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学者谈80年代中国高等教育改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高等教育论文,学者论文,年代论文,国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80年代，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成效令人瞩目，也引起了国外学者的密切关注。这里拟对一些国外学者的有关观点进行评介。
一
国外学者首先关注的是80年代中国教育改革的缘由及政策背景。
苏姗娜·佩珀(Suzunne Peper)在她的《八十年代的中国教育改革》(1990)一书中谈到，邓小平的现代化策略的首要目标是要通过经济的迅速发展来赶上世界的发展。按照发达国家的经验，科学技术是经济现代化的关键，而教育则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关键与基础。教育现代化要从经济发展对人们不同的需要出发，来推行教育的多样化改革。因此，开始时恢复招生、考试及分配等方面的统一做法，到80年代时已有了很大的变化。
虽然，她也将此时期的改革与以往的教育历史加以联系，但在肯定了此时期改革与以往许多不同的特点时，也承认80年代的高等教育改革并不是单纯的历史延续，而是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的积极成果之一。邓小平的政策意味着中国重新向西方世界开放，不仅是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及引进资本，而且试图引进西方国家的管理经验等，尤其是对美国的发展经验的重视，从而在兼容并蓄中走自我发展的道路，以使中国的现代化更为有效[1]。
另一位学者列欧·奥伦尼(Leo A.Orleans)则认为，80年代的中国高等教育改革，虽然不能简单说成是以美国模式取代苏联模式，但他认为苏联的模式正在被突破，而一些新的变革既与现代西方尤其是美国模式相联系，也与中国的发展现实相一致。
首先，“过分专门化”受到批评。过去的倾向是根据生产部门的需要来制定专业，结果是学生培训面狭窄，分配工作的选择性相当有限，并且缺乏研究与创造能力。现在已通过课程改革来解决这个问题，尤其是课程中结合进更多的理论及包容更多的选修课。在分配上甚至鼓励各级企业采取与高校订合同的方式来获得需要的专业人员。
其次，脱离苏联体制的另一方面，则是将研究活动引进大学。以往由于过分专门化而缺乏理论背景，研究经费严重不足，研究生教育阙如等，都是其原因。而从1981年建立研究生学位制度后，研究才成为学术课程的一部分，并且开始与生产部门合作进行应用研究与开发，还建立了从事基础研究的重点实验室等。
再次，在教学上改变了那种课堂讲授生吞活剥的方法，开始注意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
最后，高等教育改革还在于试图限制中央的过分集权，并扩大高等学校的自治权与决策权。在招生、教学计划与编选教材、接受生产部门与社会机构的委托及与其合作、处置基本建设投资与经费以及开展国际学术交流自治权的扩大方面，都打破了以往采用的苏联体制，改变了大学由国家包办的管理方式。
不过，在英才教育性质上仍保留了苏联教育的特点，当然也与中国固有传统有关。如重点大学与重点小学及重点中学的一贯联系。奥伦尼认为，这种英才主义可以克服“文革”所造成的人才短缺。因为一个急需发展的国家，难以承担教育上平等主义的奢侈品[2]。
加拿大学者露丝·海霍(Ruth Hayhoe)在其《中国大学与对外开放》中，对80年代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背景作了进一步阐述。她认为，在政治上，社会主义政治民主的发展影响了高等教育体制的变化；在经济上，经济结构的改革赋予了企业及经济管理部门更大的自治权；在科学管理体制上，也建立了科学基金来支持基础与应用研究。这些都激励高等院校寻求国家计划以外的经费，来支撑其扮演更富意义的研究角色。
联系80年代中期前后的教育改革，她认为，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的颁布，集中体现了80年代教育改革的努力。其中除了有关基础教育的部分，对于理解80年代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政策与实践具有重要意义。《决定》的核心对高等教育来说，是在管理体制上对自主权的肯定。这种自主权表现在招生、分配方面，在国家的计划基础上有与社会部门自主联系的权力。对于课程及教学方面的权力放开，可以说是在高等院校内部变革上更具意义的事情。而在高校财政经费上自主权的扩大，对于经费结构的变革及学生管理上的变革，都有着重要意义[3]。
综上所述，国外学者把80年代中国高等教育改革方向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变革的总方向及任务相联系，认为这是对苏联模式的突破及向当代世界重新开放，从而实现自我变革的一个新时期。
二
在具体的改革上，国外学者关注的焦点是中国高等教育结构和课程改革问题。
关于高等教育结构，海霍在她的《中国高等教育的图景》一文中作了分析。在她看来，现行高教结构与历史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联系在于中国历史上已有地方、省及国家的三级划分，民国时期则为国立、省立、市立等。改革在三级大学划分上具有相对一致性。其结构反映了国家及各级部门的需要，尤其在50年代由生产部门分管专门的大学，则与采用苏联模式有关。而高等教育与地区的联系一直是其结构的特点。其中最富意义的是50年代初高等教育在地理分布上的举措，在华东、华北、华中、东北、西北、西南地区，都有了高等教育的分布。这种分布的形成既有苏联的影响，也有中国自身的特点。这种格局在80年代为新的经济发展与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相结合，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中国高等教育在80年代的发展，特别是省与地方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
