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安全环境与地区多边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亚太论文,主义论文,环境论文,地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济因素是目前影响亚太地区安全环境的基本因素。经济迅速增长和国家间经济上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深，及政治上多元性特点，使地区政治格局表现出大国关系与朝鲜半岛和东南亚两个次区域问题相互交融的多重性和复杂性。中、美、日、俄四大国之间的关系对地区安全具有决定性影响。然而，恰恰在这里存在着许多不确定性因素。东盟的崛起和向大东盟方向发展将对大国关系和整个亚太地区安全环境产生深远影响。
冷战结束后，亚太地区在政治上保持相对稳定，其基本原因在于该地区获得了少有的经济发展机会。经济因素至今仍然是决定地区安全环境的根本因素。与此同时，地区政治多元化格局的基本轮廓已经显露出来。在安全问题上进行地区合作的多边主义理念的影响正在悄然上升，并对21世纪的地区安全环境产生深远影响。
一、亚太地区的安全环境的特点
冷战后的亚太地区安全环境得益于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相辅相成的良性互动。地区政治关系的根本改善使东亚经济发展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出现了广泛的地区经济合作，这反过来又促进了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因此，亚太地区安全环境表现为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面综合的环境。
（一） 经济因素是影响地区安全环境的基本因素
冷战后，在大规模战争威胁消除的情况下，经济实力的强弱成为各国安全战略中的首要问题。国际经济格局的巨大变化使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综合国力竞争成为一国安全保障的首要因素，经济安全在各国的安全战略中占据了主要地位。苏联在政治上解体后，俄罗斯的经济陷入困境。美国由于长期进行以对抗性的高强度军备竞赛为特点的冷战，经济竞争力遭到严重削弱。日本则成为美国强大的经济竞争对手。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发展，东亚地区发展中国家经济的高速增长，世界经济竞争的加剧更加重了经济因素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地位。
美国虽然是冷战后唯一的超级大国，但由于其经济实力地位的相对衰弱，其在世界事物中的领导能力受到严重挑战。恢复自己的经济实力和竞争力已经不仅是国内的政治问题，也是其国家安全利益所在。因此，克林顿在其外交政策的三大支柱中把解决经济问题放在了首位。由于东亚地区经济的迅速增长及其在美国对外贸易中日益重要的地位，美国在外交政策和安全战略中也越来越重视亚洲太平洋地区。虽然，由于战略环境的改变和经济力量的限制，美国曾一度在亚太地区进行军事上的收缩，但在经济上介入并主导地区事务的政策却越来越明确。这种介入对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安全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
对于东亚国家来说，经济发展普遍被视为解决自身内外安全的根本途径，发展经济不仅是保障国内政局稳定的基本条件，也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必要条件。东盟国家在安全理念中提出了以国家和地区的恢复力为内涵的“全面安全战略”，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及军事的全面的平衡发展视为解决自身安全问题的基础[1]。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基于上百年近代史受西方列强凌辱的教训，把发展经济实现现代化，增强综合国力视为解决国家安全的基本途径，并十分珍视冷战结束所带来的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良好的国际环境。
