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当代”文学史学科建设的几点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科建设论文,文学史论文,当代论文,几点思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关于“当代”文学史的命名。我认为应当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史”。“当代”这个词的用法是有限度的，时间意义上的“当代”总是处于不断延绵之中，它是一个永远处于拓展之中的范畴，“当代”这个词的内涵有它的不确定性，需要不断地加以重新界定，同历史研究要求的确定性、常衡性比较有相当的距离，有人说“当代是没有历史的”，未尝没有道理，“当代”这个词本身具有一种反历史性。“当代”概念倾向于“当下”，强调的是世界的现实“发展性”，具有“展望”的色彩，历史研究则倾向于“过去”，强调的是世界的过去“完成性”，具有“回顾”的色彩。从另一个角度讲“当代”这个概念在文学史研究中也不可能永远这样无限制地使用下去，到了下个世纪，在文学史研究领域使用“当代文学史”概念，在词义上就不如今天用这个词那么明了无误，那时我们用“当代”似乎在相当多的时候必须指明“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
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史”的命名自然不是着眼于当下中国大陆地区文学的完成性，但是它和我们已有的诸如《唐代文学史》、《宋代文学史》是一样的，是要强调文学发展在一定历史时期的断代，同样一个大陆地域，在不同的时代流风主导之下，在不同的历史条件制约之下，它在文学发展上的断代特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史”首先是断代史，因此它必须充分重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在中华民族文学发展史上的历史断裂以及历史联系，这是“当代”文学史研究体现它的历史意识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写史就要将它放在历史中，放在文学史演变的长河中，重建文学史发展的历史联系，再现文学史脉动的时间序列。
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史”的命名还强调在世界文学之林中，“当代”中国文学发展的国别特征，这个“国别特点”的获得当然不是要将我们的文学史撰述的眼光限制在我们这个国别之内，我们治史就要将眼光放得更开阔一些，将它放在世界文学发展的大背景之中，通过比较更清楚地认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史”作为国别史的独特性。我之所以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史”的命名主要原因就在于此。在世界格局中，当代中国走过了一条非常独特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抑或是文化都是如此，在文学方面同样也是如此。我过去从事“文学史学”理论研究的时候，过于重视文学史发展的内部动因，夸大了文学史发展的自律因素，是有偏颇的。治中国“当代”文学史就必须结合当代中国的实际，探索文学发展在当代中国独特的“这一个”的规律，我现在认为这个规律可能要在文学和政治的结合中才能找到。目前已有的“当代”文学史著作在作家论、作品论、批评论方面，在创作、批评、理论思潮梳理方面多有成绩，但是在当代文学史宏观视角、长时段规律研究方面尚存在严重不足。如何去发现制约中国“当代”文学史发展的潜在模式，如何去阐释笼罩中国“当代”文学史演变的深层范型，这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今后必须着意的突破口。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史”不是当代中国文学创作的主题史、文类史、观念史、作家史……而是在更高层面上对这些进行俯瞰的综合史。
“当代”文学史研究中，台湾和香港区域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当代”以来台港文学发展是在完全不同的体制和模式下进行的，和大陆文学有所不同。例如我们的当代文学发展在精神上和现代中国文学的联系主要体现在鲁迅、郭沫若、巴金、老舍等左翼作家身上，在体制上则以解放前的左联领导人为纽带，而这些现代作家在台湾省是长期遭禁的，相当长的时间内人们在台湾读不到他们的作品，台湾当代文学的发展在精神上和现代中国文学的联系主要体现在胡适、梁实秋、胡秋原等右翼作家身上，在体制上以梁实秋、苏雪林等一大批人为纽带。因而当代台湾省文学和当代大陆地区文学发展不在一条主线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史”不能简单地将它们划进了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史”应当保持这个题目所要求的论题的同质性，这是逻辑上同一律的要求。
