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解构联盟到区域合作——中亚民族主义价值取向的嬗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亚论文,民族主义论文,价值取向论文,区域合作论文,联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民族主义既是一种社会思潮、一种意识形态，同时又是一种社会运动，①其发展经历了收集和整理民俗、形成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上升为政治诉求三个历史阶段，②在这三个阶段其价值取向分别为弘扬民族文化传统、促进民族意识觉醒和建立民族国家。作为社会运动的民族主义，在其诞生初期并没有政治上的特殊价值取向，只是当它发展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并进行社会动员以后，民族主义才开始在政治上具有自身特殊的价值取向。当然，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民族主义的价值取向有所不同。伴随着苏联的解体，中亚民族主义的价值取向随着中亚形势和整个国际环境的变化而演变。
一、解构联盟：苏联解体前中亚民族主义的价值取向
在苏联解体前夕，中亚民族主义的复兴以解构联盟为价值取向，发生在1986年12月的“阿拉木图事件”③可以被认为是中亚民族主义解构联盟的起始点。④“阿拉木图事件”虽然对联盟解体本身并无直接影响，但是，当时哈萨克人高呼“俄罗斯人，滚回去！”的口号却是耐人寻味的。它表明哈萨克人对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和联盟中央抱有强烈的不满情绪，可以说是哈萨克人重新定位与苏共中央之关系的一个强烈信号。之后，中亚地区主体民族的自我意识迅速增长，民族主义思潮迅速蔓延，民族独立自主倾向日益增强。在此后的一系列民族冲突中，⑤明显反映了中亚主体民族排斥外来民族的强烈情绪和对联盟中央的不满。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民族主义组织纷纷在中亚地区建立起来。1990年2月在乌兹别克共和国成立了“艾尔克”人民运动和伊斯兰复兴党等民族主义组织。这些组织要求乌兹别克共和国争取更多、更大的政治和经济自主权，争取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1990年为纪念1986年12月“阿拉木图事件”而成立的“热尔托克桑”民族民主党，竭力主张强化哈萨克人的民族意识，复兴哈萨克民族的语言、文化和历史传统，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1990年成立的吉尔吉斯斯坦民主运动和“艾尔金”民主党等民族主义组织，其宗旨是争取建立独立的民族共和国。1990年6月成立的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其主张是脱离苏联而建立独立的伊斯兰教国家；8月成立的塔吉克斯坦民主党，其宗旨是改变苏联社会模式，争取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还应指出的是，在俄罗斯联邦通过共和国主权宣言的激励和示范作用影响下，中亚各共和国也迅速地走向了民族独立自主道路。⑥
尽管中亚各共和国在联盟内部一直处于不平等的地位，⑦但客观地说，正是苏联对中亚70年的经营，才使得中亚这个落后的地区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⑧例如，同1913年相比，1940年的大工业总产值在乌兹别克共和国增加了6倍，在哈萨克共和国增加了19倍，在吉尔吉斯共和国增加了152倍，在塔吉克共和国增加了323倍。⑨可见，苏联体制虽然存在着种种弊端，但苏联对中亚的这种贡献是不能抹杀的。也正因为如此，即使在苏联“帝国”摇摇欲坠的时候，中亚国家的不少领导人仍能坚持维护联盟继续存在。但问题是，即便中亚国家领导人不愿意脱离联盟，也只是上层少数精英的一厢情愿，隐藏在这种“一厢情愿”之下的是：社会大多数成员早已汇成解构联盟的各种暗流、急流，并最终在这些国家中发展成为一股洪流，迅速冲断了中亚国家与联盟之间已经变得十分脆弱的联系纽带。
那么，中亚民族主义为什么会以解构联盟为自己的价值取向呢？主要的原因在于现代民族主义的核心价值取向已经是获得国家权力，确切地说就是获得国家主权。⑩毋庸置疑的事实是，20世纪80年代末的民族主义已经不再是收集和整理民俗的第一阶段的民族主义，也不是创建民族意识形态以促进民族意识觉醒的第二阶段的民族主义，而是以建立民族国家为政治诉求的第三阶段的民族主义。
