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强特殊性研究中谋求拓展——关于编辑学研究的一点回顾与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特殊性论文,编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编辑是适应精神文化领域里生产和消费的社会化发展需要而逐步形成的社会分工。编辑活动是存在于传播媒介之中的，以沟通协调、传者（作者）和受众（读者）的供需关系为基本目的；以发现、选择、组织、优化精神文化产品为主要职能的一种文化专业活动。因此，编辑活动不属于物质生产活动而属于社会文化活动。在社会文化活动中又不同于著述、教育、科研、文艺等一般的精神文化活动，而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活动。正是这样的特殊性，才使得以编辑活动为研究对象的编辑学具有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必要和可能。
编辑学学科建设的进程，已经并将继续证明，是否认真地研究编辑活动的特殊性，关系到编辑学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一）
回顾编辑学研究倡导伊始的八十年代，无论是出于反驳“编辑无学”论的激情，还是为了编辑学理论建构铺石奠基的沉思，人们都很注意从编辑活动的特殊性出发研讨编辑学的理论原理。编辑活动在社会文化系统中的特殊地位与功能、编辑劳动特殊的矛盾与价值、编辑事业发展的特殊规律等等在研究开始不久就成了最受关注的课题；重视编辑活动与著述活动的区别，注意对编辑活动本质属性和基本特征的探讨等等，自然成为当时研究的重要方法论特点。
正是充分重视了对编辑活动特殊性的研究，编辑学建设在不长的时间里就取得了一些基本原理的突破。例如，过去人们常常无视编辑活动的社会意义，或者认为它可有可无，或者只赋予它默默奉献之类的道德评价。现在从编辑活动在精神产品的生产与消费过程中特有的中介地位，揭示出编辑活动在社会文化发展中无可替代的价值和作用，就为研究编辑活动与其他社会文化活动的关系、研究编辑活动的内在机制与发展轨迹奠定了理论基础。又如，过去人们常常从具体的操作方式和编辑活动的表面现象去看待编辑劳动、总结编辑实践，结果有意无意地把编辑描述为用剪刀、浆糊、红墨水替人修修补补、涂涂改改的文字匠；把编辑活动概括为一种只是整理加工的文字活动。现在从编辑活动的特殊地位与特殊功能去审视编辑劳动，看到了它不同于著述劳动的特点，便发现了它有精神文化发展中的宏观调节作用；在具体操作中的特殊的创造作用。再如，由于区分了编辑活动与著述活动不同的功能与特点，编辑选题、编辑构思、编辑策划等编辑创造形式，也得到了富有成效的研究。
也正是由于对编辑活动特殊性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编辑学研究进一步触及编辑活动普遍性范畴，就有了比较实际的基础。部门编辑学（如文艺编辑学、期刊编辑学）逐渐取得成果，比较编辑学研究开始得到倡导，把编辑学研究的范围从书报刊扩大到影视声像领域的建议的提出，都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科学认识的发展本来就是循着人类正常的认识秩序（个别→一般→个别，特殊→普遍→特殊）前进的。
按照这样的思路深入地开拓下去，认真总结编辑创造的具体规律，编辑学的具体内容就能不断充实、丰富，编辑学体系也可逐步完善。但是正如重视特殊性研究的哲学实际倡导的是“对具体事物进行具体分析”的科学方法一样，强调编辑学要加强对编辑活动特殊性的研究，也旨在要求深入到具体的编辑资料中去进行科学概括，而编辑学研究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却遇到了具体资料不足的困难。由于编辑活动长期不受重视，一直没有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有关的资料准备就非常薄弱。到了需要进一步深入的时候，具体材料的欠缺就成了研究工作继续前进的路障。而且，随着学理的深入，理论上的分歧也开始发展。
