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发奎与北伐战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伐战争论文,张发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02)03-0081-06
张发奎是北伐战争的风云人物，是北伐战争中腾空而起的最为耀眼的将星之一。北伐期间，他先后担任第4军第12师师长，第4军副军长、军长，兼第11军军长，第4方面军第1纵队司令，第4集团军第2方面军总指挥，辖第4军、第11军、暂编第20军。由广东出师北伐的部队，最早是1926年5月出发的第4军叶挺独立团，接着就是第4军的第10师、第12师（包括缪培南35团、黄琪翔36团、及平江战役起划归12师指挥的叶挺独立团）。张发奎部5月从琼崖到广州集中，6月14日出发，初战醴陵、续战平江，随之扑向荆楚门户汀泗桥、贺胜桥，会攻武昌，战江西马回岭，进军河南，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第4军被誉为“铁军”，张发奎被称为“铁军英雄”。
时年30岁的张发奎，立下如此赫赫战功，奥妙何在？他是一名怎样的军人？他作战、治军有何特色？大革命汹涌澎湃的洪流，如何将他涌上浪尖？在错综复杂的国共关系中，他又作了怎样的选择？
一、张发奎的作战特点和张部屡建战功的原因
在北伐战场上，张发奎是一名英勇无畏、奋发向前的猛将。这是他的上级、他的同僚、他的部下、苏联顾问、新闻界都很一致的说法。包括前敌总指挥唐生智、从平江战役至贺胜桥担任右纵队指挥官的李宗仁、第12师36团参谋长的李汉魂、苏联军事顾问切列潘诺夫、勃拉戈达托夫以及《广州民国日报》都有类似的评价和报道。（注：此类评论请参见唐生智《从辛亥革命到北伐战争》，《文史资料选辑》第103辑第175页；《李宗仁回忆录》，广西区政协1980年印刷，上册，第329页；《李汉魂将军北伐抗日实录》，广东省吴川县政协1988年印刷，第26-36页；亚·伊·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47页；A·B·勃拉戈达托夫：《中国革命纪事》，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99页；《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8月2、3日。）
60多年后，曾是铁军一员的萧克将军指出：
“张发奎是铁军中最显赫的人物，当时部队中对于他和陈铭枢（第4军第10师师长）的指挥有这样的评论：‘张发奎攻击勇猛，陈铭枢会守会攻。’1928年国民党军事杂志中登有蒋光鼐写的文章，其中有一段话评价张、陈二人：‘向华（张发奎）师长之蹈厉无前。真如（陈铭枢）师长之指挥若定。’这两句话是中肯的。”（注：萧克：《铁军纵横谈》，《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4期。）
可见，在北伐进军中，张发奎是一位很有魅力和个性的将领，他的作战特点就是“攻击勇猛”、“蹈厉无前”，具有压倒一切敌人的气概。除此之外，张发奎部屡建战功的原因在于：
其一，张发奎出身社会底层，对民间疾苦耳闻目睹，同情工农，这时期有一定的平民色彩。长期受孙中山、邓铿等人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反帝爱国、抗击外来侵略的思想较为牢固。北伐最初的目标与他内在的信仰和追求相一致，使他能够心甘情愿地赴汤蹈火，奋不顾身。
