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的文化建构——对建构主义方法论的一种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政治论文,建构主义论文,文化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06)04-0063-05
一、建构主义方法论革命
“世界永远是被演绎的、而不是被实证的”，“世界是一种建构的过程”。在国际关系领域，建构主义作为一种方法论，①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②国际关系建构主义方法盛行的一个直接动因是，当代国际关系中最具根本意义的重大事件——冷战格局的突发式、和平式的终结。这一事件是传统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无论是现实主义还是理想主义，无论是新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自由制度主义），所难以解释、规范和预测的。传统现代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在冷战结束和后冷战时代复杂多变的世界事务、国际生活面前显得苍白乏力，迫使人们对现存的一切理论进行深刻反省，提出新的理论研究视角、取向、范式和框架，从而重建 （重构）所有的国际关系理论，重新诠释一部新的国际关系史，这就是当代西方国际关系领域的建构主义方法论革命。
从本质上说，建构主义方法是一种社会学方法。它预设人类关系的结构主要是由观念因素而不是由物质因素决定的。从此出发，注重从社会化（规范化）的宏观总体上，研究社会个体及其身份、利益、行为和所谓“不以个体意志为转移”、具有原发、层累力量的社会结构体系是如何由共享的观念建构（构成）的（而不是天然固有）。③可见，建构主义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学方法，而是一种“文化社会学方法”。它认为，既然社会是文化的社会，而文化是社会的文化，社会建构的实质是文化建构，社会性建构是以文化为内容的建构，因为对人（乃至对物）而言，社会化的过程同时就是一个文化（规范化）的过程。
建构主义方法的革命性就在于超越了主体—客体的二元对立，摆脱了是客体决定（造就）主体，还是主体决定（创造）客体的两难选择，引入超乎两者之上的第三个维度——文化（规范），并以此为更根本、更实在的东西，它决定（规范、规定、建构和影响）包括人和社会秩序在内的世间万物。首先，人与人、人与社会的互动关系都要由文化来沟通；其次，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中，社会对人的建构实质上是文化对人的建构，因为社会本身也是由文化所建构。也可以说，文化在建构人的同时，包含着被文化所建构的社会对人的建构。由此形成了世界三维建构模式体系，那就是：文化直接建构社会、文化直接建构人与文化通过社会间接建构人。因此，可以说建构主义方法是建立在文化（规范）本体论或社会本体论上的。④
二、国际社会的文化建构
建构主义方法首先应用文化社会学视角看待整体性的国际政治，确立国际政治（社会）的文化建构立场。它主张的不是传统方法的物质本体论，而是文化（制度）本体论或者说社会本体论，它不是根据在行为体背后起作用的实力分配和权力结构等物质层面的东西来看待国际体系，而是认为这个体系是由观念层面上的与规范相关联的机构所组成。因此，在它看来，国际政治的基本结构是一种观念结构，起码是一种社会结构，而绝非是绝对的物质结构。它强调：国际关系体系（系统）、结构或格局不是先在的、既定的、一成不变的，而是国际文化（制度）的社会构建（构成）物，是在国家间持续不断的互动性实践活动中不断生成、嬗变和转换的——可以说，国际体系是制度化、进而器物化的文化（制度）体系，即社会化、现实化的国际文化（制度）体系。“国际体系是诸机构的集合体，而且诸机构是诸规范的现实化。当其构成性规范的一部分（或全部）发生改变时，国际体系的基本变化随之出现。”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冷战体系的形成还是解体，都是由于冷战双方对传统约定的规范（价值观念）的打破和修改所导致的。而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也不是单一的、既定的，而是由国家间多样的互动而生成的国际文化结构所建构和塑造的。不同的文化结构（三种角色结构——互为敌人、竞争对手还是朋友）构造着不同的国际关系、不同的无政府社会结构或状态“逻辑”（三种国家间关系——敌对或冲突关系、竞争关系、合作关系）。