就在编辑学研究呈现某种热潮以后不久，出现了另一类编辑学（包括编辑史）论著。这类论著有个特点，就是不讲编辑活动是特殊的专业活动，而讲编辑活动是普遍的人类活动。如王振铎先生说：“考虑到有出版业之前和出版业之外还大量地存在着编辑活动，也考虑到单纯地为出版而从事的编辑活动的商品生产的局限性，我们强调编辑活动在缔构社会文化方面的整体价值。”“人类社会的编辑活动实质上是采集学术文化信息，进行知识化加工和有序化处理，使之纳入社会传播网络的活动。”“人类的编辑活动，是缔构社会文化的活动。”①后来，王先生的上述观点又有了进一步发展：“在阅读报刊时，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某些内容，或剪或抄，编纂成册；对破残的古书加以补订、修葺，或加批注、评点、著录、说明等；对现成书籍视其性质和需要，重新加以分类编排等。尽管这些编辑成果，大多不拿出来印刷出版，但也不能说这不属于编辑活动。”②与此相通，一些论著把创造文字、编次甲骨、竹简以及古代的著述活动都看作编辑活动。
这类论著的又一个特点，就是不把编辑学看成正在建设中的独立学科，而是早已成熟非凡的古老学科，如不少文章认为，我国古代的撰述之学、目录之学、校对之学、版本之学都是古典编辑学；古代许多议论、史论著作也是编辑学的经典之作。一本编辑史著说：“早在一千九百年前就出现了像《别录》、《七略》这样高水平的编辑学著作，这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古代文明国家所未能企及的。”③
人们当然可以按自己的观点对“编辑”作各种各样的解释和发挥，令笔者感到困惑不解的是，为什么在这些论著里看不到关于编辑活动与著述活动的本质区别的分析，却能发现从孔夫子到曹雪芹，一个个思想家、著作家都加上了“编辑家”的桂冠（真正为编辑这一专业贡献了毕生辛劳的编辑家，尤其是古代的，则依然少见于这些论著述之中）；为什么许多古人的著述思想、写作理论、治学主张都会被作为编辑思想、编辑理论来加以整理和发挥。经过一番思考和分析，我才发现这些论著藉以立论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辞源》根据古代著述形式的特点给“编辑”一词所作的释义（“搜集材料，整理成书”），它们一再以这八个字作为对“编辑”概念的科学界定，有的还由此引申出结论说，“编著合一”是古代编辑的特征。正是依靠这样一些依据，编辑活动的空间被开拓得越来越没有边际，编辑活动的时间被追溯得越来越没有源头；也正是仅仅依靠这样一些依靠，编辑学理论殿堂的外观越是显得庞大无比，人们却越难从中发现真正属于编辑学自己的特殊的真理颗粒。原来，就在许多研究者把带有“编”字的古汉语都断为“编辑”的时候，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的文史资料一下子变成了现成的关于编辑活动的历史资料，译释引用唯恐不及，哪里还有兴趣和精力去挖掘梳理古书上不可能明确记述的真正反映编辑活动的资料。同样缺乏学术研究的具体资料却又陷入移植历史遗产的精神亢奋之中，自然容易离开具体分析去做宏观开拓的文章，有时还不免凭着一时的激情用想象和推测宣告种种新发现。有一本断定“编辑的产生先于文字，距今已有一万年左右的历史”的编辑史著作，有一段作者说明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一个例证。这段说明是：“需要说明的一点是，以上推算是从以下两方面得到启发的。一是从现代的字典编辑想到古代乃至原始的‘字典’编辑（即对于原始符号的收集整理者）；二是从水利部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于1976年和1978年重新实测长江，寻找长江的源头，根据‘山至最高，河至最远’的国际测量标准，找到了长江的三大源头——沱沱河、当曲和楚玛尔河，测定我国的长江全长6403公里，比原来所称的5800公里多出了600公里，从而比美国的密西西比河（长6262公里）长出100多公里，由原来的世界第四大河上升为第三大河这件事得到启发，感到应当把‘溯之最远’也作为编辑史溯源的一条基本原则。循以上两点而研究探索，从而得出了以上关于编辑史源头的结论。”④
（二）