二
粗看，“当代”文学史研究似乎没有史料方面的困难。但是正是这个不成问题的“史料”最让“当代”文学史研究者头疼。笔者参加“胡风事件在武汉的前前后后”座谈会感触颇深，随着一批当事人的去世，一些“当代”文学史宝贵史料正在丧失，这个问题相当急迫，我们进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史”的学科建设，给后人留下些什么？处理历史材料的具体方法和对历史材料的具体观念是什么？这些自然是我们要给后人留下的，但是我感到治“当代史”，我们和后人比，优势主要在史料方面，如果我们能在这方面给后人留一个清晰的线索，就已经不容易了。抢救史料不单纯是记录，它需要抢救者高度的责任感和英雄心。“当代”文学史和“当代”政治史紧密地纠缠在一起，某些历史事件因为距离尚近，依然涉及当前利害，当事人无法脱离当时以及当下的纠葛，无法放下感情的和利害的包袱，研究者也因为林林总总的外界压力、内心避讳而无法直面历史真实。当代文学史上的许多事件远未澄清。零散的回忆文章不是使这些历史事件清晰了，而是使这些历史事件变得更加复杂，更加耐人寻味。面对这一事实，我们的“当代”文学史学者有必要展开一项系统的史料梳理工程。目前，我们急需要一部高质量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史资料丛编》，对“当代”中国文学史大事件进行系列考订，它应该是一个事件的编年史。
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写出若干专题史论著，如“文代会”史，“文代会”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一个重要线索，它是中国当代政治和中国当代文学联系的一个有形纽带，是我党对文艺战线实现思想领导、组织领导的具体形式，非常具有中国特点，现在我们的当代文学史也讲“文代会”，但是大多只是停留于历次“文代会”有形的一方面，对“文代会”无形的一方面涉及甚少，我们的大多数治史者已经意识到了“文代会”对当代文学重大的影响，但是对这种影响的隐性方面认识不足，因而也研究得不充分，我设想是有否可能写一本以“文代会”为时序线索的“当代”中国文学史，这未尝不是一种思路。再如“批判史”，当代以来，中国文学经历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对胡凤文艺思想的批判、对“丁玲等反党集团”的批判、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对“文艺黑线”的批判、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批判等等，都值得我们认真地回顾、反思，不是要评判历史的对与错，历史不可假设，不可重复，以史的方法来研究当代文学与以批评的方法来研究当代文学之所以不同，其中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此，史的视角蕴含了更为纯粹的知识兴趣，不是为了纠缠历史事件的对与错，而是要看它发生之前的先兆与预期、发生之中的控制和失控、发生之后的收缩与延伸，之所以是史的研究，主要的任务就在于建立这种预期与收缩之间的可以证明的联系，用“史”的方式将文学进程有机地沟通起来。
三
新时期以来我国的古代文学史写作获得了较大成绩，中国现代文学史撰述领域也涌现了一大批成果。比较起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方面，主要的成绩集中在批评。批评方面可以说非常活跃，80年代，随着一批杰出学者的复出，方法热、美学热的兴起，90年代随着一批年轻的新生代批评家的出现，后现代主义批评的引入，批评家们的视野扩大了，思路开阔了，文学批评成了当下文学研究最富生机、最富活力的部分。当代文学史方面也有张炯的《新时期文学格局》，洪子诚、刘登翰的《中国当代新诗史》、朱寨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等出色论著出现，但是，更多的“当代文学史”是为了大学的教学需要进行的集体编著，那种以个人之全力集中于治当代文学史，从而拿出资料翔实、论述切要、自成一体的个人当代文学史通史著作的文学史家还不多。
