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社会机制及运行模式的转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农村论文,机制论文,模式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国家重建时期，我们采取了以国家为主体的高度中央集权模式，通过对全部重要物质资源和社会资源的垄断，实现对一切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事务的统管。这在当时是合理、必要的，它迅速恢复了社会稳定与秩序，有效动员和组织国力，积极推动了工业化的进程。但它毕竟是一种过渡性的体制。改革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就经济和社会管理来说，实质是实现由国家为主体向社会为主体的转变，即通过寻找和培养社会的自我调节、自我控制、自我发展的机制，向“小政府、大社会”发展。这是意义深远的社会化过程①。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农村社会发展经历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中心的农村改革，发生了深刻的内在变迁后，又进行着一场更加深刻的变革，这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农村市场经济体制，实现小康目标的实践进程。这两次变革都积极推进了农村社会机制的转换，确立了我国农村社会运行由“外制式”向“内发式”的发展。
农村社会“外制式”运行模式的分析
从社会机制和运行实践来看：从1949年到1979年的30年间，农村社会的运行目标、动力机制、整合机制、激励机制、控制机制都来自于农村社会系统外部的人为选择、设置及强制实施，所以我们把这一时期农村社会运行称之为“外制式”运行模式。下面是我们分析研究的几个视角：
(2)从农村社会的运行目标来看：服从总体性社会的总目标，为工业发展提供农业自身的积累，实现推动工业化进程的外在目标。
(2)从动力机制来看：这一段时期，在极左路线指导下，经济上片面强调国家、集体利益、忽视农民个人内在需求。农民生存需要、发财致富的欲望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毫不留情地割掉了。否定私利，否定农民自身经济利益的驱动，提倡“谁穷谁光荣、谁富谁狗熊”的观念，农民合理需要不能转化为社会认可的目标，使人们需要潜能逐渐萎缩。另一方面，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物质与文化的需要，这应是当时农村社会运行的总动力，但决策发生偏差，把广大农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动力引导到阶级斗争、政治运动上去了。
(3)从激励机制看：在理论上强调农民以集体的方式占有生产资料，是生产资料所有者和社会的主人。因此，确信由主人翁地位会发出极大的热情和积极性。在实践中，农民以集体劳动的形式进行生产，实行工分制，依据工分的多少在年终获取一定数量的货币和实物报酬。具体实施过程中，主人翁地位由于没有落到实处，而成了一种虚拟的形式；同时，强调为集体“出大力，流大汗”，实行“吃大锅饭”、“平均主义”的分配体制，使还可能对生产积极性形式某种刺激的工分制也流产。
(4)从整合机制和控制机制看：在分化程度较低、分化速度较慢，具有较强同质性的农村社会里，以人民公社组织作为整合和控制的基础，达到了相当高的社会一体化水平。主要表现在：一是农村集体经济是社会经济的主体，人民公社掌握着所有重要资源的配置，农民几乎没有属于个人自己的财富，在经济上对所属的人民公社有强烈的依赖性；二是行政权力组织和各种群众组织深入到农村最基层的地方，使行政手段的调控和运作有很高的社会动员能力；三是1958年后实行的户籍制度将城镇人口与农村人口明确区分开来，农村人口不经政府有关部门的许可不得变更农村户籍，与之配套的票证制度、人事档案制度及劳动用工制度和“公社制”紧密结合，把所有农民都置于强有力的行政控制之下，通过控制生活资源实现控制农民的社会流动。四是通过各种农村政治运动的强化和对其他意识形态的批判，使社会意识形态高度整合，同时与传统文化、小农文化形成某种融合与默契，实现价值观念的统一性和完整性，成为社会整合中有力的精神粘合剂。
由于动力机制和激励机制的严重缺陷，决定了由这些机制构造的农村社会“外制式”运行模式，在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低的基础上，强行实施一段时间后，显得推力不足，直至萎缩。而社会自身并未能及时生长出维持机制来，因此不能不依赖行政权力从外部进行强行控制来推动农村社会的运行。这种强制运行表现在下面三个方面：一是利用行政权力取消其他经济成分，使公有制经济成为唯一的利益源泉。二是通过意识形态的力量，最大限度消除农民偏离社会运行的轨道。三是行政权力通过对农民所依附的经济政治组织（人民公社）强制推动来实现整个农村社会的运转，充当社会动力机制的主要动力源。
通过上述分析，农村社会“外制式”运行模式可具体表述为：由于社会系统内在发展动力不足，必需依靠外在力量即行政权力力量强制推动人民公社组织来组织农村社会生活，进行农村社会管理，实现为工业发展提供积累，推动工业化进程的目标。
农村社会发展与社会机制的转换
