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素流动结构与全球经济再平衡_产业转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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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要素国际流动的结构分析,有效地揭示了经济全球化的推进过程与全球化经济的运行特征,揭示了当前全球化经济不平衡的成因,并启示着走向全球化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一、要素流动的结构与经济全球化的生产布局

随着20世纪70年代起跨国公司的崛起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快速增长,世界经济的特征发生了变化。国际直接投资在全球流动的过程中,与之一起流动的还包括技术、人才、品牌、营销网络等生产要素。以跨国公司为主体、国际直接投资为载体的要素流动成为了世界经济运行的本质特征,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经济的运行方式和发展格局。生产要素从流动状态上可以分为易流动要素(包括货币资本、技术、品牌、管理方法、营销网络等)、不易流动要素(包括一般劳动力)和不流动要素(包括土地、矿产资源等)。另外,从生产要素的形成成本、一定阶段上的供求关系以及分析时特定的时间空间三个层次上,把要素分成高级要素和低级要素,这种等级差异既表现在不同要素间也存在于同种要素间。①要素的等级能通过其获得的附加值和流向表现出来,一般情况下高级要素附加值高、易流动,低级要素获得附加值低、不易流动或不流动。迈克尔·波特将生产要素分为初级生产要素和高级生产要素,初级生产要素是指天然资源、气候、地理位置、非技术工人与半技术工人、融资等;高级生产要素则包括:现代通信的技术设施、高等教育人力(如电脑科学家和工程师),以及各大学研究所等。一个国家的生产要素中只有极少数是先天得来的优势,绝大多数需要长期技术开发,而且所需的投资情况又有很大差异。初级生产要素在竞争优势中的重要性在减弱,高级生产要素的重要性在加强。这里的高级生产要素、初级生产要素即和高级要素、低级要素有相近之处。稀缺性决定了要素的相对价格,在现实经济中生产要素往往处于不平衡分布的状态,发达国家拥有的高级要素相对集中,这些要素在新兴和发展中国家则是稀缺的、昂贵的。但是,逐利的驱使加上高级要素的易流动性,使得这些要素具有天然的跨国流动动力。国际直接投资的本质,是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货币资本、技术、品牌、管理方法、营销网络等生产要素随着跨国公司的国际直接投资活动进行跨国流动。在要素的国际流动中,总体特征是高级易流动要素向低级不易流动要素所在地区和国家流动,低级要素充裕国家成为高级要素流入的集聚地。这种流动形成了三个层面上的结构特征:

一是国家结构,即国家综合要素结构②,要素流动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流动为主,特别是向实行开放型发展战略和国内市场化较快的国家流动,使后者形成高速增长并以出口拉动本国经济的发展道路。一国的开放政策是要素流入的前提条件,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世界经济非同寻常地融为一体,对外开放有利于发达国家高级要素的流入。这种流入改变了开放国的国家综合要素结构,同时,还会通过溢出、扩散效应影响该国的经济发展,因此,综合要素结构改变对一国经济的发展具有基础作用。根据《2012年世界投资报告》数据统计,2011年,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流出量为1.24万亿美元,占全球FDI流出量的73%。③另外,《2011年世界投资报告》的数据显示,2010年,发展中经济体的直接外资首次接近全球总流入量的一半,其直接外资流出量也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大部分资金流向其他南方国家。④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近年来FDI的流入量在不断上升,如图1所示。随着FDI的流动变化,发达国家的高级易流动要素和流入国的低级不易流动要素相结合的同时,各国的综合要素结构也发生了变化。流出国由于高级要素的转移引起相关产业的劳动力、技术、资本等得到释放,间接优化了国家要素结构,流入国则由于高级要素直接优化了要素结构。罗伯特·吉尔平(1987)指出:“通过技术转让和知识扩散,霸权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所必要的技术和专门知识。”实际上这种扩散效应即是高级要素通过跨国公司的国际直接投资从发达国家流向新兴国家的过程。世界银行统计表明,2007年,美国的劳动力构成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占61.1%,墨西哥为17.3%,巴基斯坦为24.2%;美国每百万人中的研发人员平均数为4673、德国3535、巴基斯坦160、中国1077。⑤发达国家人才在劳动力中的占比较高,研发人员的比例也较高,说明它们拥有更多的高级要素。相反在总劳动力数量上,中国、印度、巴西等国家比美国、德国、法国等发达国家有明显的优势。如果将世界经济比作一个圆环,发达国家位于环心,向外依次是新兴经济体、发展中国家,那么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是高级要素从环心向环外扩散的过程。

