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中国通货膨胀成因的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货膨胀论文,实证论文,成因论文,中国论文,近十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金融资本的持续积累和宏观调控水平的逐渐提高，因制度变革而产生的严重通货膨胀已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周期性的、温和的通货膨胀也同时浮出水面，并对我国宏观经济产生了显著的影响。正确分析中国通货膨胀的成因，是防范与治理通胀的关键。目前关于通胀的成因分析，主要包括货币数量引致的需求拉动型通胀、实体经济引致的需求拉动型通胀、成本推动型通胀和输入型通胀。本文试图综合各类通胀的影响因素，选取具有代表性的经济指标，对2000-2011年中国通货膨胀的形成原因进行量化分析和实证研究。
一、文献综述
国内外关于我国通货膨胀成因的文献，大致可以分为四类：第一，货币数量拉动的通货膨胀。Chen（1997）研究了我国长期内货币需求量与通货膨胀的相互作用，Hasan（1999）验证了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对我国通胀的推动作用。刘霖和靳云汇（2005）通过协整检验，分析了货币供应、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而孟祥兰和雷茜（2011）则进一步从长期和短期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发现短期内物价水平与货币供应量之间相互促进。第二，实体经济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Gerlach等（2005）在菲利普斯曲线模型中加入未观测到的遗漏变量，验证了1982-2003年期间产出缺口对中国通胀的影响。王煜（2005）根据菲利普斯曲线，运用VAR方法研究了产出缺口对于我国通货膨胀的贡献。第三，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Kojima等人（2005）通过VECM和SVAR等方法检验了电力产出缺口、单位劳动力成本及工资缺口、进出口原材料价格等因素对我国通货膨胀的影响；Ha等（2003）以菲利普斯曲线作为研究框架，研究了1982-2002年国外价格、汇率、单位劳动力成本、产出缺口对中国通货膨胀的贡献。范志勇（2008）基于超额工资增长率的实证研究，否认了2000-2007年中国存在“工资—通胀循环机制”；丁守海（2008b）以1984-2006年数据为样本，采用VECM模型，发现我国存在从农民工工资—城镇劳动力工资—物价水平—农民工工资的单向循环和螺旋机制。第四，输入型通货膨胀。刘元春、阎文涛（2008）建立了多个变量的VAR模型，认为2006-2008年中国通货膨胀属于输入型通货膨胀；丁守海（2008a）利用Johansen检验和VEC模型，验证了国际粮价暴涨对我国粮食价格的推动作用及其间存在的协整关系；张成思（2009a）从人民币汇率水平和M2/GDP两个指标人手，分析了汇率水平传导对我国通胀水平的影响，认为通过人民币升值来抑制通胀的效果并不明显。
现有的这些文献，大都是从通胀成因的某一类型出发有所侧重地选取变量加以研究，缺乏综合各种因素的实证分析。本文在综合各类文献的基础上，选取涵盖需求、成本、预期和输入型因素等诸多变量进行全方位考察，并且将最近一轮通胀的数据加入样本，以期得到更加丰富和准确的结论。
二、模型构建
本文沿用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课题组（2009）的方法，构建包含开放条件下IS曲线方程（（1）式）、LM曲线方程（（2）式）和总供给方程（（3）式）的静态一般均衡模型：
y=A+βy*-α（e+p-p*）-η（i-
） （1）
m-p=ky-hi （2）
y=-θ（w-p） （3）
其中，y和y*分别为国内外产出，p和p*分别为国内外物价水平，A为国内自发支出，m为本国货币供应量，i为国内名义利率，e为间接标价法下的名义汇率，w为国内名义工资，为国内通货膨胀预期，除i、e和外，其他经济变量均用对数形式表示，α、β、θ、η、k、h均为非负外生变量。
联立上述方程组，可以得到一般均衡时总物价水平p，然后再求全微分得到通货膨胀：
（4）
本文用实际产出缺口GDPGAP代表d（A+β y*）；用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速M2代表dm；用国际通用的CRB指数代表p*，反映我国进口商品成本的变化；用超额工资增长率WAGE（即名义工资增长率减去名义GDP增长率）表示dw；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NEER表示e。关于，中国并没有公认的通胀预期调查数据，考虑到资产价格反映了对未来通胀的一种预期，本文采用房地产景气指数HOUSE作为的代理变量。通货膨胀率采用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和生产者价格指数（PPI）。在此基础上，将各变量前的系数表达式分别简记为