中亚民族主义的启蒙和民族意识的觉醒实际上早在20世纪初期就已经完成，而且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建立民族国家的议题才逐渐纳入中亚各共和国的政治议程。当历史推移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时，一方面全球化浪潮促进了民族主义的复兴；另一方面，由于苏联内部体制无法应对全球化的挑战且日益僵化，从而导致了内部各民族离心倾向的增强。两种力量很快在苏联版图内催生出“外部自决”(external self-determination)的民族主义运动，一些主要民族纷纷要求建立自己的独立国家。(11)实际上，这种创建国家的政治诉求和价值取向是20世纪初期民族主义运动的主题，在20世纪80年代末这种政治诉求和价值取向又重新成为民族主义运动的主题。因此，从民族主义运动主题发展的历史脉络来看，把20世纪80年代末期出现的解构狂潮视为20世纪初期政治议程的“未竟事业”，是完全贴切的。(12)值得一提的是，中亚民族主义对联盟的解构不是暴力式解构，而是和平式解构，这恰恰是与当今全球化的潮流相吻合的。由此可见，中亚的民族主义浪潮也同样被打上了西方全球化的某些烙印。应该承认，中亚民族主义本身对联盟的解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很显然，20世纪80年代末中亚民族主义运动的复兴和以民族国家主权为价值取向，在很大程度上是全球化的力量在这一运动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不过，虽然谋求独立是中亚国家许多人为之奋斗的目标和夙愿，但独立在转瞬之间实现，又使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感到措手不及。因此，独立后的中亚各国都陷入了严重的动荡之中。(13)
二、转型中的“社会病”：中亚民族国家的困境
从理论上说，以民族为基础的国家共同体的建立，将为民族的生存提供庇护所，为民族的发展提供动力。然而，独立初期中亚各国的经济严重衰退。以1991年的数据为基数，1998年哈、吉、塔三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分别是1991年的69.2％、66.1％和36％。虽然从1999年起，这三国的经济开始稳定回升，但仍然没有恢复到1991年的水平。到2001年，这三国的上述指标分别只相当于1991年的88.3％、73.1％和45％。因此，20世纪90年代被一些学者称为中亚“失落的十年”(the Lost Decade)。(14)与此同时，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分裂主义三股势力及其他跨国犯罪严重泛滥。特别是在中亚国家独立初期，伊斯兰极端主义直接挑起了中亚一些国家的内战。“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解放运动”等极端组织以费尔干纳谷地为巢穴，常常对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中亚国家发起恐怖袭击。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亚地区更是出现了一个可怕的恐怖高潮期，伊斯兰极端主义与民族分离主义、恐怖主义在该地区同流合污。事实表明，这三股恶势力不仅是独立初期中亚各国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全的主要威胁，而且严重干扰了中亚各国的社会经济发展进程。应该说，这种困境是中亚国家的领导人当初在追求主权独立之时所没有料到的。
中亚国家转型中出现的这些越出社会道德规范和法律制度的社会问题可以统称为“社会病”。(15)但是，在众多的社会问题中，总有某个或几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所有社会问题的症结所在，是理解所有社会问题的“钥匙”。笔者认为，若要理解中亚国家的所有社会问题，应把握这些国家中的三个关键性因素，一是精英因素，二是国家体制因素，三是经济因素。根据帕雷托(Vilfredo Pareto)的观点，一个社会系统特别是政治系统的平衡与稳定，客观上要求社会统治精英不断流动；社会平衡的基本条件就是要保持流动路线的畅通，以使执政阶层中总能保持一定数量的精英。更为重要的是，精英流动的意义在于，“统治阶级通过从较低的阶层中擢升新的成员，从而不仅在数量上，更为重要的是在质量上得以更新”。(16)