我们的当代文学史家队伍还没有形成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史领域那种健全的梯级化的结构，知识结构、能力结构存在欠缺，这主要是当代文学史家队伍的年龄结构不合理，在古代文学史和现代文学史领域起支撑作用的中、青年骨干队伍在当代文学中撰述方面还不成气候，当代文学史领域缺乏现代文学史领域诸如杨义、钱理群、陈思和、王晓明等这样一批中青年学人。当代文学研究中的中青年学者大多集中在文学批评方面，批评方面蔚为大观，史撰方面缺编严重，这是当代文学史撰述面临的不可回避的现实。
这使当代文学史撰述产生极端依赖批评概念的局面，例如对新时期文学史的书写，基本是以当时的批评概念来结构的，没有摆脱批评思维。这种以批评思维代替历史思维的状况是当代文学史撰述的一个重要症结。我们的当代文学史写作习惯于用批评的思路，用将作品归入某个运动（如新写实文学、先锋文学、新现实主义文学、后现代主义文学等等）或者归之于某个时期共同主题之下（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改革文学等等）来对文学作品进行定性研究，进而衡量其价值，将文学史变成了作品分类学、作家估价学，这是一种典型的批评思维。文学史思维必须确定一种历史理解力，这种理解力促使我们在某个作品的形式和内容中看到它的前历史遣存，也看到它的后历史预指，将这种遗存和预指之间可以发现的联系作为理解力的标准。它不仅要我们看到作品表层结构所意旨的那些东西，它同时还（在经过了一定的历史积淀之后）要我们看到它的深层结构，如在人物塑造方面的“卡里斯马”型构，在情节设置方面的“二元矛盾”型构等。当代文学史撰的中心应该集中在这些方面，在更为广阔和更为深层的方面将文学史现象结构起来。
这里，一个紧迫的课题是文学史观念的变革。首先是要改变人们“当代不宜写史”的偏见。中国当代文学已经经历了近50年的发展，它已经超出中国近代以及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年限的近一倍，在创作的量上、质上都出现了可观的成果。但遗憾的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撰述并没有因此而引起学者们的充分兴趣，治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学者在完成了他们的现代文学史研究计划之后，许多人向前延伸，将视野转到近代和古代文学方面去了，却很少有专治古代文学或专治现代文学的学者转到当代文学史撰述方面来的。这一方面固然有思维模式隔膜，难以转型的问题，另一方面可能也有“当代没有学问”的偏见在起作用。经过近半个世纪的积累，中国当代文学史撰述的学术性已经非常充分了。而更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必须有什么样的史观，史观的转型已经迫在眉睫。但是在当代文学史领域似乎注意到这一问题的人还不够多，这些年文学史学的研究已经渐渐地成为一个热点，不过大力呼吁文学史学研究的却无一例外地是古代文学史和现代文学史方面的专家，当代文学史研究方面的学者对此似乎重视不够。但很明显的是当代文学史研究领域也存在一个史观模糊不清，缺乏史哲学意识的状况。一支高素质的当代文学史家队伍必须由经过充分反思的文学史哲学思想来武装。
四
以往我们一直以为文学史学科并没有它自己独立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问题，因而也不需要建立它自己独立的学科哲学，这是不对的。英国哲学家沃尔夫认为历史学研究领域里存在着令人惊异的混乱，其主要的问题就在于历史研究必然要预先假设某些哲学的前提和观点，而这些哲学的前提和观点却往往被历史学家认为是当然而无待检验的，有如几何学中的公理那样，然而自然科学有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即有关自然科学的认识论与方法论的问题，历史学也有它的思想方法与认识论的问题。沃尔夫的这一说法完全适用于中国当今的文学史研究现状。今天，我们完全有必要反思那些支配我们文学史研究的先入思想，揭示那些潜藏于我们文学史的基本用语中，影响着我们对这些用语的使用，渗透到我们的文学史信念、分析判断等行动里，并进而融含在我们的结论里的假设条件。这个“假设条件”又可以分成两个层次，一是文学史观的层次，例如在当代文学史研究中，我们极有必要对反映论文学史观、进化论文学史观、人本主义文学史观等进行一个认真的清理。二是文学史操作理论的层次。这是对文学史治史方法前提的反思，有“文学史理解方式研究”、“文学史叙述形式研究”、“文学史写作图式研究”等一系列问题。
我们的当代文学史家们似乎较少思考“什么是文学史”、“文学史认识何以可能”等问题，过于直接地沉浸在文学史的细节中，因而我们的文学史著作多有充实的细节，但是缺乏总体把握上的思辨感、体系感、整合感。我认为文学史不应是描述的，或者不应仅仅停留在描述的层面，而应是反思的。“描述”是一种概括化活动，它是对历史素材的确认，而“反思”则是一种个性化活动，它是对历史素材的批判。“描述”是对历时性的确定，而“反思”则是把历时性的历史素材与时代精神结合反映为共时性。“反思”的历史是将历史阐释建立在现在时的语境之中观照其意义的，它受制于时代及主体倾向性，是变化的、多向的。