⑥一般而言，国际制度一旦得以确立，就成为国际社会共享的文化，“社会共有知识使互动在时间上具有相对的可预测性，也造就了稳定社会秩序的自均衡状态。”⑦一定的国际规范或制度支撑一定的集体安全机制，从而缓解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相反，“没有成员之间一定程度的文化共同体，国际体系（特别是国际社会）不会形成”。⑧可见，国际体系的基本秩序、结构和关系不仅仅是权力物质性的，而更是文化规范性的。正是国际体系的文化规范性决定（规定、制约）着其权力物质性，在世界这个大空间内，所有物件原本并无任何意义可言，只有存在于一定国际体系内的人赋予其意义后，才是真正现实的。也就是说，物质存在只有（国际）社会化了，只有纳入到一定国际社会结构内，并通过其中的文化观念才子以确认。“对于人类的行为来说，只有通过共享的知识结构（意义系统），物质资源才被赋予意义。”物质实力的含义即社会意义是在国家之间的社会文化价值结构的相互认同关系（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中确立和体现出来的。⑨
三、国家行为体的文化建构
其次，建构主义是从个体国家的文化建构立场来解释国家行为的。正如文化的实质是“人化”、是“化”人，通过制度（规范）造化其社会成员——处于一种成型文化中的个体必定被此种文化所建构，“在决定行为体的行为方面，社会规范、法则、认同等因素同物质现实同等重要、同样有影响力。”⑩那么，国际文化的实质是“国家化”、转化国家，即对存在于其中的国家施加影响，予以塑造和改造。一定的、被制度化了的国际文化意义系统确定国家行为体对其周围的国际（物质）环境作出一定的理解和反应，确立一定的社会认同，进而影响其利益构成，最终决定其采取相应的国际行动。也就是说，国际社会共有的文化观念建构国家的身份，并通过这种身份政治或“认同政治”影响其利益和行动。比方说，当“冷战”这个文化形态形成之后，美国人和苏联人就有了共有的信念：他们互为敌人。这个信念帮助确立了他们在任何给定情景中的身份和利益，并进而决定彼此相应的敌对性行为方式。(11)在此，建构主义方法强调，在一定的国际社会体系中，各国家行为体的行为模式（主要是对外的外交行为和外交决策）是由国际体系层面上的文化规范创造的，而不是由自身的单位文化所决定。当国际规范发生变化（由国家行为体间的互动样式的改变所造成），各国家的认同（身份）也会随之调适，其利益也将发生改变，行为也会相应地出现转换。(12)建构主义认为，各国的社会属性、特征、其角色身份不是国家所固有的，而是由国际社会所赋予、构成的；而各国的国家利益——无论是政治利益（主权独立）、经济利益（财富）、还是精神利益（国家尊严）不是由其客观的物质权力所界定，而是由其认同（身份）来定义，是国家从国际社会中学习的结果。“国家只有在国际体系中确立了自我身份或自我认同后，才能相应地确定其利益的范围、程度和数量”。“利益不是存在‘那里’等待被发现，而是通过社会互动而建构起来的。”(13)也就是说，“国家利益源于国家认同”，(14)“利益倚赖于认同”，“认同是利益的基础”(15)。身份是利益的指针，它塑造利益，行为体的身份包含了利益的成分，是利益认识、界定和选择的先决条件。行为体是根据身份选择利益的（而不是相反，即便一时一地行为体是依据利益选择身份，但从根本上说，这些利益自身仍然是以更深层的身份为前提条件）。至于作为国家利益一部分的国家安全——安全利益及其威胁的来源也不是客观存在的东西，不是来自国际权力体系中国家间物质实力的平衡和对自身权力的巩固、扩张和炫耀，而是可以由国家“意想”、想象出来或由国家通过话语等工具“建构”起来。(16)可见，“安全”概念是“扎根于语言和文化之中的”，其含义不是固定不变的，而会随着世界政治的变化而生发、流变。(17)最终，国家的行动则是由利益（而不是由文化观念）直接支配的，国家利益是外交行动的最高指针和最终标准。(18)国家只有在具有某种身份和利益后，才能采取与其身份和利益相符合的行动。国家正如个人一样，很多时候并不知道自己是谁，什么对自己重要或有价值，自己又最需要什么，以及如何运用合法的手段去获取它们，还有什么是自己的安全或威胁，所以，所谓真实而客观的“国家角色（身份）”、“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实际上都是从国际社会及其文化、规范（制度）中学习、理解和意会而来的。而国家一旦学会和认同了这些国际规则和制度，其身份和利益得以确立，行动就有了明确的方向。也正是在这层意义上，建构主义对国际制度规范国家行为有独特的理解，它不同于自由制度主义，认为制度不仅仅是管制性的，而且是构成性、生成性的，也就是说，制度不仅具有因果性力量，向行为体施加外在的约束，影响其外在的行为（造成因果性影响），而是作为一种构成性要素，深入到行为体的内部中去，即规定其内在的认同（对自我身份、利益与安全的体认），塑造其行为模式，对之产生构成性影响。(19)这一方法论范式的转换，不仅体现了国际社会行为体对国际制度从外在强制向内在自觉的飞跃，也预示了国际共同体的进步。
