜静坐把经念；
马六甲海水干到底，
我才背约把你忘记。
3.仄道把稻割，
顺手摘些白素馨；（注：白素馨（bunga kemboja）即鸡蛋花，华人喜欢用它来做花圈，马来人多把它栽在坟场，所以象征死亡。）
君你往火海，
把我烧死亦跟随。
第二首班顿还令我们想起乐府民歌“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不同的民族，不同的诗歌，在表达坚贞爱情方面的思考和所用的词语、比喻，几乎是一样的，中国人常用“海枯石烂”，马来人用的是“马六甲海水干（到底）”。
（二）有的班顿非常充分地表现着马来人民对自己的家乡、自己的国家的热爱，如：
礁石旁边有金鱼，
形形色色大剑鲨；
任凭他国下金雨，
自己故乡莫记差。
（三）班顿是马来民族对下一代进行良好的道德品质教育和传统教育的教材和有效方式，正如我国古代孔子所实施的用“诗三百”作为教材来教育子女和弟子一样。马来民族的长辈，经常用班顿来教育他们的后代怎样做人，怎样交友，怎样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例如：
1.我不要舂臼，
舂臼泼谷稻；
我不交远地朋友，
远朋只带来烦恼。
这和中国古代格言“人唯求旧”的思想有一致的地方。
马来人很重视智力的培养和提高。他们有这样的班顿：
2.蜡蕉生在上游市，
喂饱水中小鳄鱼；
不怕贫穷求敏智，
富贵人家也比输。
老年人教育子女、晚辈要重视人品、道德，也用班顿唱出：
3.红黑斑纹的是花豆子，
鲜红颜色的是红豆子；
良好的是品行，
优美的是语言。
4.perigi（井）亦称telaga（井），
孩童经常来冲洗；
耀眼金子虽有价，
良好德行实难逢。
5.糖鹦振翼飞呀飞，
栖在枝头便丧命；
世人不理你富贵，
最重高尚之品行。
6.木板窗儿四方方，
三个同在鹅岛上；
美与丑在乎德行，
民族高下在修养。
马来人非常重视感情，对别人的恩义总是牢记在心，永不忘情，如：
7.带了金蕉去航海，
熟了一只在箱上；
欠人金银可还债，
负人恩义难清偿。
（四）班顿的地方色彩和民族色彩都很浓厚，诗中常以本国各地地名、知名人物、瓜果花树及其他农作物或各种飞禽走兽作为背景，充满了热带的情调，令人了解了马来人的社会生活和文化而倍觉亲切。例如：
1.航船进瓜拉吉打，
桅杆断折压舵上；
美丽无比一鲜花，
成群蜂儿都向往。
2.吡叻前往吉兰丹，
朝见尊贵的帝王；
捞得的水当鱼办，
撒网鱼却不落网。
（五）班顿中有很多儿童诗，如：
噢，哥哥！星星在哪里？
星星在无花果树的树梢上。
噢，朋友，（你）什么时候来？
来吧，咱们一起做游戏。
三、从《诗经》和班顿的艺术形式上看
《诗经》和班顿从文学形式上看，基本上都是四行诗，每章四行（句），每行基本上都是四个字（词）。其实，世界上很多民族、很多国家都有四行诗或者四行诗体的民歌，如中古时期波斯（伊朗）的“鲁拜”诗，以莪默·伽亚谟（又译作欧玛亚·海亚姆）的作品为代表。[3]
莪默的四行诗，是通过英国人费茨季拉德（1809—1883年）文笔优美、韵味浓厚且富有东方情调的翻译，才被世界所知的。我国由郭沫若先生译出的《鲁拜集》，也是由英文译本转译的。莪默受到全世界的爱戴和重视，正因为他用鲁拜这种四行诗的形式，唱出了波斯人民的心声。如：
1.天地是飘摇的逆旅，
昼夜是逆旅的门户，
多少苏丹与荣华，
住不多时，又匆匆离去。[3]（P1）
2.醒呀！太阳驱散了群星，
暗夜从空中逃遁，
灿烂的金箭，
射中了苏丹的高瓴。[3]（P17）
鲁拜是波斯古老的传统诗歌形式，一般1、2、4行句尾押韵， 也有1、2、3、4行押韵的。有人认为莪默的鲁拜体诗与我国唐代的绝句相似。他的诗立意独特，曾使欧洲人为之耳目一新。[4]
古印度大史诗《摩诃婆罗多》中，也有很多四行诗，如：
1.小小溪流容易满，
小小老鼠爪子短，
懦夫心胸易满足，
得到一点便安然。[5]（P97）
2.要拔去敌人毒牙齿，
死去也不同狗一般；
要不顾性命遭危险，
立雄心大志猛向前。[5]（P97）
土耳其、突尼斯、冰岛、意大利等国家也有四行诗，拿班顿与这些四行诗比较，我们认为它还是和中国《诗经》的抒情四行诗最相近。