二是产业结构,在生产要素国际流动的同时,产业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传统产业而不是新兴产业出现大规模国际转移,传统产业生产向部分新兴经济体集聚,同时前一轮产业革命进入后期,发达国家出口能力下降。根据经济周期理论中的康德拉基耶夫周期理论,大约每五十年世界经济出现一轮繁荣衰退的长周期。从20世纪80年代起的经济繁荣在次贷危机后开始转向,以信息技术为特征的产业革命进入了后期。在传统产业转移而新兴产业没有形成出口能力的情况下,发达国家出口能力下降。这种转移类似于弗农(Vernon)提出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发达国家的成熟传统产业的产品生产转移到新兴国家,这些产业转移是伴随着跨国公司的投资行为,是一种主动式的要素组合,是和各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相适应的。另外,某些具有污染性质的传统产业由于受发达国家环境标准的限制被迫转移到新兴国家。比如,家电业、炼钢产业,前者由于产品在发达国家步入衰退阶段而后者由于污染严重转移到了新兴国家。因为跨国公司的投资目标是获得利润,当传统产业在发达国家需要的成本大于新兴和发展中国家的时候,将其转移出去就是适宜的。并且,新兴和发展中国家具有传统产业所需要的土地、一般劳动力、能源等不易流动的生产要素。相反,新兴产业更多的需要资本和高级技术人才,而这些是新兴和发展中国家所稀缺的,新兴产业转移出去缺乏进一步发展的“土壤”。美国经济学家森(Sen,1984)认为,劳动力密集部门的比较优势过去曾是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源泉,现在迅速转移到新兴国家并为其提供了出口机会。但是,伴随着传统产业的大规模国际转移,要素流入和流出国的产业结构发生变化,新兴经济体出现了传统产业占主导的结构,而发达国家则以服务业占重要地位。当前,国际贸易中仍然以传统产业的制造品为主,发达国家的出口能力出现了下降,世界经济凸显了贸易失衡。例如,根据统计数据显示,在1978年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对外出口以初级产品为主,初级产品占出口商品总值的比例在50%以上,1978年初级产品出口占中国出口的53.5%,工业制成品出口占46.5%。1990年,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比重转变为25.6%和74.4%,工业制成品在出口产品中的比重大幅提高。⑥

三是分工结构,以形成价值链分工方式的要素流动,形成东道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加工贸易或传统产业的品牌化生产等的生产能力与出口贸易。在价值链分工中,发达国家处于价值链的高端,新兴国家处于低端。在要素国际流动的过程中,发达国家的高级要素流动到新兴国家能够形成东道国的高新产业加工贸易。另外具有知名品牌的跨国公司通过在东道国其他代工厂生产后贴牌销往全球,也形成了出口能力。这里的要素流动不是带动整个产业的转移,只是产品价值链的一部分转移到东道国使世界的分工结构发生了变化。全球价值链分工打破了传统分工的国家边界,突出了跨国公司在国际分工和贸易中的主导地位,推动了国际分工主体由国家向企业过渡。企业竞争优势与国家比较优势发生了分离,企业的竞争优势不仅是来源于一国的比较优势,而是世界各国的比较优势。跨国公司的投资行为带来的要素虽不是东道国所有,但却可为东道国所用。在要素国际流动的过程中,东道国以其特有的禀赋优势参与到全球的价值链分工中,也改变了本国的要素结构。同时,一方面由于存在“干中学”效应,另一方面由于流入产业的获利效应导致东道国其他企业的效仿,这些都有利于东道国发展高新技术加工贸易,从而提高东道国在分工结构的地位,改善价值链分工。世界经济的分工结构从中心—外围阶段、垂直分工阶段、水平分工向要素合作阶段深化,新兴国家集聚了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品牌、人才、跨国生产经营网络等,这些国家的出口成为了全球要素组合。比如,可口可乐的配方在美国而灌装基地遍布世界各地;麦当劳、肯德基依靠其品牌在各国生产出不同口味的产品;丰田的研发基地在日本而组装工厂分列在中国、墨西哥、巴西等国家。

