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汉学研究现状及其对策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学论文,研讨会论文,对策论文,现状论文,海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6年12月20日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召开了“海外汉学研究现状及其对策研讨会”，北京图书馆任继愈馆长、北京大学汤一介教授等北京地区40多位学者和一些学术期刊的主编、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就如何深入展开对海外汉学的研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现将讨论的主要问题综述如下。
一
海外汉学作为一个跨学科的综合性学科，近年来已受到了中国学术界的日益关注，与会代表认为近十几年来对海外汉学的研究呈现出可喜的发展势头。
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对海外汉学的研究着重于基本情况的介绍，其代表性著作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编的《国外研究中国丛书》，1979年出版的《国外西藏研究概况》，1980年出版的《日本的中国学家》，1981年出版的《美国中国学手册》和1986年出版的《俄苏中国学手册》。在这时期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也直接向国内学者介绍了不少很有价值的学术论文。其中由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冯蒸所编著的《近三十年国外‘中国学’工具书简介》是一本很值得称道的好书，为国内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八十年代中后期国内对海外汉学的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翻译海外汉学著作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其代表性的丛书是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王元化主编的《海外汉学丛书》和江苏人民出版社的《海外中国学研究》，前者侧重于介绍海外汉学界对于历史中国的研究，后者则着重于介绍海外对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这两套丛书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受到了学界的好评。在这期间影响最大、发行量最高的，当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剑桥中国史》，这套书不仅向国内学者展示了国外对中国史研究的整体水平，而且也反映出了中国史学界对海外汉学研究的决心和水平。
从九十年代开始，国内对海外汉学的兴趣日益高涨，其表现在：（一）学术园地的增加。《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中国文化研究》开设了专门的栏目，发表研究海外汉学的文章，加上长期以来对这一领域的研究一直起积极推动作用的《文史知识》、《中国史研究动态》等学术期刊，从而在这一领域中形成了一个良好的氛围，有一定深度的文章不断出现。199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国际汉学》和阎继德主编的《汉学研究》，都是专以这一课题为其对象的学术集刊，这两本综合性学术集刊的出版，反映出学术界希望从整体上把握海外汉学研究的愿望。（二）专业学术会议的召开。1995年1月在海口市召开了大陆首次国际汉学学术研讨会。它的召开标志着国内学术界对海外汉学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三）专业学术机构的建立。继清华大学汉学研究所之后，北京外国语大学又建立了“海外汉学研究中心”，而且是一个实体性的研究机构，这标志着对海外汉学的研究开始向专业化和综合性研究方向发展。
在这次会上，任继愈认为在当前情况下加强海外汉学研究十分必要，外国想急切了解中国，中国想急切了解外国，海外汉学恰是沟通两个方面的重要途径。现在国内学术界都认识到了这一点，这是件好事。汤一介介绍了他到荷兰、美国等地汉学系访问的情况，认为现在国外学术机构对中国研究有很高的热情，在国外一般民众中，中国文化也有一定的影响，据说仅法国修禅的人就有60多万，仅此可见一斑。这说明时代要求我们加强对海外汉学的研究。
二
