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政治行为对管制动态均衡的隐蔽性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管制论文,隐蔽性论文,政治论文,动态论文,企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政府管制问题一直是西方学术界的热点问题。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展开研究，现有的理论大致上可以分为两个学派，即理想主义学派和现实主义学派。政府管制理论的理想主义学派总是假定政府管制的目的是通过提高资源分配效率来增进社会福利的。该学派主要从经济效率的角度出发，强调政府管制的理由，认为对有损社会福利的企业机会主义行为，如垄断、外部性等，有必要由政府出面进行干预。其中以Joskow,Crew,Kleindorfer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将管制分为效率、 公平和交易成本三个主要方面进行分析评价，认为激励管制是最好的管制，强调管制在提高社会福利的同时，还应激励企业提高生产效率，尽可能实现社会福利的帕累托最优。但在20世纪70年代后，由于政府管制的初始愿望与实际效果之间差距变大，以Stigler和Peltzman为代表的经济学家逐渐形成了政府管制理论的现实主义学派。这一流派更注重管制的实际效果，将注意力集中于政府管制的根源，认为政府管制部门是由“经济人”组成的行为主体，并通过大量实证研究得出结论：受管制产业并不比无管制产业具有更高的效率和更低的价格，管制者作为信息中介可选择特定政策为利益集团服务，并由此产生了政府的寻租行为和企业俘获政府的行为。此后，以Shaffer，Hillman，Baysinger等为代表的学者们，依据Stigler和Peltzman的“俘获”理论，从政治学和管理学的角度对现实主义学派的理论进行了研究深化，提出了企业政治行为理论。他们认为，企业和政府都会通过成本和收益的比较，选择各自在政治市场中所运用的战略，使管制政策朝着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方向发展[1]。可见，政府管制的理想主义学派注重于用福利经济学的观点去寻找政府管制的理论依据，而现实主义学派更注重政府管制的实际效果。事实上，无论是理想主义学派还是现实主义学派都存着共同的缺陷。（1 ）仅从静态的角度分析管制主客体在管制均衡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机制，忽视了管制结构的动态性演变以及管制对象所在市场特征的变化；（2 ）注重分析企业对政府采取的直接作用行为对管制均衡的显性影响，而忽视了企业对政府间接的作用行为对管制均衡的隐蔽性影响。
因此，研究分析管制均衡的动态性变化和企业影响管制均衡的隐蔽性行为，对于弥补现有理论的不足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此外，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重大历史时期，要进一步提高政府管制政策的合理性，消除由于历史因素造成的不利于社会福利的企业政治行为的影响，对此问题展开研究又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1 管制过程中利益相关者的目标差异与异化博弈
管制过程中的利益相关者包括消费者、企业和政府。它们追求各自不同的目标，从而在管制过程中相互制约、相互影响，形成了复杂的三方博弈，博弈的最终结果就是管制均衡。
1.1 管制过程中各利益相关者的原始目标及差异
消费者虽不是管制过程中的主客体，但却是重要的利益相关者。消费者通过手中的选票（我国是通过选出的人大代表行使投票表决权），促使政府实施有效的管制，从而能以更低的价格获得企业生产的产品。
作为管制客体的企业，其经营的根本目标就是获取最高的利润。为此，企业就要占据有利的市场地位，发展和保持市场竞争优势，以更高的价格出售产品。在这种逐利本质的驱使下，企业不可避免地会采取损害社会福利的机会主义行为，从而导致市场失灵。
作为公众代理人的政府是管制中的主体，其委托代理链条的初始端为社会公众（消费者）。因此，政府管制的原始目的应该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公众支持，努力减少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垄断因素、无序竞争因素、外部性因素、低效性和不确定性，建立有效的市场机制，促进市场竞争，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社会福利的增加。从根本上说，就是通过政府管制纠正市场失灵，使资源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