《诗经》是我国四言诗的鼻祖，一般为四个字（词）一句，每章四行（句），隔句押韵，一般不换韵。但《诗经》中的诗，押韵方式还是比较灵活自由的，有1、2、4句押韵或只在2、4句押韵的，也有1、2、3、4句都押韵的。如《卫风·氓》中“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送子涉淇，至于顿丘，匪我愆期，子无良媒。将子无怒，秋以为期。”诗中蚩、丝、谋、淇、丘、期、媒、期，在《诗经》那个时代均属于部韵，是相同的韵。[6]（P447）
典型的班顿也是每章四句，一般每句四个词，8—12个音节， 隔行押韵，但押的韵不能相同。
除四行一章的班顿以外，班顿在形式上还分有两行、六行、八行和十行的几种，但以四行班顿为典型形式，故被称为马来四行诗，它几乎独占了马来班顿的美名。[1]（P9）如：
Berapa tinggi pucuk pinang,
Tinggi lagi asap api;
Berapa tinggi Gunung Ledang,
Tinggi lagi harap hati.
诗中1、3句押韵ang、2、4押韵pi、ti。
译文：槟榔树儿高又高，
炊烟缕缕还更高；
黎当山峰高又高，
心头愿望还更高。
四行班顿押韵的形式，一般是隔行押韵，为abab式，即一、三行韵，二、四行韵，班顿的所谓押韵，即最后一个音节相同或接近，例如：
Dari mana hendak ke mana?
Tinggi rumput dari padi;
Tahun mana bulan yang mana?
Hendak kita berjumpa lagi.
其韵脚为na（1、3行），di，gi（2、4行）
译文：你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
青草已经长过稻尖；
哪一年来哪一月，
你我才能再相见。
六行的班顿比较少，如：
Apa gunanya bertanam padi,
Awan muram di puput bayu,
Bayu bertabur berpecah rata;
Apakah akibatnya sudah menjadi,
Kerling dengan muram sayu,
Tunduk bercucuran ai rmata.
诗中1、4句，2、5句，3、6句押韵，分别是di、yu、ta，为 abc、abc式。
译文：种稻于我有何益，
阴霾被那微风吹，
风吹阵阵云四散；
事情已过何所思，
面带愁容却斜窥，
俯首难禁泪满襟。
八行的班顿：
一般在仪式中才用到，马来古典著作中也有一些，有时可以把它当作两首四行班顿来读。如：
宝石掉落在草堆，
落在草堆发光辉，
冒险奋进别试尝，
苦涩杂草伏四邻；
眼前总不见空虚，
心中何曾抛得开，
日间胡思与乱想，
夜间却是梦中人。
该八行班顿的马文：
Permata jatuh ke rumput,
Jatuh ke rumput bergilang,
Ditempuh dilanda jangan,
Rumput pahit bersela-sela;
Dari mata tidaklah luput,
Di hati tak mahu hilang,
Siang menjadi angan-angan,
Malam menjadi mimpi pula.
诗中1、5句，2、6句，3、7句，4、8句押韵，为abcd，abcd式，分别以put、ang、an、la为韵。
十行班顿：
外套衣，红花蕊，
裤子裁自北大年，
依勒村人把它缝成，
船向马六甲村直驶，
停憩在船长家里；
真金干，合金枝，
果子像大钻小钻，
花儿已被摧残殆尽，
麻雀想在枝头栖止，
拥有者可否获取？
Baju jas dastar kesumba,
seluar gunting petani,
jahitan orang kampung Erak,
Dihilir pasang kampung Melaka,
Singgah ke rumah nakhodanya;
Batang emas dahan suasa,
Buahnya intan dengan pudi,
Bunga dihisap buruk-borak,
pipit hendak hinggap di rantingnya,
Adakah dapat oleh yang punya?