张发奎出身于粤北始兴县一个农民家庭，16岁时即离开双亲，只身跑到广州谋生，因无特殊技能，生活甚为困难，曾经一度入广州增埗工艺局当学徒。1912年春考入广东陆军小学堂，经该校教官邓铿介绍加入国民党，1914年升入武昌第三陆军中学。1916年5月，回粤参加讨袁之役。1920年11月，粤军整编，组建第1师，师长邓铿，任张发奎为少校副官。1921年12月，孙中山在桂林设北伐大本营，从第1师抽出3个营在广州成立大本营警卫团，张发奎任第3营营长。1923年1月，又与工兵营营长邓演达一起起兵响应讨伐陈炯明。逐步成长为孙中山建立广东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军事干部。苏联军事顾问切列潘诺夫后来评论说：张发奎“在北伐期间曾任著名的第4军军长，当时他诚心诚意地致力革命，被认为是一位优秀的将军。1927年，最好的一个军，即所谓铁军就是由张发奎将军指挥的。”（注：亚·伊·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第27页。）
其二，张发奎治军有方，敢于任事。北伐出师后，张发奎要求官兵要严格执行四大禁令：即不嫖娼、不赌博、不抽大烟、不开小差；三大公开：即各级领导都要财政公开、赏罚公开、用人公开。凡违反者，决不轻饶。他自己也以身作则，与官兵同甘共苦。这四大禁令、三大公开成为张发奎治军的原则。（注：魏鉴贤：《北伐战争中的张发奎将军》，《挥戈跃马满征尘》第29页；另见胡允恭：《回忆北伐战争》，《革命回忆录》(11)第9页。）但另一方面，张发奎十分关心部下疾苦，急官兵之所急。如在攻打河南临颖时，李汉魂向张发奎报告前线缺粮，官兵喝粥已有两天，“张当即下令将军部所有存米造饭，不惜一餐完，换取即日攻下临颖的胜利。”其后，因前线医疗条件简陋，伤员不能及时救治，送回后方运输又不能保障，不少重伤员不治身亡。张发奎得到报告，“霍然要马上找唐生智讲道理，并为贯彻其所颁命令，限令铁路行车单位要每列特挂三个车厢，限于两日内将临颖以南各站所有伤病员兵一齐运至武汉后方医院。”（注：《李汉魂将军北伐抗日实录》，第113、117页。）
其三，北伐战争，得到了人民的支持。人民支援北伐军，是中共发动和组织的结果。另一方面，在苏联顾问和中共帮助之下，部分共产党员和进步官兵较多、军政素质较好的部队注意加强与民众的联系、做民众的工作，也是赢得民众支持的重要因素。这一点，第4军张发奎部在北伐军中是较为突出的。“该军官兵除政治工作之日与民众接洽外，其余各级官兵，莫不本‘民众化’之旨，到处以人民团体或个人，以极诚恳和蔼之态度，与之联络，及访问各地人民之生活状况与痛苦，并助人民组织团体。”军、师、团各主要将领对“民众大会，无不躬自参加，极力向民众解释各种革命理论。且一路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尤其张师长一路来通，士兵露营之禾稿，亦皆自出金相酬。”（注：《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0月7日。）在浏阳，由于敌军的截留和封锁，食盐供应匮乏，12师部队即尽量从军需物资中拨出部分供应当地民众。在由鄂入赣途中，由于战线拉长，部队补给难度增大，但“张师长已严立军令，所过村寨，绝对不许扰民”。（注：《李汉魂将军北伐抗日实录》，第22、62页。）
其四，能较好地发挥共产党人的作用。以革命精神感召部队。张发奎尊重在其部工作的共产党人，重视政治工作。1925年11月，廖乾吾出任第12师政治部主任，后升任第4军政治部主任，以他为首的第4军政工人员在张发奎等人的支持和配合下，发挥了十分突出的作用。廖到职不久，随军出征南路，一次向张发奎提出：现在广东人民最怕最恨的是军队拉夫、筹饷、扰民。建议12师这次南征，不要拉夫、不要筹饷、不要打扰老百姓。张马上表示赞同，并指示第二天出发时向全体官兵传达，“个个必须严格遵守，违者严处。”在海南，张发奎向军官们提出：我觉得现在军官架子很大，廖主任能以身作则，出门从不带卫士，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向他学习？黄琪翔等即表示赞同，从此，张发奎平时绝不带卫士上街，穿着也与官兵相似，不搞特殊化。（注：魏鉴贤：《北伐战争中的张发奎将军》，《挥戈跃马满征尘》第26-28页；另见胡允恭：《回忆北伐战争》，《革命回忆录》(11)第9页。）