我们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提高文学史的审美属性。对文学史沧桑演历进行深切反思，一个文学史家必须发挥他自己的审美观点，守护自己通过文学作品获得的真切体验，将强烈的历史意识、审美意识投射到作品中，将文学史材料转化为一种诗意经验，使文学史既有思的力量与坚硬，又有悟的通灵与柔软。文学与文学史是两个不同的范围，将他们区别开来加以辨认无疑揭示了文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但是我们过去似乎过分强调了它们在认知方式上的不同，将感性观照和概念认知的区别绝对化，片面地强调了文学史认知的概念性，而没有注意到文学史认知作为一门历史学科它的对象和一般历史学是不一样的，过去我们将文学史理解成单纯地求“善”或者求“真”的历史，就是这种偏见的结果。文学史作为一门历史学科，它和一般的历史学科有什么不同？文学史除了是人类在精神上求真的历史、求善的历史，同时它还更是人类在精神上超越真和善，寻求美的历史，过去我们的文学史研究对文学的这种超越性认识不足，对文学的“求美”特质是隔膜的，这是“概念认知方式”对“感性观照的方式”的隔膜，在那里文学首先是因为“一种内容、目的、意蕴”这些以“概念的方式”同样可以达到的认识进入文学史的。
当代文学史研究领域这种现象尤其严重，目前的主要当代文学史写作体系几乎无一例外是以主题来结构的，文学的发展被设想成是“有用的”和走向一个事先就存在着的“真理”的过程，文学史被当成了某种观念（政治观念——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等概念，文化观念——寻根文学、市民文学、都市文学等等概念）实现的历史。文学的审美性本身在文学史中处于极端虚弱的状态。这种文学史其实对文学是隔膜的。文学史认识其实并不是为了确认历史的实用意义，而是为了使文学历史的审美意义得以建立并当下化。当文学史研究放弃了那些概念原则时，对历史作出价值判断就不像我们过去所习惯的那样轻而易举，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必要了，文学史的任务不是为了寻求文学发展的某种机械先验的规律，而是企图透过对文学的认识，对人的社会、人的生活、人的内心作广泛的理解，它是一种诗意阅读经验的展布和再临，一种历史中存在过的审美体验的再发现。这样的文学史正如狄尔泰所说，是借助某种内心直观即某种心理经验和理解来实现的，更多地与个人的精神活动有关，它应更多地向文学史家个人的审美体验开放，向文学史家的个性化的理解和解释开放。
传统文学史治史思维和文学作为审美存在的审美性多少有些隔膜。现在，我们进行当代文学史学科建设有必要对之进行反思。文学是个体生命激情的喷发与汹涌，是感情的沉醉和迷狂，是理性束缚与文明浸淫的解除，是生命冲动与创造的飞扬状态，是直观苦难，超脱人生，向往永恒，在深刻的体验中结束无生气的贫困与懦弱，获得激情、生机、解放的状态。文学史必须反映文学在人类精神历史中的这一重要意义，文学史应当是一种诗化哲学、诗化史学，将审美状况作为一种历史过程揭示给当下，必须避免“将形而上的冲突拉回到仅仅是历史的冲突”的缺憾，真正抓住历史背后人的审美生命的涌动，也只有如此，文学史的研究才能沐浴在现代人文精神的不朽光辉之中，放射出博大的历史柔情与悲悯，文学的情爱与通灵、历史的悲悯与智识、哲学的宏阔与沉思，三者一体。
在文学史观层次，尤其要重视反思机械反映论史观、抽象人本主义史观、政治实用主义史观给以往文学史研究带来的负面影响、建立以“理解”、“解释”概念为核心，以文学史家主体为中心的文学史方法论学说，进一步提升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学术品位。当前，建立一门文学史学已经迫在眉睫，每一门成熟的学科都应有它自己的哲学。中国当代文学史学不仅应包含对中国当代文学史学科典型概念和模式的阐释，而且还应对当代中国文学史学科独有的论辩形式、论据收集和写作程式进行批判性讨论，使我们的文学史研究的性质、任务、目的、方法、意义等得到重新的检视，使我们的当代文学史研究建立在更自觉的文学史观念和方法的基础上。
在世纪末谈论“当代文学史学科建设”问题，已经到了问一问我们这个时代是否拥有一种与时代智识同步的文学史观的时候。笔者认为，这个问题今天提出来比什么时候都显得重要。在世纪之末回首中国当代文学走过的曲折道路，我们的心中如果感到通亮，那将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我们超越前人的犀利目光，它，也只有它能引导我们穿越历史表面的重重迷雾，使我们真正地能够接近历史的核心，理解我们的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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