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层次类型的生成及其变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识形态论文,层次论文,类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1）02-0005-08
意识形态不仅有理论形式，也有感性形式①，而且还存在不同的层次类型。探究意识形态的层次类型，认识其生成根据与历史变迁，对于把握各种层面的意识形态现象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被忽视的意识形态层次类型
意识形态的类型是一个在意识形态研究领域并不陌生的概念。当人们讨论政治法律思想、道德伦理、宗教和哲学等意识形态的不同形式时，以及讨论主流意识形态与非主流意识形态、官方意识形态与民间意识形态时，都是在论述意识形态的不同类型。但是，意识形态的类型是有层次之分的，也就是说，意识形态的各种类型之间是存在层次差别的，所以，讨论意识形态的类型一定会涉及其层次问题。所谓意识形态的层次，是指意识形态在反映领域、表现形式和信守主体等方面上的层次差别性。依据不同的尺度，可以把意识形态划分为不同的层次，而最明显莫过于从意识形态的信守主体作出划分，诸如总体意识形态、群体意识形态和个体意识形态等等。
意识形态是人们对社会生活的反映形式，而社会生活一定是以不同的领域而存在的，面对不同领域的意识形态现象就必然会呈现为明显不同的思想内容。人们通常把意识形态区分为哲学理论、政治法律思想、道德伦理、宗教意识和文学艺术等形式，就是从意识形态的反映领域来对之作出的划分，实际上也是对意识形态的存在层次作出的一种判别。但人们通常并不称之为意识形态的层次，而是称之为意识形态的不同形式。事实上，意识形态在形式上的不同，不仅是领域和内容的不同，也是它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的差别性。
长期以来，国内学术界很少谈及意识形态的层次性问题。究其原因，与人们通常把意识形态仅仅理解为体系化的理论形式有关。由于意识形态被归结为理论体系，意识形态在对现实生活的反映领域和反映程度的差别性就被淡化了。一方面，道德、宗教和文学艺术等意识形式中只有以理论形式表现出来的思想内容才被承认为意识形态，而其中大量的以感性意识表现出来的内容则被看作非意识形态；另一方面，不仅作为生活信念、宗教情节、集体表象和审美意识等感性意识形态被排除在意识形态研究的视野之外，而且作为群体或组织的一些没有达到较高程度理论化和体系化的理性认识也没有进入意识形态研究的视野之中。
忽视意识形态的层次性，还与长期以来把意识形态仅仅理解为阶级斗争的工具有关。在“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思潮占统治地位的岁月里，意识形态问题的观察与分析仅仅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大阶级的对立关系中展开，是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成了划分意识形态现象的唯一尺度。由于只有阶级斗争这一个尺度，所以意识形态的其他方面的区别都只能用阶级斗争来鉴别划分。即便在“左倾”时代还提到过的修正主义意识形态、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以及形形色色被归结为旧传统、旧文化的意识形态等，都可以划入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加以批判。因此，在意识形态领域除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之外，意识形态现象的丰富性被掩盖了，意识形态的层次性也就无从谈起。
把意识形态归结为体系化的理论形式，归结为阶级斗争工具，一个最直接的后果是，既否认了广大人民群众有自己的意识形态，也否认了那些主要从事生产实践和经济行为的组织与群体也有自己的意识形态，或者更具体地说，否定了个体与群体的意识形态。事实上，从意识形态的信守主体来看，首先可以概括地把意识形态划分为总体意识形态、群体意识形态和个体意识形态三种类型，然后从不同层次上对复杂的意识形态现象开展分类研究，进而深入具体地把握意识形态的深刻变迁。否则，对意识形态的研究只能停留在一个抽象层面上，无法摆脱空泛议论而直接面对生动具体的意识形态现象。
二、总体意识形态的形成与分化
德国社会学家曼海姆（Karl Mannheim）在对意识形态的历史演化考察中提出了“总体意识形态”这个概念。在曼海姆看来，意识形态有“特殊含义和总体含义”② 之别。特殊含义的意识形态是一种论战性、批判性概念，意在指明对方的观念是一种掩盖事实真相、保护自身利益的虚假观点或不真实的陈述。“总体意识形态”是某个集团或某个阶级的具有“整体思维结构”亦即体系化的价值信念，是经过理论思维加工后的系统理论，是具有整体性的世界观；而“特殊意识形态”则是个人的没有上升到系统理论层面的价值信念，是从个体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个体的思想观念，至多不过达到由个体意识整合而成的集体心理。③