然而，由于中亚各国是以和平方式获得民族国家主权的，政治精英基本上被原封不动地从原苏联继承下来，他们是中亚民族国家的“原始”精英，并长期掌控着国家权力。在争取民族国家主权时，应该说，这批“原始”精英在一定程度上属于创新型利益集团。但是，最初具有创新意识的“原始”精英逐渐演变成为垄断型利益集团。(17)结果，中亚国家的制度创新陷入僵滞。实际上，制度创新的僵滞从中亚国家独立之时就已经开始了：一方面，这些国家的“原始”精英原本就是在苏联干部体制内孕育出来的“诺民”精英(nomenklatura elites)，(18)其创新欲望除了民族国家的主权之外，可能就只是追逐权力了。(19)另一方面，由于缺乏精英流动机制，底层新成长起来的创新型“草根”精英无法获得进入国家体制的渠道，因此，一些“草根”精英可能会通过“革命”的手段来取得政治精英的资格，如“颜色革命”就是这种情况；而一些势力更弱小的底层社会成员，由于他们知道自己在垄断性利益集团的掌控之下几乎没有获得向上流动的机会，于是，他们走向极端并诉诸暴力恐怖，以此证明自身是一支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这是中亚恐怖主义的重要根源之一。
独立后的中亚国家实际上继承了原苏联的国家体制，因而也把原苏联体制中的种种弊病原封不动地继承了下来。这些中亚国家虽然建立了“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并且把“三权分立”原则载入了宪法，但是，总统具有超越于“三权”之上的特权，就连总统的选举也是象征性意义要多于实际意义。在中亚国家，总统自己可以任意修改宪法以延长总统任期或改变宪法规定的总统选举规则。(20)在缺乏精英流动机制和没有正常的权力监督机制的情况下，权力腐败就成为这些国家普遍存在的现象：任人唯亲、干部终身制、权钱交易等。也就是说，原苏联体制内存在的问题，在中亚各国独立后不仅没有被消除，反而有过之而无不及。民众对民族国家主权的获得最初还有一些热情，这应该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大好机遇。但是，普遍存在的腐败现象使民众仅有的一点热情也迅速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抱怨和愤怒。同时，又由于中亚国家的政治权力在相当大程度上是按照部族来分配的，政治权力的争夺无疑也就具有地域之间角逐的色彩。于是，一些弱小部族面对着掌握国家政权的强大部族最终把抱怨、愤怒上升为极端的行为，直至使用恐怖手段。这是中亚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又一重要根源。
除上述两个体制上的根源外，三股恶势力还有一个经济上的重要根源。中亚各国独立后初期的经济情况，一方面表现为社会底层的绝对贫困化，另一方面表现为民众社会经济地位的两极分化。由于转型期经济政策的失误，中亚各国都陷入严重的经济困境。从独立后的经济政策来看，中亚国家也像俄罗斯一样，全面实行国有资产私有化，甚至把私有化看作“对向市场化方向发展的经济进行结构改造的主要工具之一”。(21)时任吉尔吉斯斯坦总统的阿卡耶夫尤其赞赏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名言，即通往自由社会大门的钥匙只有三句话：第一，私有化；第二，私有化；第三，还是私有化。尽管这些国家实行私有化的方式有所不同，但因盲目私有化，各国经济都严重滑坡。根据独联体统计委员会1999年的统计数字，与1991年独立前相比，哈萨克斯坦推行私有化以后国内生产总值的指数为70.4。哈国历史上的粮食产量曾超过3000万吨，私有化过程中每年只有1000万吨，1998年甚至跌至890万吨。在2000年时，由哈国政府担保的外债已达到40亿美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27％，每年需还本付息8亿—9亿美元。此外，贫富悬殊在私有化过程中进一步拉大，财富主要集中在小部分人手中，大部分人的生活十分贫困，哈国有半数居民处于贫困状态。吉尔吉斯斯坦同期的国内生产总值只相当于1991年的68.5％，而且对外资依赖性较大，外债规模曾一度超过国内生产总值，全国有85％的居民处于贫困状态。塔吉克斯坦的情况更加严重，既有战乱，又有政策失误的问题，国家外债曾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150％，整个国家的经济举步维艰，全国有80％的居民处于贫困状态，有1/3的居民处于极端贫困状态。(22)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社会底层民众极端贫困化的同时，社会主流精英却奢侈无度，于是，社会两极分化日益严重。经济绝对贫困和社会两极分化不一定是极端主义、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的直接根源，但当经济贫困、社会两极分化与体制上的严重不平等、社会向上流动机制的缺失联系在一起时，经济贫困、社会两极分化就成为极端主义、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孳生、蔓延的重要诱因。