至于高等教育的课程或知识组织的改革，海霍认为这在80年代的改革中是最为重要的。以往根据不同类型的大学划分不同的知识组织。在综合大学或师范大学中，注重传统的文理科及师范教育，强调学术性；在工业大学或科技大学中，注重生产的应用科学；在专科大学中，则注重专门化的知识，强调与服务的联系。随着1985年教育体制改革决定的颁布，高等学校在课程改革及教学方法上获得了更多自主权，高校课程的组织与结构主要有了三个方面的变化。一是随着在财经、经济学、政治学、法学与管理学方面的显著增长，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比率发生了变化。二是过分专门化的知识与分类得以改革，体现为在自然科学中交叉学科与跨学科的尖端科学课程的增长。三是由常规教育的稳定与短期教育的速成引起的在常规与短期教育之间的比率的变化。变革的其它方面则是，课程的构成及开设，更多地由师生控制。课程增加了更多的实践因素。教师及教学单位（系）在教材选择、教学大纲及教学计划上有决定权，学生也可以有所选择，学时也由于强调自学而得以缩减。
由此，通才培养与专门化的界限被打破，增加了学术知识与实际知识的联系。在知识的传递与创新中，师生都扮演了参与的角色。为中等人才的培养而设的短期计划也得以强调。这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高校与生产部门及企业之间科学研究的联系上，更适合于国家尤其是地方经济发展的需要，同时也使这种高等教育的三级划分在新时期随着知识组织与课程的改革，显示出前所未有的相对合理的发展[4]。
佩珀在谈到高等教育的学术改革时，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她也认为，在高等教育学术改革中最引人感兴趣的问题之一，是课程与教学计划的改革。她认为，80年代初中国高等教育还在恢复苏联模式，但不久就发生了变化，那种课程太狭窄以及管理上过于集中化的现象受到了批评。其中的变革，包括美国学分制的引入，学生有了选修的自由，随着自主权的扩大，课程的改革为这提供了可能性。同海霍稍有不同，她注意到课程改革的要点是：应用课程与学术课程的比率变化；必修课与选修课的比率变化；政治课内容的变化和社会实践课的新要求等。由此，她认为，虽然大学的发展仍然没有改变其过去的形式与结构，但具有了新的内容，而这与经济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协作，更好地反映了中央与地方的要求[5]。
总的来看，课程改革（实际上包括学科的改革），对80年代中国高等教育在教学内容与方法上的改革起了相当重要的推进作用。它既反映了高等教育在内容上的变化，也体现了这种改革的方向。从更广泛的角度讲，它也反映了高等教育改革与国家及地方社会经济变革的内在关系。当这种改革反映了社会的需要与科学技术的进步时，高等教育便走出了象牙之塔，进一步密切了与外部世界的联系。
80年代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与经济变革的联系还体现在更多方面，而且构成了今日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基础。由此，还必然涉及到其它一些方面。
三
从一些讨论来看，在经济与人事制度与中国高等教育制度改革的关系上，两个问题受到了特别的关注：一是教育投资与经费，二是与其相关的招生分配制度。
教育投资与经费的问题是80年代中国教育改革的普遍性问题，由于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它在与基础教育的投资比例上便发生了矛盾。
佩珀举例说，如80年代中期，中国教育投资的比例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之比为31%与33%，与当时日本、西欧（如英国、法国等）国家相比（日本约为42%与33%，西欧为50%与10%），显然中国高等教育占有教育投资比例比它们都要高，且比基础教育还要高一些。但从整个教育经费比例上看，中国仍低于发达国家。
由此，一方面高等教育投资比例较高而受到一些批评，另一方面整个教育投资的不足也在困扰着高等教育的发展。虽然后来，高等教育的投资原则上被要求限制在20%之内，但由于市场经济的改革，高等教育改革也同样面临着经费短缺的困惑。这表现在由于通货膨胀而引起的教育经费与教师工资的实际下降上。从大学来看，大学的发展无法单纯依靠国家所拨的经费，而必须依靠自己的努力来开辟渠道，增加经费。在这样的环境下，利润的动机成为必然。高校发展过快也开始转变，在招生人数上开始有所限制。在教师方面，第二职业开辟以及通过各种教学服务来增加学校经费及教师收入，如合作课程、更新课程、成人夜大、二年制技术培训等，来招收不同的收费学生。总而言之，高等教育的发展需要寻求更多的经费渠道，来改善内部管理及实现其数量与质量上的发展要求[6]。
德国学者亨兹认为，由于管理体制上的放开，在国家只能提供有限的经费的基础上，也意味着大学可以寻求其它来源，如委托培养及服务的提供等，同时这也适应了地区发展的需求。但另一方面，这也导致了高校在不同的系、学科与个人之间的冲突。因为不是每个系及学科都能参与商品化的活动，所以就有了冲突及不平衡的现象。如自然科学、经济学和管理专业等能够从中获利，而教育、政治学等其它专业则是处境困难。除了大学内部的问题之外，在争取额外的经费时，不同的大学也存在不平衡的竞争。具有先进设备的大学在研究发展与培训方面容易与企业相联系，而缺乏这些条件的大学则可能没有这种机会[7]。