，则可以得到实证检验的方程：
（5）
其中，GDPGAP和M2分别表示了来自基本面和货币面的总需求对物价水平的影响，WAGE表示了总供给对物价水平的影响，CRB和NEER表示了国际物价水平对国内传导的影响，HOUSE表示了通胀预期和资产价格对物价水平的影响。
三、数据处理与实证研究
（一）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选取2000年1月至2011年3月间的月度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其中CPI、PPI、M2增速、CRB指数的月度数据均来源于Wind资讯库，NEER的月度数据来源于国际清算银行（BIS）的官方网站。从中国统计局网站获得名义GDP数据、GDP平减指数的季度数据，根据两者计算出实际GDP的季度数据，继而采用HP滤波的方法得到季度实际潜在产出和产出缺口，经插值法变频后获得实际产出缺口的月度数据GDP-GAP。根据Wind资讯的全国职工平均薪酬季度数据计算得到名义工资增长率的季度数据，减去名义GDP季度增长率可得到超额工资增长率的季度数据，经插值法变频后获得超额工资增长率（WAGE）的月度数据。房地产景气指数（HOUSE）的月度数据，是根据Wind资讯的房地产景气指数季度数据，经插值法变频后获得。所有季度数据均先经过Tramo/Seats方法补充缺项并进行季节调整才进入下一步的数据处理，数据变频过程中均选用Eviews 5.0自动完成的三次函数的插值方法（Cubic-match last）。
（二）序列平稳性检验
为避免对非平稳时间序列简单进行回归可能出现的“伪回归”现象，本文采取ADF检验各序列平稳性，滞后期根据SIC准则在最大滞后12期内自动选取，是否加入常数项和趋势项根据每个变量的图形变化来决定，得到检验结果如表1。
可见，CPI序列和NEER序列符合一阶差分平稳过程，CRB序列符合添加趋势项的一阶差分平稳过程，其余序列均为平稳过程。在VAR模型中，由于CRB序列是存在趋势项的一阶差分平稳过程不与其他序列协整，故采用其一阶差分序列，记作CRBD序列。
（三）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考虑到VAR模型本身并不体现经济关系，故在建立VAR模型之前需要对序列间的因果关系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以验证模型的有效性，其中滞后期数由SIC准则确定，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从上述检验结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产出缺口、大宗商品价格指数、房地产景气指数均为CPI和PPI的单向格兰杰原因，M2和CPI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但只是PPI的单向格兰杰原因。这表明，实体经济需求的增加、货币供应量的扩张、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和房地产价格的上升均会造成物价水平的上涨。M2和CPI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表明通货膨胀也会影响到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主要原因在于，随着物价水平的上涨，居民和企业的名义货币需求上升，因而要求货币供应量增加。（2）超额工资增长率构成PPI的单向格兰杰原因但与CPI无格兰杰因果关系，这可能是因为长期内工资的超额增长刺激了生产和供给的增加，从而抑制了其对物价水平的推动。特别是随着中国人口红利的逐渐下降，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将发生改变，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压力日益突出。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改善劳动力市场，提高工资率水平，才能继续吸引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从而提高制造业产出，以抑制批发物价指数为表征的物价水平上升。（3）名义有效汇率构成CPI的单向格兰杰原因且与PPI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人民币名义汇率升值对通货膨胀产生抑制作用的途径有两条。一是需求路径。一方面，在贸易顺差余额既定的条件下，人民币升值可以使得其兑换成人民币的数量减少，央行被动释放的本币供应量相对减少。另一方面，人民币升值有助于降低贸易顺差，减轻基础货币被动投放的压力。二是成本路径。在国际市场能源、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情况下，国际原材料价格上涨容易传导至国内，人民币适度升值有利于降低以本币计价的进口成本上涨幅度，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缓解输入型通胀的作用。