1、6句韵a，2、7句韵i；3、8句韵rak；4、9句韵a、5、10句韵nya。为abcde、abcde式。
在马来西亚的班顿中，还有一种钩连班顿。有人说这种钩连班顿，像我们中国广西《刘三姐》和她的家乡人的对歌，《刘三姐》中的歌有：
（1）亏了亏，
不见画眉岭上飞，
不见画眉树头站，
清早出窝夜不回。
（2）亏了亏，
画眉飞去不飞回，
你今歇在哪棵树，
你今落在哪兜梅。
（3）花针引来线穿针，
男儿不知女儿心，
鸟儿刚知鱼在水，
鱼儿不知鸟在林。
这些民歌与班顿比较，实际上钩连班顿比中国的对歌更复杂更难创作。
有些外国学者以为，马来班顿像近现代以来中国南部的客家山歌，那些山歌也多是四行一首，如：
（1）打鼓爱打鼓中心，
打到鼓边没声音，
打鱼唔到不收网，
恋郎唔道不收心。
（2）先日见妹一团金，
今日见妹两样心，
妹今好比三弦琴，
下下弹来两样音。[1]（P37）
但无论是客家山歌也好，广西《刘三姐》家乡的山歌也好，中国民歌的四句，表现出的是同一种观念，思想联贯，而班顿的前两句与后两句在意思上有一段距离，有时甚至风马牛不相及。而且，中国《刘三姐》之类的民歌多为七字句，押韵方式也和班顿不同，多为1、2、4 句押韵。因此，班顿和客家山歌、和《刘三姐》中的民歌，还是很不相同的。
四、中国《诗经》和马来班顿艺术手法的比较
班顿的前两句叫做小引或暗示，称为喻。后半部才是真正要表示的意思，称为“意”。在创作班顿时，要先做后边的意，然后再想前边的喻[1]（P115）。喻的部分通常都是描述自然景物、 史事或日常生活见闻等，而以自然界的动植物为喻的居多，也有用数字开头的。喻这种修辞手法，实际上就是我们中国《诗经》中常用的起兴的艺术手法，所用的句子多是比喻或描述式的，以引出后半部所要吐露的心里话，作为后半部的“意”的一种暗示。正是班顿的喻和《诗经》里最常用的起兴的艺术创作手法，使笔者觉得班顿和《诗经》有相似之处，可以将二者作为比较来研究。例如我们文中开头所引用的那首班顿：“鸟儿从南方飞来，微风吹和风送”，是喻。“请把书卷打开，观赏马来班顿”，是意。前两句和后两句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只是为了引出下面的意而已。这和“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这种起兴一样，这种先以一物引起所咏之意的起兴，在班顿中亦比比皆是，如：
（1）我种稻米多艰疲，
别人只知栽黄梨；
我重品德受人轻，
人家只重金与银。
（2）鸽子打哪儿来，
从沼地飞到田里；
爱情打哪儿来，
从眼角燃到心窝里。[2]（P890）
两首班顿前两句为“喻”，均为起兴，后两句是意，是唱者要表达的本意。
班顿大量地运用起兴的创作手法，运用比喻、比拟及训言，似乎和马来民族谦虚、含蓄的特点有关。这种特点反映在他们作品的内容中，也反映在创作的艺术手法上。
五、《诗经》和班顿的应用
中国古代统治者，从周代开始，就把“诗”作为贵族学习语言文化和学习社会的教材，孔子多次强调“诗”对社会对个人修养的重要性，他认为“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孔子首先要求自己的儿子学诗，《论语·阳货》中记：“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而立也与？’”意思是不学诗的《周南》、《召南》，就会一物无所见，一步不可行。在他的影响下，他的弟子们也经常引用诗来讨论问题，如：“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论语·学而篇》）诗在周代和春秋时期，还被广泛地运用于各种典礼仪式、贵族宴会、政治和外交场合，或被运用于评价人和事。例如，在《春秋左氏传》里，记载隐公元年：郑庄公与其母“遂为母子如初”后[7] （P7），作者对这事及促成这事的颍考叔的评价，就借用君子之口引用诗句——君子曰：“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其是之谓乎。”用诗中的句子来总结评价郑庄公和颍考叔的作法。
