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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前的“文化大革命”已成为历史，30年前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也成为了回忆。但是，这场在30年前席卷整个中国大地的上山下乡运动，不仅影响了2000多万知识青年的一生，而且冲击了这2000多万知青的父母、家庭、学校以及周围的社会。可以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像一道狂飙，在中国历史的平面上轧出了深深的轨迹，永远不可磨灭。这道轨迹，蕴涵着多少辛酸、多少血泪，又留下了多少经验和教训啊！
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渊源
作为一场震撼中华大地的大规模青年运动，上山下乡的产生并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社会渊源的。
从50年代开始，我国就出现了城市中小学毕业的青年学生志愿去山区、农村、边疆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举动。例如，1955年8月9日，北京郊区五名青年杨华、李秉衡、庞淑英、李连成、张生向北京团市委提出要求发起组织北京市青年志愿垦荒队的申请，北京团市委批准了他们的请求，组织了一支60人的垦荒队。当时，以胡耀邦同志为首的团中央书记处肯定了他们的爱国热情，鼓励他们勇往直前、战胜困难。同时又指出，组织大量的高小、初中毕业生到边疆去的条件还不具备，他们大多数家庭在农村，应在自己家乡为社会主义出力。1956年1月21日，团中央派专人到浙江温州，向在大陈岛开荒的200名青年组成的志愿垦荒队赠送了题有“建设伟大祖国的大陈岛”的锦旗，并宣读了团中央的祝贺信。
1956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写道：“城市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去参加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在这里，把城市中小学毕业生称为知识青年，把去农村参加农业生产的行为归纳为“下乡上山”。这是党和政府的文件中，第一次提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概念，这也成了知青上山下乡开始的标志。
知青上山下乡并不是人为强制而行的，它是与一定的历史条件、历史因素相联系的。
50年代中期，国家还不可能马上就完全解决城市中的就业问题，家在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生一部分人的就业问题有一定的困难，而农业生产对于中小学毕业生的容纳量却是巨大的，全国合作化光会计一项，就需要几百万人，因此毛泽东在1955年9月《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一个按语中发出号召：“组织中学生和小学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以到农村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1957年4月8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也明确指出：“从事农业是今后安排中小学毕业生的主要方向，也是他们今后就业的主要途径。”
60年代，单一的经济体制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日益突出，劳动就业的出路越来越窄。另外由于长期忽视计划生育，使我国人口呈几何比例上升，城市人口积压，就业的问题更是积重难返。同时，60年代我国又连续出现灾荒年，我国经济进入了空前的困难时期，再加上中苏关系开始恶化，苏联的援建项目陆续下马，必然决定要大量裁减职工。苏联又催还贷款，致使我国经济出现低谷。面对如此的内忧外患，党中央针对具体国情，为了解决我国人口多、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为了缓解城市的压力，知青上山下乡作为一项在全国范围内有组织有计划开展的长期工作被确定下来，随着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这一作法逐渐成为调节城乡劳动力的重要一环。
所以，知青上山下乡是我国单一呆板的经济体制所决定的，如果不理顺经济关系，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允许集体所有制和个体经营与全民所有制同时并存、广开就业之门，即使不发生“文化大革命”，知青上山下乡的作法仍然要产生。
总的说来，1955年—1966年这段时间的知青上山下乡工作做得还是比较稳妥的。党中央是在结合国情探索一条就业门路，知青的思想也是比较安定的。从1962年秋到1966年夏，4年共计下去知青129万，它适应了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的要求，减少了城镇人口，支援了农业生产和边疆建设。在这些知青中，有一些是主动响应党和国家号召，放弃了升学、就业的机会，立志从事农村和边疆建设的青年。他们在知识青年建设农村和边疆的事业中，起到了开拓者的作用，是有志青年学习的榜样，比如全国闻名的回乡知青徐建春、吕根泽，城市下乡知青王培珍、邢燕子，还有在改造低产田等方面作出显著贡献的江西知青宋喜明、“自己找艰苦的路走”的天津知青赵耘，放弃留京、主动下乡的北京知青侯隽等，他们闯过了思想关、家庭关、劳动关、艰苦生活关和社会舆论关，成为知青参加农业劳动的开路先锋，作出了贡献、锻炼了自己。
“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发端于红卫兵运动
