甜美而有用：西崑体的诗歌理论与实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歌论文,甜美论文,有用论文,理论论文,西崑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8008(2002)01-0038-03
在西崑体兴起以前，北宋诗坛上主要流行白乐天体和晚唐体两大体派，前者追摹中唐白居易，后者宗尚晚唐贾岛（故又称贾岛格）。无论是白体的闲吟，还是晚唐体的苦吟，都崇尚白描，少用典故，这与宋初整个社会文化素质低下有关。至真宗、仁宗朝，封建文化得到了初步振兴。全国政局稳定，经济发展，印刷术的进步和印刷业的发达极大地推动了学术文化的繁荣，公私藏书日益丰富，官学、私学大兴，太宗、真宗朝《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册府元龟》等宋朝四大书的编纂，就是北宋文化建设的初步成果，其中《太平广记》在真宗朝校订、校勘各一次，《册府元龟》也由真宗诏修。真宗朝，普通百姓衣食有着，上流社会富庶丰足，整个社会的文化素质有了很大提升，“国家祥符中，民风豫而泰”[1]，人们逐渐对自然浅切的白体和寒苦清奇的晚唐体感到不满，富贵典雅的西崑体遂应运而生。此派诗人多为馆阁重臣，他们熟读类书，讲求声律典故，追求华丽典雅，专从形式上摹拟晚唐李商隐。李商隐的受宠和在朝西崑体的出现客观上反映了北宋大一统格局和文化初兴的堂皇气象，华丽、工整、高度典雅的西崑风格受到不少朝廷大臣的青睐，而尚白描、少用事的白体和晚唐体均与此时的文化氛围不相协调，所以，就出现了欧阳修《六一诗话》所记载的情况：“自《西崑集》出，时人争效之，诗体一变”。
学术界对西崑体的研究已比较深入，但全面研究其诗学理论的专门成果似乎不多。本文拟在前人的基础上就此问题提出较为系统的看法。就诗学理论与实践以及对李商隐的态度而言，西崑体的代表诗人是钱惟演、刘筠、杨亿、晏殊、宋庠和宋祁，以下将重点考察这6位诗人，也兼顾其他作家。
一
杨亿早年曾写过一首《读史学白体》：“易牙昔日曾蒸子，翁叔当年亦杀儿。史笔是非空自许，世情真伪复谁知。”但他对这种浅切白描的风格兴趣不大，其《故蕲州王刑部阁老挽歌五首》对曾主盟一时的白体诗人王禹偁的诗风诗名不置一词，证明他对白体不感兴趣。王禹偁及同时诗人应制奉和时不能和险韵、难韵[2]，这恐怕也为博学多闻、善于唱和的崑体作家所不屑。杨亿对人称赞白体诗人徐锴“嗜学该博”，“欲注《樊南集》，悉知其用事所出”，独不知《代王茂元檄刘稹书》“投戈散地，灰钉之望斯穷”的灰钉事。但杨亿紧接着自己把出处讲明，言语间流露出一种相对于白体诗人的才学上的优越感[3]。
出入白体、西崑体的张咏则不满晚唐体诗风。在《乖崖集》卷8《许昌诗集序》里，他认为诗歌应“疏通物理，宣导下情”，“感悟人心，使仁者劝而不仁者惧，彰是救过”，强调诗歌的社会教化功能，批评当时的诗人“失正”，高举“风雅之道”的大旗。序言所蔑视的“山僧逸民”的“处士之一艺”，就是指潘阆、魏野、林逋、九僧诸人的晚唐体，所谓“搜难抉奇，时得佳句”是指他们苦吟求奇而有句无篇，“思拙困于兴象”指的是他们题材狭窄，所咏无非山水风云而已。这个批评抓住了晚唐体的要害。从欧阳修《六一诗话》记述的情况来看，除却自然景物的题材，晚唐体很难写出其他方面的内容，这种“搜难抉奇，困于兴象”的寒俭之态消解了诗歌的教化功用和社会关怀，不能体现文化繁荣的局面，也难以吸引博学重臣的目光。张咏对晚唐体的缺乏书卷气也很不满。《宋史·寇准传》载张咏在成都听到寇准入相的消息，谓下属曰：“寇公奇材，惜学术不足尔！”又尝以临别赠言的方式，劝寇准读一读《汉书·霍光传》。寇准一时未会意，归家取书以观，传中赫然有“不学无术”四字，乃恍然大悟：“此张公谓我矣。”据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王文公遗事》载，张咏与寇准同年登进士第，尝赞后者“面折廷争，素有风采”，引为同榜之光荣。他对寇准的微讽当非出自私怨，而是由于对文士学术素养的不满。其序言表现出恢复风雅之道的强烈愿望，希望诗歌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强调的是诗歌的“有用”。