从我国近十年的通胀情况来看，虽然通货膨胀主要表现为以农产品价格为代表的结构性价格上涨，但是，农产品价格的上涨主要源于工业化、城镇化和国际化的发展对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和物质与服务费用等农产品生产成本的影响，而这与需求扩张、资产价格重估、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人民币汇率低估、信贷飙升和货币政策冲击存在很大关联，本文的实证结果也验证了这一结论。
（四）向量自回归（VAR）模型的建立
本文考虑到各因素对物价水平影响的滞后时间不同，故在VAR模型中统一施加k期的滞后项之前事先按格兰杰因果检验中SIC准则选取滞后期数。在VAR模型的时间区间选取上，参考张成思（2009b）对于我国通胀周期的划分，按照通货膨胀水平的变化，对CPI序列和PPI序列分别建立一个长期的VAR模型（2000年1月至2011年3月）以及三轮通胀的短期VAR模型。由于CPI和PPI序列本身存在相位差和传递时滞，两者的通胀阶段划分大体保持一致但又略有不同：CPI序列的三个短期VAR模型的时间区间为2002年1月至2005年3月、2006年6月至2008年8月、2008年8月至2011年3月；PPI序列的三个短期VAR模型的时间区间为2002年2月至2005年3月、2005年3月至2008年2月、2008年3月至2011年3月。
1.协整检验
对CPI和PPI的VAR模型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后发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迹检验表明CPI和PPI的VAR模型中至少存在3个协整关系，最大特征值检验表明CPI和PPI的VAR模型中至少存在两个协整关系。因此，可以认为VAR模型中各变量在长期内存在协整关系。而且，VAR模型的所有特征根λ的倒数均在单位圆之内，表明该VAR模型的结果是稳定的。
2.脉冲响应结果
按照前文对于通货膨胀演变的阶段划分，对CPI和PPI建立VAR模型后导出脉冲响应函数，冲击形式选择解析标准差形式，脉冲方法选择广义脉冲的方法，以避免变量的次序对结果的稳健性产生影响，观察脉冲结果的期限选择20期。从响应方向、冲击因素1个标准差所引起的CPI变化量、冲击作用达到峰值的时滞三个方面，分析产出缺口、货币供应量增速、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超额工资增长率、房地产景气指数、名义有效汇率水平这六个因素对CPI和PPI的动态作用和影响时滞，其结果如表3所示。
从各因素对于CPI作用的方向来看，基本与理论假设和现实情况相符。（1）从需求面来看，产出缺口越大，通胀压力越大。产出缺口对CPI的影响最为显著，其影响时滞大约在4-7个月。中国通货膨胀部分源于实体经济需求的扩张和政府投资冲动。从最近十年来看，一旦经济增长超过潜在增长水平，通货膨胀压力就非常显著。2002-2005年钢铁行业为代表的重工业产能扩张，2006-2008年房地产行业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都给通货膨胀带来了巨大的压力。（2）货币供应量越大，通胀压力越大，其时滞大约在12-16个月。最为明显的证据，就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政府推出了大规模的信贷扩张计划，2009年的信贷投放量几乎是上一年的两倍，直接导致了2010年10月份以来，CPI指数越过4%，并呈上升趋势。而2010年第四季度以来实施的货币紧缩政策，预计将会导致CPI物价指数在2011年第三季度呈下行趋势。（3）从成本推动因素来看，大宗商品价格和工资上涨都对物价上升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工资上涨对CPI影响较小，而且时滞较长，然而，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对于CPI的推动还非常显著，其影响时滞也很短，只有4-6个月，这在2006-2008年的通胀中表现最为显著。2008年中国进口初级产品价格同比涨幅近50%，其中原油、成品油、铁矿石、食用植物油和粮食5类产品的进口价格分别上涨64.7%、63.6%、80%、74.5%和93.1%，进口品成本大幅上升，直接造成当时通胀压力难以抑制。如果不是金融危机引发全球总需求急剧下降和银行信贷急剧紧缩，2008年很可能出现难以控制的通胀现象。（4）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房地产价格上涨成为物价水平上升的一项重要因素。尽管房地产价格冲击对于物价水平的影响还不是非常显著，但是其作用很快就能够体现在CPI上。近年来，中国经济对房地产业的倚赖越来越严重。2009年房地产销售额与GDP 之比为13.11%，中国与房地产直接相关的产业达到60多个。在这种情况下，房地产业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和物价水平的影响将会日益明显。