三、区域合作：转型期中亚民族主义价值取向的转变
对以“现代化”为目标的后发展国家和民族来说，民族主义无疑是推进现代化的不可或缺的功能性资源。“每个人对民族国家怀有至高无上的忠诚”，因而民族主义是一种“现代化意识形态”。(23)作为一种政治理论和意识形态，民族主义强调民族语言、文化特征，维护民族特性和民族尊严，要求在民族经济、民族文化、民族意识以及与其他民族之间的关系方面捍卫和实现本民族的利益，这些举动不仅是正当的，而且是民族生存和发展必不可少的资源因素。(24)然而，正如前文所述，经由民族主义运动所取得的民族国家主权利益既没有给中亚国家带来民族经济的振兴，也没有使社会稳定。当获得独立主权的自豪感“冷却”之后，中亚各国开始意识到独立建国道路的艰难。如何调整苏联时期遗留下来的民族关系，更是摆在这些国家领导集团面前的重大而严峻的问题。在这种情形下，中亚各国纷纷对当初以民族国家主权为诉求的民族主义价值取向进行反思：是继续追求传统的民族国家主权，还是通过让渡部分主权以加强合作？如果继续紧紧抱住传统的主权观念不放，可能会在新的历史时期失去民族经济发展的机会；而追求经济复兴，就不得不主动放弃民族国家主权的部分利益。现实的困境使中亚国家不得不选择后者。也就是说，民族主义使中亚国家获得了国家主权，民族主义又使中亚国家不得不走向合作。所不同的是，前者的价值取向集中于政治诉求；而后者的价值取向虽然有政治因素在其中，但更多的则是出于经济利益上的考虑。
实际上，中亚民族主义价值取向的变化早在独立初期就已经开始了。1993年9月23日，哈、吉、乌三国签署了关于建立经济联盟的条约，并于次年的2月宣布建立三国“统一经济空间”。1995年2月，三国政府首脑会晤，宣布要努力实现1994年设定的目标：建立三国跨国委员会、总统委员会、外长委员会和中亚合作发展银行。随后，三国一起制定并批准了“关于1995-2000年三国一体化纲要”。更为重要的是，中亚国家当时的合作远远不只是经济上的合作，政治、法律、人文、信息以及地区安全等领域的合作都全面启动。1997年2月，上述三国签署了《永久友好条约》。由此可见，中亚国家在独立初期就已经开始为了地区的和平与繁荣而谋求国家间的合作，并努力朝着全面一体化的目标发展。(25)
那么，中亚国家为什么会在获得民族国家主权的热情还没有“变却”时就力求国家间的合作呢？难道它们不担心这种合作有可能会重新被大国所主导而丧失某些主权利益吗？应该说，这种担心不是多余的，毕竟中亚国家的资源、能源都非常丰富，其特殊的地缘经济自独立伊始就引起美、俄以及欧盟国家在该地区展开激烈的角逐。但是，中亚各国独立后面临的第一项艰巨任务是如何发展自己的民族经济。中亚各国的经济基础原本就十分薄弱，加之转型不当所造成的严重滑坡，更使这些国家的经济形势雪上加霜。因此，发展民族经济是独立后中亚国家的第一要务。然而，在经济全球化不可逆转的时代背景下，发展民族经济的前提条件只能是融入经济全球化，使本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接轨。但融入全球化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因为“‘全球时代’会……演变成一个没有东方的全新的‘全球西方’……表面上看是人们用‘全球社区’的标签替换了‘西方’的标签，实际上是东方从世界政治舞台上消失的结果”；(26)或者说，全球化实际上就是“西方化”和民族国家的“退化”，甚至“全球化”就是“帝国主义化”。(27)融入全球化就意味着要在一定程度上丧失相当大一部分国家利益，甚至是主权层面上的利益，这对刚刚获得民族主权的中亚国家来说，无异于要求它们在主权问题上开历史的倒车。但是，现实的经济困境却容不得这些新独立的国家对传统的民族国家主权有过多的和持久的崇拜。
与此同时，发展民族经济更需要稳定的社会环境。但在独立初期，“帝国后遗症”仍在中亚国家蔓延，并且有愈演愈烈之势。(28)特别是以三股恶势力为主的非传统威胁已经成为中亚各国共同的敌人。非传统威胁具有跨国性、非预测性等特点，单靠某一国家的力量根本无法进行有效应对。尤其是中亚的恐怖分子大多深藏在乌、吉、塔三国交界的费尔干纳谷地，同时，他们又与活跃在阿富汗的“基地”组织以及贩毒集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打击三股恶势力需要中亚各国及相关国家携手合作，以共同应对。