要素流动的结构在变化的同时也改变了经济全球化的生产布局。新兴和发展中国家成为了传统产业的中心,发达国家主要发展新兴产业。在全球的生产布局中,发达国家是高级要素的所有者,获取了较高的收益,而主要的产品出口国却获得了较少的收益。虽然这种布局和收益是不平衡的,但是整体上却推动了世界经济的进步。

因此,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条件使新兴国家从根本上改变了发展战略,既不是采用发展本国比较劣势产业的进口替代战略,也不是采用发展本国比较优势产业或扶持比较优势产业的出口导向战略,而是以引进外资拉动出口弥补外汇和资金双缺口的“规模型出口拉动战略”,可以简称为“出口拉动”,而非出口导向战略,不是通过若干产业的进步拉动结构进步式的发展。传统的发展经济学将出口导向和进口替代作为落后国家发展的两种模式,这两种模式都是从产业的角度上,通过发展相关出口产业或者进口替代产业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出口拉动”通过引进外资解决了缺外汇和缺资金的双缺口,并且在拉动经济层面上不仅指产业上的拉动,还是规模上、总量上的拉动。引进外资在扩大出口同时,也促进了东道国相关产业的发展。虽然相关产业有了改善,但是高级要素仍然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真实的产业结构进步并没有在规模扩大中实现。

并非所有发展中国家都能够有效实现上述发展,只有成功构建经济要素与全球化经济要素的国家才能实现要素流入式的发展。前者指无法计入企业成本但又对企业的决策产生重要影响的国内相关因素,在外延上其具体包括一国经济的市场化水平、市场规模、生产配套能力、要素的相对丰裕度、基础设施、区位因素、政府的经济管理能力等;后者是指一国的经济开放度、双边或多边的贸易投资协定等有利于推动全球化的政策和制度安排。因此,经济要素和全球化经济要素是生产要素国际流动的制度保障、必要条件,东道国只有采取相应开放制度并有国际环境配合才能成为主要出口国,才能通过“出口拉动”发展经济。

二、全球化经济的生产布局及其贸易效应

三层结构意义上的要素流动结构形成了三重生产布局与贸易流向效应,并成为决定着全球贸易不平衡的原因:

一是开放型的新兴和发展中国家实现迅速发展,其更快的市场化与生产率提升,注重出口的发展战略,加上廉价劳动力与资源环境低成本导致原本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更高的出口竞争力。采取开放型的新兴和发展中国家为要素流动提供了条件,跨国公司以降低生产成本为主要目标的战略使它们将高级要素迅速地转移到这些国家,使这些要素和东道国闲置的廉价低级要素相结合。这种结合和东道国在封闭条件下发展相比,不但有技术优势,还有管理优势,并且可以很快投入生产,激发出东道国内在的发展潜力,实现快速发展。中国改革开放后三十多年经济的高速发展,一定程度上即得益于外国直接投资使得资本、技术、管理等和中国的劳动力相结合形成出口加工贸易,“出口拉动”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许宪春等(2007)利用投入产出表统计分析中国单位出口对产出的拉动在2002-2007年有大幅提升。⑦根据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1980年,中国的工业制成品出口额是90.04亿美元,进出口总额181.19亿美元;2011年,与此对应的出口额是17978.36亿美元和18983.31亿美元,工业制成品的出口增长了200倍而进出口总额仅增长了105倍,其中机械与交通设备增长速度最快达到了1070倍。2011年,外商投资企业出口额为9952.3亿美元,超过了该年出口总额的一半。⑧

二是虽然传统产业生产地转移与集聚,但消费依然是全球性的,因而转入国必须出口。特别是转出国已经形成的相关产品消费需求通过转移获得低成本生产必然要求进口。产业转移总的来看具有两方面的效果:一是在短期由于产业转移,转入国之间会产生竞争,甚至恶性竞争;二是在长期随着转入国经济的发展,由于该国财富增加导致增加本国产品需求的同时,也增加对转出国新的需求。当前经济全球化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产业转移主要还体现在前一种效应上。要素流动带来的传统产业转移仅仅是生产的转移,由于产业转型是长期性的而消费具有刚性。新兴国家生产的产品必然是销往全球,而发达国家生产转出的同时需求并没有转出,因此必然是进口。据美国商务部统计:2012年,美国的进口品中工业用品额占进口总额的32%,其次为最终消费品占23%。据中国的海关数据统计,2012年,以进出口总值计算:美国、香港、日本、韩国、德国是中国的主要出口国或地区;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美国、德国是主要进口原产国或地区,出口方和进口方都为发达国家。