由此可见，消费者、企业和政府各自所追求的目标存在着差异，在管制过程中相互制约、相互竞争。而这种局面在管制政策的执行过程中不是静态的，它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着动态的演变，形成了一种异化的三方博弈的局面。
1.2 管制过程中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异化博弈
随着政府管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广泛应用，人们逐渐发现有些政府管制实际上导致了更大的分配不公，管制均衡并不都是帕累托最优的。于是以公共选择为代表的一些理论认为：现实中的政府部门也是由具有“经济人”特征的政府官员构成的，政府行为最终体现的是政府官员们的集体行为，因此政府也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政府目标发生了异化[2]。在制定管制政策的过程中，政府将自身的需求（如获得更多的政治支持、连任、获得更多的金钱利益或节省成本）带入到政府管制政策中去，从而使得政府管制偏离其原始委托人的利益。于是政府、企业和消费者为了各自的利益和目标呈现出三方博弈的状态，企业和消费者都可以通过对政府施加影响来使管制均衡发生动态变化（见图1）[3]。
图1 管制过程中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异化博奕
从图1中可以看出，在这个博弈过程中，政府结合自身的目标， 在企业和消费者对自身效用（包括支持度、政治资金等）带来的影响的比较和平衡中给出一个管制均衡点，在这个均衡点上，政府的效用达到最大。但是这个均衡是动态的，因为消费者和企业会不断地对政府施加影响。其中，消费者只能通过一种显性的途径对管制均衡施加影响，即与政府交流对于管制均衡满意程度的信息，以表达自身对政府的支持度，引起政府对于其利益的关注。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则采取了更多的办法来追求自身利益的实现，对管制动态均衡形成的影响也格外复杂。这其中既有显性行为，也有隐蔽性的影响行为。其中隐蔽性的影响行为主要有：（1 ）向政府隐蔽信息造成管制错位；（2）通过削弱消费者对于政府的影响力， 间接改变管制均衡。这两种行为是较为典型的企业政治行为策略，可以将二者归纳为企业政治行为对于管制均衡的隐蔽性影响。由于对寻租和俘获等显性影响管制均衡的研究已经非常普遍，其合法性的边界也非常明确，现代企业运用这种显性手段越来越少，本文不做赘述。但对于企业政治行为隐蔽性影响管制均衡的研究相对较少，而且这种行为更加复杂，游走在合法性的边界上，对此展开进一步的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在我国，由于历史原因许多企业尤其是国有性质和垄断行业的企业与政府仍有着紧密的联系，加之我国近年来加大了反腐败的力度，企业隐蔽性政治行为在影响管制实践的过程中被越来越多地运用，所以加强研究更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2.管制均衡形成机制
要研究企业政治行为对管制动态均衡的隐蔽性影响的作用机制，首先要深入了解管制均衡的形成过程。本文用Stigler-Peltzman模型（简称SP模型，见图2）来说明管制均衡的形成过程。该模型有三个前提：（1）管制者能够对财富进行再分配。（2）受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动机驱使， 政府通过调节企业和消费者之间的价值转移来获得最大效用的管制均衡。（3 ）企业和消费者会通过各种影响管制者效用的行为使均衡点向自身倾斜[4]。
图2 SP管制均衡模型[5]
分别表示三种政府效用下的所有价格和利润的组合。政府效用函数M（p，π）随着p的增加而下降， 随着π的增加而上升。因为当价格p提高时，消费者的对立情绪会上涨， 对于政府的支持就会下降，政府效用减少；当利润π提高时，企业会显示出对政府更强劲的支持，政府效用就会增加。因此在图2中，政府效用向左上方提高，即有
该模型揭示了管制均衡的形成机制，即政府为了自身效用最大，要在企业和消费者之间寻求平衡。
从而使管制均衡发生动态的变化。下面就来分析企业政治行为对管制动态均衡的隐蔽性影响。
3 企业政治行为对管制动态均衡隐蔽性影响的作用机制和途径