近15年来，农村改革使农村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主要有：(2)农村所有制结构向多元化方向发展，非公有制经济迅速崛起，形成了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局面。(2)人民公社解体后，农村资源的行政性配置逐步减少，市场机制作用范围趋于扩大的过程。(3)原同质性很强的农民阶级现已分化出：农业劳动者、乡村企业工人、流动农民工、乡村雇工、农民知识分子、乡村私营企业主与个体工商者、乡镇企业管理者、农村基层管理者等阶层。(4)阶级身份系列弱化、城乡社区二元结构界线被冲破，农村人口大量向城市流动。(5)由于民主和法制的建设，国家对农村社会行政干预的范围在缩小，控制手段的规范化也在大大增强。(6)群体利益的多元化，形成了意识形态结构的丰富性，各种亚文化产生，价值观念取向多元化。人们的平等、自由、自主、互利、合作、竞争、信誉、时效、契约、法制等意识大大加强。
以上变化表明：依靠行政权力来推进的农村“外制式”社会运行模式的前提条件已丧失，并且，内在的机制也发生了质变。
从动力机制和激励机制上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使农民不再是某种程度上虚拟的而是真实的生产资料所有者和社会的主人，使强烈的所有者动机获得落实；农民摆脱了对经济组织的人身依附关系，成为自身的主人；农民拥有充分的权利决定自己的劳动及资本的市场投向，对同自身利益相关的重大事务拥有切实的监督权、批评权和决策参与权，并承担经营失败的风险，获得来自投资的收益；按劳分配不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激励人们辛勤劳动的直接而强大的动力；尊重和鼓励劳动者在遵守以法律为核心的各种社会规范的前提下，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正当权利，劳动致富、守法致富成为整个社会基本的文化目标。另一方面，社会生活的政治中心被经济中心取代，广大农民致富奔小康，满足自身日益增长的物质与文化的需要成为现时农村社会运行的总动力。
从整合机制和控制机制来看：随着农民对组织经济依赖性的大大减弱，行政干预的逐步减少，市场经济机制的启动，经济取代政治成为了社会活动的中心。因此，农民会表现出对政治组织和政治活动一定程度的冷淡。政治组织的社会动员能力也会下降；人民公社改为乡政府，生产大队改为村民委员会，这不仅仅是组织名称上的变化，更重要的是组织控制功能的变化，由领导、指挥农业生产和管理社会生活变为协调农业生产、为农业生产服务和组织社会生活；与城市壁垒——户籍制相配套的票证制度，劳动用工制度等的变化，使通过控制生活资源来实现控制农民社会流动的措施失效，农村劳动力资源获得了自由流动和自由组合；高度整合的意识形态和伦理本位的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受到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贬低自我的集体取向，保守、消极的生活态度，唯上、唯书的僵化观念越来越没市场；一个务实、趋利、竞争的农村社会新面貌已出现。随着农村的改革和经济发展，社会整合机制和控制机制逐步从等级秩序、血缘人情、道德伦理等整合和控制体系中走出来，在民主、法制体系这一全新、更高层次上获得重构。
农村社会“内发式”运行模式的确立
（一）运行主体的定位
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把原来统一的经营方式变为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分散灵活的经营方式，在经营权利方面把农民生产的责、权、利统一了起来。这样社会利益单元已经个体化。尽管农民在享用利益的时候表现出较强的封闭性，但是在社会上各种利益的相互关系中，农民还是可能产生某种超越个体利益的社区团体利益意识，也就是说，在一定区域内，处于大体相同的社会地位、大体相同的追求利益的性质和方式、大体相同的生活方式和水平的村民，在社会利益竞争的大舞台中，会产生共同的利益关联感。在过去，利益主体的最典型的表现是阶级。在我国现阶段的农村社会条件下，则产生农村社区这种新型的利益主体。社区是社会自组织系统的重要内容。它的种类较多，有通过长期共同的生活经验而建立的社区；有以地方治保为目的社区；有以环保为目的社区；有以老年人自助为目的的社区；还有一些以社会服务为目的的社区等等。农村社区能冲破利益单元较强的享用利益封闭性而成为利益主体的原因在于：其一，农村社区是村民生活的自然环境和文化环境，关心自身的自然、文化环境建设与发展，必然会引起社区成员的共鸣，并还可能积极投入到社区建设活动中去。其二，农村社区是村民经济活动的主要场所，社区经济环境直接影响村民的自身经济利益。因此，维护社区的社会秩序，搞好社区管理，促进社区发展都会成为社区成员关心的焦点。其三，农村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使许多社区的发展存在一定的差距，市场经济机制的导入，加上财政地方化，农村社区的竞争不可避免，并会越演越烈。农村社区的存在可以对其中各个利益单元起某种保护作用和显示自己影响力的作用。其四，传统文化的乡土观念、地方主义思想会使农村社区概念获得广大的村民的社会认同。尽管农村社区的作用只在经济发达的农村地区有较明显表现，在经济不发达的农村地区作用还不明显，但随着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农村社区将会成为村民利益的主体，成为村民组织社会活动，实施自我管理的主要载体。
（二）动力机制和激励机制的构造
这两种全新的机制是建立在每个农民都成为独立自主、自由选择劳动方式和生产经营方式的自由人，成为能够充分发挥个人智慧、才能和创造力的人，使生产资料等一切物质资源都能自由流动，自由组合。每个农民作为自己劳动所创造的财富所有者、对自身利益高度关心的基础上，同时也建立在作为社区成员，对自己生存于其中的自身利益的社会关注和社会责任基础上，这种动力机制是个人利益、个人尊严、个人价值与社会共同利益的高度统一。因而是最深远、最具体活力的动力源。按劳分配不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激励人们用理性的手段去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劳动致富，守法致富成为整个社会认可的行为目标。因而这也是最具内容、最有效的激励机制。