三是形成加工贸易大发展,发展中东道国进口零部件或委托生产加工,最后出口,其出口必然大于进口。当前的贸易不平衡是结构性的失衡,要素流动形成了新兴和发展中东道国成为加工厂,这种“两头在外,中间加工”的模式必然是东道国顺差,进口国逆差。例如,丰田公司将研发中心设在日本,而将汽车外壳、轮胎、玻璃等零部件的生产放在日本以外的其他国家,并在不同的国家设有组装厂进行出口。中国、墨西哥、埃及等都有丰田的组装车间,这些车间从世界各地进口零部件,然后组装出口或者销往国内。东道国在贸易中仅获得了加工费必然是贸易顺差。这种加工贸易形成的顺差是结构性的,不是汇率调整所能消除的。它依靠东道国的开放政策和经济禀赋以及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导致贸易不平衡不断扩大。

在上述过程中,要素流动有贸易创造与贸易替代的双重效应,两者都导致了贸易不平衡的扩大。贸易创造提高了东道国的出口能力,贸易替代则通过允许国内市场销售替代了东道国的进口需求,减少了总进口。

在产业向外转移后发达国家虽然发展起现代服务业,但向新兴国家出口服务有限,且服务贸易大量采用商业存在的模式通过市场准入进入对方国家。这类服务贸易由于没有统计在经常项目下不形成贸易出口,因此,当前的不平衡并没有完全表现出真实情况。并且,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后利润汇回有限,增大了东道国经常项目的顺差。因此,这几个方面综合起来,新兴国家的顺差在统计上呈扩大的状态而发达国家的逆差有所高估。

三、全球发展协调与后全球化时代的主题

要素流动的上述结构特征所导致的生产配置必然导致出口贸易增长的不平衡,这是全球化经济不平衡的成因。全球经济不平衡的表现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以下三点:(1)贸易的不平衡。以美国为首的多数发达国家持续贸易逆差和以中国为首的多数新兴和发展中国家贸易持续顺差;(2)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失衡。随着金融创新和金融发展,全球虚拟经济发展迅速,通过金融扩张拉动实体经济发展被扩大化,虚拟经济量和实体经济量以及两者的增长速度存在明显的失衡;(3)经济增长与资源不足。全球经济的快速增长追逐有限的资源造成了经济增长与资源供给的失衡。其中,贸易不平衡既是基本表现也对其他方面的不平衡有深刻的影响。新兴国家对外贸易快速发展获得大量外汇的同时金融并没有同步发展,外汇储备缺乏有效的投资途径而流回美国,美国利用其发达金融市场并将这些资金进行全球配置。在上述过程中金融的过度创新导致全球的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失衡。另一方面,这种贸易不平衡也带动了东道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是资源供给的有限性又使得其与增长之间出现了缺口。最后,贸易不平衡背后的基础动力是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要素流动的结构变化形成了传统产业从发达国家向新兴国家的转移。

因此,要解决当前的经济失衡必须从要素流动所导致的生产配置变化入手。首先,应对全球不平衡需要国际协调,但是当前应对危机的国际政策协调只能用于调节商业周期性质的总需求,并未针对危机的成因,因而是无效的。其次,汇率调整不能消除由全球化生产贸易重新布局构成的不平衡。加工贸易不可能是平衡的贸易,因而任何汇率调节是没有意义的。如果汇率要调整到新兴经济体一般贸易平衡并消除加工贸易顺差,那么新兴经济体的全部成本优势就将消失甚至成为劣势,传统产业转移就需要回流到发达国家,全球化产业转移就要逆转。这种逆转国际要素价格差的汇率必然严重背离国际价格比,而形成严重的汇率扭曲,导致资源错配,阻碍世界经济增长,不利于所有国家。