最典型的是秦穆公和晋公子重耳的席间对诗。[7]（P334 ）鲁僖公二十三年秦伯纳女五人给晋公子重耳。“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请使衰从。’公子赋《河水》，公赋《六月》”。《河水》诗歌颂河水朝宗于海，海喻秦。重耳吟此诗，表示对秦的尊重和自己对秦的感激之情。《六月》诗道尹吉甫佐周宣王征战，隐以重耳比尹吉甫，喻公子还晋，必能匡辅晋国，并勉励他佐周王以成功业。古代礼会时，常诵诗以表示意思，但他们赋诗时也是断章取义而已。我们从《左传》中引用诗的情况，可见古人应用这些诗歌的情景。
马来人不论男女老幼也都喜欢在工余或聚会上吟唱班顿。（一）班顿经常应用于日常的生活和劳动中，大家可以一对一地自由对唱，也可以分组唱和。其实中国云南、贵州、安徽、江苏、陕西、宁夏、青海等地，就有劳动时一人唱众人和，两人对歌或众人对唱的情景，如安徽安庆民歌：大龙山上一条龙，哥妹插稻水田中……（二）马来人常在书信里或离别时吟唱班顿，以引起对方情感的波澜，如“中国笠竖丁宜岛，巴西诗巫也看见；君你要去别长久，无法担当心思念”。[1]（P70）（三）热恋中的男女经常吟唱班顿以抒情，如：“水蛭来自何处？田边来到稻茎；爱情来自何处？眼睛落到内心。”[1]（P70）（四）两军交战，兵上战场，各唱班顿为他们鼓劲儿或祝福，如（ 1）倘若没有谷来装，何必背筐上稻场；贪生怕死志不壮，头发何须留得长。[1]（P44）（2 ）午后群童去野餐，华族小孩来卖食；失败之前勿退让，终期未到不会死。[1]（P71）（3）去吧诸位同胞，去捐输奉献；我们共同祷告， 立定决心齐向前。[1]（P72）（五）庆典或其他聚会上，一般都要吟唱马来班顿。订婚时唱：远涉荷兰何不妥，若是为了去经商；我们生活定要和，情长家庭便盛昌。餐宴上唱：让我说句欢迎驾到，尊贵的先生与太太；敝等食物很是稀薄，请别嫌弃大家齐来。客人们会唱到：这些花儿真美丽，把它种在寺院中；这些食物真好味，犹如王爵的菜送。[ 1]（P74）（六）传统节日里降神的乐队（Boria,回历正月降神时的乐队）吟唱班顿，用以吸引观众，增添节日气氛。
六、华人对马来班顿的影响和贡献
马来班顿的主要流行地马六甲，华人很多，他们和马来人一样热爱着马来班顿。我们可以说，在班顿的发展过程中，华人也有过一些影响和贡献。
中国和马来的交往，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世纪的西汉时。 据《汉书·地理志》：西汉时，南海诸国，“自武帝以来皆献见”[8]， 《梁书·诸夷传·海南》记载，三国时吴国孙权派中郎康泰、宣化从事朱应，出使南海诸国，“其所经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9]，公元5 —7世纪，马来古国丹丹、盘盘、狼牙修，同中国的外交往来频繁。宋文帝元嘉年间（424—453年）盘盘国遣使来华，梁武帝天监十四年（515 年）狼牙修国遣使来华。梁天监十六年（517年）婆利国遣使奉表来华， 并献金席等。518年干陁利国（明朝时称三佛齐）遣长史来华。530年，丹丹国遣使来华。
公元15世纪满剌加（马六甲）王国建立（1402—1511年）[ 10] （P8417），时值我国明代。满剌加王国与明政府关系极为密切， 在王国立国的百余年间，遣使来中国就有二十多次。满剌加国王1424年去世，他儿子斯里麻哈剌继位后，颁布了一系列的宫廷法规[13]（P265）。这些法规有的一直沿用至今，包括国王的起居，祈祷，接见，授勋，同时严厉禁止平民使用黄颜色的衣着和用品，这种规定似乎受了中国的影响，因中国历来规定黄色为皇帝所用。
1405—1432年郑和七下西洋，其中五次到满剌加，每次满剌加国王都以君主相待。随同郑和出海的官员马欢、费信、巩珍，回国后各自把自己出访所见写成书。据他们记载，唐朝时已有一些僧侣和商人侨居于马来半岛，当时的马来人，“男子椎髻，身体黝黑，间有白者，唐人种也，俗淳厚，市道颇平”。到明朝时侨居在马六甲的中国人，一些人还信奉了伊斯兰教，同当地妇女结婚，和当地人民友好相处。中马之间的这种交往，在班顿诗中有所反映，如：“驭象之人往中国，打从河口抵市场；好比人们将花插，枯萎之后丢一旁。”[1]（P31）这本是一首抒发失恋的哀伤之情的诗，但在诗中的喻里，却提到了和中国的经济往来。1511年马六甲沦为葡萄牙的殖民地[15]，中马外交往来遂告中断。但是两国人民之间的往来仍然继续下去，特别是19世纪前后，中国南方大批人民移入马来西亚，和当地人民共同建设马来西亚。