同样是主张诗歌有用，张咏是从政治关怀的角度出发，杨亿则限以社会功用和道德规范的双重标准。《武夷新集》卷7《送人之宣州诗序》提出，诗歌并非仅仅为了留连光景，更重要的是为了宣扬风化、上情下达、辅主治世，这虽然有歌功颂德的倾向，但根本还在诗歌的社会功用。同卷《温州聂从事云堂集序》则从道德规范的方面着眼：
若乃《国风》之作，骚人之辞，风刺之所生，忧思之所积，犹防决川流流，荡而忘返，弦急柱促，掩抑而不平。今夫聂君之诗，恬愉优柔，无有怨谤，吟咏情性，宣导王泽，其所谓越《风》、《骚》而追二《雅》，若西汉《中和》、《乐职》之作者乎！
将诗歌的旨归定位为“吟咏情性，宣导王泽”。这种论调也颇有歌功颂德的嫌疑，但主要是由于不满“风刺”、“忧思”之作，所以崇二《雅》而抑《风》、《骚》。宋人诗学强调“性情之正”，故论诗时多取《雅》、《颂》而不取《风》、《骚》，或者取《诗经》而不取《楚辞》。杨亿此语实乃首创之论[4]。无论是张咏恢复风雅之道的愿望，还是杨亿“吟咏情性，宣导王泽”的主张，都是要求诗歌有为而作，既能教化讽谏，又能明道见性，同时要做到“直而婉，微而显”、“无有怨谤”，有用、含蓄而不堕偏激。杨亿对《离骚》的不满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西崑派的态度，如宋庠的《屈原》诗、宋祁的《反骚》诗均不同意屈原离楚不归的极端行为。
杨亿的这种诗学主张跟他的人生目标密切相关。化毕生“以斯文为己任”[5]，自称“励精为学，抗心希古”[6]。要达到此目的，既要让文、诗具备社会功用和道德规范，也需注重其传播效果。《西崑酬唱集序》“雕章丽句，脍炙人口”两句，其关系可以看作手段与目的之关联，正如曾枣庄的分析：“其实前一句讲文彩，后一句讲传播，讲究文彩正是为了传播。”[7]杨亿受命刊削道原的《佛祖同参集》而成《景德传灯录》，就是因为前者有内容而欠条理文笔，所以必须加以“纶贯”、“润色”。其《景德传灯录序》明确指出：“事资纪实，必由于善叙；言以行远，非可以无文。”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16关于此书的记载证实了这一点：“亿等润色其文，是正差缪，遂盛行于世。”《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所载孔子“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的告诫到杨亿手上就被推到了“雕章丽句，脍炙人口”的极端。文艺要“吟咏情性，宣导王泽”，辅佐治世，文辞要富丽精工、宏博典雅、谐婉铿锵，杨亿的这种主张贯穿于他的诗、文理论中。在谈文时，《武夷新集》卷18《答并州王太保书》要求“文采焕发，五色以相宣；理道贯通，有条而不紊”；在谈诗时，更是多次强调辞藻华美。除了《西崑酬唱集序》“雕章丽句，脍炙人口”的名句，杨亿《武夷新集》卷7的多篇序文均有涉及，如：
辅锦列绣，刻羽引商。（《广平公唱和集序》）
奇彩彪炳，清词藻缛。（《群公饯集贤侍郎知大名府诗序》）
藻绣纷敷，琳琅焜燿（《送致政朱侍郎归江陵唱和诗序》）
其他诗文也表达了同样的想法，如《夜宴》诗云“巧笑倾城媚，雕章刻烛催”，《武夷新集》卷11《杨微之行状》赞美其叔公的文辞是“凡游赏宴集，良辰美景，为有雕章丽句，传诵人口”。考虑到此前诗文的浅切寒苦和文化的粗野鄙俚，杨亿对“文”的极端重视实在大有功于重振斯文，包弼德以“文作为人的教养”来概括杨亿的人文思想是颇有见地的[8]。不过，杨亿也不赞成片面追求辞藻华美，《武夷新集》卷12《咸平四年四月试贤良方正科策》就批评说：“笑穷经白首之徒，专篆刻雕虫之巧。婉媚绮错，既事于词华；敦朴逊让，罔求于行实。留连忘返，浸染成风。”这说明在他心目中，“雕章丽句”是有一定限度的。