总体意识形态是以概念推论或逻辑演绎为基本形式的理论思维，是思想家、理论家或领袖人物的思想活动，当理论思维对具有时代性、普遍性的社会思潮作出上升到世界观、社会观、人生观层面的理论概括，并且这些理论概括得到某些社会群体或社会集团的认同，总体意识形态就形成了。由此可见，总体意识形态首先是由精英分子建构出来，然后再灌输到社会成员中去的产物。
曼海姆还考察了意识形态的演化进程，认为这一进程是从特殊到总体、从感性到理性、从自发到自觉、从分化到综合的过程。应当肯定，曼海姆对意识形态演化趋势的概括具有历史根据。从文艺复兴运动、启蒙运动到德国古典哲学和法国大革命时期，长达五个世纪的思想演化史确实表明，欧洲社会意识形态经历了一种从特殊向总体的演化过程。在文艺复兴运动中，人文主义者依据现实生活的具体条件和个体的感性需求，向基督教神学的抽象说教发起了冲击，把欧洲人的理想追求从天国引归人间，这是一种用个别特殊性否定抽象普遍性的特殊意识形态；而从启蒙运动开始，欧洲社会面临全面确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统治的经济政治任务，而这个任务要求必须统一全社会的理想意志和价值原则，根除封建意识形态的顽固抵抗，德国古典哲学和法国大革命中的理性主义思潮，则是为实现这个任务而从个别特殊转为普遍总体的意识形态表达。
然而，曼海姆概括的意识形态从特殊向总体变迁的趋势并未一直延续。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当代意识形态却呈现了一种与曼海姆概括的趋势相逆而行的新趋势。虽然一些具有总体指向的世界观、社会观、人生观的宏大理论仍然被宣传、讲授，但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所论的从宏大叙事转向具体叙事的思想倾向和言说特点正在普遍发生；④ 虽然崇尚理性逻辑、强调理性选择仍然是很多学术流派的执著追求，但是影视媒体、视觉文化所推动的肯定感性、颂扬表象、重视象征的新理论、新学说也是层出不穷；⑤ 虽然主张专家治理、政府调控、社会生活法制化等强调人类自觉控制的主张仍然通过各种思想理论被坚持，但是来自日常生活或公共领域中的新话语、新观念、新规则却生机勃勃地不断生成。于是，出现了张扬草根观念、民间意识、日常话语种种崇尚自发性的思想理论。而这些变化正在清楚地向人们昭示，从启蒙运动开始的从个别走向一般、从特殊走向总体的思想秩序发生了不可阻拦的逆转，因此，福山（Francis Fukuyama）向人们惊呼：“这些引人注目的变化发生在许多类似的国家，而且大致都发生在历史上的同一个阶段。这些变化本身使20世纪中叶工业社会中盛行的价值观念形成了大分裂。”⑥
在世界范围内发生的总体意识形态的分化趋势，在当代中国也有明显并且更加复杂的表现。由于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市场经济快速发展，人们的分层地位、利益关系、行为模式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空前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也必然引起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信念的复杂变化。改革开放前僵化保守的思想观念被日新月异的新事物、新形势激活，展开了十分活跃的动态分化。思想观念和价值信念的多元化、多样化和多变化，已经成为官员和学者对当代中国思想文化状况的共同判断。在思想文化变化中最深刻的是人们的价值信念或意识形态的变化，不仅曼海姆论述的特殊意识形态和总体意识形态同时存在，而且在社会快速转型、深刻分化的过程中，意识形态发生了从政治化向经济化、理论化向策略化、单极化向多元化、概念化向符号化、理性化向感性化等一系列重大转变。
意识形态这些令人耳目一新的变化，既要求人们以崭新的理论视野去考察分析日益复杂的意识形态现象，也要求人们更广泛地汲取各个学科关于意识形态研究的学术成果，对当代意识形态现象作出综合的深入分析。像曼海姆所指出的那样，社会学对意识形态的研究具有其他学科替代不了的作用，因为社会学把意识形态看成社会结构的基本构成，在社会成员的分层流动、社会制度的更迭变迁、社会群体的集体意识以及社会交往互动、矛盾冲突等具体的社会关系中研究意识形态，由此而使意识形态研究进入一个真实具体的层面。因此，应当深入考察社会学关于意识形态研究的学术成果，为深入具体地把握当代意识形态现象作出充分的理论准备。
三、群体意识形态的地位提升