在各国重视经济问题的同时，区域内国家间经济相互依存程度在不断加深，这种依赖性主要表现为资金、技术和商品的流动性相当高。若以1993年对外贸易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来计算，韩国、印尼、菲律宾、泰国等国家的经济对外依存度达50%以上，而马来西亚、新加坡则高达100%以上[2]。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也在40%左右。与此同时，地区内各种形式的经济合作进一步发展，各国之间经济上相互参与和相互投资使各国在安全上的共同利益增多，政治合作的意愿增强。
在这种整体的经济环境下，任何大规模的地区冲突成为不可想象的事情。通过政治手段和平解决争端的原则正被广泛接受。和平与稳定构成地区安全环境中的主流。当然，我们并不能忽视由于经济竞争与贸易摩擦的增多和地区内政治与经济发展不平衡对安全环境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因此，以平等互利为基础进行更广泛的经济合作，促进共同发展与繁荣也是维护地区安全的重要手段。
（二） 地区多元性政治的稳定性与不确定性
东亚地区由于其历史和文化的特点，始终保持着政治上的多元性。二战的结束对于大多数东亚国家来说，意味着开始摆脱西方列强的控制，走上独立的道路。因此，保持自己的民族性是东亚国家政治上的普遍特点。正是这种特点决定了东亚地区在美苏两极对立的体制下，仍保持着地区政治的多元性。这种多元性是冷战后亚太地区保持相对稳定的主要因素之一。在这种多元性基础上，随着冷战后地区政治和经济实力的变化，出现了美、俄、中、日、东盟五个力量中心。由于历史、地缘以及经济等方面的因素，这5 种力量使亚太地区关系格局表现为不稳定的大国关系与东北亚和东南亚两个次区域的稳定问题相互影响的复合结构。
1.美国的优势地位与主导意识
美国作为冷战后唯一的超级大国，在国际事务中占据着优势地位。但这种地位由于其经济实力的削弱而受到挑战。在经济上，它面对日、德及欧盟的强有力的竞争。同时，在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的处理过程中美国都需要其盟国的合作与帮助。因此，利用现有的政治、军事和经济上的优势地位为解决自己的经济问题创造国际条件以进一步增强自己的经济实力，维护自己对西方盟国的领导地位就成了美国冷战后安全战略的核心内容。由于亚太地区在世界经济中日益重要的地位，争得对亚太地区的全面的主导权对美国的全球战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为此，美国在政治上通过“扩展战略”推行以所谓“民主”共同价值观为核心的“新太平洋共同体”构想，并在经济上通过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推行贸易与投资自由化把东亚地区纳入其全球经济战略体系，在军事上以加强军事同盟关系网和重新确认前沿部署战略来巩固自己在亚太地区安全上的主导地位。由于美国国内在对外政策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美国在处理具体问题上表现出其外交政策的混乱，议会与总统常出现明显的矛盾，加之美国与时代不合的强权政治作风，美国对亚太地区安全的影响具有积极与消极两方面的不确定性。
2.大国关系
由于亚太地区集中了中、美、日、俄四个在世界政治经济事务中具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四大国之间的关系对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具有决定性影响。在冷战时期，中、美、苏大三角的战略平衡关系对于抑制霸权主义起到了积极作用。冷战后，这种关系不复存在，尽管俄美之间尚有许多不确定性因素，但中俄之间已经建立起和平共处的稳定的政治关系。俄日关系由于领土问题也暂时难有重大突破。俄罗斯在亚太地区的地位和作用的不确定性，主要是受其国内政治经济变化的影响。而在中美日之间形成了一种三角关系，但由于美日同盟的存在，这种关系绝不是等边三角形的战略平衡关系，而是三国关系中不确定性因素增加的表现。
