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卢卡奇从晚年自传的阴影中走出来：一种方法论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走出来论文,自传论文,晚年论文,阴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5)03-0072-07
和同时代许多重要思想家一样，晚年卢卡奇也曾留下相当数量的自传文献，（注：在卢卡奇的思想分期问题上，学术界存在不同的见解。卢卡奇本人(Georg Lukács,"Gelebtes Danken:Notes towards an Autobigraphy",Record of a Life:An Autobiographical Sketch,trans.,Rodney Livingstone,Verso,1983,pp.143-170)、曾深受卢卡奇思想影响的詹姆逊（詹姆逊：《马克思主义与形式》，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137-138页）以及前苏联官方哲学家（别索诺夫、纳尔斯基：《卢卡奇——哲学家与社会思想家》，《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9年第4期）都曾对此发表过不同的意见，但目前学界普遍认同的主要还是卢卡奇的学生扎尔坦·塔尔的分期方案（戈尔曼编《“新马克思主义”传记辞典》，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540页）：“浪漫主义的反资本主义”时期(1885-1918年）；救世主式的马克思主义时期（1919-1929年）；斯大林主义时期（1930-1945年）；批判的改良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时期（1945-1971年）。为了行文方便，我们分别称为早年卢卡奇、青年卢卡奇、中年卢卡奇和晚年卢卡奇。）对自己经历过的思想和事件进行说明和自我评价。这些自传文献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晚年卢卡奇为自己早年、青年和中年时代发表的各种作品所撰写的新版序言或后记，如“我走向马克思的道路”1957年后记、《小说理论》1962年版序言和《历史与阶级意识》1967年英文版序言等；第二类是他的自传准备材料，即1971年的“经历过的思想：自传笔记”和“自传对话”；第三类是晚年卢卡奇会见匈牙利、南斯拉夫和英国等国记者时留下的一些访谈录。研究卢卡奇当然要关注这些自传文献。但在对以往研究成果进行梳理的时候，我们却发现：在怎样理解和运用这些文献的问题上，学界实际存在着根本的分歧。具体地说，凡是认为《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一书是卢卡奇一生哲学思考的顶峰和对20世纪人类思想最重要的贡献的学者，都会毫无保留地重视这些文献，并以此为依据进行研究；（注：例如国内学者所撰写的两部卢卡奇思想传记就是如此。参见宫敬才：《睿智圣殿的后裔：捷尔吉·卢卡奇》，河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张西平：《卢卡奇》，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而凡是认为《历史与阶级意识》方才代表了卢卡奇最重要的理论贡献的学者则对这些文献保持着一种谨慎批判的态度，认为“不能囫囵吞枣地对待”它们。[1](P301)由于晚年卢卡奇的自传文献是直接支持第一种观点的，持第一种观点的学者因此批评持第二种观点的学者没有看到卢卡奇本人的态度，[2]其言下之意是：既然卢卡奇都这么说了，那还有什么好说的呢？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自以为发现了真理，然而他们却忽视了一个简单的事实：“自传仅仅从文字上表达了一个人对他自己的生命历程的反思”，[3](P30)“任何自传：主观的；不是从社会情境中来看人的一般发展——而是在一个给定的情境中展示一个人是如何成为他自己或者如何没有能够成为他自己的。”[4](P143)对于卢卡奇而言，这个“给定的情境”就是他与斯大林主义的复杂纠葛。如果对卢卡奇的研究不能够利用客观的思想文本和传记文献对其晚年自传进行必要的修正，那么，卢卡奇就只能被封闭在他自己制造出来的这种充满政治辩护色彩的自传阴影之中。
一、卢卡奇与斯大林主义：“被迫的和解”