上述两类截然不同的思路表明，编辑学研究存在着许多明显的根本性分歧。究竟什么是编辑活动，什么是编辑出版是曾为之大声疾呼、悉心倡导的编辑学等等，研究者实际上都有不同看法。编辑学的学科建设再也不能在没有比较和争鸣的条件下继续发展下去了。刘光裕先生首先以《怎样理解编辑的概念》为题，对什么是科学的“编辑”概念，孔子是不是编辑等问题系统地提出了不同看法。理论上的分歧从此明显起来。为了促成讨论的展开，笔者在1990年发表了《试论界定“编辑”概念的方法论问题》（栽《编辑学刊》1990年第4期），提出了“编辑”概念不宜泛化的主张。虽然使用了“泛化”这样一个中性的字眼，仍被误解为贬斥，并因而受到颇有感情色彩的反批评，但笔者感到欣慰的却是，关系到编辑学学科建设全局的“编辑”概念问题，终于开始了争论。1992年根据讨论中的交锋，笔者又写了《参加“编辑”概念讨论想到的两个问题》一文（发表于《编辑学刊》1992第3期，指出：①“把《辞源》对‘编辑’的释义作为‘编辑’概念的科学定义并加以延伸发挥，完全能合乎逻辑地推导出这样的结论：编辑活动乃是人类特有的思维能力的表现，它是一种普遍存在于人类生活的智能活动。”在我看来，这等于是在取消编辑学；②为了正确地区分编辑活动与著述活动，应该对两者都作历史的考察和比较，从而把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存在的、古人以编纂、编修、编选……等词语指称的精神活动视为“活动方式与发展形态不同的著作活动”，“以操作上的某些共性否定结构功能上的个性，就容易混淆两者本质的差别。”在我看来，编辑活动与著述活动的根本区别不在操作形式而在社会作用和文化功能。在此前后，《编辑学刊》陆续发表了一些讨论“编辑”概念的文章，1993年8月，在北京召开的第六届国际出版学研讨会，也讨论了编辑概念问题。1994年第1期《编辑学刊》发表了林穗芳先生的《“编辑”和“著作”概念及有关问题》一文。这是林先生近年来集中研究出版科学中一些基本概念的成果，是他继《明确“出版”概念，加强出版学研究》（1990年第6期《出版发行研究》）、《书籍的词源和概念》（1993年第1期《编辑学刊》）之后又一篇资料翔实的力作。文章提出了划分两种“编辑”概念的问题，认为“作为著作方式一种的‘编辑’和作为出版工作一部分的‘编辑’代表不同的概念。”受林先生文章的启发，刘光裕先生和徐庆凯先生分别发表了《三论“何谓编辑”》、《区别两种“编辑”》两篇文章（均载于1994年第3期《编辑学刊》）。这不仅仅标志着“编辑”概念的讨论正在深入，而且由于讨论文章在具体分析上的突破，在我看来它也标志着对编辑活动特殊性研究的重新深入。
（三）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变革，使编辑活动在社会文化发展中的宏观调控作用变得更加重要、突出，也使编辑活动的操作方式发生着重要的适应性变化，以致人们对编辑在出版工作中的地位、作用和任务都产生了一些困惑和异议，人们纷纷议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究竟什么是编辑的本质。这实际上是对研究编辑活动的特殊性，提出了更加迫切的客观需要，也提供了更加有利的社会条件。抓住这一时机，更自觉、认真地加强对编辑活动特殊性的研究，显然将大大推进编辑学学科建设的新发展。
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怎样才能进一步发展关于编辑活动特殊性的研究呢？笔者认为围绕以下一些问题展开更深入的讨论，将是十分有益的。
1.有没有人类编辑活动？
明确提出编辑活动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实践的各方面，因此称编辑活动为人类编辑活动，这在现有的编辑学论著中尚属个别现象。可是，泛化编辑概念的逻辑却正是从这个论点开始的，谈编辑活动开始于文字创造活动；说人的大脑存在着一种编辑机制，依靠这个机制把思想、语言材料、书写工具、记录载体把思考结果凝结、物化起来，便完成了一次编辑过程，如此等等……都是以人类编辑活动论为依据的。而且，如前所述，否认编辑活动是特殊的文化专业活动的论点，都在不同程度上认同编辑活动广泛存在于各种文化活动的观点；承认编辑活动是专业活动，同时又说编辑活动也存在于其他文化活动之中的论点，实际上也以其逻辑上的模棱两可支持了人类编辑活动论。所以，人类编辑活动论虽然出自个别论著，仍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值得引起重视。