尽管国内近十几年来对海外汉学的介绍、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与会代表们认为这一方面仍是有待发展的学术领域，许多基础性工作需要从头做，有不少问题还未搞清楚，大量的、基本的海外汉学著作还有待翻译，各国汉学发展的历史线索和重要的汉学家也需要认真的梳理和研究。归纳起来，大家认为目前这一研究领域存在的问题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关于名称问题。目前国内学术界对这一学科有两种称谓，一种是“汉学”（Sinology），一种是“中国学”（Chinese Studies）。主张采用“汉学”一词的研究者认为，“这个词专指有关中国历史文化、语言文学等方面的研究”，（李学勤《国际汉学著作提要》序），从词源学上来说，Sino一来源于“秦”，也是指当时的中国，这说明“汉学”一词并不专指某一时代的学问。在这个意义上只要以历史中国，或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其研究对象，都可以称为汉学。任继愈主编的《国际汉学》，李学勤主编的《国际汉学著作提要》是这一种意见的代表。
主张采用“中国学”的学者认为，“汉学”从西方来说是殖民主义的产物，时代发展到今天已不适宜。从研究范围上来说，不仅无法概括国外对当代中国的研究，也无法包括海外对中国西藏、蒙古的研究。最近出版的《世界中国学家名录》、北大教授严绍
的《日本中国学史》，耿升主编的《国外中国学译丛》是这一种观点的代表。
张西平认为Sinology的英文原意就是the study of Chinese language,lit-erature,art,customs,etc.即指中国语言、文学和风俗等方面的研究。从历史发展过程来说，Sinology确实是殖民主义的产物。西方汉学从欧洲的以历史中国为其重点发展到以费正清为代表的以当代中国为其重点的美国中国学，的确经历了一个大的变化。但国内一些学者所以仍以“汉学”称谓，主要在于想区别于对当代中国的研究。与会大多数学者认为，鉴于政府有关部门已经有不少机构对海外当代中国进行研究，那么，对海外汉学研究的重点应放在历史中国上。
“汉学”和“中国学”之争还要继续下去，这种讨论会进一步明确海外汉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是有益的。多数与会者认为作为学术观点，采用哪一种概念，现在不必去加以统一规范，待研究深入后，自然会有一个较为公允的看法。
二、关于文献问题。北京大学李明滨说，海外汉学的研究刚刚起步，可以说我们目前对国外汉学研究的全貌仍处在不太了解的状态，一个重要的证明就是在对海外汉学著作的翻译上，该译的未译，不该译的却被译了。这说明我们对国外汉学研究的状况不甚了解，无法做出判断。由于至今一些基本的著作尚未译成中文，在没有掌握基本资料，对西方汉学的沿革历史没有系统研究的情况下，一些客观性的研究著作很难达到科学的水准，只能停留在一般性介绍上。中华书局谢方认为，近年来扎扎实实去翻译海外汉学名著的人不多。由于目前从事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学者中能用外文直接阅读国外文献的人为数不多，因而对海外汉学研究的首要问题仍在文献方面。如何对海外各国的汉学研究做全面的调查，如何充分利用海外留学生队伍，发挥海外华裔学者的作用，如何及时掌握海外汉学研究的动向，以及介绍海外汉学研究的最新成果，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关于性质问题。海外汉学是什么？有些学者认为海外汉学是中国学术史的域外部分。这样，从事汉学研究必须有中国文化的修养。但由于它也是在另一种文化背景下研究中国文化，因此，也可算作比较文化研究。有的学者对此提出异议，他们认为，中国文化西传以后，西方学者在接受中国文化的过程中已进行了一种解释，这种解释完全是以本土文化为基础的，因而这种接受的过程就和它们原有文化的变迁过程联在了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早期汉学史本身就是西方近代思想史的一部分。有些与会者同意从比较文化的角度来理解汉学。张西平认为，注重海外汉学，在历史发生学的角度上研究两种文化的交流史，并从中比较两种文化，这或许是比较研究的真正方向，因为历史和逻辑在这里是统一的。
中国文化的外传实际上是有两部分人完成的，一部分是职业的汉学家，他们从事翻译、介绍中国文化的工作，一部分是西方学者或思想家，他们把中国文化作为其学术和思想研究的对象，或者在自己的文化创造中大量吸收中国文化，从而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外传和影响。对海外汉学的研究，这两部分成果都应加以注意。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钱满素谈了《爱默生与中国》一书的创作就是从美国思想史研究的角度来完成的。
至于对海外汉学应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到会的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学者应认真研究海外汉学丰硕的学术成果并学习他们的经验，或许在观点和方法上国内学者与他们有所不同，但其治学态度，敢于提出创见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正如季羡林所说的，“西方学者接受近现代科学方法的训练，由于他们置身局外，在庐山之外看庐山，有些问题国内学者司空见惯，习而不察，外国学者往往探骊得珠。”