正是基于上述两方面的原因，中亚各国民族主义的价值取向很快就从民族国家主权转向区域合作。然而，同全球化一样，以地区一体化为内容的区域合作“不是一个简单化的过程，相反，它充满了痛苦和失意、挫折和代价、摩擦和斗争”。(29)中亚国家独立初期的相互合作也是一个曲折复杂的过程。(30)正因为如此，中亚国家间的合作在上个世纪90年代并没有取得多少实际的效果。独联体成立以来一直就是“独而不散、联而不紧”，中亚国家根本无法从独联体获得实惠；同样，中亚内部的几个合作平台如中亚合作组织等则因为没有核心力量的推动而缺乏必要的动力。因此，中亚各国只能通过在外交上搞平衡来获得十分有限的利益，但这样做的代价也是显而易见的。(31)
进入新世纪后，中亚各国的合作获得了一个新的契机。2001年6月，在“上海五国会晤”机制的基础上，“上海合作组织”正式成立，这使中亚各国获得了走向区域合作的新平台。也就是说，中亚民族主义新的价值诉求有了新的载体。首先，“上海合作组织”作为一个新型的区域合作组织，拥有全新的功能，它主要是应对非传统威胁的合作。其次，它拥有全新的合作机制：对内奉行所有成员国一律平等和协商一致的原则；对外则坚持不结盟、不针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开放性原则，与其他国家及有关国际或地区组织开展各种形式的对话、交流与合作。第三，它拥有一套全新的安全理念，也就是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之上的、以互利合作寻求共同安全的综合安全理念，这种安全理念的核心就是以“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为基本内容的“上海精神”。由此可以看出，不仅推进“上海合作组织”发展的两个“车轮”(安全合作和经济合作)正好与中亚国家的两大利益目标(打击三股恶势力以维护社会稳定、促进民族经济发展)相吻合，而且在奉行“上海合作组织”宗旨和原则下的合作，还能够在确保中亚民族主义最初以民族国家主权为内容的价值诉求不丧失的前提下，实现新的价值目标。因此，可以这样认为，“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和卓有成效的发展，是中亚民族主义价值取向转变成功的原因，而不是结果。
从中亚民族主义价值取向的转变可以看出，民族主义发展进程中存在—种“二律背反”的现象：民族主义把民族国家主权神圣化，但民族国家的发展却又使得彼此之间不得不互相渗透，并主动或被动地把部分主权让渡于国际社会。这主要是因为，当今的民族主义运动处于一个相互依存的全球化时代。在这一时代，世界经济体系的结构转型大大压缩了民族国家作为行为者所享有的活动空间，以致民族国家的选择十分有限，根本无法缓解跨国市场流通所带来的不受欢迎的社会后果和政治后果。(32)这就正如欧洲民族国家的发展史一样，虽然欧洲是民族国家的摇篮，也是民族主义的发祥地，但基于对欧洲所犯的不可饶恕罪行的悔改，特别是对欧洲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所犯的罪行的悔改，而启动了欧洲一体化的进程。(33)在这一进程中，欧洲传统的民族主义逐渐被放弃，取而代之的是边界的意义逐渐下降、国际事务与国内事务的界线逐渐模糊、传统的内部事务被置于国际层面进行互相监督。因此，欧洲进入了所谓的“后现代状态”。(34)中亚的民族主义虽然不可能在短期内进入这种“后现代状态”，但其价值取向的转变至少表明：在当今时代，任何民族的经济发展只能融入全球经济大潮和全球经济分工体系之中才能实现；任何民族的现代化只能在全球共同发展的基础上才能实现；今天的民族主义运动虽然仍需要从民族国家主权架构中获得营养，但任何民族主义运动如果对传统主权过于崇拜，就有可能被视为“狭隘”的甚至是“极端”的民族主义。
注释：
①不过，把民族主义简单地理解为一种意识形态、社会运动是不全面的，实际上民族主义更多地表现为超越政治意识形态、社会运动的复杂而又深刻的文化现象。参见[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吴叡人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导读”第14页。
②参见徐迅：《民族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7—8页。