究竟有没有人类编辑活动这种社会存在，直接关系到编辑学的研究对象、任务和学科性质，实为编辑学建设的重大理论问题。按人类编辑活动论的明确主张：“把编辑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文化知识缔构活动”，学科建设的路子就将完全是另一种模样，其最终结果究竟是文化缔构学还是编辑学，也大可怀疑。所以争论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也是十分明显的。
与其他争论问题比起来，有没有人类编辑活动，基本上是一个事实判断与逻辑划分的问题，可以用比较明白的摆事实、讲道理的办法统一认识，说不定还能由此促进其他问题的争鸣逐步活跃。
2.要不要认真研讨编辑活动特殊的内部矛盾？
毛泽东在《矛盾论》里说过：“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对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如果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无从确定一事物不同于他事物的特殊本质，就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特殊原因，或特殊的根据，也就无从辨别事物，无从区分科学研究的领域。”前一阶段编辑学研究中有同志就是根据《矛盾论》的这一方法探讨过制约编辑活动发展变化的内部矛盾的。例如认为编辑活动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就是编辑与作者、编辑与读者的矛盾；编辑学要以这种矛盾作为研究对象，才能避免见物（书）不见人的偏向，深入到编辑活动的规律性层次。应该说这是比较接近编辑活动内在本质的矛盾分析，因为这是编辑活动在社会文化中的中介地位决定的，只有编辑活动才具有的特殊的矛盾。但是，也有人对研究矛盾特性的必要也提出了异议。一篇题为《编辑学研究对象的整体指称与整体对待》的专论就公开批评了以《矛盾论》为依据，强调研究编辑活动矛盾特殊性的做法。这篇文章说：“建国以来的科学研究中，以《矛盾论》中的一段话为依据，希望把某些科学研究对象归为一对矛盾的研究者不在少数，但他们的论点却鲜有能够成立者。原因是他们误解了《矛盾论》中的这段话。”文章认为“一个事物往往包含着很多矛盾；一对矛盾，即使是一对主要矛盾的研究也不能代替对象整体的研究”，“只有矛盾赖以存在的特定事物的整体，才可能成为科学研究对象的整体”，但是作者在解释什么是编辑学研究对象的整体时却又说，尽管客观世界错综复杂，借助“搜集材料、整理成书”这一特征“足可以界定一个时空结构上都相对明确的具有特定机制与功能的整体”。然而这样的所谓编辑学研究对象的整体——“搜集材料，整理成书”不是完全可以用一对矛盾来作出哲学表述的吗？可见，文章所不赞成的实际上是强调研究矛盾特殊性矛盾分析方法。
所以，要不要认真倡导对编辑活动的特殊的内部矛盾的研究，是能不能继续发展关于编辑活动特殊性研究的首要条件，如果能围绕这一点开展一些争论，肯定会大有好处。
3.什么是编辑活动的本质属性？
编辑活动的特殊性是由编辑活动的本质属性决定的；编辑活动的矛盾运动既是编辑活动本质属性的内在根据，又使编辑活动的本质属性得以充分展现。因此，要正确而又充分地把握编辑活动的特殊性，必须搞清什么是编辑活动的本质属性。对此人们似乎并没有什么认识上的分歧，谁也不否认搞清本质属性的必要性。但究竟什么才是编辑活动的本质属性，人们的看法就很不相同了。这是因为明确事物的本质属性本来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任何事物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揭示出它各方面的属性，这些属性有非本质的，有本质的，把非本质的属性当成本质属性，就无法正确地把握事物的矛盾特殊性，无法区分事物。所谓本质属性，是指一个事物区别于另一个事物的特有的属性，是决定事物所以是甲而不是乙的那种质的规定性。事物的性质和特征都是本质属性决定的。因此掌握正确的区分不同属性的方法对于搞清编辑活动的本质属性是十分必要的。