社会学研究意识形态最突出的特点是在群体及群体关系中展开自己的理论视野，这一点在迪尔凯姆（Emile Durkheim，又译为涂尔干）、曼海姆和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等人那里得到了明显的表现。迪尔凯姆关于集体表象的论述，是社会学在群体活动中研究意识形态的形式和作用的典范。迪尔凯姆高度重视集体表象或集体意识在社会整合与社会进步中的作用，他曾热情洋溢地指出：“我们都晓得，如果人们相互结成一个共同体，并在其中感受某种信念或感情，那么这种信念和感情会给我们带来多么大的力量啊！……如果有人表述的观念与我们的观念正好相同，那么它带给我们的意象就会化入我们的观念；同时，这些意象也会层层堆积起来，融汇起来，转化成为自身的活力。”正是基于这种对群体意识形态的高度重视，迪尔凯姆在《社会分工论》和《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等著作中对群体意识形态现象作出了丰富而深入的论述。
曼海姆讨论特殊意识形态和总体意识形态，虽然经常把特殊意识形态同个体意识的局限性联系起来，而把总体意识形态同理性和阶级联系起来，但他从来没轻视意识形态的群体性，并且，他研究意识形态问题的宗旨就在于揭示意识形态在集体活动中的作用。曼海姆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中开篇就指出：“本书探讨人如何实际进行思考的问题。这些探讨的宗旨不在于研究思想如何以逻辑形式在教科书中表现出来，而在于它在社会生活和政治活动中如何作为集体行动的工具实际发挥作用。”⑦ 贯穿这部著作始终的一个基本观点是，意识形态无论其表现形式如何，实质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群体关系的产物，只不过曼海姆有时将群体称之为集体、集团，有时又将之称为阶级，其实这些都不过是群体的不同形式。
丹尼尔·贝尔是社群主义的代表，而社群主义最明确地强调了意识形态的群体性。社群主义是作为自由主义对立面形成的，自由主义强调个体的意志、地位与选择，而社群主义则强调个体不能孤立存在，个体都是处于各种社群之中，应当从社群出发去理解和解释各种社会现象。社群主义者在其政纲中宣称：“离开相互依赖和交叠的各种社群，无论是人类的存在还是个人的自由都不可能维持很久。除非其成员为了共同的目标而贡献其才能、兴趣和资源，否则社群都不能持久。排他性地追求个人利益必然损害我们所赖以存在的社会环境，破坏我们共同的民主自治实验。因为这些原因，我们认为没有一种社群主义的世界观，个人的权利就不能长久得以保存。”⑧
从社群主义在西方社会的兴起，不仅可以看到群体地位在当代西方社会上升，而且还可以认识到群体意识形态已经成为支配人们社会行为的主要根据。这说明当代西方社会在推进专业化和组织化的同时，也发生了价值信念或意识形态的总体分化，亦即形成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群体意识形态，再像“冷战”时期那样仅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对立的阶级斗争视角来观察和分析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已经难以看清楚西方意识形态的真实面目了。
事实上，群体意识形态的地位提升和意义凸显，不仅仅是当代西方社会的一个重要变化，在中国也发生了相似的甚至情况更复杂的变化。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虽然从城市到农村的社会生活都是被高度组织起来的，即实行了单位制和人民公社制，但无论是城市的企业机关单位，还是农村的公社和生产队，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活动都必须同中央保持严格一致。在这种高度组织、严格控制下的城市单位和农村人民公社、生产队里，不仅具有特殊性或相对独立性的群体意识形态无从谈起，就是干部、群众说出一些同党报社论和中央文件稍有不同的观点，都面临着被扣上“反对中央”、“背离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帽子的风险。
群体是社会主体的一种基本形式，群体只有具备自觉性、自主性和选择性的品质时，才能作为社会生活中的一种主体存在，也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群体。就此而言，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社会没有完整的社会群体，社会生活处于一种有单位、无群体的状态。虽然改革开放之前的城市单位和农村公社把人们的社会生活都管理起来了，但还不能将其视为完整意义上的社会群体。尽管人们的工作生产、经济收入、政治活动都在单位和公社中进行，单位和公社具有社会群体的管理形式，但是，单位和公社没有自己的群体意识和价值信念，其思想信念必须同中央完全一致，而完整意义上的群体不仅要有自己的群体形式，而且还应有群体意识和价值信念。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城市单位制的功能发生了削减或弱化，农村也在1983年实行了政社分开，政社合一的农村人民公社制度也就随之不存在了。这些变化表明，中国社会生活的组织形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称之为城市单位制消解，农村人民公社撤销，中国社会由此走向了个体化进程。这种变化似乎预示着，群体意识形态在中国不可能再发生，因为人们长期依靠的组织弱化或解体了。然而，事实恰恰相反，在城市单位制弱化和农村人民公社解体的过程中，中国社会生活中的群体意识形态却逐渐地形成。虽然不能把中国群体意识形态形成的原因归结为单位制和人民公社制度的变化，但单位制和人民公社制度的变化确是群体意识形态形成的一个前提条件。因为单位和公社都是缺乏集体意识的抽象集体，只有这种覆盖社会生活各种层面的无自身集体意识的抽象集体解体后，真正意义的群体及其意识形态才能逐渐形成。