全球经济失衡是经济全球化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性现象。面对世界经济历史性进步中发展的不可持续性,积极的应对不是中止或逆转全球化,而恰恰应当是积极地推动全球化,以新一轮全球化实现世界经济的再平衡和可持续。新一轮全球化的核心是双向、多元和全方位的。所谓双向,就是从发达国家向新兴经济体投资扩大到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国家相互投资;新兴经济体从单纯出口拉动增长扩展到以进口促进发展。所谓多元,就是更多主体参与全球化的进程,更多发展中国家参与贸易投资自由化;更多跨国公司在新兴经济体中发展起来;发达国家发展起新兴产业以同样承担生产职能,把国际价值链分工扩大到新的更高水平的产业链分工。所谓全方位,就是市场机制与全球治理相结合,增强国际组织的作用,增强各国的政策协调,加强对虚拟经济的金融风险的监管,以减少全球化的波动与冲击;加强对初级产品市场供给与价格波动的调节,推动新材料与新能源的革命,以适应更多国家发展的需求。解决全球经济失衡的国际协调,需要新一轮全球化式的结构进步和要素流动。新一轮全球化是对全球化提出的新议题,它不是全球化的终结,也不是否定全球化,相反它是全球化的新阶段,是经济全球化下要素流动的必然趋势。因此,全球经济的再平衡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获得启发:

1.发达国家应致力于发展起一批新兴产业并形成出口能力,在一个新的水平上形成出口能力减少逆差。发达国家由于拥有先进的技术和高端人才,是新兴产业的集聚地,但是这种产业并没有形成出口能力。在传统产业转向新兴经济体的情况下,发达国家要扭转当前的贸易失衡,必须致力于发展本国有优势的新兴产业。新兴产业在发达国家能够兴起的基础还包括经过参与全球化后的新兴经济体获得了较快的增长,具有了一定的财富基础,各国的基础设施也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但创新能力还欠缺,对新兴产业的产品具有较强的需求。托马斯·弗里德曼⑨2010年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表示,美国仍然是富有活力和创新能力的国家,美国的技术创新能力强于任何时代。硅谷是全球最重要的电子工业基地、高新技术工业密集区。德国在纳米技术、激光技术、电动车等领域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⑩美、德、日、英等国都在金融危机后推出了相关的新兴产业发展规划。(11)而这些新兴领域在新兴国家也有市场,新兴国家通过进口发达国家相关的产品或者技术是便捷、可行的满足新需求的途径。

2.新兴经济体扩大进口量,减少储蓄。从全球的储蓄消费状况看,新兴经济体拥有较高的储蓄率,发达国家具有较高的消费率。这种模式导致新兴经济体生产、出口、再投资的循环,并将剩余资金投资发达国家资本市场;发达国家消费、对外投资。伯南克(Bernanke,2005)曾将经济失衡归因为亚洲国家的高储蓄流入到美国的资本市场。(12)储蓄对于一个国家一定程度上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过度的、持续的高储蓄说明资金未能有效利用,不利于国家经济的健康发展。新兴国家在取得快速发展后,国民财富显著上升,但是这部分资金大部分以储蓄的形式积累起来。在全球化进一步深化,再全球化的背景下,新兴经济体应合理利用前期积累的财富,通过扩大进口量,提升经济的整体水平。

3.新兴经济体扩大进口技术与先进装备减少贸易顺差,形成国内新产业与新需求,发达国家应消除对新兴经济体这方面的出口限制。全球经济失衡中新兴经济体的持续顺差主要以购买发达国家国债的形式回流到发达国家,没有有效利用出口创造的外汇,是失衡的一个重要方面。根据经济发展规律,当经济总量增长到一定阶段,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逐渐受到重视。在提高增长质量缺乏相关高级要素的情况下,新兴经济体扩大对技术和先进装备的进口实际上是主动引进高级要素,有助于提升本国的产业结构,形成新产业。与此同时,随着新产业的发展相关产业链也不断完善,进口国的新需求不断涌现,两者相互促进。新兴产业的发展有利于提高国家经济增长的质量也有利于减少贸易顺差。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扩大技术和先进装备的进口,也为发达国家发展新兴产业提供了市场。当然,这需要发达国家消除对新兴经济体在先进技术和装备上的出口限制,打开堵塞贸易的渠道。