恩格斯曾经说过：“为了了解个别现象，我们必须把个别的现象从普遍中抽出来，孤立地考察它们。”⑤马克思也曾在论述生产的一般和特殊时告诫，不能因为见到统一就忘记本质的差别。⑥这对于我们研究与著述活动有着许多结构联系和共同属性的编辑活动，更有重要意义。但是，在考察编辑活动的本质属性时，恰恰有一些习惯的方法，使人只注重联系和共性，不考察本质的差异。例如只从操作方式上考察编辑活动与著述活动，结果就很容易把两者合而为一，无法把它们区别开来。本来么，同是文化工作，都属脑力劳动，怎么会不共同具有演绎、归纳、分析、综合等思维形式。单凭编次、排序、分类、搜集材料、整理加工等操作方式，显然难以区分编辑活动与著述活动在本质属性上有什么差别。这就像单凭构图、取景、用光、配色等操作方式，就无法区分摄影与绘画的本质差异，单凭口头表达的具体特点无法区分讲课与说书的本质差异一样，其道理是十分清楚的。又如单靠字义的分析，结果不但很难把握编辑活动的本质属性。而且很容易把编辑活动与著述混为一谈。人们可以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赋予字和词不断变化的含义，但事物的本质属性却是不以字义词义为转移。只要事物本身没有变成另一个事物，它的本质属性就不会改变。在我国，从古到今有许多文化活动都曾经被冠上“编辑”的名称，这大多是编辑活动还没有成为科学研究对象的情况下形成的语言习惯，很多情况是古人在没有形成著作这个概念时对著述活动的指称。把从古到今所有用“编辑”一词指称的实际活动作一些分析、归纳，就会发现这些“编辑”字眼实际上指的是两类文化活动，一类是作为各种著作形式总称的“编辑”活动，其本质是著作活动，所以称它“编辑活动”是对历史习惯的沿袭；另一类是作为传播媒介特有的专业编辑活动。不分清这两类实质不同的文化活动，把两者糅合在一起找出它们共同的本质属性，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最多只能从操作方式上找到某些相似的地方，而这样的相似之处乃非本质属性的相似，决不是本质属性的一致。根据存在着两类“编辑活动”的情况，不作实质的分析得出结论说古代编辑活动的特征是“编著合一”到了近现代才有专业的编辑活动。这在逻辑上也是说不通的。尚未出现编辑活动的那段古代，只有著述活动，哪有什么编著合一；已经出现了编辑活动的那段古代，编辑活动与著述活动已有了社会分工，各有自己的特殊职能，怎么会合二为一。已经有了真正的编辑活动的古代与编辑活动空前发达的近现代，既然都是编辑活动，就只能有一个本质特征，怎么会出现本质特征上的古今区别？《编辑学刊》1993年第1期上，有一篇题为《也谈古代编辑的特征》的文章，针对有人所说：“古代的编辑活动与近现代的如此的不同，以至于我们不加区别就无法对‘编辑’进行明确、完整、科学的界定”，指出古代编辑同样具有“社会行业性”、“谋利性”、“大众传播性”等特征。显然，问题的关键在于不能把有“编辑”之名而无“编辑”之实的“编辑活动”与作为传播媒介特有的专业编辑活动混同起来。
现在看来，如果把编辑活动放在社会文化活动的大系统里，看看这个系统结构里的各个组成要素各自处于什么样的位置上，相互之间又如何彼此制约、作用、分析、比较一下各个要素各有什么不同的功能，就比较容易既看到编辑活动与著述活动的联系和某些共性，又可看清两者的区别与个性，从而发现在精神产品的生产与消费过程中的中介地位和对精神产品的生产与消费的传播调节功能，就是编辑活动区别于其他文化活动的本质属性。
对编辑活动特殊性的研究需要进一步展开的课题还有很多，如关于编辑活动特殊规律的研究，编辑活动与出版的特殊关系的研究，古今、中外编辑活动发展特点的比较研究，编辑活动与市场机制的特殊关系、与意识形态的特殊关系，编辑活动与社会控制的互动关系等等，有些在过去的研究中已多少有所触及，有些则至今尚无深入的探讨。要充分把握编辑活动的特殊性，这些问题都是应该认真加以研究的。如果能在上述两个问题上取得较好的进展，就一定能有力地带动这些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
注释：
①《编辑学通论》。
②1992年10月12日《新闻出版报》第3版。
③《中国古代编辑史论稿》。
④《中国古代编辑史论稿》。
⑤恩格斯：《自然辩证法》。
⑥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