四、国家行为体的社会建构
当然，建构主义方法并没有否认，除了国际文化对个体国家的直接建构外，还有另一种间接的建构。它从个体国家的社会建构角度进一步说明了国际社会体系结构对国家行为的直接建构作用，这恰好体现了国际文化通过国际社会间接建构国家个体。基于国际社会本是由国际文化所建构，归根到底，这种对国家行为体的社会建构是一种社会的文化建构。建构主义指出，在大多数场合，以国际规范和制度为表现的国际文化并不是直接用来建构国家行为的，而是通过一定的国际生存空间来实现的。因此，如果不理解国家所处国际体系中的特定社会结构，就不能理解国家对国际文化价值的实际取向和对国际制度规范的具体选择，就没法解释不同的国家对同一国际文化体系会有不同的看法和态度。建构主义对国家行为体同国际社会的相互关系作了如下的分析。在国际政治行为体与国际政治体系结构之间存在着紧密的相互构成关系，双方对于对方都有强有力的构成力。主流建构主义派代表温特指出：“分析国际政治的社会建构，就是要分析（国家行为体之间）互动过程如何产生和再产生出影响（国家）行为体认同和利益的诸（国际）社会结构——无论这种社会结构是合作性或冲突性的。”(20)国际体系、国际政治（无政府）结构对于国家有着完全意义上的建构作用，不仅仅影响到国家的（外在）行为，而且影响到国家的（内在）身份和利益。(21)在此，建构主义强调的是，国际政治体系的社会结构对其中的行为体具有相当的建构（构成）力，它不仅确立单个的国家的含义、认同及利益，而且确定他们所从事的经济、政治及文化活动的模式。
从上述，我们可以看出，建构主义方法从三个方面——对国际社会的文化建构、对国家行为体的文化建构与对国家行为体的社会建构——实现国际文化对国际政治的完整建构，并为国际文化及其所建构的国际政治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归纳起来说，建构主义认为，国际政治可以重建，因为它本来就是由国际文化建构起来的，而不是特定不变的。而国际文化本身也不是亘古恒定的，文化之所以成为文化，就在于它具有自我再造的能力和趋势。(22)建构主义的文化不是一种物化的存在，没有被实体化——把文化想象成一种独立自足、有着自身的力量和目的的“超有机体”的实在，而是不断被人化——被活动着的人所负载和诠释，始终处于一个过程中。国际文化之所以如此，是基于建构主义的主体间性思维对主体性思维的克服。正如后现代主义下人的主体性不再体现为征服客体的孤立，而是体现为主体之间的相互交往的共存关系，在后现代国际社会里，各国家及其单位文化也是处于一个不断交流互动的状态下，促成“文化间性”的文化格局。进一步从文化全球化视野展望，世界各地区、各民族不同文化在互动中不断超越自身界限，相互渗透、吸纳和包容。可以预期，在一个“跨文化（公共）空间”内，世界将建立起各文化互为朋友身份的、积极的集体认同，进而达到人我合一的完全的认同，形成“集体身份”的“世界文化共同体”。这最终导向的就是建立在非暴力、自愿、自律、互信、互助（他助式）协作基础上的“多元安全共同体”（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集体安全体系）或“世界永久和平共同体”，即所谓“世界大同”——这就是康德文化的理想状态。
基于最好的和平与安全不是来自均势、强权或霸权下的外在强制约束，也不是源于根据成本／收益计算而来的社会契约规范，而是来自彼此间最积极的集体认同和完全的相互信任，这才是真正的和平与安全（“软和平”或“软安全”）。建构主义首次充满信心地提出了向不以武力为解决彼此间争端、奉行集体安全的康德式国际体系过渡的主张，以最终实现充分的、持久的世界和平与安全。(23)
注释：
①严格说来，不能把“建构主义”当作某种具体的理论，事实上，从内容上讲，它包括纯粹理论、国家与国家利益理论、国际体系理论、国际体系转换理论以及国际和平理论等。而且，从立场上讲，它也并非铁板一块，大致可分为后现代（激进）建构主义、主流建构主义、现代性建构主义等派别。
②国际关系建构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尼古拉·奥努弗(Nicholas Onuf)首先建议将该词指代基于20世纪80年代具有后现代性质的社会批判理论（包括女性主义）而发展起来的方法，它是所有坚持社会的文化建构、观念本体论等立场的国际关系理论家族。
③基于建构主义既不同于物质主义，也不同于个体主义，主流建构主义代表亚力山大·温特(Alexander.Wendt)把它视为一种结构理念主义(structural idealism)。参见Alexander Wendt,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Ch.1.