1958年，卢卡奇出版了题为《当代现实主义的意义》的论文集。卢卡奇本人出版这一文集的目的是想批判现代主义的一切表现形式，但出乎他意料的是，此文集的出版恰恰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对其中年以来的思想进行严厉批判的契机。阿多诺、多伊彻、齐塔、里希特海姆等人纷纷发表评论，批评卢卡奇偏离其青年时代所确立的正确方向，与斯大林主义达成了“被迫的和解”。（注：Adorno,"Reconciliation under Duress",HLB,ed.,Aesthetics and Politics,NLB,1977,pp.151-176;Isaac Deutscher,"Georg Lukács and 'Critical Realism'",Marxism in Our Time,The Ramparts Press,1971,pp.283-294; Victor Zitta,Georg Lukács' Marxism:Alienation,Dialectics,Revolution,The Hague,1964；里希特海姆：《卢卡奇》，王少军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165-172页。）一些激进的新“左”派更是抨击卢卡奇已经完全斯大林主义化了，虽然还有一些保留和限制。[5](P61-82)今天，我们面对上述批评时自然会有所保留，因为在卢卡奇以《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为代表的晚年著作中，我们已经真实地感受到了他的思想发展中超越斯大林主义、向着其青年时代回归的新趋势。[6]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在卢卡奇二战以后出版的理论作品中，他对斯大林主义的认同是一个不能掩盖的事实！现在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中年和晚年卢卡奇是否与斯大林主义发生了思想认同，而在于这种认同为什么会发生，以及它对卢卡奇的思想发展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在卢卡奇与斯大林主义的关系问题上，国内学界始终流传着这样一种观点，即卢卡奇认同斯大林主义完全是一种被迫的、策略性的政治反应，[7](P15)因为他要想继续留在共产主义阵营内部，就必须屈服。[8](P26)这种观点的肤浅性就在于它只是看到了矛盾的一个方面，即来自共产国际高层对卢卡奇的强大政治压力，而忽略了矛盾的另一方面，即卢卡奇思想中的认同基础。事实上，作为一名出身豪门、富于反叛精神的理论家，卢卡奇没有理由仅仅为了一种必须远离政治的政治生命而进行违心的理论妥协，其早年和青年时代的政治思想发展充分证明了这一点。[9]换言之，如果卢卡奇思想中不存在可能与斯大林主义进行认同的理论因素，他是不可能忍受卑躬屈膝的自我批判，并再次选择苏联作为自己的流亡之地的。——1930-1931年间，卢卡奇曾在莫斯科工作过一段时间，那时候苏联已经开始向本雅明4年前预言的不好的方向发展了。（注：“就目前而言，莫斯科以蓝图的形式展现了各种可能性：首先是革命本身也许成功也许失败。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结果都不可预料，其情景将远不同于人们为未来所画的蓝图。那里的人民和生活环境已明显表现出这种迹象，一点也不掩饰。”（本雅明：《莫斯科日记柏林纪事》，潘小松译，东方出版社，2001年，第177-178页））但在1933年再次流亡的时候，他还是毅然选择了敌视他的莫斯科，而非法兰克福学派选择的英美、布莱希特选择的北欧！更重要的是，在二战后的斯大林主义化时期，他也没有像自己早年的朋友布洛赫那样选择离开现实社会主义国家！这说明阿多诺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卢卡奇与斯大林主义之间发生的是一种“和解”，尽管具有“被迫的”因素在里面。
在研究卢卡奇与斯大林主义达成“和解”的内在机制时，有三点是必须看到的。第一，卢卡奇对社会主义充满乌托邦激情的坚定信念。晚年卢卡奇在接受访谈的时候说过一句令人难忘的话：“我总是认为，生活在最糟糕的社会主义制度中也要比生活在最好的资本主义制度中强。”[4](P181)在“布拉格之春”之后，卢卡奇说这样的话，总不免让人觉得有些言不由衷，但这却是卢卡奇内在观念的真实表达！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天生反对者，卢卡奇很早就致力于寻找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就像研究者们反复指出的那样，在早年和青年时代，他的这种寻找始终具有一种非常强烈的伦理主义色彩。虽然这种伦理主义倾向在理论上容易导致唯心主义和乌托邦，但它却是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使卢卡奇的社会主义信念具有极强的自主性和稳定性。事实证明，不管卢卡奇对共产主义阵营中具体的人和事有怎样的不同意见，但他的社会主义必胜信念和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伟大创举的崇尚之情从来都没有动摇过。这点，他与睁着眼睛观察现代资本主义和现实社会主义的柯尔施、法兰克福学派等形成了明显的对比。就此而言，卢卡奇认同斯大林主义不过是其坚定的社会主义乌托邦信念的一个必然要求，因为在一战后社会主义革命高潮已然消退的情况下，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和社会主义是直接同一的。第二，卢卡奇思想中的实践－行动主义倾向。在安德森看来，西方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一个特点就是“它在结构上与政治实践相脱离”。[10](P41)这一见解无疑是深刻的，但同时也是片面的。