（5）人民币升值有利于抑制通货膨胀，但是，2006-2008年的脉冲响应中NEER对CPI产生了正向冲击，这并不符合模型的假设，主要有三个层面的原因：一是“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即一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会导致贸易品和非贸易品之间劳动生产率的差异，贸易品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会越来越高，最终导致该国货币升值的同时非贸易品部门也出现通货膨胀。对于中国这样的经济赶超型国家，根据“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随着中国出口拉动型的经济高速增长，必然要面临实际汇率升值，这就要求通过人民币名义汇率升值或者通货膨胀的形式去实现实际汇率升值，中国选择的是物价上涨和升值的组合政策，具体表现为名义汇率升值与通货膨胀并存的“外升内贬”现象。二是人民币汇率的升值虽然可以抵消一部分价格上涨，但2008年国际粮食和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幅度远远超过人民币升值幅度，仅靠升值难以消化来自外部的涨价压力。三是中国并不是一个食品进口大国，对于当时以食品价格上升为主要特点的通货膨胀而言，人民币升值对抑制通胀的作用有限。
从各因素对于PPI作用的方向来看，大都与理论假设和现实情况相符。（1）从影响PPI的因素来看，大宗商品价格最为显著，其次是房地产价格、货币供应量和产出缺口，然后是工资水平。从影响时间来看，大宗商品价格最为显著，然后是房地产价格、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和产出缺口，最后是货币供应量和工资水平。比较反常的是，2002年至2005年这一阶段，超额工资增长率对PPI构成了反向的冲击，这可能是由于工资引起的生产效率的大幅提高，从而导致总供给提高超过了工资成本的上涨。（2）人民币汇率和PPI存在密切的负相关关系，表明人民币名义汇率升值可以抑制PPI的上涨。近年来，由于美元贬值，国际原油价格、粮食价格、铁矿石等资源、原材料价格居高不下，对国内物价的冲击越来越大。人民币适度升值有利于降低以本币计价的进口成本上涨幅度，避免国际资源价格向国内传导。展望未来，继续扩大人民币汇率弹性，将有助于增强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并为宏观经济操作腾挪出更大的空间。
3.方差分解结果
方差分解的基本原理同样由希姆斯（C.A.Smis）首先提出，主要在于将向量自回归系统的均方误差MSE（Mean Square Error）分解为各变量冲击所作的贡献。本文对于2000年到2011年的长期模型的方差分解最大滞后期选取为100个月，在时间跨度约三年的分阶段模型中，方差分解的最大滞后期选取为20个月，得到的各模型中最大滞后期的相对方差贡献率如表4所示。
从上述结果可以看出：（1）自身新息冲击对CPI和PPI的贡献都很大，分别达到29.85%和34.16%，表明通胀存在惯性反应，或者说翘尾因素对通货膨胀的影响非常明显。（2）从CPI的六个影响因素来看，产出缺口最为明显，贡献度达到35.37%，表明实体经济需求是引发通胀的最主要原因；其次是货币供应量，贡献度为14.34%，表明中国的通胀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一个货币问题；接下来是大宗商品价格和人民币汇率，然后是工资，最后才是房地产价格。这主要是由于房地产价格不直接进入CPI中，而是以房租的形式进入到CPI中。尽管近年来房地产价格上涨很快，但是房租的上涨没有跟上房地产价格的上涨，从而对CPI的直接贡献较小。单独从三轮通胀来考察，可以发现，2002-2005年和2008-2011年通胀中最主要的贡献因素是货币供应量的上升，2006-2008年通胀中最主要贡献因素是经济的过快增长，货币供应量也起到近乎相同的作用。（3）从PPI的六个影响因素来看，货币供应量最为明显，然后是产出缺口和大宗商品价格，接下来是房地产价格和人民币汇率，最后是工资。具体到每一个阶段，2002-2005年，影响PPI的最主要因素是翘尾因素，然后是产出缺口和名义汇率；2006-2008年，最主要影响因素是翘尾因素、名义汇率、产出缺口、工资和大宗商品价格；2008-2011年最主要的影响因素是翘尾因素、货币供应量和大宗商品价格。
（五）总体结果的解释和比较
1.通货膨胀成因的分解
根据方差分解的结果，本文将通胀的成因分解结果进行归类，将GDPGAP和M2分别视为需求拉动型通胀的实体经济面和货币供应面，将CRB指数和NEER加总视为输入型通胀的贡献，将WAGE视为成本拉动型通胀的贡献，将HOUSE视为资产价格对通胀的贡献，其余为价格水平自身新息冲击所致，结果如图1和图2所示。
可以看到，虽然各时间段之间仍存在差异，但实体经济需求面、货币供应量、输入型因素基本构成了我国近十年来通货膨胀的三大推动力量，其中由实体经济和货币供给两方面共同构成的需求拉动型通胀占据近40%的方差贡献率。具体而言，各项因素在每轮通货膨胀中的贡献如下：