四、群体意识形态的多样分化
中国社会群体及其意识形态的形成，根本原因在于空前深刻的经济体制改革，因为它不仅推进了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而且也推动了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关系复杂变迁、思想观念深刻变化。从社会结构深刻变动看，最突出的是：一方面，原来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构成的阶级阶层结构发生了复杂分化。大量“农民工”涌入城市，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构成，既改变了工人阶级的构成，也改变了农民阶级的构成；知识分子队伍的变化更加复杂，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甚至不同岗位上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经济收入、社会地位和社会声望都已经出现了很大差别，根据传统的阶层划分标准已经很难把知识分子看作一个阶层了；中国社会还出现了一个新阶层，这是一个在公有体制之外、掌握着重要资源且具有极大能量、处于社会中间地位的新阶层。
在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的分化过程中，最根本的是利益关系的分化重组。在城乡经济体制改革、市场经济快速发展，以及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些地区先发展起来等政策的作用下，中国经济社会确实实现了快速发展，但这种发展是分化中的发展。虽然中国社会的分化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各种方面，诸如地位关系、声望关系和交往关系等，但最突出的还是利益关系。明显分化的利益关系在原来意义上的阶级阶层关系中已经难以说清，而通过群体关系却能作出相对清楚的把握。例如，占有垄断性资源的中央国有企业同只有在激烈竞争中才能获取利益的其他企业，处于中心地位的医疗科研机构同处于边缘附属地位的医疗科研机构，城市中富人聚居的豪华社区与贫困人口集中的贫穷社区，东南沿海的富裕农村社区与西北边疆的贫穷农村社区，其利益获得、财富占有、消费水准可以说相差甚远，甚至有天壤之别。
虽然可以从利益获取水准上把握社会群体的差别，但却不一定能够很清楚地判别这些群体的意识形态。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不同类别群体意识形态形成能力的差别。那些实力强大且没有竞争风险忧虑的中央国有企业，无论是从内部整合还是形象展示，都能安排专业人员甚至设立专门机构从事企业意识形态工作。这些大型企业在企业理念和企业文化上都投入了必要资金人力，成效明显地显示了企业意识形态的建设。而那些迫于市场竞争压力，全部精力投入应对争取资源、规避市场风险还显得力不从心，甚至还有亏损、倒闭、破产的威胁，这些企业很难拿出资金与人力去从事企业理念和企业文化的意识形态建设。
另一方面在于不同类别群体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差别。受群体行动目标、行动方式和存在领域等方面的影响，群体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有很大差别。不仅那些有长远发展规划和奋斗目标的大型企业十分注意用一套清晰的概念系统宣传自己的价值理念，而且那些直接追求某种价值信念、文化整合和社群整合为目标的社会群体，例如近年兴起的家庭教会、新儒学群体、新文学团体、名目繁多的网络群体等，以及在各地普遍存在的家族企业、城中村社群、行业协会等，其意识形态现象的呈现程度差别很大。新儒学群体、新文学团体等直接表达具有较强理论性的意识形态，而家庭教会和追求共同文化倾向的某些网络群体，通常是以表象性和形象性的感性意识表现了意识形态追求；家族企业、城中村社群和一些行业协会则以传统观念、熟悉信任和同行规则构建和维持着他们的意识形态。