因此，“该军之官兵，俱为明了主义之吾党武装党员。战时指挥者命令一下，全体官兵皆自觉服从而争先抗敌，”从而写下了北伐战史中辉煌的一页。（注：《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0月9日。）
二、张发奎部与第七、第八军等部的“纠葛”
对于北伐军内部的矛盾，过去人们从党见、政见的分歧入手进行研究较多，但有些纠纷却与此无关。本文拟从利益冲突的角度——就张部与第7、第8军等部的关系问题，对某些北伐军将领为了本部队的利益争功避战、损人利己的行为加以考察，以揭示这场“革命战争”较少被提及的另一侧面。
1.第1军第2师刘峙为争功谎报军情，使12师等武昌攻城部队增加损失。1926年9月5日3时，北伐军第4军、第7军、第1军第2师各部开始对武昌的第二次进攻，“限令各敢死队迅速攻城，先入城者重赏，否则从严处罚。”由于城墙太高、敌军炮火猛烈，攻城敢死队梯子太短，攻击受挫。“当炮火非常急剧的时候，早上7点钟接到刘峙师长由龟山送来的报告，他说他接到第6团代理团长殷尔埃的报告说他那团第一、第二阵线上的兵队已经进城，请后方的军队前进，”“我因此训令第10师和第35团跟随第2师进城。过了一些时候，各处报告都说城墙上面还是充满了敌人，”待派人“去第2师司令部询问，才知道我们的军队并没有进城，”第2师当时的意图是以为此战武昌城必破，混战之中，上级也弄不清谁先谁后，他们抢先上报，首功就是他们的了，因而“虚报情况，妄图争功受赏，弄到轰动一时的混乱。闻上级声言要彻底查办，结果未有执行。”（注：《北伐的七个战役》，《北伐战争资料选辑》第121-123页；《国民革命军第4军参加北伐的回忆》，《广东文史资料》第22辑第153-154页。）
2.在最后攻陷武昌前夕，第4军攻城部队突然被前敌总指挥唐生智调离前线，攻城位置由唐的第8军部队接替，后又奉总司令令调回。在武昌被困30天后，1926年10月1日，“在围城的白热阶段，12师中的我36团忽然奉命离开攻城的战斗岗位，折向金牛集中，第8军已早有两个营在我们的攻城防地接防，”“及至10月5日，我12师师部及35团亦开抵金牛，”“直到10月7日，总司令部有电报，指明第4军任何部队非有总司令命令不得离开武昌前线，”张发奎师才又急返武昌，10月10日攻入武昌城。但他们不明白’在围城的前沿上战争沉寂之际忽然奉调到一个并不吃重的防地到底是为什么”？（注：《李汉魂将军北伐抗日实录》，第51-56页。）
对此，苏联顾问有一个很好的说明：“唐生智竭力想利用暂时形成的局势来达到他个人的目的，他希望把控制武汉的权力完全集中在自己手中。他在向蒋介石的新参谋长白崇禧将军报告以后，命令第8军代替第4军，……第4军的第12师已经被换防，可是蒋介石希望在武汉能有一种对抗唐的力量，因而怒不可遏地谴责唐生智，并撤消了换防计划。”（注：亚·伊·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第455页。）
3.江西战场，1926年11月2日德安、3日马回岭战役，预定应协同作战的李宗仁第7军、贺耀祖独立第2师隔岸观火，按兵不动，第4军付出极大代价才险胜，李、贺等部则避开强敌，抢先冲进九江，大获战利品。
先看11月8日张发奎致北伐军总司令部的电报：“一、职师冬晨攻击万家垄之敌，业接触。右翼7军未能协同，左翼贺师长前进迟缓，于是敌得协以谋我。……二、职部此次独立作战，伤亡甚多，已知者阵亡营长一，重伤二，其余伤亡官长约20余，士兵约500余。贺师长始终未能与我协同动作。”（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处：《北伐阵中日记》，《近代稗海》第14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99-200页。）
12月9日的“张发奎师给副官长报告”更让人惊心：“本军陷在核心，左支右吾，昼夜转战，……马回岭方面危险万分。当时独立2师贺师长驻在孙村与马回岭相距不远，在一昼一夜间经本军张师长五次通告，催促其出击，并派军部吴参谋往效秦庭之哭，终不见出一卒一兵。”11月21日“飞同志报告”说，李、贺等部作战不力，见死不救，“但战利品却是7军及贺师得的最多。”（注：《北伐战争资料选辑》第34、36页。）