4.发达国家应进一步开放国内投资市场,新兴经济体有效使用外汇储备扩大对发达国家投资。虽然国际直接投资替代国际贸易成为世界经济运行的主要特征,但是国际直接投资主要在发达国家间和发达国家向新兴经济体进行流动。根据《2007年世界投资报告》,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是FDI的最主要来源,它们占全球外资流出的84%。(13)国际直接投资流动的不平衡加剧了全球经济的失衡。新兴经济体合理有效地利用外汇储备,增加对发达国家的投资,既有利于解决国际直接投资流动的失衡,也有利于提高外汇的收益率,提高本国的竞争力。发达国家虽然主张市场经济、自由经济,但是在国内投资市场开放上仍比较谨慎,例如,2011年2月中国华为收购美国3Leaf遭到美国外商投资委员会否决,其理由为这笔收购可能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同样,中国“三一集团”在美国建风力发电厂的投资项目也被叫停。中国改革开放为外资打开了大门,取得了双赢式发展,同理,发达国家开放本国的投资市场才能促进新兴经济体对其投资,实现要素的对称流动。

5.新兴经济体扩大新兴国家间及其与一般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形成世界产业的新一轮布局,从而转移自身的过剩生产能力,形成后者的出口能力。在发达国家的传统产业随着要素流动转移到新兴经济体的过程中,新兴经济体间形成了在传统产业尤其是制造业上的竞争,甚至恶意竞争。新兴经济体间在经济上不论供给结构还是需求都具有相似性,相互投资能增加新兴经济体整体需求,减少依赖,减少不平衡,对经济再平衡有积极意义。而新兴经济体和一般发展中国家间具有较高的互补性,新兴经济体将积累的资金投向其他新兴国家和一般发展中国家,不但能够扩大市场还能创造市场、创造供给。虽然这类投资渠道具有很大的潜力,但是由于基础设施、政治环境等因素限制关于此类的投资协议,投资项目并不多,然而这个趋势是不变的。

6.控制发达国家虚拟经济的发展,减少金融资源回流,以减少金融风险,增强实体经济,从而增大出口能力。贸易不平衡导致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不平衡,在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中,全球的金融联系目趋紧密,一国发生金融危机能够很快传染到其他国家。加强全球的金融监管,建立健全全球金融体系是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元唯一国际货币的特性,使得这一体系存在天然的缺陷。金融资源的回流给发达国家过度发展虚拟经济提供了条件,增加了金融风险。通过控制发达国家的金融过度创新,减少金融风险,减少其对实体经济的损害,发挥其正面意义引导资金有效地推动发展实体经济,增强实体经济实力,这样既有利于扩大出口又利于世界经济的稳定。

四、中国参与全球再平衡与发展战略的调整

2012年,中国的出口额为2.05万亿美元,外汇储备3.3万亿美元,作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与外汇储备大国,中国应在全球不平衡的调整中承担责任。中国的第一出口大国以及占全球1/3外汇储备的现状,都说明中国是形成全球贸易不平衡中的典型国家。中国2012年GDP为52万亿元,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的不平衡也是全球经济失衡的重要构成之一。中国是世界贸易大国,与世界经济联系密切,中国如何调整发展战略对于全球经济再平衡有重要的影响。

1.中国参与全球经济再平衡的首要问题是国内发展战略调整,变出口拉动为进出口平衡拉动,并以进口作为提升结构水平和技术的战略之一。国际收支平衡是一个国家长期发展的目标,平衡拉动的着力点在于扩大内需和进口。李克强总理强调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扩大内需最大的潜力在城镇化。从需求方看,一方面在世界经济处于疲软状态、外部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内需是中国经济发展动力的选择;另一方面扩大内需是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必然,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选择。依靠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过程积累了发展内需的基础,中国是全球最大潜力的市场。中国的消费占收入的比重远低于发达国家,扩大内需首要的是提高居民的消费倾向。通过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居民的社会保障水平等降低老百姓的储蓄动机。另外,中国的城镇化明显滞后,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在城镇化过程中,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城市人口的增加,收入提高,必然增加消费需求包括对进口需求的增加。有关方面数据表明,2010年,中国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为4455元,城镇居民为15900元,城镇居民消费水平是农村居民的3.6倍。按此测算,一个农民转化为市民,消费需求将会增加1万多元。城镇化率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可以吸纳1000多万农村人口进城,进而带动1000多亿元的消费需求,而相应增加的投资需求会更多。目前,中国农民工总量达2.4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约1.5亿人,农村还有相当数量的富余劳动力,城镇化蕴涵的内需潜力巨大。三十多年前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吸引了外资,当前积累的大量顺差一方面在于这些资金没有形成购买力,因此,需要加大进口向国际收支平衡过度。出口的最终目的是增加国家财富、拉动就业、提升国家综合实力等。在解决了资金短缺与外汇短缺后,中国应该有效利用外汇购买本国经济发展需要的进口品,促进本国经济的长足发展。中国从“出口拉动”战略向“平衡拉动”转化,不仅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再平衡,还有利于中国经济转型,降低经济的对外依存度,促进经济内生式增长。