杨亿的诗学意见根源于他对诗歌语言的格外重视。《武夷新集》卷7《温州聂从事永嘉集序》云：
以为诗者，妙万物而为言也。赋颂之作，皆其绪余耳。于是收视反听，研精覃思，起居饮食之际，不废咏歌；门庭藩溷之间，悉施刀笔。鸟兽草木之情状，风云霜露之变态，登山临水之怨慕，游童下里之歌谣，事有万殊，悉财成于心匠；体迨三变，遂吻合于天倪。
从观察自然百态、苦心构思营造，到精心锤炼语言，最终形成“妙万物而为言”的艺术形式，这就是诗。“心匠”最终能与“天倪”吻合，其中介即语言。杨亿此论实质上认为诗歌必须以语言作为沟通心灵与宇宙的桥梁，这“已从审美的语言形式的角度认识到诗的艺术本质”[4]，也是他主张“铺锦列绣，刻羽引商”也即注重语言锻造的诗学认识论基础。为杨亿所重的钱惟演也十分重视语言的形式美，其《梦草集序》认为“涣水之锦，不足称其妍；合浦之珠，不足称其媚”，强调诗人要“摛华掞藻”，“藻丽不群”。
西崑派作家鄙视晚唐体，恐怕也跟他们才思敏捷有关。杨亿本人写诗作文皆顷刻而成，也常以才思敏捷许人。刘筠即席赋诗，得真宗赏赐[10]。钱惟演“召试学士院，以笏起草，立就，真宗称善”，薛映“下笔立成”，张秉“属词敏速”[11]。显然，此派中人既富于才辩，也敏于才思。而晚唐体诗人文思迟缓，常常殚精竭虑犹难得一联[12]，这种苦吟的窘态当然难入文思泉涌者的法眼。
二
从师承、时间和系统性上看，宋祁都算是西崑诗学的总结者。《景文集》卷45《南阳集序》是他为晚唐体诗人赵湘诗集所作的序，他却批评了西崑体以前的所有宋诗：“大抵近世之诗，多师祖前人，不丐奇博于少陵、萧散于摩诘，则肖貌于乐天，祖长江而摹许昌也。故陈言旧辞，未读而先厌。”那么，什么样的诗才是好诗？宋祁《淮海丛编集序》认为，诗之本质是宇宙的逻辑同构：
诗为天地蕴，予常意藏混茫中，若有区所。人之才者，往能取之。
诗蕴藏于天地之中，是天地元气的体现、要探取此宝藏，非“人之才者”不能为。这就把诗的本质上升到宇宙本体论的高度，也对创作主体的才学和诗歌的文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既然诗是天地的元气，那么诗人就应学究天人、穷极事理；既然“人之文”与“天之文”对应同道，那么诗歌就应调配五色、中和四声。由此出发，学识、典故、词藻、音韵等等所谓“形式”上的因素也就成了诗歌的应有之义，这当然也符合杨亿的上述理论。
在“诗为天地蕴”这种诗歌本质论的指导下，宋祁的爱好西崑体也就不难理解。《景文集》卷50《座主侍郎书》集中体现了宋祁的诗学思想，这是他在天圣二年(1024)举进士后呈给主考官刘筠的书信：
窃惟吟咏之作，神明攸系。内导情性，旁概谣俗。造端以讽天下之事，变义以戛万物之蕴。音之急缓，随政之上下。大抵三百篇皆有为为之，非徒尔耳。后虽体判五种，时经三变，音制弥婉，体裁益緻。以浮声切响相镇，以雕章缛采相矜，然而大方之家，往往披华于沈宋之林，收实乎曹王之囿，窒其流宕，归之雅正。是以垂虹蜺、骑日月而不为怪，砺泰山、吞云梦而不为广，矜螓首、状佩玉而不为丽，兴蜩螗、比朴樕而不为烦，道治世、语幽国而不为佞且怨。灵均以来，未有不睹斯奥而能垂名不朽者也。自唐德有荡，人文寖微，巷委其欲，披扇成俗。执古者过尧以入貉，徇今者袭鲁而成鱼。讪怒则咄咄逼人，幽忧则跕跕堕水；摘句则骛离朱契诟之索，限局则均折杨皇荂之谣。衰微及国，无闻焉耳。至于幽人苾
。遁世长往，短章悴句，时时投曲。然皆哇咬
音，局趣其韵，不足论也。伏惟侍郎明公……倡始多士，作为连章。钩深缔情，上薄于粹古；促节入律，下偶乎当世。……与夫订锦襄之品，诧簟袍之夺，赋韵竞病，咀父膏腴，一何区区哉！