这么多的华人从这么久远时起就与马来人交往，他们促进了双方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在文学艺术上也有互相交流，据季羡林先生讲，中国的一些古典文学作品，都陆陆续续地译为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当地的语言，或被华裔改写成本地语言流行于民间。而且，在马来西亚，也很早就建立了华语学校，这对中马文化交流，无疑起着重大的作用。因而马来的班顿受中国最古老的民歌《诗经》的影响，甚至于受唐代律诗绝句的影响，是完全有可能的。这些虽然由于资料不足，我们尚不能有所确指，只能寄希望于有志于中马比较文学研究的人的继续努力，但是八十多年前马六甲华族曾组织过一个班顿吟唱会[1]（P78），是有文献记载有资料可查的。该会于1910年成立，会员为马来班顿的爱好者。当年的发起人之一陈金声先生，1960年时还健在。其后，新加坡侨生华族子弟仍然设法坚持下去，他们还出版过自己所吟唱的班顿。他们吟唱班顿时，常常把华语词汇加进去，可谓马华合一的马来西亚的文化艺术了。这是我们确切知道的华人对班顿创作的贡献。
七、印度、阿拉伯、波斯文化对马来班顿的影响
班顿中有很多谚语、格言类的句子，也有很多劝谕、讽谏的诗。笔者认为，这些富有哲理意义的班顿的产生，是受印度文化和阿拉伯波斯伊斯兰文化的影响[13]。我们虽无法确指是哪首诗、哪个作品影响了马来班顿的这种创作风格，但我们可以知道并感觉到印度尤其是阿拉伯波斯文化丰富的寓言和警喻性故事的氛围，对班顿产生和创作的濡染。
马来文化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很大，甚至早期的马来语都是用古印度的梵文拼写的。在马来西亚哥打卡波尔，出土过一块公元7 世纪的石碑，碑文是用梵文拼写的马来语，这是迄今为止人们所见到的最早的马来的文字记载。那么，马来半岛的文化、诗歌，就不可避免地也受印度文学文化艺术的影响。印度的文化，最初以宗教形式传入到这些国家，它们的两大史诗和梵语古典文学也传了进来，两大史诗《罗摩衍那》（最初的诗）和《摩诃婆罗多》（历史传说）以及寓言故事书《五卷书》的影响极为普及。两大史诗曾被译为古爪哇文，古典梵文文学几乎影响了这整个千岛之国和马来西亚的文学艺术创作。
稍后伊斯兰宗教和文化也传了进来，伊斯兰教甚至成为这些地区中一些国家的国教。马来语随之由用梵文记载，改为阿拉伯字母拼写。这期间，马来半岛的文学、民歌等，也受到波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影响，而波斯阿拉伯人的寓言诗和格言谚语，在世界上都是很有名的，如：“头脑里装的，要摆脱；手头上有的，要施舍；力所能及的，要竭力做”。[11]（P102）势力达到西班牙、印度、马来半岛和印尼群岛的伊斯兰文化，曾极大地影响过我们这个世界，它们对马来班顿中格言谚语的产生和形成，也必有一定的影响。
阿拉伯世界，11世纪出现过著名的哲理诗人莪默和他的鲁拜集。鲁拜（Rubai）的原意就是四行诗的意思，盛行于公元11至12世纪。 随着13世纪元代蒙古人的南下、伊朗战乱和异族统治，迫使一些文人逃到南方。他们可能将这种四行诗的形式传入印度，再由印度人的大量南下马来半岛，而影响到马来半岛的民间歌谣。13世纪著名的波斯（伊朗）诗人萨迪，他的训诲体故事诗集《蔷薇园》[12]，差不多每一章里都包含着若干故事和诗人的短小精悍的哲学插话，哲理性很强的道德谚语、格言。阿拉伯、波斯人的这种创作风格和艺术手法，也会影响以伊斯兰教为国教的马来民族的民间口头文学的创作。这段时间大约在公元十一、二、三世纪，而我们前边说满剌加王国建立时，当地已有班顿产生，从时间上看，从班顿的孕育到产生到流行，应该是吻合的。