因为在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开创出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时候，他们的本意是希望在变化了的历史条件下让理论重新与实践统一起来。这在卢卡奇身上表现得尤其明显。从早年到晚年，卢卡奇的思想始终具有一种鲜明的实践－行动主义倾向，他从不满足于解释世界、批判世界，而是渴望和致力于改造世界，尽管他没有多少机会去从事实践。如果实践与理论发生冲突，那么，他无疑更愿意服从实践的权威。他对卢森堡和列宁的态度充分展示了他的这种倾向：他坚决反对第二国际而热情支持卢森堡，因为他认为只有通过后者的行动主义才能达成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立场；但他又有保留地批判卢森堡而无条件地支持列宁，因为他认为只有从事成功实践的列宁方才将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方法的钥匙交到了我们手中。[8](P40-41)由是观之，正在领导苏联进行成功的“一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斯大林无疑代表了正确的、因而是必须服从的新的理论方向。第三，卢卡奇对列宁哲学（特别是其中的辩证法）的真诚拥护。《历史与阶级意识》无疑是反对《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中的反映论和物质定义的，但我们并不能就此认定青年卢卡奇是反对列宁哲学或者列宁主义的，对《历史与阶级意识》和《列宁——关于列宁思想统一性的研究》的深入分析让我们相信：卢卡奇是拥护列宁哲学或列宁主义的，列宁哲学或列宁主义构成了他后来思想发展的一个支柱。[11]对于青年卢卡奇来说，拥护列宁就意味着应当拥护斯大林，因为斯大林是列宁的合法继承人及其思想的唯一权威阐释者，或者说斯大林成功地让包括他在内的人们相信了这一点。正因如此，卢卡奇后来会从辩证法的角度来反思斯大林主义，认为其错误的根源就在于没有能够像列宁那样很好地处理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之间的辩证关系。[12](61-67)
斯大林去世之后，社会主义阵营掀起一场非斯大林化的运动。在这场政治成分多于理性成分的批判运动中，几乎所有人都在拼命地为自己开脱，仿佛自己从来都知道真理，始终是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反对者似的。卢卡奇也不例外。在写于1957年的“我在斯大林时期”一文中，卢卡奇努力让读者相信：他与斯大林的关系是一个游击队员和占领军的关系，虽然自己为了学术思想而在形式上曾表现为一个斯大林主义的“顺民”或支持者，但这种举动从来都没有改变过自己的思想，更没有影响到自己对真理的更高层次的把握。[13](P225-235)因为有了卢卡奇的这种“本人的态度”，所以，许多研究者才理直气壮地向我们宣布：从《历史与阶级意识》到《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卢卡奇的思想发展是一个从初步真理走向高级真理的线性进化过程，《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是卢卡奇哲学思想发展的顶点！不过，卢卡奇显然错了。他与斯大林主义达成的“被迫的和解”决不是一幅可以随意清洗掉的水彩画，而是一道深入肌体的创伤。这道创伤可以愈合，但不可能消失。他将永远经受这道创伤！
历史地看，首先，“被迫的和解”使卢卡奇自我脱节于世界历史的最新发展，真正与实践发展相脱离。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意识，脱离对资本主义的科学认识与批判，马克思主义是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坚持和发展的。青年卢卡奇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肯定是有欠缺的，但之所以《历史与阶级意识》能够对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走向产生那样经久的影响，完全在于它是青年卢卡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去分析正在发生变化的资本主义现实的一个充满原创精神的思想成果。一旦他脱离当代资本主义的现实发展，他就必然会丧失思想的鲜活源泉，从而被不断前进的现实所超越。法兰克福学派从《历史与阶级意识》的阴影中走出来，获得独立的理论形象并产生广泛影响，就是对这一点的最好说明。[14](P210-218)其次，“被迫的和解”使卢卡奇脱离于现代思想发展凝结出的最新成果，日益变得贫乏和僵化。《历史与阶级意识》之所以能够成为一部经典或者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圣经”，关键在于它是对20世纪初期德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最优秀成果的一种批判的升华，而之所以《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没有能够像卢卡奇本人及其追随者希望的那样产生广泛影响，最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它割断了与现代思想的血肉联系，是一个缺乏精神营养的残疾儿。[15](P176-228)第三，“被迫的和解”使卢卡奇失去自由思想所必须的宽容，日益变得狭隘和封闭。但凡读过《理性的毁灭》这部将哲学还原为政治立场的杀气腾腾论战性著作的人，对此大概都会有所感受。因此，当有人说在《理性的毁灭》中遭到毁灭的其实是卢卡奇本人的理性的时候，[16](P177-189)我们一点也不觉得惊奇。——在一次访谈中，卢卡奇早年最重要的朋友布洛赫曾不屑地表示：卢卡奇中年时代的那些作品只能供12岁的小学生去读！