（三）整合机制与控制机制的构造
这两个机制构造的基础是：村民自治的社区模式。它是自治成员的管理与被管理的身份主体化的一种社会关系体制，其整合的性质和目标是实现村民对本区域综合事物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自我教育。整合的组织载体是以村民委员会为主体，其他村级组织通力配合的综合体系。
村民自治是与一定的经济基础相联系的直接民主和法律约束的社会整合控制形式。由于现阶段农村的物质条件，思想文化条件的限制，村民自治还是一种发展起点低、初具直接民主性质的社会整合形式，其社会整合功能是通过村民的民主行为，即参与基层政权的政治活动，参加基层经济组织的决策、监督与管理，进行基层社会事务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来实现的。同时，村民自治也是一种较高形式的社会控制形式，其控制的功能是通过村民内化社会的要求，自觉遵守国家宪法、法律、法规及有关政策，从而理性追求自身及社区的利益。
改革以来，农村基层社会管理与控制体制经过十多年的探索，逐渐形成“乡村互补”的格局。“乡村互补”在社会整合与控制功能上表现为“乡政村治”，“乡政”是指乡级机构的功能运转主要体现在乡政权上，特别是体现在乡政府的职能上，从乡级政治事务、行政事务和经济事务的管理方面，都突出一个“政”字。“村治”是指村级组织对村域事务在自治基础上的具体管理，以自治权力为轴心。因此，乡政行政管理与村自治管理的社会整合与控制意义在于：两者的目标一致，手段不同，形成一种互补的关系。当然，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和建立农村市场经济的要求，这种管理体制还需进一步改进和理顺关系，才能使乡、村两级社会整合与控制组织更有效地运转。
（四）保障机制的构造
社会运行保障机制的主要功能是消解危害社会运行安全的社会因素。确保社会的良性运行。保障对象有二：一为社会成员。保障他们能满足基本社会生活，不致因社会经济的影响而丧失生存能力；二为社会制度。保障社会制度的连续性、稳定性和有效性②。当前农村社会运行保障机制的构造主要体现在第一层次上，即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保障。当前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已成为最为首要和迫切的问题，农村的社会保障工作千头万绪，但当务之急是解决农民的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保障的问题，解决10亿农民的后顾之忧；其次农民在温饱初步满足后，医疗也成为最急需的要求，需要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健全农村的医疗保障制度。总之，农村社会运行保障机制的构造才刚刚开始，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是我们寻找的两个突破口，旨在建立整套系统的养老、劳动、医疗、生育、病残等等的生活保障体系基础上，从而最终完成农村社会运行保障机制的构造。
从1979年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至今，围绕着奔小康，实现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农村社会运行目标，建构了所有的社会机制，农村社会就整体而言，已初步形成了一个自组织系统，它的发生、运作、调控及保障也逐渐走上正轨，所以我们称之为农村社会“内发式”运行模式。当然这一模式必然随着农村的改革深化而进一步变化，具体的细节尚难描述，但它的基本机制及运行已确定和明晰了。
农村社会运行机制的第一层：包括有运行目标、动力机制、激励机制。于这三者的功能主要是围绕推动力的形成上。三者的目标越一致、越协调，运行推动力就越大。所以我们称这一层为：推力源。
农村社会运行机制的第二层：包括有整合机制和控制机制。二者的功能主要是围绕着决定社会运行的轨道、运行的秩序，并且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社会运行的速度。我们把这一层称为：调控器。
农村社会运行机制的第三层：主要是社会运行保障机制。它的主要功能是消解危害社会运行安全的社会因素。这些不利的社会因素是：由于社会经济的影响，致使一部分社会成员难以满足他们的基本社会生活的需要，由于社会不公平的存在，导致社会普遍产生不满情绪；由于社会运行系统的低度耦合和不协调现象的存在，使得社会冲突、社会矛盾加剧③。所以我们称这一层为：安全阀。
从推力源、调控器、安全阀来评估农村社会运行状态：(2)奔小康、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目标与劳动致富目标、守法致富的目标高度整合，推力源处于最佳状态时期。(2)村民自治的社区模式有待于发展和完善；“乡政村治”的管理与控制体制还需进一步改进和理顺关系，以法律为核心的规范建设仍需加强，调控器处于运转调试时期。(3)社会运行保障机制处于刚刚建构阶段。所以安全阀处于构造时期。从三个方面总的来看，我国农村社会运行正逐步走上良性运行的轨道。但问题很多，有许多工作还需我们去做，任重而道远！
注释：
①童星、林闽钢：《改革是意义深远的社会化进程》，《南京日报》1993年10月27日。
②③郑杭生、李强等：《社会运行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4月第1版，第464、4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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