在“经济人”的假设下，政府偏离原始委托人的利益，其目标从社会福利最大化异化成了自身效用最大化。这为企业对管制动态均衡实施隐蔽性的影响奠定了基础。这种影响主要作用方式有：（1）利用管制政策的相对静态性， 通过隐蔽信息产生管制错位；（2）削弱消费者的影响力，改变政府边际效用替代率。
3.1 隐蔽信息产生管制错位
3.1.1 影响机制
经济主体活动的环境是不断变化的，这些变化包括消费者偏好的变化、技术创新带来的企业生产率的变化等。这些直接导致了企业成本的变化，进而使得企业的利润函数π（p）发生改变。于是原来的管制均衡不再适用，若不及时调整， 就会出现管制错位的现象。我们回到SP模型来分析这个问题。政府的效用函数M（p，π）与企业的利润函数π（p）的切点是管制均衡点，因此，企业的利润函数也就成为均衡点的一个重要的约束条件。但管制均衡点只是静态地考量企业在一个时间点上的π（p），没有考虑π（p）的变化。同时由于政府的管制政策不会轻易发生改变（政策具有一定的持续性和相对的静态性），于是在政府重新制定管制均衡之前，企业就会利用对自身有利的管制错位来获取超额的利润[6]（见图3）。
图3 企业隐蔽信息对管制均衡的影响
由于市场条件发生对企业有利的变化，或新的技术被企业采用，使得成本下降或是企业效率提高，
例如在我国的通讯行业，许多企业收取消费者的月租费，其计算的依据来源于政府对其固定资产折旧的计算。但是，固定资产的折旧是相对稳定的，但是消费者数量是不断增加的，每个消费者摊销的费用应当是不断递减的。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月租费的调整频率和额度都远低于消费者规模的增加的速度。另外，政府也不会经常性地对其成本进行核算。于是企业在管制错位的过程中，利润函数不断变大，获得了超额利润。
3.1.2 实施途径及成功的原因
企业在超额利润的驱使下，会尽量采取隐蔽信息的行为，尽可能延长管制错位的时间。
（1）企业控制流出的信息。 企业会尽可能隐藏技术革新和有利的市场供需变化信息，或尽量躲避政府对自身成本函数的考察，从而延长管制错位的时间。企业之所以可以成功地隐蔽信息也是有原因的：一方面，政府收集企业的信息，重新制定管制政策，改变管制均衡需要成本，当这种成本若不能被改变均衡后的效用所弥补时，政府的效用反而会减少；另一方面，政府通常依赖于被管制企业来估计成本和需求状况，尽管可以采用外部专家的证词，但他们的信息没有这些企业控制的信息可靠；另外，企业也可以增派专家来帮助自己游说政府，因而信息上处于优势地位，易于隐蔽信息[7]。例如我国的价格听证会制度。 政府需要企业提供的数据作为依据，而企业往往会提供有利于自己的信息，隐蔽不利信息，听证会因此经常会向着有利于企业的方向发展，价格往往“越听越高”。
（2）延误管制诉讼程序。消费者对管制均衡不满， 可以利用合法的权利进行诉讼，但诉讼需要的时间很长。以ICC（国际商会仲裁院）的诉讼过程为例：一项诉讼程序要获得批准一般需要170天的准备时间，190天的听证时间，220 天用来进行机构的复查，全部时间超过19个月。此外，企业对诉讼结果不满意的话还可以进一步上诉，进一步延误了管制诉讼程序。但在最终诉讼结果出来之前，管制错位是一直不会改变的[8]。就我国而言，还没有专门的法律， 消费者甚至还不具备这样的诉讼主体资格，只能以“民意”的形式引起政府的关注，一般情况下管制错位的时间会更长。
3.2 削弱消费者的影响力改变政府边际效用替代率
3.2.1 影响机制
因为企业和消费者都可以对政府效用产生影响，所以企业除了从自身出发，利用隐蔽信息的方法来影响管制均衡外，还可以通过运用政治行为来削弱消费者对于管制均衡的影响力以使得自身在管制中获得有利的地位。因为不直接作用于政府，而是通过削弱竞争者对于政府的影响能力从而间接使得管制均衡有利于自身，所以这种企业政治行为的隐蔽性更大。可以用图4来说明这个作用过程。
图4 企业和消费者对政府效用的影响
（1）在价格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企业的利润从C点上升到E 点（图中的Δπ）。即在消费者给政府带来的效用保持不变的前提下，若企业利润提高Δπ，则企业对政府的支持度增加使得政府效用提高ΔM。于是，企业对于政府效用影响的弹性系数（利润一定程度的变动所引起的政府效用的变动程度）为
。
所以对于政府来说，企业利润π和产品价格p 对于其效用来说可以视作两种投入要素，这两种要素的边际替代率
相应的企业对于政府效用的影响越大（即企业的影响力越大），而消费者对于政府效用的影响越小（即消费者的影响力越小）。于是政府出于提高自身的效用效率的考虑，就会使得管制均衡倾向于企业。
图5 企业削弱消费者对政府效用影响后管制均衡的变化
3.2.2 作用途径及成功原因
上文分析了企业削弱消费者对于政府效用影响力的作用机制，那么企业究竟通过怎样的策略来获取成功呢？这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策略就是选民培养（Constituency Building）。