“被迫的和解”使卢卡奇陷入了一种可怕的思维成式之中，丧失了客观公正地认识历史、现实与理论（同时也包括他自己的理论）的能力。曾经对他绽放的真理已经因为他自身而被重新遮蔽起来了。
二、卢卡奇晚年自传的政治辩护本质及其自我遮蔽
在自传的扉页上，伽达默尔写到：“对于自己，我们宁可沉默。”[17]这实际上代表了大多数思想家的心声。但这纷繁的世界总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逼迫思想家们进行自我表白，这其中，政治无疑是最强有力的因素。这一点尤其适用于晚年卢卡奇。
卢卡奇的第二任妻子波尔什梯贝·盖尔特鲁德是一位具有现实感和“本能的严谨”、其反应“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女共产党人、经济学家，[4](P157)也是卢卡奇年轻时代的偶像。[18](P130)自1918年他们在维也纳重逢、相爱并结合之后，盖尔特鲁德就在政治立场、思想态度和生活选择等各个方面对卢卡奇发挥着重要的影响。用卢卡奇自己的话来说，如果没有盖尔特鲁德，“围绕着实际决定的复杂问题和做出那种选择（指走向共产主义——引者注）的极其重要的个人含义肯定完全不同。我一生中许多至关重要的东西也会因此而不同。”[4](P157)1963年去世前，盖尔特鲁德曾不断敦促卢卡奇写一本完整的自传，[4](P14-16)而这不过是因为她觉得应当提醒自己已是垂暮老人的丈夫，关注他自己的修正主义政治异端身份及其可见未来的政治评价问题罢了。作为一个坚定的共产党人，老年卢卡奇绝对不希望自己死后会像托洛茨基一样被打入“党史”的另册，为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自传就是他所能采取的最好的武器。在自传提纲中，尽管他反复提醒自己的注意： 自己“不是诗人。仅仅是一个哲学家”，[4](P144)“只是一个思想家”，[4](P167)但对自传提纲和自传对话的主题和篇幅的分析却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与自己的理论形象相比，他更关心自己的政治形象！他努力让后人明白：修正主义只是那些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官僚主义者们强加给他的政治污水，自己的一生是不断探索、发现、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生。因为是在辩护，所以他就非常自然地按照辩护的需要去展现自己的生命历程：“他已经通过他的记忆，把他曾经当作具有重要意义的时刻来体验的那些时刻挑选出来，并且加以强调；而对于其他那些时候来说，他则听其自然地让它们沉入遗忘的深渊中去了。”[3](P29)如果说卢卡奇仅仅是在裁剪自己的记忆，事情倒也简单。糟糕的是，“被迫的和解”已经使他失去进行客观公正的（自我）认识和（自我）评价的能力，这就与其过于强烈的自我辩护意识共同强化着他努力地去塑造生命中的“连贯性”意识，结果，他的自传在提供了大量事实细节之余，更多地变成了一种自我遮蔽。
首先，自传遮蔽了卢卡奇思想发展的偶然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将之虚构成了一个向着马克思主义绝对真理不断进化的线性过程。虽然晚年卢卡奇在思想表达上有所晦涩和重复，但他的基本意向还是明确的。在他看来，从发现文学到转向哲学，尽管自己早年经历了一些小的过渡阶段，但这些过渡都是相对次要的或者说是在同一个水平面上的，自己“一生中最大的转折”当属在一战期间发现马克思主义并成为一名共产党人，因为正是它们使自己早期反对资本主义的愿望找到了理论基础和政治基础。[4](P159)之后，自己经历了一个“生活和思想的学徒期”，通过对马克思哲学进行真正的研究，自己掌握了马克思哲学的精神，但依旧保持着一些“左”倾的错误，因此，作为这个学徒期的主要成果，“《历史与阶级意识》仍然是一个大杂烩”。[4](P162)经过不断地自我实现的尝试，自己最终在晚年发现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为社会主义实践提供了“马克思主义本体论的原则”，即完成了“包含马克思主义的最深刻真理”的《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一书。[4](P169)用卢卡奇自己的话说：“在我这里，所有事情都是其他事情的继续。我并不认为在我的思想发展中存在什么非有机的东西。”[4](P81)