作为美国在亚太军事战略的基轴的美日同盟关系，在冷战后由于失去了抗御苏联扩张的战略基础而曾显得飘乎不定。1992年1月， 美日首脑的东京宣言提出建立美日全球伙伴关系的倡议，希望在日本的政治自主倾向日益增强的情况下为美日关系确定新的基础。去年1月， 日本首相村山访美时白宫发表了《全球合作共同议程》的联合报告，为两国联手对付全球性挑战制定了框架。去年2月， 美国国防部提出的“东亚战略报告”再次强调美日军事同盟在亚太安全中的重要地位，同时美国政府还正式宣布停止削减在东亚驻军的行动。此外，双方还在酝酿新的《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这些现象表明美日之间正在逐步加强政治和安全方面的合作，存在着美日企图共同协调主导地区安全事务的倾向。但由于美日之间的经济摩擦依然严重，美日关系中的安全、政治和经济这三个支柱之间的关系极为不平衡。双方都在经济上争夺对地区的主导权。日本社会“脱美入亚”的言论颇为盛行。同时，从长远看，日本也存在着发展独立防卫力量的倾向。因此，日美全面关系的发展中仍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
中美关系在冷战后始终是麻烦不断，成为亚太地区最不稳定的一对大国关系。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国的对华政策和安全战略中的意识形态和霸权因素。冷战后初期，美国对华政策中强调“民主”和“人权”，与中国保持接触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通过接触来使中国向美国所希望的方向改变，另一方面是为了避免出现对抗，而使美国在中国和日本之间失去平衡，同时美国也需要中国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合作。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和整个东亚地区经济政治形势的变化，经济因素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越来越大。1993年，美国为推进其“新太平洋共同体”构想，促成了亚太经济合作论坛非正式领导人会议的举行，使中美双方的领导人实现会晤，中美关系有所改善。1994年5月， 美国克林顿政府宣布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并将人权问题与贸易问题脱钩。此后，美国军方也恢复了与中国的交往。美国在对华政策上也开始强调合作成份。但与此同时，由于美国在亚太地区战略的核心之一是防止有竞争力和威胁性的大国或集团的出现，美国对华政策越来越着眼于一个意识形态与其不同的中国经济日益强大可能带来的问题。在中国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的问题上，美国对中国提出过高要求不能不说是出于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进行遏制的意识。去年2月， 美国提出的“东亚战略报告”也带有明显的针对中国的色彩。在中美政治关系尚不稳定的情况下，去年7月，克林顿政府竟允许台湾李登辉访问美国， 使中美之间建立相互信任的基础受到破坏，两国关系再次陷入低潮，对地区安全造成消极影响。面对21世纪的中美关系，取决于美国如何对待一个逐步走向现代化的中国。中美两国在政治上建立相互平等、信任和富有建设性的稳定关系是地区稳定与安全的重要保障。
中日之间自建交以来总体上始终保持友好和稳定的政治关系。这种关系对保持地区稳定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但中日之间的正常关系常由于历史问题而受到干扰。1995年日本国会通过的“不再战”决议并没有真正表明“不再战”的决心，而恰恰反映了日本政界对战争问题的严重分歧。从1994年到1995年8月，日本已先后有4位内阁大臣发表为二战时的侵略行径辩护和翻案的言论，去年8月15日，在纪念二战结束50 周年之日，日本以乔本龙太郎为代表的8名内阁成员和77 名国会议员再次参拜摆有二战重要战犯东条英机等人灵位的靖国神社，不加区别地对所有日本二战亡灵进行悼念。这些事件表明在战争问题上日本社会政治文化中存在着一些根本性的问题。日本现在已不仅是要向受其侵略的国家道歉的问题，而是要真正面对历史，告诉国民历史真相，对历史上的侵略行为进行切实深刻的反省，彻底铲除军国主义的影响和生存土壤。日本国内这种政治问题不解决，就没有人敢保证历史不会重演。这不仅不利于中日两国建立面向21世纪的关系，而且妨碍日本在亚太地区发挥积极作用。
3.次区域性结构和东盟的崛起