尽管在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中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这些问题是经济改革与发展的逻辑后果。经济改革既带来了发展的机会，也带来了一些新问题，这些机会与问题恰恰促进了高等教育在体制上的实质性的变革。在寻求内部机制的调整及加强与外部的联系中，高等教育尤其在招生分配制度方面的改革，构成了80年代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显著特点。
佩珀对这一方面予以很大的关注。在1983年，她就在对中国访问考察的基础上，发表了《中国大学：毛泽东后的招生政策及对中等教育结构的影响》一书。在此书中，她详细考察了自“文革”后中国高等教育招生制度的恢复与发展的问题，以及招生制度改革的过程与内容。但这本书在当时还没有看到其后的大学招生等方面所发生的重大变革。而这在其1990年出版的《八十年代的中国教育改革》中，则有了较为全面的分析。
佩珀以广东省的高校改革为例，认为招生制度的重要变化是在80年代的后期。从这种改革来看，它吸收了西方的经验，也基于自身经济的发展。改革的目的总的来说包括三个倾向：(1)取消免费的高等教育；(2)变革过去由中央及地方统一规划的招生制度，在招生上给予每个学校及专业以更大的自主权；(3)打破所有大学毕业生由国家统一分配的做法。这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市场经济的改革以及地方发展的需要。
由广东省开始的招生制度的改革，在80年代后期的发展中主要出现了以下的变化：从以往国家或地方统一招生计划及同意配给学生培训经费，开始走向计划内招生与计划外招生的相对分离，由此在培养费上开始进行收费制度的改革。作为计划外招生的学生实行收费，主要分为以下几类。如自费生，他们必须自己承担受教育的费用，但考试成绩上可以比正常入学生低一些。另外是代培生，他们受教育的费用由将雇用他们的单位来支付。还有定向生，虽然他们不必支付受教育费用，但作为条件，毕业后必须回到契约单位工作。
中国国家教委所制定的政策也肯定这种招生制度的两种基本类型，即一是直接的或国家指令性计划，二是更为灵活的指导性计划。作为高等院校，一方面，它们必须接受国家指令性计划的培养任务，另一方面，在指导性计划内的学生将承担自己的学费与生活费，但他们在工作分配上有自由权，即在不享受国家统一分配工作的同时也不受这一计划的限制。这个方案保证了国家所需专业的招生与分配，也提供了更多的青年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如果说这种招生制度连带学费制度的改革令人印象深刻的话，那么与此相关而更具有意义的是分配制度的改革。佩珀认为这种改革富有意义的是称之为“双向选择”的分配方案。从分配制度的改革来看，这是在过去统一分配与现今自由选择之间的一种过渡形式。大部分毕业生仍然继续接受国家的分配，但同时雇用单位得到了选择合格且需要的毕业生的机会，学生也有了实现自己意愿的机会。并且，这也形成了用人单位、学生及学校之间的合理竞争。当然，在这种市场竞争机制下，存在着学校与使用单位之间事实上的“买卖关系”。
总之，从历史的联系及现实的考虑上，国外学者作出了他们的思考。尽管在如何考虑传统的影响上有着不尽相同的看法，但在80年代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呈现出不同以往的特点上，却有着比较一致的看法。当他们把这场改革基于经济发展之上时，大多认为这是对苏联模式的突破及对现代西方经验的汲取，而且在不少方面体现了80年代中国社会变革的体制过渡中的艰巨性。从这点来讲，他们更倾向于把80年代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看作是一个重要的改革过渡时期。这种改革过程，夹带有一些过去的遗产，但更重要的是它孕育着新的改革基因。
注释：
[1][5][6] Suzunne Pepper:China's Education Reform inthe1980S:Policis,Issues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ChapterSeven"Higher Education".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90.Pp.136-140,Pp.142-154.
[2] LeoA.Orleans:"Scviet Imfluence onChina'sHigherEducation",in Ruth Hayhoe and Marianne Bastid (eds.),China'sRducation and the Indstrialized World.M.E.Sharp,Inc.,1987rh.Pp.194-197.
[3] Ruth Hayhoe:China's University and the Open Door.M.E.Sharp,Inc.,1989.Pp.39-41.Also see Hayhoe:" The Tapestry ofChinese Higher Education",in Irving Epstein(ed.),ChineseEducation:Problems,Policis,and Prospects.Garlang Publishing,Inc.,991.Pp.114-116.
[4] Ruth Hayhoe:"The Tapestry of Chinese HigherEducation",Ibid.Pp.116-123.
[7] Jürgen Henze:"The Formal Education System andModern-ization:An Analysis of Developments since 1978",inHayhoe(ed.),Education and Modernization:The Chinese Experience.Pergamon Oress,1992.Pp.129-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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