其次，自传遮蔽了早年和青年卢卡奇思想发展的真实意图，为其一生的思想发展虚构出了一个目的即本体论。正如晚年卢卡奇所说的那样，在康德批判过本体论之后，本体论在欧洲思想史上的地位实际上已经相当微不足道了，“在上几个世纪，认识论、逻辑学和方法论一直统治着人们的哲学思维，而且就是在今天，这种统治也还远未被其他理论的统治所超越。”[19](P1)不仅如此，在写作《历史与阶级意识》之前，作为新康德主义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一名现代哲学家，卢卡奇其实也始终处于认识论路线的强力支配之下，甚至“1950年代晚期，他还是在谩骂的而非建设性的意义上来使用‘本体论’这种表述”。老年卢卡奇主要是为了能够构想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从而“在历史主义和普遍类属层次上的分析之间，在实践的居中性和哲学的普遍性之间实现一种综合”，以解决“作为哲学的马克思主义持续了一个世纪的困境”，[20](P130)方才重新举起本体论的旗帜。但由于他坚信：《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是自己“最重要的著作”，它将在“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复兴中”发挥重要作用，[20](P133)所以在进行思想回溯的时候，他就自觉不自觉地将本体论问题凸现出来了。他不仅突然发现《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马克思主义）本体论因素越来越明显了；[4](P161)而且认为早在1906-1907年间，在自己的思想中，“马克思主义的倾向非常明显地占据着中心地位”，[4](P149)更重要的是，自己在1903年前后钟情于文学批评的时候，“马克思的影响”已经“清晰可见”了！[4](P149)他将自己一生的思想发展构想成了一个目的论的过程，而《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则成了一个将来完成式的必然结果！
最后，自传遮蔽了作为卢卡奇思想源头和早年、青年时代的运思背景的德国现代思想，极大地妨碍了人们对其早年和青年时代思想发展的过程、本质、影响的正确理解，以致妨碍了人们对其一生思想发展的正确评价。从在1933年“我走向马克思的道路”一文开始有意识地凸现马克思对自己思想发展的长期影响之后，[13](P210-215)卢卡奇就不断地想让人们知道，他很早就受到马克思的思想影响，尽管这种影响起先还是间接的和模糊的，但却始终顽强地存在着。而对于狄尔泰、西美尔、韦伯这些真正影响到了其早年和青年时代思想发展的基本走向的思想家，他却不愿过多涉及。这与卢卡奇青年时代的自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13](P206-209)当我们听从卢卡奇本人的态度，非历史地将他从其赖以运思的历史情境和思想史情境中超拔出来，而仅仅在一个单调的马克思主义背景上去审视《历史与阶级意识》的时候，就自然会像卢卡奇所希望的那样，将其整个早年时代作为一段蒙昧的史前史忽略掉，并将《历史与阶级意识》作为一个“阻碍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发展的一个充满错误的起点来看待。[21](P63)按照晚年自传的这种说法，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将应当从《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那里找到自己的新起点。但令晚年卢卡奇及其追随者感到尴尬的是，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后30年的发展已经充分表明：《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播下的是龙种，收获上来的却是跳蚤；真正为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强大思想资源的倒是被晚年自传遮蔽起来的，作为《心灵与形式》、《小说理论》和《历史与阶级意识》的作者——早年卢卡奇和青年卢卡奇；中年卢卡奇和晚年卢卡奇就像《先验唯心主义体系》之后的谢林一样，尽管还在创作，但作为一个思想家却已经被思想史本身扬弃了。
三、让卢卡奇从晚年自传的阴影中走出来
在一篇论文的结尾，笔者曾表达过一个观点：对于现时代的中国研究者来说，卢卡奇决不仅仅是一个已经逝去的思想史对象，更重要的是，他是我们的同时代人！我们今天正在走入卢卡奇曾直接面对和批判过的世界，所以，我们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研究卢卡奇，更需要借助他的思考来实现对我们自身状况的正确理解。[22]这样我们就自然不会认为当下对卢卡奇研究进行方法论反思和修正是一种陈腐的学院做派了。国内卢卡奇研究实际上还没有真正展开，需要我们去做的事情还有很多，而在这充满荆棘的道路上，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让卢卡奇从晚年自传的阴影中走出来。