东亚地区在大国关系之外存在着东北亚和东南亚两个次区域，它们内部之间及其与大国的关系也是地区安全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东南亚地区的安全主要来自区域内的边界、领土争议，宗教、文化差异，以及各国间政治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所造成的矛盾和地区外大国与东南亚的关系。冷战结束后，东盟在东南亚地区的政治经济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东盟的安全战略是在自身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均衡发展的基础上，自我主导东南亚地区事务。在政治上，东盟通过东盟部长会议后的对话国会议确立自己在东南亚地区事务上的主人翁地位。在经济上，东盟正在建立自己的自由贸易区，积极倡议和推进东亚地区经济会议，并力图通过欧亚领导人会议主导东亚与欧盟间的经济合作，牵制美国对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组织的主导作用。在安全问题上，东盟主导建立了有18方参加的东盟地区论坛，并于1994年7 月成功地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去年7月东盟正式接受越南为成员国。 东盟还着手建立东南亚10国共同体，于1995年12月召开了东南亚10国首脑会议。通过这些行动，东盟确立了自己在东南亚地区的主导地位和作用，并对整个亚太地区的安全环境产生重大的积极影响。
东北亚具有与东南亚地区完全不同的安全环境。朝鲜半岛问题是冷战在东亚地区遗留的最大问题。由于南北双方对立太久，积怨太深，难以相互信任，冷战后双边关系时缓时紧，虽曾实现南北总理会谈，并于1992年2月19日达成《和解、 互不侵犯与合作交流协议书》和《关于朝鲜半岛无核化宣言》，但此后，由于核问题的出现，朝鲜半岛的主要矛盾又由朝韩之间转向朝美之间，局势又开始复杂化。1994年10月，美朝就核问题达成框架协议。去年6月， 美朝在吉隆坡就解决轻水反应堆问题达成谅解，朝问题终于出现了新的转机。今后在落实解决核问题的同时，南北双方能否抓住这一历史时机，逐步地化解积怨，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自己把握半岛问题的主动权，对半岛的未来至关重要。半岛内南北双方间的关系如何发展及地区内有关大国在半岛问题上采取什么政策对亚太地区的安全环境具有重大影响。
（三）地区的安全问题
亚太地区的安全问题主要是历史遗留问题以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由于对问题本身存在着一些不同看法，因此在解决问题时采取不同的态度与方式将对问题的发展和演变产生不同影响。就朝鲜半岛来说，局势的进展取决于当事方能否在解决核问题时为解决政治关系问题打开大门。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朝鲜半岛的核问题和政治问题是一个问题。彻底解决核问题和在当事方之间建立必要的政治信任是同样重要的。而任何试图以施加压力的办法解决问题的尝试都是无益而危险的。
南中国海问题被一些国家渲染为地区安全中最大的问题，其中许多过激言论是出于别有用心的宣传目的。如果以情绪化的方式来谈论这个问题，则可能使问题更加复杂和难以解决。中国政府主张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虽然在技术上困难较多，但并不是不可实现的目标。去年8月初， 中国与菲律宾就南沙问题达成共识已使这一问题的解决出现了积极的趋向。
台湾问题本是海峡两岸中国人民自己的事情，但由于国际因素的介入，使台湾问题复杂化，给地区安全带来不利的影响。1992年，布什在竞选美国总统时，一次就批准售给台湾150架F16战斗机的行为是对地区稳定的极大干扰。而1995年年初，在江泽民主席春节讲话之后，海峡两岸之间的关系已经出现良好势头，两岸关系开始步入“协商时代”。但由于李登辉一意孤行，要谋求台湾在国际社会的独立政治实体地位，而美国政府同意李登辉访美，事实上起了鼓励台独的作用，致使两岸关系受到严重破坏。如果把台湾问题列入地区安全问题，那么，美国政府在对台政策上的暧昧态度就是不稳定因素。相信只要没有国际因素的介入，两岸一定会实现和平统一。
在对冷战后东亚地区安全形势的判断上，自美国军队从菲律宾基地撤出之后“大国力量真空论”就非常盛行，认为日本或中国将要填补这一力量真空。这种理论不利于地区内国家间的相互信任。且不说，由于美国军事同盟网的存在和美国军事力量的投放能力这里并不存在力量真空，真空论本身就是一种霸权主义理论。这种理论对于冷战后在亚太地区建立平等公正和相互合作的地区新秩序是十分有害的。影响亚太地区安全的具体问题很多，重要的是本地区国家能否面向21世纪以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建立起持久稳定相互信任的政治关系，谋求共同的繁荣与发展。