1966年3月底，毛泽东与康生、江青、张春桥谈话，说：“我向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应运而生，红卫兵就是这些孙悟空，他们在接踵而来的“文革”中大闹中国，直至天翻地覆。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表了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并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1966年5月25日，聂元梓的大字报在北京大学出笼！
1966年5月29日，清华大学附中的一些学生聚集圆明园，成立了第一个红卫兵组织。他们以“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为指导，打着“造反有理”“反对走资派”的旗号，与各地党团组织对立。这一天，是红卫兵的诞生日。
1966年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送了聂元梓的大字报，“文革”开始！
1966年6月2日，正式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出笼，红卫兵开始活动。
1966年8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清华大学的红卫兵向他们“表示热烈的支持”。从此，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遍及全国。
自1966年8月18日起，毛泽东还在天安门8次接见全国各地来京的师生和红卫兵，共1300万人次，全国停学、停产搞大串联的人数以千万计，使“红卫兵运动”达到高潮。
但是，在文革转向各级政权的重建过程时，红卫兵因受年龄、资历、身份等局限，特别是中学红卫兵，无法在各级权力机构中，特别是在地方政权中担任角色。因此，当工人造反队伍登上文革舞台时，命里注定只能当过河卒子的红卫兵只好将帅印交给了工人老大哥，红卫兵运动开始走下坡路。
1967年5、6月起，全国武斗四起，红卫兵也陷入了盲目的武斗大战中，使毛泽东大为恼火。1968年7月28日凌晨，毛泽东召见了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五大红卫兵领袖，十分生气地教训他们：“文化大革命进行两年了，你们现在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你们搞武斗，你们脱离工人、农民、战士、学生大多数。关键你们分为两派，搞武斗，现在轮到你们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不要脑子膨胀，甚至全身膨胀，闹浮肿病。谁如果再破坏交通、放火、打解放军，不听劝告，谁就是土匪，国民党，就歼灭！”
从毛泽东的呵斥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红卫兵的厌倦。孙悟空捣蛋了，唐僧就会念紧箍咒。当时，毛泽东已开始考虑如何处置他手下这帮“孙悟空”了。
当时，大学停止招生，各个行业劳动力饱和，无力招工。1967年11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关于教育革命的指示》，使大批学生留在校内闹革命。66、67、68三届学生积压达1000多万人。1967年12月22日，教育部在给党中央的情况反映中说：“毕业生不分配出去，新的学生进不来，而今年毕业生和招生人数又比往年多一倍以上，这不仅涉及教师和校舍问题，而且还需解决这些学生是一批毕业出去，还是分批毕业的问题”。红卫兵的出路问题，已是刻不容缓。
就在这时，一批北京的红卫兵于1967年10月上旬自发组织去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插队落户，开创了红卫兵上山下乡的先例，但未形成全局性的红卫兵上山下乡运动，但是，这种行为给毛泽东安置这些红卫兵提供了思路。
1968年4月，毛泽东在黑龙江省革委会《关于大专院校毕业分配工作的报告》中批示：“毕业生分配问题是个普遍问题，不仅大学、且有中小学”。要求各部门、各地方、各大中小学面向农村、边疆、工矿、基层，即“四个面向”，及时做好毕业生的分配工作。
但这“四个面向”在当时整个国民经济出现全面衰退、绝大多数工矿和基层无法招工的形势下，实际上只能面向农村和边疆。1968年12月，毛泽东发出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于是，全国掀起了知青上山下乡的热潮。一度震撼全国、轰动全世界的红卫兵运动被轰轰烈烈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所代替。
上山下乡运动自始至终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
首先，在指导思想上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为理论依据，把知青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作为反修防修的一项必要措施，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要途径，从而达到知识青年的革命化。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一项政治运动，毛泽东认为通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可以改造、重塑一代青年，以防止修正主义在他们中间产生。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曾经预言：“中国和平演变的希望在中国第三代、第四代身上”。因此，毛泽东在培养接班人、教育下一代的问题上格外小心翼翼。毛泽东认为，如果中国产生修正主义，那么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就是温床。要防止修正主义，最重要一条就是要知识分子劳动化，以达到缩小社会主义条件下各阶层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差距，最终实现消灭三大差别。这种打破传统格局，实行生产劳动与上层建筑成为一体的思想就是毛泽东在“五七”指示中指出的，要把全国各行各业都办成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的“大学校”的全新构想，要求学生“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