③当时苏共中央撤销了哈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库纳耶夫的职务，委派俄罗斯人科尔宾出任这一职务，这一举动引起了哈萨克人的不满，导致哈萨克共和国首都阿拉木图市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活动，后发展为动乱。
④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大多数中亚民族在苏联解体以前都不曾兴起强烈的政治反抗运动，因此中亚各共和国的民族主义运动是后苏联时代的产物。参见[英]埃克里·霍布斯鲍姆著、李金梅译：《民族与民族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62页。
⑤如：1989年5月2日，在乌兹别克共和国撒马尔罕州的拉伊什村发生了乌兹别克人与麦斯赫特土耳其人(卫国战争期间被强迫迁移至中亚)之间的斗殴；1989年6月中旬，在哈萨克共和国的新乌津市发生了哈萨克人与外来民族亚美尼亚人、阿塞拜疆人、列兹金人之间的械斗，哈萨克人强烈要求驱赶外来民族的居民；1990年2月10日，在塔吉克共和国首都杜尚别市发生了塔吉克人的示威活动，他们要求共和国政府驱赶外来难民亚美尼亚人；1990年6月上旬，在吉尔吉斯共和国的奥什州发生了吉尔吉斯人与乌兹别克人之间的冲突，等等。
⑥1990年6月20日乌兹别克共和国最高苏维埃颁布了《共和国主权宣言》，宣布共和国主权至高无上，苏联法律须经乌兹别克共和国最高苏维埃批准方可在该共和国生效。就在同一年，土库曼、塔吉克、哈萨克、吉尔吉斯四个共和国也相继通过了本共和国的主权宣言，纷纷走上了独立的道路。
⑦这方面的详细情况可参见张保国：《苏联对中亚及哈萨克斯坦的开发》，新疆人民出版社，1989年。
⑧参见Umirserik Kasenov,"Post-Soviet Modernization in Central Asia:Realities and Prospects",in Boris Rumer and Stanislav Zhukov(eds.),Central Asia:The Changes of Independence,New York,M.E.Sharpe,1998,pp.28—53。
⑨参见赵常庆等：《苏联民族问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137页。
⑩正如英国著名民族理论学者埃里·凯杜里所指出的那样，民族主义“自称要为适当的人口单位作出独立地享有一个自己的政府的决定、为在国家中合法地行使权力、为国际社会中的权利组织等，提供一种标准”。[英]埃里·凯杜里著、张明明译：《民族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1页。
(11)国际法许可的民族自决并不等同于民族分离，充其量可以说分离是自决的“最激进的形式”。民族自决分为“内部自决”(internal self-determination)和“外部自决”。所谓“内部自决”，即指人民自由组织政府，选择其政府形态、经济体制和社会文化制度；而“外部自决”则意味着脱离异族的控制，建立自己的独立国家。从这一层意义上来说，民族自决与民族分离是同一意义的不同表达。参见A.Buchanan,"Self-Determination,Secession,and the Rule of Law",in R.McKim ＆ J.McMahan(eds.).The Morality of Nationalism,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p.306。
(12)参见[英]埃克里·霍布斯鲍姆著、李金梅译：《民族与民族主义》，第161页。
(13)参见赵常庆主编：《十年巨变·中亚和外高加索卷》，东方出版社，2003年，第20页。
(14)参见Stanislav Zhukov,"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entral Asia in the 1990s",in Boris Rumer(ed.),Central Asia and the New Global Economy,New York,M.E.Sharpe,2000,pp.57—85。
(15)关于“社会病”的问题，笔者在研究中国、俄罗斯的经济转型问题时做了比较详细的分析，具体内容请参见拙著：《转型经济新论—兼论中国俄罗斯的经济转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第165—170页。
(16)Vilfredo Pareto,Sociological Writings,New York,Blackwell,1976,p.249.