（1）2002-2005年。我国刚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不久，一方面我国与全球经济的融合程度大大提高，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在2001年由于全球经济增长放缓而经历一段下跌趋势后开始了持续性的快速上扬，另一方面人民币在此期间实行事实上的盯住美元汇率制度，而美元在这段时间内持续对外贬值，造成2002年到2005年间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的持续贬值。以上两方面因素共同造成输入型通胀程度的上升，成为2002-2005年中国通货膨胀的一个主要推动因素。
（2）2006-2008年。由于我国大力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扩大汇率浮动区间，因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国际输入型因素对CPI水平的影响，但PPI水平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与国际原材料价格高度相关，从而受到国际输入型因素的影响。在这一阶段，国内CPI水平的快速上扬主要源于正向产出缺口过高形成的通胀压力，同时，2003-2005年这一轮工资水平的快速上涨对2006-2008年期间我国通胀的作用较为明显，这一压力随着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转变而日益显著。
（3）2008-2011年。在这一轮通货膨胀中，以CPI和PPI为表征的通胀水平分析结果都较为一致和明显，即2008-2009年期间，中国为防止经济增长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而进入下行轨道，推出了超额信贷扩张计划，这在当时的背景下应当说是非常及时而且必要的，但也同时推动了2009年以来国内物价水平的快速上扬，其方差贡献率达到30%以上，远远超过前两轮通胀的贡献。还应注意到，在这一期间的通胀形成中，国际输入型因素对PPI上涨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对CPI上涨的影响较小。
2.各项因素影响通胀的时滞
在影响通货膨胀的各项因素中，其作用的时滞也是需要考虑的一项重要因素。以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达到冲击峰值的时滞为指标，可以列出各项因素的作用时滞，如表5所示。
可以看出，无论是CPI还是PPI，各因素对于通胀的影响时滞均较为一致，说明模型的结果具有稳健性。其中，短期因素主要包括产出缺口、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资产价格和汇率水平，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变动作用最快，约在一个季度后作用达到峰值，其余短期因素则需要半年左右时间达到作用峰值。货币供应量水平可以认为是一个短中期因素，其作用达到峰值的时滞大约需要一年至一年半的时间。工资水平是标准的长期作用因素，其作用时滞约需要两年至两年半的时间。
结合上述通胀成因的分解，可以发现，除去自身新息冲击解释30%左右外，半年内的短期因素变动可以解释通胀水平的50%，中短期因素合计则可以解释60%左右的通胀成分，长期的工资成本因素变动大约可以解释通胀水平的5%-10%，贡献也不可忽视。
3.基于CPI和PPI实证检验结果的比较
本文对于CPI和PPI衡量的通胀的实证分析结果有所差异，这可以从两方面进行分析：一是成因分解和各因素贡献的比较，二是各个因素作用时滞的比较。
（1）在成因分解方面，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输入型因素对于PPI的贡献程度显著高于其对CPI的贡献程度，而实体经济需求面的因素对于CPI的贡献程度显著高于其对PPI的贡献程度。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在于各因素在传导链中的位置不同，而因素作用大小沿着传导链本身会呈现自然衰减趋势，故距离传导链较近的因素作用会较为显著；另一方面在于政府在高通胀时期采取的临时性价格管制措施使得传导链变得不通畅，即中上游企业难以通过提高价格的方式将原材料等生产成本上涨的压力传导给下游企业，从而阻碍了通胀水平从生产价格向消费价格的传导机制，也使得各主要因素对以CPI和PPI来衡量的通货膨胀的作用出现较大差异。
（2）在作用时滞上，国际大宗商品指数、汇率水平、工资水平、资产价格对于PPI的作用时滞要快于其对CPI的作用时滞，而产出缺口与货币供应量对于CPI的作用时滞要快于其对PPI的作用时滞。这种作用时滞的差异直接体现了各因素在对两种价格指数的作用传导链中的先后顺序。
综合来看，这两方面的结果较为一致，并且通过互相印证可以得到各类因素对于通货膨胀水平的传导顺序。如图3所示，PPI与CPI之间有着双向传导关系，成本推动型因素引起的通货膨胀一般由PPI向CPI传导，而需求拉动型因素引起的通货膨胀一般由CPI向PPI传导。
四、政策建议