这一想法体现于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中就是使知青通过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同农民在生活、文化等方面逐步同化，不断缩小三大差别的倾向。因此，在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一味地强调在艰苦的环境中改造世界观，不切实际地将大批知青下放到生产和生活都很差的地方，吃菜、用煤都要从原动员城市运去。国家、单位、家长平均每年为一个知青花费上千元（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终因负担沉重最后不得不全部撤出，另选地区安置。这种浪费财力和物力人力，为政治目的而一轰而上的作法，使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蒙上浓厚的政治色彩。
其次，在方针政策上，毫无长远规划，各地区不问具体情况，把知青上山下乡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来抓，一轰而起，缺乏整体部署，致使知青工作越来越窄。
据统计，1968年到1973年6月，全国就有800多万城镇知识青年到了农村，但是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加上林彪、“四人帮”的破坏，知青工作暴露了许多问题。很多知青在生活上长期不能自给，在口粮、住房、医疗等方面存在一系列困难。问题不断反映到中央。1973年，毛泽东复信福建知青家长李庆霖“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但是，这个“统筹解决”直至毛泽东逝世，也未能解决。各地为了完成政治任务，制定了许多主观随意性很强的土政策，使知青工作的方针政策完全处于混乱状态，导致知青上山下乡工作完全陷入了一种“跟着感觉走”的困惑迷茫之中。
再次，在方式方法上搞一刀切，采取了极端的绝对化做法。在当时宣传动员工作上，无限拔高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意义和作用，1968年12月25日《人民日报》甚至载文把下不下乡作为衡量一个青年革命不革命的标准和对毛主席革命路线“忠不忠”的政治态度问题，舆论上造成了强大的政治压力。在动员方式上采取粗暴的强制手段，对动员对象或办学习班，提高认识；或注销城镇户口；或停发父母工资（1973年以后政策和方法有所改变），严重挫伤了广大知青及家庭的积极性和自尊心。
总而言之，处于十年动乱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正如北京市革委会1969年1月25日《关于知青和城镇居民上山下乡工作中几个问题的通知》中明确指出的那样：“各级革命委员会和安置机构，在上山下乡工作中，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自始至终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
毛泽东和知青上山下乡运动
勿需讳言，毛泽东对于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他是这个悲剧性运动的总导演。知青上山下乡政策的出台，并不是代表中国共产党集体的一项成熟的政策，而是较多地反映出毛泽东的个人意志及其观念。从这个意义上讲，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毛泽东的晚年失误之一。
从毛泽东与知识青年和知识分子的关系上看，毛泽东对知识青年和知识分子有一个“信任—疑惑”的过程。
1957年11月在莫斯科，毛泽东对那里的留学生极尽赞美之词，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世界是属于你们的，中国的前途是属于你们的。”显而易见，当时毛泽东对知识青年和知识分子是相当信任而且寄于厚望的。
但是，双百方针和大跃进的失败使毛泽东对自己有点缺乏信心，他越来越意识到中国社会的革命化进程要很长时间才能实现。因此他对中国青年加强了意识形态方面的教育压力。在1959年以后的数年中，毛泽东寻找越来越多修正主义迹象的趋势表明，他对未来领袖的素质忧虑日深。到1964年为止，革命接班人的问题很少出现在中国的报刊杂志上。在共青团九大上，胡耀邦披露了困扰着领导阶层的疑惑：“因为他们（指青年）生活在和平和稳定环境下，这很容易使他们对和平和稳定环境产生一种虚假的幻觉，因而追求悠闲、保险的生活。因为他们没有经过革命斗争的严峻考验，所以对革命的复杂性和实际要求缺乏理解。”
毛泽东对知识青年和知识分子的困惑在1965年他接见埃德加·斯诺时表露到了顶点。毛泽东说：“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将革命推向共产主义，另一种可能性是年轻人否定革命，演出可悲的一剧；和帝国主义和平共处，使蒋介石的残渣余孽打回大陆，或让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仍保存国内。当然我不希望出现反革命。但是未来的事只能由未来的一代所决定，而且将来的事谁也无法预测。……今天的年轻人和他们的后代会用他们的价值观来评价革命工作。……一千年后我们所有的人，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有可能显得相当滑稽可笑。”