总体而言，在群体意识形态研究中，人们面对面交往且没有正式规则的初级群体的意识形态不易把握，而那些规模较大、由正式规则规定起来的人际交往具有间接性的次级群体（社会组织）的意识形态相对容易把握一些。因此，在组织社会学、组织管理学和组织文化学等学科中，关于组织意识形态的研究比较活跃，不仅卡梅隆（Kim S.Cameron）、奎因（Robert Quinn）和姆贝（Dennis K.Mumby）等西方学者对组织意识形态问题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而且中国学者对中国的组织意识形态问题也开展了大量研究，现在可以看到很多关于组织意识形态研究的中外学术成果。相对而言，关于初级群体的意识形态研究却不够活跃，这不仅与人们现有的仅从理论层面考察意识形态现象有关，而且还因为初级群体思想观念的概念化程度不足进而表现出明显的模糊性有关。
虽然初级群体意识形态研究没有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但却不会因此降低初级群体意识形态的重要性。一方面，初级群体意识形态是最基本的意识形态，尽管其表现形式和包含内容主要是感性层面的，但它直接反映和表达基层社会成员对生活世界的经验与理解，反映了最直接的人际关系和价值信念，并且也直接支配了人们的日常社会行为；另一方面，初级群体意识形态是次级群体或正式组织意识形态存在与运行的基础，因为初级群体作为非正式结构也存在于组织之中，组织的价值信念和理想目标，都必须转化为组织成员的实际行动才能获得实际意义，而组织成员又一定会进入或参与许多包含在组织中的初级群体活动，于是初级群体的意识形态必然会对组织成员乃至组织行为产生不可排除的影响。
研究初级群体意识形态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意义，即在中国社会转型期群体事件持续高发的新形势下，深入研究初级群体意识形态的形成方式和作用机制，对于控制群体事件、化解社会矛盾和稳定社会秩序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特别是那些突发性的群体事件，虽然形成和存在的时间往往不是很长，但其给社会秩序造成的冲击是很大的。一般来说，意识形态是相对稳定的价值信念，其形成时间较长，从这个角度说，突发性群体事件中似乎未必有意识形态在起作用。但事实相反，突发事件中的意识形态问题更为复杂，因为突发事件也并非没有预先存在的社会根据或社会原因，一个看起来是突发的群体事件，在事件爆发之前总能找到一些相关因素，特别是在思想观念方面，一些早已存在的价值信念或道德原则已经在起作用了，它们甚至可以说是引起突发性群体事件的思想根据。
近些年某些地方基层政府和公安司法部门，在处理社会纠纷或化解矛盾上常常措施不当或政策失误，尤其一些政府机构直接卷入资源争夺、利益分割的冲突中，引发政府和百姓之间的直接矛盾。这些事实的广泛存在，在广大社会成员中造成了极坏影响，官员腐败、基层政府不为民做主和社会严重不公等评价判断，已经成为基层群众非常普遍的价值判断。尽管基层群众不能把他们形成的这些价值判断上升到理论层次，但是这些价值判断应视为在民间百姓中广泛存在的感性意识形态，它们在一些群体事件中作为思想信念直接支配人们去参与群体行为。
因此，在面对持续多发的群体事件和风险型社会矛盾时，不应把分析的目光单纯聚集在物质利益关系上，在承认物质利益的分化与冲突是社会矛盾产生的根源的同时，也应高度重视人民群众在思想观念上的不满和对立，要重视那些已经在群众中形成了官员腐败、社会不公等普遍而稳定的价值判断，这些在基层社会成员中具有共识性的感性意识形态，可以作为社会矛盾或群体事件直接动因，它从主观上直接表达了广大社会成员的利益诉求，是群体行为或群体事件中的意识形态。
五、重新认识个体意识形态
在意识形态研究中，很少有人提及个体意识形态，马克思讲的是阶级意识形态，曼海姆的总体意识形态是理性化的阶级或社会意识形态，而迪尔凯姆、丹尼尔·贝尔、罗蒂（Richard Rorty）等人讲的是群体意识形态。难道意识形态真的不在个体层面上存在吗？或者说，不存在个体意识形态吗？如果根据意识形态的发生逻辑和实际存在，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应当是否定的。
从意识形态的发生逻辑看，无论是阶级的、社会的总体意识形态，还是集体的、组织的群体意识形态，都一定离不开个体思想意识。没有个体的思想意识活动，不仅作为理论体系的总体意识形态无法形成，而且就是感性的群体意识形态也不会发生。虽然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无产阶级及其执政党的意识形态，是总体的阶级意识形态，但是它的一系列思想观点首先是马克思、恩格斯阐述的，然后经过列宁、普列汉诺夫、毛泽东等人以及一代又一代理论工作者的努力才形成了现在如此丰富的理论体系。至于实证主义、实用主义、现象学、后结构主义等名目繁多的意识形态理论，更是其代表人物理论思维的结果。所以，理论化的意识形态无论其抽象程度有多么高、覆盖领域有多么广阔，都一定是个体思维活动的结果，是首先成为思想家头脑中的个体意识形态，然后才能传播为社会成员认同的社会意识形态。
至于群体意识形态的发生也要以个体意识形态为前提，这一点就更是不必置疑。初级群体的意识形态，诸如中国传统社会的家族戒律，现代社会中传销群体的集体信念，农村村寨中的风俗信仰等，都一定是首先由群体中的首领、长老或智者提出，然后在群体成员的互动中逐渐形成共识，积淀而成稳定的感性意识形态；次级群体的意识形态，诸如企业理念、政党纲领、指导思想等，更是由某些领导者、思想家或理论家提出，在组织实践中加以贯彻，得到组织成员认同，并进而成为组织价值体系或组织意识形态。