这篇文章比较完整地体现了西崑派的诗学主张，其观点甚至语言都近似于李商隐的《献侍郎巨鹿公启》等文章，诚如谢思炜所说，这“说明西崑派不仅在创作习气上深受李商隐影响，而且在创作思想上也有意识地袭用李商隐的观点”[13]。宋祁重申了诗歌与天地神明的同构关系，既关注现实时政，又挖掘自然万物，并宣导内在情性。诗歌不仅是世界的回声，同时也是心灵的保姆。唐末以后，社会失范，斯文失坠，无论是乐天体的浅切闲吟，还是贾岛格的清奇苦吟，在他看来，都只是“哇咬
音，局趣其韵”，至于忧生嗟穷、讪怒抱怨之作，更是有失性情之偏，不合道德规范。而要创作出“雅正”之诗，就要“钩深缔情”、“促节入律”，以典雅宏丽之词藻和不佞不怨之心态去表现治世气象。
三
大体上，西崑派对诗歌功能的探讨主要在两个向度上展开：一是要有用，即讽谏教化、明道见性、吟咏情性；二是要甜美，即“雕章丽句，脍炙人口”。这与西方的某些文论传统相近。美国学者认为，整个美学史几乎可以概括为一个辩证法，其中正题和反题就是贺拉斯所说的“甜美”和“有用”，亦即：诗是甜美而有用的[14]。贺拉斯强调寓教于乐，其《诗艺》认为诗人创作的目的在于“给人益处和乐趣，他写的东西应该给人以快感，同时对生活有帮助。……如果是一出毫无益处的戏剧，长老的‘百人连’就会把它驱下舞台；如果这出戏毫无趣味，高傲的青年骑士便会掉头不顾。寓教于乐，既劝谕读者，又使他喜爱，才能符合众望。”[15]与此类似，杨亿及其同道也是艺术功用和传播效果并重，既追求诗歌的华丽典雅、脍炙人口，又注重斯文教化、理道贯通。
由此，就不难理解《西崑酬唱集》实多讽谕之作了。西崑体的“有用”主要体现在《宣曲》、《南朝》、《汉武》、《明皇》、《始皇》等咏史篇什，借古喻今，讽谕宋真宗的掖庭私事和祀神求仙等劳民伤财的行为。宋真宗是读懂了这些诗的，大中祥符二年(1009)下诏，表面上是指斥浮艳文风、雕刻小技[16]，其实是因为杨亿诸人语含现实讽谕，如《宣曲》诗涉及真宗登基前任开封府尹时的一段私生活，劝戒文风之诏针对的罪名其实是泄露掖庭春光，而非诏令所指斥的“属词浮靡，不遵典式”[17]。事实上，真宗本人很喜欢杨、刘的典雅藻丽，即位后曾谓宰相曰：“朕在宫府，多令杨亿草笺奏，文理精当，世罕其匹。”甚至在下诏的第二年还赞赏刘筠的《瑞雪歌》、《祀汾阴诗》“辞采颇赡”，并赐绯鱼。可见真宗下诏实质针对的并非西崑体的绮靡，而是它的微讽。关于《西崑酬唱集》的讽谕之意，郑再时《西崑酬唱集笺注自序》有简要的评述，全书也颇多发明，虽然难免穿凿附会之处，却也让我们了解了西崑体“有用”的主张是如何落实的[18]。不仅《西崑酬唱集》里的诗“有用”，他们别的时期作的诗也有关时政，如钱惟演外任时期的诗就被议者奏为“率多怨刺”[19]至于西崑体的“甜美”，前修时贤论述甚多，我们以为可以“用事精巧、丰富藻丽”来概括。叶梦得《石林诗话》载：“杨大年、刘子仪皆喜唐彦谦诗，以其用事精巧，对偶亲切。”杨亿诸人给唐彦谦的评语正可移以自评；又，葛立方《韵语阳秋》谓西崑体“大率效李义山之为丰富藻丽，不作枯瘠语”，则抓住了他们的突出特征，而“枯瘠语”实可视作晚唐体拙劣之作的语言风格。简言之，西崑派诗人因不满唐末五代以来的粗鄙诗风而思有以改之，乃侧重走富丽精工、宏博典雅的路数，以“用事精巧”取代了白体的“得于容易”[20]，以“丰富藻丽”取代了晚唐体的“枯瘠语”，满足了文化初兴期上层社会的审美趣味，故“自杨、刘唱和，《西崑集》行，后进学者争效之，风雅一变，谓‘西崑体’”。其后不久，田况《儒林公议》就评论西崑体说：“虽颇伤于雕摘，然五代以来芜鄙之气，由兹尽矣。”对西崑体的作诗缺点和文化意义都看得很准。《四库全书总目》卷152说杨亿《武夷新集》“大致宗法李商隐，而时际升平，春容典赡，无唐末五代衰飒之气”，点出了西崑体的诗学典范和文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