另外，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疑惑还表现在他对知识分子那个著名的“皮毛论”上。他说：“现在知识分子附在什么皮上？是附在公有制皮上，附在无产阶级身上。谁给饭吃？就是工人、农民。”在这里毛泽东把知识分子指为只能依附在那张皮上的毛，就是说毛泽东把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看成了“源”与“流”、“体”与“用”的关系。早在1921年，毛泽东在创办湖南自修大学时，就在《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第23条中指出：“来大学学友为破除文弱之习惯，图脑力与体力之平均发展，并求知识与劳动力两阶级之接近，应注意劳动。”可见，毛泽东早就有“劳动分子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的初衷，只不过在文革时走了极端。毛泽东在1964年2月13日春节谈话中说：“要把唱戏的、写诗的、戏剧家、文学家赶出城，统统轰下乡，分期分批下放到农村、工厂。不要总在机关，这样写不出东西，你不下去就不开饭，下去就开饭”。尽管这番话是针对文艺界，但是实质上反映出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一贯态度。
正是由于毛泽东对知识分子和知识青年有这种疑惑态度，因此他对知识分子亮出了“五七指示”，对知识青年发动了上山下乡运动。
知青：流过血泪的太阳
毛泽东赞誉青年是太阳，而作为上山下乡运动主角的知青，应该说是一代流过血泪的太阳。正因为他们受过磨难、流过血泪，因此，他们是一代放射特别光芒的太阳。
习仲勋同志说过：“从动乱中走过来的一代青年，受到过毒害和创伤，也得到了其他时期所得不到的磨炼。”这里他讲了两个方面的结果，即伤害和磨炼。
知青受到的伤害是无与伦比的。政治上，他们受极左思潮的毒害，正如报告文学家徐迟所言：“文革把正直的人改变成了政治的人。”例如1974年春，“批林批孔”运动蓬勃开展，《人民日报》出现了“坚决打退资产阶级右倾翻案回潮”的大黑标题。黄帅、张铁生、白启娴等“英雄人物”粉墨登场。内蒙古兵团知青王亚卓很正直地给黄帅写了批评信，不料却遭到了席卷整个内蒙古兵团的批斗。许多知青不理解，只好昧着良心参加了批斗会。
生活上，许多知青长期不能自给，在口粮、住房、医疗等方面存在一系列困难。另外，知青受到歧视、打击和污辱的事也时有发生，黑龙江兵团二师十六团团长和参谋长合伙奸污几十名女知青就是一例。周总理很气愤的说：“这不是我们的团长，是国民党的团长”，这两名罪犯后被枪毙。
学习上，知青完全被耽搁，使我国的教育和人才培养出现了断链。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开始后，大部分青年到了农村、边疆，有的地区因初中毕业生全部上山下乡，停办了高中，一些地方，大批在校的初、高中一、二年级学生，也随毕业生到农村去安家落户了。当时全国又盛行“读书无用”“读书吃亏”的思想，许多学生丧失了学习积极性，大部分知青的文化程度至多相当于初中毕业生。
但是，知青们在伤害的血泪中也受到了磨炼。政治上，他们成熟了，分析、解决问题的立足点高了、眼光远了；生活上，他们为人处事老练多了，“自立、自强”成了他们生活的座右铭；学习上，他们很惋惜逝去的时光，十分珍惜返城后的学习时光，取得了很好的学习成绩。例如：在八十年代中期，美国哈佛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中属于“知青型”的就近一半，至于在新时期文学史上，知青作家更是崭露头角。
因此，知青们对自己这段经历十分珍视和难忘，原内蒙兵团一位北京知青说：“我对上山下乡这条道路一点也不后悔。只有在这条道路上，我才体会到了劳动人民脸上皱纹里的艰辛，才知道他们肚里装的是什么。也正是在这条道路上，我由一个骄傲自负的中学生锻炼成为一个自愿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老农工，我认为上山下乡政策是符合中国国情的。”1989年11月5日，原内蒙兵团2师12团的北京籍知青欢聚劳动人民文化宫，共同回首往事，尽管他们对生产建设兵团的功过是非有争议，但是他们永远忘不了那段充满血泪、却不畏艰苦的拼搏岁月。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
30年前“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不能简单地因彻底否定“文革”而遭否定，也不能因为知青上山下乡不是“文革”的产物而得出应继续坚持这种做法的论点。
作为“文革”主帅的毛泽东在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中扮演了总导演、总设计师的角色，尽管他在后来感到了运动中存在许多问题，但终因力不从心，未能统筹安排、解决问题，致使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以悲剧告终。
作为这场运动主角的2000万知青们，在这场运动中受到伤害，同时也得到了磨炼，上山下乡成了他们血泪浸泡、永不磨灭的记忆。
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后果是不幸的，它给国家、社会、农村、知青诸方面带来不满意。
单一的经济体制不能解决劳动就业问题，才使上山下乡不得不出台。
历史如烟云般逝去，历史也如金石镂刻般长存。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已成了历史，但它留下的思索、史训却永远成不了历史。
历史是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