就意识形态的实际存在而言，个体意识形态更是一个真实的普遍事实。如果不把意识形态单纯理解为理论体系，而是承认意识形态以价值信念为核心具有多种表现形式，那么就不难理解个体意识形态存在的真实普遍性。环顾自己的周围世界，整天忙碌着的人们，虽然未必都能系统表述自己固守的生活准则和价值信念，但是每一位有健全思维的成年人，都一定有自己关于人生价值、社会意义、美丑善恶、公正邪祟的一些判断。并且，随着年龄增长和生活阅历的丰富，人们的生活准则和价值信念会更加具体而稳定。通常老年人都比较保守甚至固执，一个重要原因是老年人的个体意识形态变得更加稳定。
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明确地提出了个体意识形态问题，他从国家与个人或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对个体意识形态的形成、本质、特点和意义等方面作了比较深入的论述。在阿尔都塞看来，每一种社会形态为了维持自身的存在与发展，都必须努力进行生产条件的再生产。而生产条件的再生产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生产资料的再生产和劳动力的再生产。劳动力的再生产不仅包括人口繁衍和对劳动者进行必要的劳动技能训练，还要对劳动者进行意识形态的训练，使之实现对“主导意识形态顺从之再生产”。⑨ 他认为，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国家主要通过宗教来实现主导意识形态的再生产，而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教育取代了宗教的地位，行使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训练个体意识形态的强大功能。
阿尔都塞从实践的角度讨论意识形态具有物质性的观点，也具有比较重要的意义。在阿尔都塞看来，广大社会成员的意识形态，不仅存在于人们的思想观念之中，同时也表现在人们的生活实践之中，而人们的实践是“感性的人的活动”⑩，因此，阿尔都塞认为个体意识形态具有感性实践的特征。从感性实践的角度去观察和分析基层社会成员的意识形态，阿尔都塞同迪尔凯姆、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等人走到了一起。应当说，这是研究个体意识形态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因为只有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在人们具体的实践活动中，才能把握到活生生的意识形态现象。如果仅仅停留在文献典籍中去寻找意识形态，那只能看到被理论家和思想家抽象而成的理论意识形态。
如果借鉴阿尔都塞的观点来考察中国社会的个体意识形态现象，会看到正在深刻变迁的个体意识形态具有更加复杂的表现。一方面，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学者们积极研究西方五光十色的学术思潮，努力挖掘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精华，直面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崭新现实，以空前活跃的理论思维，推进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观点不断创新，不仅使总体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丰富内容、提升水准，而且各种层面的群体意识形态也获得了新思想、新境界；另一方面，那些不是专门从事学术研究的广大社会成员，虽然他们不能提出系统的理论观点，但他们却能以千姿百态的感性形式，展现了空前活跃的个体意识形态现象。在社区、学校、教堂、运动场和一些休闲场所，不断变化的新场景、新气象，显示出人们的价值原则、理想信念和道德准则正在经历一场深刻变化。
个体思想观点、价值信念的多元化、多变化，既是社会成员思想活跃、社会增强活力的象征，但同时也是社会分化、社会整合难度加大的表现。如同阿尔都塞论述的那样，任何一个国家或统治者，都要为了维持社会秩序稳定和增强社会团结，而努力向社会成员灌输主流意识形态。近些年中央一再强调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11)。中央的号召是正确的，但要付诸实施却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不仅在阶级阶层结构和群体利益关系上发生了深刻分化，而且在每一个社会成员的思想观念中发生了更加复杂的分化。正是还将继续的社会分化，导致了社会成员在价值信念上的差异化和多样化。在这种新形势下，要想最大限度地寻求社会思想共识，一定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效地灌输到广大社会成员的头脑中去，使他们真心实意地理解和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才能实现这个艰巨任务。