二、多边主义与地区安全
（一） 地区多边主义的兴起
以多边性国际组织的形式来解决安全问题并不是冷战后的新鲜事物。全球性的国际组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有国际联盟，二战后有联合国；冷战时建立的最重要的地区性安全组织是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在亚太地区，美国当时编织了一个庞大的军事同盟网，以军事控制的形式实现自己在地区的安全战略。而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则提出在亚洲建立集体安全的主张，但由于是基于与美争霸的背景而没有实际意义。
冷战后，随着大战危险的消除和地区多极化趋势的发展，出现了建立多边安全机制的愿望与可能性。同时，由于地区经济合作的发展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建立，政治合作的意识在地区内兴起。在这种背景下，1990年10月，澳大利亚外长伊文斯曾建议建立“亚洲安全与合作会议”，以欧安会的模式来解决新时期亚太地区的安全问题。加拿大也提出召开北太平洋安全会议的主张。日本则于1991年在东盟对话国会议上提出建立地区安全论坛。
美国最初对以多边主义的形式解决地区安全问题并不感兴趣，担心这可能意味着减少或限制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军事存在，从而危及其在地区安全上的主导地位。但由于苏联威胁消失和美国国内的政治、经济情况的变化，以及东亚地区民族主义情绪的增长，美国不得不缩减在东亚地区的驻军。1991年美国被迫提前从菲律宾军事基地撤出，使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前沿部署战略受到影响。与此同时，美日之间经济矛盾上升，日本开始对美国说“不”，美日同盟也面临问题。因此，美国也开始重视亚太地区的多边机制。1993年克林顿在提出“新太平洋共同体”构想时，将多边主义作为其构想的第四根支柱。在作法上，美国希望能将政治和安全问题纳入亚太经合组织的议程，并通过这一论坛来全面主导亚太地区事务。美国的想法并不被亚洲国家所接受。随着形势的变化美国的政策也有所调整。今年2月， 美国的东亚安全战略则明确在以美国的双边同盟和前沿军事部署为主的基础上，将地区多边机制作为解决安全问题的辅助手段，但多边机制不能削弱美国的双边同盟关系[3]。
东盟作为一个地区性组织，希望在地区安全问题上能不受大国的摆布而发挥其主导作用。1992年1月， 第四届东盟首脑会议首次公开提出就地区安全问题加强合作。同年7月的第25 届东盟外长会议则决定把东南亚和平与自由中立区设想和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作为区域安全合作的基础。1993年7 月东盟第26 届外长会议决定建立东盟地区安全论坛。 1994年7月，论坛第一次会议在曼谷成功举行， 从形式上为地区多边安全合作提供了一个进行探讨的场所。
（二）亚太地区多边安全机制的问题与作用
迄今，已有的多边安全组织在维护和平上所起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无论是联合国还是欧安会对于冷战时期及冷战后发生的地区冲突均显得束手无策。这是因为任何国际组织都不可能超出国际环境本身的制约来发挥作用。因此，对于如何在亚太地区进行多边安全合作及这种合作机制在维护地区安全上应如何发挥作用是值得探讨的。
从冲突的起源上看，领土争端、宗教矛盾、资源争夺和民族分裂是主要导致冲突的因素。而政治关系不稳定则是冲突发生的条件。因此，针对亚太地区大国政治关系尚不稳定，一些冷战遗留的政治问题和历史遗留的领土等问题尚未解决的特点，地区的多边安全合作应以重点推动以联合国宪章原则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新型国际关系和行为准则的确立。因为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地区安全合作的出路在于以新型国际关系为基础谋求地区内所有国家的共同发展与繁荣，从根本上消除地区冲突发生的原因。