④上个世纪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R.Popper)提出了“世界3”理论，认为在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之外，还有一个在性质上介于这两个世界之间的第三个世界，即：以物质形态表现出来的精神凝结物（精神结晶），如文化、制度等。而且认为，这个“世界3”是沟通主客观世界的桥梁，比主客观世界更实在。可以说，建构主义方法吸取了波普尔“世界3”理论的营养；或者说，它们是不谋而合。值得指出的是：建构主义超越了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关于唯心、唯物的哲学性二分法，因为它最终把具有本体地位的文化（或社会）置于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之上，认为：文化规范、制度等无非是行为体互动在一定阶段“固化”而成的，而社会结构的存在也并不独立于行为体的实践之外，也就是说，从本源上讲，无论是文化还是社会，都是行为体实践活动的产物。这恰恰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本体论有不谋而合之处。
⑤Rey Koslowski and Friedrich Kratochwil,"Understanding Chang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The Soviet Empire Demise and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8,No.2,1994,p.223.
⑥参见A.Wendt,"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6,No,2,1992；［美］亚力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14页。
⑦(11)(21)(22)(23)［美］亚力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33、233、315、 233、370-387页。
⑧Barry Buzan,"From International Society",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7,NO.3,Summer 1993.
⑨Alexander Wendt,"Construc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0,NO.1,1995,p.73.比方说，美国会认为朝鲜的五件核武器比英国的五百件核武器对美国构成更大的威胁，因为英国是美国的朋友，而朝鲜是美国的敌人。至于美国对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极端关注、乃至对与其相关的任何其他问题都高度敏感，以至于不惜动用武力，这都是由美伊之间相互极度敌对的身份（认同）所确定的。还有，前不久朝鲜退出核不扩散条约所引起的震荡，远大于20世纪60年代核大国——法国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也在于国家之间身份关系的不同。
⑩Martha Finnemore,National Interests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6,p.128.
(12)参见另一位建构主义者拉吉，John Ruggie,Constructing the World Policy:Essays o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New York: Routledge,1998,pp.14-5.
(13)Martha Finnemore,National Interests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6,p.2.
(14)Samuel Huntington,"The Erosion of the National Interests",Foreign Affairs,Sep./Oct.,1997,p.28.
(15)Alexander Wendt,"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6,No.2,1992,p.398.
(16)参见David Campell,Writing Security: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2.
(17)参见Paul A.Chilton,"The Meaning of Security",in Post-Realism:the Rhetorical Tur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East Lansing: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6,pp193-216.
(18)这也是国际关系理论的现实主义大师摩根索的观点，参见Hans J.Morgenthau,Politics among Nations: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6th edition),New York:Alfred A.Knopf,Inc.,1985,p.11.
(19)比方说，某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成为其会员国后，故其行为必须遵守该组织的规章制度；而更为重要的是，由于该国将这些国际规范内化，使其成为自我生存之所必需和发展的一部分，从而改变了该国的自我认同，使其在国际社会拥有了新的身份和利益，结果是行动为之一变。
(20)Alexander Wendt,"Construc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0,No.1,1995,p.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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