选民培养是指企业努力去激发、教育与企业相关的目标选民理解和支持企业的利益诉求。目标选民一般包括企业的雇员及其家人、股东、供应商、经销商以及企业所在地的居民。他们拥有选票从而能够对政府的管制政策产生影响[9]。选民培养的主要方式是：向目标选民灌输企业的管制政策诉求信息，将他们的利益与企业利益挂钩，提供一定的利益分成或补偿。例如企业获得了有利的管制均衡就会使得产品市场价格上升。但是企业以低于市场价格向目标选民提供的产品，或是向以市场价格购买产品的目标选民提供补偿（如提高雇员工资，向供应商、经销商提供利益分成等），使目标选民“得大于失”，不反对甚至会支持价格的提高。由于支持企业管制政策诉求的选民增加（或是反对的减少），就提高了企业对于政府效用的影响能力。另一方面，选民培养也降低了消费者对政府效用的影响能力。因为这些企业的目标选民原本应该属于消费者群体，对管制均衡向企业倾斜应持反对态度，但选民培养将他们从消费者群体中分化出来，造成了消费者对于政府效用影响力的下降[10]。
我国由于政治体制的原因，虽没有直接的“选民培养”，但类似的企业行为也是屡见不鲜的。例如企业以很低的价格，甚至是免费向企业雇员或其家人提供产品，将其称为“福利”。尤其在电力、通讯、石油等行业，廉价电、免费通讯、平价油是很普遍的。此外这些企业的员工工资和福利待遇也是远远高于其他行业的。归根到底这些都是变向的“选民培养”。
那么为什么企业削弱消费者的影响力的政治行为能够成功呢？本文认为主要因为政府倾向于牺牲大的利益集团的利益。对于利益集团来说，仅仅意识到从管制均衡的倾斜中获得一个大的收益是不够的，重要的是，必须每个成员都坚信收益很大，他们才有动力争取获得有利的政策。这意味着人均受益较多的利益集团更具有行动力。由于存在“搭便车”现象，大的利益集团处于不利。例如一个消费者向政府表达对管制均衡价格的不满，支出了100元，他个人承担了全部成本， 但所有的消费者从这100元中分享到了提高的权益。尽管个人支出额与利益集团大小毫不相关，但集团规模越大，个人支出的边际影响就越小，不支出的趋势就越强。而集团规模越小，搭便车的影响就越弱，每个成员的行动对最终结果的影响就更大。而企业和消费者从利益上来说是两个对立的利益集团。企业一般数量较少，每个企业能从管制中收益颇多，行动的意愿强烈，偏好明显；而消费者数量庞大，尽管不利的管制会对消费者群体造成很大的损失，但是平均到每个消费者头上，损失又很微小，所以反对的呼声也较弱，偏好不明显，而此时企业运用选民培养就可以很容易将消费者群体分化，造成了该集团对于政府影响力进一步的下降。于是政府的管制很可能倾向于偏好明显的（以至他们在提供政治支持时更有效）、小的企业利益集团[11]。
4 结束语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了解了管制均衡是政府、消费者和企业追求各自利益目标的博弈的结果。企业在这个博弈的过程中运用各种政治行为策略，造成管制错位或是削弱消费者对于政府的影响力，对管制均衡实施影响，从而获取超额利润。由于这些行为处在合法性的边缘或是范围以内，隐蔽性强，在实践中也越来越多地被企业所运用。特别是在寻租和俘获行为受到有效的法律约束的法治化水平较高的国家。
而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时期，法治化水平越来越高，反腐败的力度越来越大，对于商业贿赂行为的监管也越来越强，许多企业也逐步开始运用政治行为来对管制均衡实施隐蔽性的影响。由于经济转轨和市场化的完善需要一个相对较长的时期，加上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等历史原因，许多企业仍具有政府操作的性质，企业与政府的利益联系过于紧密。这不仅仅对于社会福利来说是不利的，而且对于企业创新也是不利的。因为企业可以在政治市场上获得更多的收益，它们会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政治经营中，而减少了对市场需求以及技术革新的投入。因此加强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可以进一步了解管制不公平的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提高我国管制政策的公正性和科学性，为进一步提升社会福利奠定理论和实践基础。这些都需要针对我国的国情展开深层研究。
标签：效用函数论文; 消费者均衡论文; 均衡生产论文; 效用理论论文; 经济学派论文; 市场均衡论文; 政策影响论文; 政府管制论文; 社会福利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