地区安全合作的形式应与地区政治多元化的特点相适应，采取灵活的和循续渐进的方式。目前在亚太地区不适于建立欧安会式的安全机制的观点已得到广泛的认同。但对安全合作的具体形式仍有不同主张。就现有的地区组织而言，有些国家则希望能把亚太经合组织作为一个全面性的地区组织，在进行经济合作的同时，也在维护地区安全上发挥作用，并主张这种组织能对成员国具有约束力，认为东盟地区论坛不能发挥这种作用。但事实上，在亚太地区仍然存在着军事结盟体系、民族分裂以及政治上相互不信任的条件下，多边安全机制仍应以促进相互沟通和理解为主。多边安全组织应建立在普遍参与及平等与合作的基础上，防止出现对个别国家的排斥性和多边组织内的歧视性现象。避免结盟意识渗透到多边合作中来。结盟意识是一种对抗意识，其代价是同盟外国家的不安全感或对抗形态。这种意识既不符合亚太地区政治多元化的特点，更不符合时代潮流。面向21世纪的亚太地区的多边安全机制应以谋求地区内所有国家的共同安全为目标。目前在该地区内存在的双边军事同盟是与此目标相矛盾的，因为军事同盟使其它国家在安全上处于不对等的地位，并不利于相互之间的信任。如果双边同盟关系被引入多边合作组织，那对地区多边安全合作将是危险的。
在运作方式上，多边安全合作应充分考虑到地区内各国之间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多样性，遵从协商一致的原则，充分发挥理解与合作的精神。这样才有利于建立真正的相互信任使一些诸如军事透明度、建立相互信任措施、预防性外交、海上安全合作等具体的安全措施的建立具有真实意义。
（三）东盟地区论坛的前景
东盟地区论坛是在东盟外长会议后的对话国会议的基础上形成的。1994年7月，论坛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了第一次会议。 论坛成员包括对话国会议成员和中、俄、越南、老挝、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共18方。东盟地区论坛被广泛接受的主要原因在于这种非制约性的安全论坛比较适合于地区内政治多元化和国际关系中不确定因素较多的特点。同时东盟愿意将使自己获得成功的坚持按一致意见采取行动的经验引入地区论坛，这有利于促进相互沟通和理解并增强合作气氛，减少摩擦。这种以协商一致的原则来解决问题的办法将是东盟地区论坛今后发展并取得成功的基础。
去年8月1日，东盟地区论坛在文莱举行了第二次会议，从这次会议的主席声明可以看出，论坛成员国在论坛运作的轨道、速度和内容上取得了比较一致的意见，并确认了东盟对论坛的推动作用。东盟地区论坛这种稳步前进的方式比较符合地区的现实。同时，由于该论坛以东盟为组织主体，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个别大国对地区事物的操纵，有利于国家间平等关系的建立。但由于亚太地区的广阔性和复杂性，东盟地区论坛也有其难以以小盖大的局限性。从某种意义上说，东盟地区论坛是个处理东盟与其他亚太国家关系的论坛，其重点在东南亚，而远离东北亚这个地区重心。因此，亚太地区可能还需要与此类似的组织，如东北亚地区论坛等。但东盟地区论坛将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作为主要的地区安全论坛发挥其积极作用。
结 论
亚太地区在冷战后进入了政治基本稳定和经济持续发展的良好时期。地区内相互依存程度不断加深使发生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变得极小。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和潜在的不稳定因素之所以令人担心，是因为政治上仍处于过渡时期，一些主要双边政治关系中尚存在许多不确定性因素。在这种背景下，地区安全环境的发展趋势更多地取决于地区内国家的判断和采取的对策。因此，目前安全上多边主义的意义主要在于通过广泛对话，促进地区内平等、信任与合作气氛的形成。要使地区保持长久稳定，多边组织应努力推动新型国际关系行为准则的确立。只有在这种基础上，具体的安全合作才富有真实意义。
注释：
[1] 东盟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所第5号备忘录。
[2] 英国《三月经济评论》。
[3] 美国国防部1995年2月，《美国在东亚太平洋地区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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