2.“出口拉动”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必然阶段,当前中国参与世界经济需要从要素引进向要素培育转变。“出口拉动”通过引进外资解决了双缺口的同时,也引进了一系列的生产要素,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需要以要素培育替代单纯引进式战略,形成新一轮增长拉动产业。要素培育作为一项战略需要更多主动性的政策、制度激励。首先,要加大自主创新能力。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只有具有产权的科技才能获得较高的收益。中国虽然是一个制造大国,但并不是一个创造大国;虽然每年的专利申请数目居世界前列,但是真正成为在世界上有竞争力的技术不多。政府加大对自主创新的投入力度并完善相关的机制体制,企业增加对自主创新的重视,吸引人才,形成良好的创新氛围都有利于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其次,要积极推动对外投资和高端装备进口,有效使用外汇资源,获取高新技术、资源、管理方法与国际生产经营销售网络等高级要素。通过购买可以缩短研发时间,发挥后发优势。利用国外的高级要素,构建中国的高端价值链分工地位,改变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分工姿态。将高级要素与中国的要素禀赋相结合,不断形成主导产业,以主导产业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扩大分工水平。在获得高级要素的同时,既减少了低端的不平衡,又解决了全球经济失衡。再次,积极调整中国的发展战略,充分利用中国的地域差异,调整经济发展格局。鼓励中西部地区吸收东部的传统产业,将传统产业与中西部的土地、资源、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相结合,激发比较优势潜能;东部沿海地区相对于中西部地区具有培育高级要素的优势,通过充分利用人才、科技能力、管理水平等培育高级要素,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在长期,东部沿海培育高级要素形成新产业后,再通过要素流动使东中西部地区相协调,推进经济发展格局的变化。经济发展格局的变化不但能够扩大产业和增加需求,而且有助于减少出口,减少贸易顺差,推动经济再平衡。

邓小平曾说过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关起门来搞发展。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也很难有哪个国家的发展能够脱离世界经济。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其着眼于平衡发展的战略调整对全球经济再平衡具有积极的意义。

①不同要素具有差异性,比如,同一国家地区的技术、资本与一般劳动力的区别;不同国家地区的同一要素也具有高低之分,比如,都是服装品牌,耐克和其他品牌就有很大的差异。

②综合要素结构,是指一国境内各类生产要素存量水平之间的相对比例关系,这些要素既包括本国的也包括国外流入的。它强调的是地域上的概念,一国的综合要素结构随着要素国际流动而发生变化。

③UNCTAD,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2,New York and Geneva:United Nations,2012,p.169.

④UNCTAD,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1,Overview,New York and Geneva:United Nations,2011.

⑤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

⑥中央政府门户网站,http://www.gov.cn/test/2009-09/11/content_1415347_3.htm。

⑦“中国2007年投入产出表分析应用”课题组:《出口导向经济模式的形成、问题与前景》,载《统计研究》,2011(2)。

⑧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12/indexch.htm。

⑨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Friedman)是畅销书籍——《世界是平的》的作者。

⑩俞章云:《德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借鉴意义》,载《浙江经济》,2011(23)。

(11)宋宗宏:《发达国家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启示》,载《广东经济》,2011(2)。

(12)Ben S.Bernanke,"The Global Saving Glut and the U.S.Current Account Deficit",At the Sandridge Lecture,Virginia Association of Economics,Richmond,Virginia,2005.3.10.

(13)UNCTAD,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07,New York and Geneva:United Nations,2007,p.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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