第一，必须破除对卢卡奇晚年自传的迷信，让历史自身成为评价自身的尺度。之所以许多研究者坚持认为《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代表着卢卡奇思想发展的顶点和归宿，除了他们自身的理论认同之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强调这是卢卡奇本人的看法。这实际上是一种自传迷信。因为就是最重视自传的狄尔泰也指出，即使在最理想的情况下，即自传已经与整体意义建立起了某种联系的情况下，自传（理解）也只有在与传记（经验事实）的结合中，方才能够实现对“总体性和一般性”的领会。[3](p34-43)而作为一个极大地受惠于狄尔泰的现代哲学家，卢卡奇并没有像自己的这些研究者所做的那样，将自传确立为对自己的思想进行评价的标准，相反，他将这种评价的最终权力交给了历史本身，因为自传作为自我反思和自我评论的主观性是“不能被克服的”，真正具有裁决权的是历史，“它的判决不能驳回，即只有被历史自身的进一步发展过程所驳回”。[4](P144)如果我们真的尊重卢卡奇本人的态度，就应当将他还原到其赖以生活和思想的历史情境中去，加以历史的评价。
第二，必须在现代德国思想史的完整视阈中观照卢卡奇。作为20世纪最重要的西方思想家之一，卢卡奇毫无疑问是以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形象出现在现代思想史舞台上的。但并不能就此说，只要以马克思主义史为背景，就能够完整准确地理解卢卡奇了。作为一种新的理论传统，马克思主义不仅是近代西方思想文化传统的集大成者和批判者，而且在它诞生之后，也从来没有脱离过西方思想传统获得过一种绝对独立的地位。事实上，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凡是真正对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发展做出过真正贡献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从来都是在与西方主流思想的对话和批判中获得前进的动力的。卢卡奇之所以能够成为“马克思之后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本世纪最有影响的思想家”，[23](P1)并不在于他很早就接触到了马克思哲学，而在于他充分汲取了德国现代思想的精华。正如他所说的，“狄尔泰的影响主要在于激起对文化史联系的兴趣，西美尔的影响则在于表明了社会学方法和文化具体化的可能性。此外，马克斯·韦伯的方法论著作对我起到了澄清问题和开拓思路的作用。[13](P206)因此，如果我们不对现代德国思想有一种深入完整的认识，我们是不可能真正理解：为什么早年和青年卢卡奇的思想会具有那么深远的影响，而曾受惠于早年和青年卢卡奇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反过来又会那么尖锐地反对中年和晚年卢卡奇的了。就此而论，在现代德国思想史的完整视阈中观照卢卡奇，就是要严格按照卢卡奇思想发展的真实进程，从早年、青年、中年到晚年，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进行具体的研究。而在国内学界，《历史与阶级意识》之前的早年和青年卢卡奇无疑是一个被遗忘的角落，这种遗忘的代价就是：我们从来都没有能够真正进入卢卡奇的精神世界，与他同在；在与他一同思维中，真正理解他的所思所想及其当代价值！
第三，必须摆脱进化论、目的论思维的束缚，按照文本学的要求对卢卡奇进行深层历史解读。大多数国内卢卡奇研究都有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即首先将《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设立为卢卡奇思想之合目的的线性发展过程的终点，然后再以此为标尺对其不同时期的思想进行比对，从而找出其后期科学认识的诸胚胎形态，进而证明卢卡奇的思想是朝着马克思主义的高级真理不断发展着的。就像福柯尖锐指出的那样，这种与传统历史研究类同的思想史研究的目的“是从事于‘记录’过去的重大遗迹，把它们转化为文献，并使这些印迹说话，而这些印迹本身常常是吐露不出任何东西的，或者它们无声地讲述着与它们所讲的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24](P7)惟其如此，是因为这种研究不过是以历史的名义在座架历史，是主体基于自身的自我认识，在历史（文本）黑暗的身体上它看到的只是研究者自身的投影，客观的历史（文本）本身则消退了。我们要想找回本真的卢卡奇，就需要摆脱这种思维方式的不自觉束缚，按照文本学的要求，对他进行类似于考古学的深层历史解读，在平滑的连续性底下探测非连续性的存在，并在对非连续性阐明中让真实的（福柯不同于“全面历史”的“总体历史”意义上的）卢卡奇呈现出来。在这个方面，南京大学已故孙伯鍨教授的工作具有首创之功，[25]我们今后应当做的就是按照他为我们指出的这一方向继续深入研究下去。
标签：自传论文; 斯大林论文; 本体论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历史与阶级意识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社会存在论文; 列宁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