综合以上对中国通货膨胀形成原因的分析，以及各项因素对于通胀的影响特点，本文对抑制中国通货膨胀上升、控制物价总水平的过快上涨，提出以下六个方面的政策建议：
（一）短期内抑制通货膨胀关键在于加强流动性管理，保持货币信贷的合理增长
无论是以CPI还是以PPI来衡量通胀，本轮通胀相对于前两轮通胀的特点在于，来自货币性因素的总需求对通胀的贡献程度较高。从以往两次通胀和长期平均水平来看，货币因素对通胀的贡献程度在20%以下，而本轮通胀中货币因素的贡献超过了30%。因而抑制本轮通胀的当务之急在于综合运用、合理安排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加强对社会融资总量的监测与调节，促使货币状况回归到有利于价格总水平保持基本稳定的适宜状态。
（二）注重化解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对我国物价水平的输入型影响
以CRB指数表征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对CPI变动的贡献在10%-20%，而对于PPI变动的贡献则更高一些，达到25%左右，可见，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是构成我国通胀的一项重要因素。为此，中国需要进一步推进资源价格改革和税费改革，并在国际贸易的初级产品和大宗商品价格中争夺更多的主导权和定价权，尤其是在目前全球经济逐步进入复苏轨道，美国资产负债表规模的扩张和财政状况的恶化导致美元走弱，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在震荡中呈上涨趋势的背景下，需要对外部因素导致的输入型通胀给予高度重视，否则可能影响到货币政策调控的效果。
（三）恰当引导公众的通胀预期，维持金融资产价格稳定
虽然资产价格对于通胀的贡献程度不如需求面因素那么显著，其贡献度基本保持在10%以下，但考虑到通胀预期具有自我实现和自我加强的性质，且金融资产价格容易受到非理性因素和短期投机性资金的炒作，仍需给予高度的重视。为此，在不对市场进行过度干预的情况下，维持资产价格水平的适度稳定，避免资产价格的过快上涨，采取多种方法引导和稳定公众的通胀预期。
（四）密切关注国内外经济走势，协调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
代表实体经济需求面的产出缺口对通胀水平的贡献占到了相当大的比重，全球经济已经从金融危机的阴影中走出并迈向复苏的轨道，从中长期来看，外部需求将恢复较为强劲的增长势头。同时，国内经济形势保持平稳较快发展，前期财政刺激政策背景下开工的项目仍将继续推动投资上升，消费需求依然强劲增长，2011年中国通胀压力依然较大。随着前期的货币紧缩措施开始发挥效力，需要合理搭配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保持国内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维持物价稳定，避免出现财政和货币同时扩张或者同时紧缩导致物价水平的大起大落。
（五）把握有利时机，适当加快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名义有效汇率确实对通胀水平构成负向冲击，但其在通胀中的贡献率并不高，意味着单纯依赖人民币升值来抑制通胀的效果不会非常明显。这主要是由于中国国际收支的主要来源已经由经常账户逐渐转变为金融账户，人民币汇率调节国际收支失衡的目标不但无法实现，而且可能引起短期资本的进一步流入，抵消了升值的“减顺”效应。此外，升值对通胀的抑制效应取决于进出口结构、CPI结构和人民币汇率的传递效应，需要有比较苛刻的前提条件。但是，需要认识到的是，正是在汇率水平不会对国内物价总水平构成太大冲击的背景下，需要进一步推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坚持主动性、可控性、渐进性的原则，扩大汇率浮动区间和浮动弹性，缓解巨额外汇储备带来的基础货币被动投放，提高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有效性。
（六）不可忽视长期视角下工资成本因素给通货膨胀造成的压力
在分析通胀成因时，工资成本因素往往因为其相对较长的作用时滞而容易被人们所忽视。本文分析结果表明，工资水平超过名义产出的快速上涨将在两年后开始对物价水平产生显著的推动作用。对照现实可以发现，2010年以来我国居民工资水平进入了一个相对较快的上涨期，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成为人们重点关注的话题之一。此轮工资水平的上涨对物价水平的推动则很可能在两年之后，即2013年至2015年左右显现，政策制定者在制定工资政策及其他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时需要给予高度重视，合理控制工资上涨步伐及受益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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