综上所述，《诗经》与班顿比较，有以下一些异同：（1 ）流传和有文字记载的时间。《诗经》中的诗歌从公元前11世纪流传后由文字记载，经孔子等人整理，而一直流传至今；班顿长期以来一直是口头文学，大概至15世纪时才开始被发现，至17世纪才逐渐成熟，在那以后才渐渐被西方人和马来人用文字记载而流传下来。（2 ）《诗经》中虽有讽喻诗，但主要是对统治者的揭露和指斥，如《硕鼠》；班顿中的讽喻诗，多是道德品质方面的劝谏，是为人品德的教材，所以很多班顿的诗句成为充满哲理的处世格言和谚语。而《诗经》在流传过程中，被儒家学者用儒家的伦理道德规范来不断地解说，这样一来，诗三百虽不是道德的诗歌，而与之相关的《诗经》的经解却充满了道德的说教了。（3 ）从押韵的形式看，同为四行诗，隔行押韵，但《诗经》的韵脚比较灵活，一般是在1、2、4句句尾，如“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 君子好逑”的鸠，洲，逑押韵；而班顿则比较严格地遵守1、3句，2、4句隔句押韵的规则。而且1、3句和2、4句是换韵的，如：yang kurik kundi，yang Merah saga。yang baik budi，yang indah bahasa，诗中1、3句韵脚为di，2、4句韵脚为ga、sa。（4）《诗经》中， 多用重章叠句的创作手法，循环往复，节奏和谐而又铿锵有力；班顿的创作手法中，也用重章叠句的形式，笔者现在知道的是rasa，sayang班顿，用的就是这种形式，尤其是钩连班顿，也一定要用这种形式创作，第二个人应和时，要取第一个人吟咏唱诵的第二句作为自己班顿的第一句，用第一个人吟唱的第四句，作为自己的班顿的第三句，自己则要创作所唱班顿的第二句和第四句。（5）从应用上看， 班顿更多地应用于日常的劳动和生活中，人们可以随处而唱，随机填词或改变歌的词句；而《诗经》则给人以比较严肃的面孔，多用于正式的场合，即使是作为民歌的国风，春秋战国以后的后人乃至今人，也不便随意随时歌咏了。（6 ）《诗经》中有几首是反映中华民族历史的史诗，如《公刘》，《绵》；而班顿的诗中，似乎尚未见有此类题材和内容的。（7 ）比起经过整理的《诗经》的语言来，班顿是更加口语化的，是人民大众的语言，如《马来纪年》中，叙述Tun Mamat奉苏丹命到黎当山，去向山上的仙女求婚。 仙女唱班顿提出的条件是，金桥一座，银桥一座，蚊血六缸……苏丹无法可施，只好了却非非之想。[1]（P136 ）这不禁使我们想起我国民间故事中富家子向贫家女求婚时女子提出条件时所唱的歌，也是口语化的：我要轻风十六两，我要雪花十八斤……（8 ）《诗经》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积淀，是中国，甚至是韩国、日本人民文化教育和文化素养的基本教材，但却不适于在当今的现实生活中吟咏歌唱，如果哪个人在宴会上吟唱起《诗经》，人们会以为他文绉绉，咬文嚼字；而班顿却以它旺盛的年轻的生命力，活跃在现今的马来西亚人民的生活中，成为马来西亚人民生活愉快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可以这样说，在今天，《诗经》是文人思想中的，而班顿是大众的继续创作。（ 9）在民歌的风格上，《诗经》似乎更深沉凝练，更冷静更典雅，而班顿则更热情通俗、轻快奔放。之所以有这样的差异，大概是因为两国的自然地理环境的不同和两国的历史沿革的不同。（10）班顿有大量儿歌，这是马来人教育儿童、帮助儿童了解世界、认识社会、学习做人的方式之一，也是儿童生活的一部分，但《诗经》却没有这方面的民歌。
总之，中国的《诗经》和马来西亚的班顿，虽然是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样式的诗歌，但它们之间也有着许多的共同点，从中马文学对比的角度来看，我们要给与足够的重视和必要的研究。多年来，在比较文化、比较文学这个领域里，我们对中西方的研究和对比较多、较热，相对说来，对我们的近邻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的文学和文化的研究与对比，则比较少。这种局面现在已逐渐发生变化，本文只是在这方面做一点初步的探讨。
后记：本文系“99”济南第四届《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大会发言论文的节选。本人曾随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系98级马来语班听课，借此机会向马来语专业的老师和该班同学表示我的谢意。
收稿时间：1999—08—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