虽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但现有的思想内容已经具备了较高的理论化程度，在各种文献和各种宣传中表述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也都是以理论形式出现的，是理论化的意识形态；而广大社会成员的意识形态观念和意识形态实践，通常处在感性层面或以感性形式展开的。因此，要想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或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灌输到社会成员中去，就必须实现理论意识形态感性化，要把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信念、理想原则融入社会成员的感性意识和感性行为中。
当代社会生活信息化和网络化，使整合个体意识形态面临更加复杂的任务。快捷的信息通道和发达的网络媒体，使广大社会成员可以超越时空环境的限制，超越在传统社会延存下来的意识形态屏障，例如语言障碍、传播时差、政治屏障、传统间隔等。这些限制与屏障，在快速发展的互联网中都能轻而易举地被越过，并且大量影视作品越过国界、突破心理障碍，无法阻拦地展现在社会成员的面前，在人们的头脑中刻下深深的记忆痕迹，个体意识形态在这些无孔不入的信息的作用下也不断地更新与重构，令人目不暇接的新语言、新形象、新时尚、新族群，充分显示了意识形态的万千气象。
［本文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政治意识形态安全与意识形态现代化的社会学分析”（05JZD0002）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 刘少杰：《意识形态的理论形式与感性形式》，载《江苏社会科学》，2010(5)。
② ［德］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第56页，黎明、李书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③ 按照曼海姆关于特殊意识形态概念的界定，它首先是一种论战性、批判性概念，意在指明对方的虚假性，就这个意义而言，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鲍威尔等青年黑格尔学派时使用的意识形态概念也应当属于特殊意识形态。但是，曼海姆又认为特殊意识形态是没有上升到理论性和系统性的个体心理学概念，而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理解的意识形态，还是鲍威尔等人所坚持的思想观点，都一定是上升到理论性和体系形的意识形态，因此将论战性、批判性的意识形态都归结为特殊意识形态又未必成立。
④ ［法］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后现代状态》，第1～4页，车槿山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⑤ 刘少杰：《当代社会学的理性化反省与感性论转向》，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8(3)。
⑥ ［美］弗朗西斯·福山：《大分裂》，第5页，刘榜离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⑦ ［德］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第647页。
⑧ ［美］丹尼尔·贝尔：《社群主义及其批评者》，第1页，李琨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⑨ ［法］路易·阿尔都塞：《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一项研究的笔记）》，见斯拉沃热·齐泽克、泰奥德·阿多尔诺等：《图绘意识形态》，第137页，方杰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⑩ ［德］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1)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见《人民日报》，2006-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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