也有些学者认为对海外汉学不可评价太高，绝大多数海外汉学家都在从事低层次的翻译工作，真正能和国内学者对话的海外汉学家并不多。因此我们在介绍海外汉学研究成果的同时，应加强对其理论的批评问题。前一时期由于我们对海外汉学了解不够，述多评少是一个自然现象，但随着对海外汉学介绍的增加，基本著作的翻译，应逐步加深评论工作，实事求是地评价他们的研究成果，切不可对海外汉学界只唱赞歌，没有批评。
三
面对迅速发展的海外汉学，国内对其研究仍显得十分单薄，在研究队伍、课题设置、学术阵地、资金投入等方面都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与会学者对今后如何深入开展对海外汉学的研究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提出了许多很好的建议，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第一，建立海外汉学研究的资料中心。中国文化的外传已有上千年历史，我们对海外汉学的研究欠帐太多。在本课题中文献资料的收集是第一位的，要对每一个国家的汉学史进行梳理，对重要的汉学家，有影响的研究著作有一个基本的了解。最近出版的《国际汉学著作提要》开了个好头，但显然需要大大扩展，一些基础性的工作也要从头做起。任继愈希望到会的学者对北图采购海外汉学著作献计献策，尤其是在选外文新书的问题上。
海外汉籍的调查也应成为对海外汉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从三十年代起，几代中国学者对海外敦煌文献的收集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现在海外不少图书馆、博物馆藏有许多珍贵的汉文文献，《文史知识》柴剑虹说，俄罗斯的圣彼得堡就藏有大量的明清文献，至今没有整理。这些情况我们应逐步摸清。
国内目前仍无专门搜集、整理及调查海外汉籍的机构，与会者希望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海外汉学研究中心能发挥其独有的语言优势，加强与海外汉学界的联系，逐步成为北京地区乃至全国的资料情报中心。
第二，增加学术园地，扩大学术影响。部分学者对于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海外汉学研究中心要创办一个专题性的国际汉学研究期刊的计划很感兴趣，希望海外汉学研究中心能加快这一计划的实施，从而使这一研究领域有一份专门性的学术期刊。
《中国史研究》主编童超提出今后应经常召开各类学术讨论会，既可开一些专科性的学术研讨会，也可开一些象1995年海口国际汉学讨论会那样的综合性学术会议。《文史知识》柴剑虹认为通过这些定期的学术会议可以交流情报，深化研究，并把分散在各个学科、各个研究、教学机构的研究人员集中起来，化零为整。
第三，培养人才，扩大研究队伍。研究人才的短缺是开展对海外汉学研究所面临的严重问题。目前从事海外汉学研究的人员中学外语出身的较多，他们的翻译水平较高，但有些则没有经过专门的中国文化传统知识的学习。有些学者提出，对海外汉学的研究必须吸收专业人员参加。从事这项研究，外语能力与研究能力二者缺一不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周发祥认为，海外汉学的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一般性的介绍上，要把对海外汉学的研究同国内学术研究的前沿结合起来，这样既能促进国内的学术研究，也可把对海外汉学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海外的汉学研究绝不能脱离各门学科，只有各专业学科的发展，这项研究才会更加深入和更有生气。与会同志都热切期望外语与专业能力都强的青年一代加盟到这一领域中。
与会代表一致呼吁，社会科学研究的管理机关应对海外汉学研究更加重视，在国家各类研究课题基金中拨出一部分经费支持这一课题的研究，给予必要的资金投入。在学科的设置、硕士点、博士点的设置上应注意对这一学科的倾斜，以便尽快使这方面人才的培养走向正规化。
北京外国语大学穆大英副校长认为，从北京外国语大学本身的发展和对外学术交流来看，日益显示出加强对海外汉学研究的迫切性。海外汉学研究中心的成立不仅可以充分发挥北外语言的优势，也为北外从单一的语言学校向综合性文科大学的过渡做了有价值的尝试。
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任程裕祯教授表示，北京外国语大学的这个中心刚刚成立，万事开头难，今后将一件事一件事地去做，逐步把中心的各项工作开展起来，使其逐渐成为北京地区对海外汉学进行研究的情报资料中心、学术活动中心，为推动国际汉学的发展尽一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