(17)奥尔森(M.Olson)认为，利益集团分为创新型利益集团和垄断型利益集团，创新型利益集团可以促进制度的创新，而垄断型利益集团则会导致制度创新僵滞。参见Mancur Olson,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5。
(18)苏联后期开始流行的一个术语，指列入上级任命的官员花名册的各级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
(19)参见Stanislav Zhukov,"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entral Asia in the 1990s",in Boris Rumer(ed.),Central Asia and the New Global Economy,pp.57—85。
(20)自中亚国家独立以来，除了阿卡耶夫在“颜色革命”中丢掉权力和土库曼斯坦总统尼亚佐夫去世非正常移交权力外，其他中亚国家的首任总统通过全民公决等形式一直掌权至今。
(21)参见Thane Gustafson,Capitalism Russian Styl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35。
(22)以上数据来源于独联体跨国统计委员会编：《1999年独联体国家统计手册》，莫斯科，2000年俄文版，第13、25、140、204、219、294页。
(23)参见徐迅：《民族、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载《知识分子立场—民族主义与转型期中国的命运》，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34页。
(24)参见周庆智：《民族主义与传统价值取向》，载《世界民族》，1998年第4期，第31页。
(25)参见Umirserik Kasenov,"Post -Soviet Modernization in Central Asia:Realities and Prospects",in Boris Rumer and Stanislav Zhukov (eds.),Central Asia:The Changes of Independence,pp.28—53。
(26)[德]乌·贝克、哈贝马斯等著，王学东、柴方国等译：《全球化与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第42、43页。
(27)参见J.Petras and H.Veltmeyer,Globalization Unmasked:Imperialism in the 21[st] Century,London,Zed Books,2001,p.12。
(28)所谓“帝国后遗症”现象，一方面是指苏联时期推行的民族政策所产生的消极影响仍然存在；另一方面，也是指以极端主义、分裂主义、恐怖主义和其他跨国犯罪行为为表现形式的苏联解体、帝国崩溃的余波。参见拙文：《中亚的帝国后遗症及其新机制》，载《世界经济研究》，2004年第2期，第80—84页。
(29)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31页。
(30)正如布热津斯基所说的那样，哈、乌是中亚两个最重要的国家，它们虽然都主张合作，但二者的目标有一定的矛盾性，尤其是乌兹别克斯坦，自视为中世纪庞大的帖木儿帝国的直接继承者，而强烈的民族意识使哈萨克斯坦担心乌兹别克斯坦的地区领导地位演变为对地区的统治。这种担心制约了中亚新的主权国家之间的合作。另一方面，随着中亚国家间联合趋势的加强，俄罗斯感到中亚的合作正在削弱俄罗斯在中亚的主导地位，担心自己会失去传统的战略“后院”，所以俄罗斯坚决反对这种合作。俄罗斯的这一态度也使这一地区合作的脆弱性永久化。参见[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著、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71—173页。
(31)例如，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在独立后都倡导平衡外交，并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在各大国之间为本国谋取相应的利益。然而，在“颜色革命”和美国主导的“民主化改造”的冲击之下，吉尔吉斯斯坦的总统阿卡耶夫被赶下了台，乌兹别克斯坦的总统卡里莫夫则调整了自己的外交政策，重新与俄罗斯恢复了更加紧密的同盟关系。
(32)参见[德]尤尔根·哈贝马斯著、曹卫东译：《后民族结构》，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63页。
(33)参见[美]鲁道夫·尼、郭灵凤：《欧洲认同的历史起源》，载《欧洲研究》，2006年第1期，第132—143页。
(34)参见Robert Cooper,"The Post-Modern States",in The Observer,April 7,2002；石佳友：《“后现代”欧洲及其对中国的意义》，载《欧洲研究》，2005年第1期，第2—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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