实际上，第7军和第8军的这种投机取巧行为在北伐开始不久即已时有发生，苏联顾问也完全洞悉这类把戏：“国民革命军各部队对战胜敌人的共同事业所作的贡献也远不相同。加伦认为，广东的一些主力军肩负了最后一些战斗的全部负担。第7军和贺耀祖师在战斗中随机应变，只在追击被打败的敌人时非常积极，大部分战利品都落到了他们手中。”（注：参见《中国革命纪事1925-1927》第201-204页；《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第488页。）
北伐军内部这些大煞风景的现象，与党见、政见的分歧一样，同样急剧涣散和瓦解着这场主观上极不成熟的“大革命”，使这场本已大打折扣的革命蒙上了一层新的阴影。
三、张发奎与中国共产党
北伐战争中，张发奎与共产党人曾经有过密切的合作。可以这么说，大革命时期，除了贺龙等后来与国民党决裂、参加革命起义的将领之外，北伐军高级将领中，张发奎是与中共关系最友好、客观上对中共帮助最大者。与蒋介石、汪精卫、唐生智等人不同，他的左倾、他的联共，还是有一定诚意的。
他的部队是共产党员最集中的部队。"3·20"事件后，“军官在很大程度上是旧日的军阀，他们对共产党员抱有毫不掩饰的恐惧心理。比如，在第4军里共产党员只许编入第12师，在第12师中又只许编入“叶挺独立团。（注：亚·伊·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第389页。）但张发奎对共产党人进入他的部队似乎并不介意，随着他所指挥的部队的增多，共产党员在他的部队中是越来越多，远远超出了一个独立团的范围，前后在他部队任职的著名共产党人，有廖乾吾、叶挺、曹渊、蒋先云、许继慎、周士第、郭沫若、恽代英、高语罕、张云逸、卢德铭以及贺龙、叶剑英等，到北伐后期，张发奎任第2方面军总指挥后，“据不很切实的材料知道，在张发奎的军队中有2500至3000名共产党员。”（注：《库曼宁回忆录》，转引自张侠《南昌起义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7页。）其中，叶挺第24师、贺龙第20军是中共发动南昌起义的基本力量，卢德铭第2方面军警卫团是发动秋收起义的主力，叶剑英第2方面军教导团是发动广州起义的主力。
甚至在分共之后，张发奎仍大批接纳共产党人：“张发奎将军由汪精卫宣布‘国共和平分家’后，不但不将我们党的同志清除，反而收容被国民党驱逐出来的同志。……我想起在武汉时流行的那一段传说：蒋介石屠杀共产党，朱培德遣送共产党，张发奎收容共产党。”（注：龚楚：《我与红军》，转引自张侠《南昌起义研究》第263页；另见贺诚：《从北伐战争到解放战争》，《革命回忆录》(21)第30页。）汪精卫也说：“从武汉决定制裁共产党以后，武汉的共产党徒全到4军11军20军去了，张总指挥因为中央扩大会议决定并已经明令保护共产党的安全，也无法驳而不要。及至他们到4军11军20军工作，张总指挥又以为他们是帮助国民革命，所以优容他们，用恽代英做总指挥部的总参谋长，高语罕做秘书长。”（注：汪精卫1927年8月5日在国民党第二届中常会第二十三次扩大会议上的报告。转引自《南昌起义》第505-506页。）
关于国共关系破裂前后张发奎的表现。"4·12"之后，他主张立即出兵“东征讨蒋”，二次北伐回到武汉后，他也表示“蒋逆为吾人目前之敌人，非出师讨伐不可。”（注：张光宇：《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革命军》，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92页。）"7·15"之前，汪精卫加紧策划分共，“找第4军军长张发奎商量，张发奎怕控制不了军队，有些犹豫。汪精卫就拿出陈独秀泄露的共产国际的指示，添油加醋地说：‘共产党要消灭国民党，要把军权抓到手上，跟他们合作不下去了，还是分开的好。’这样，张发奎也就同意了‘分共’。”（注：吴玉章：《第一次大革命的回忆》，载南昌八一纪念馆编《南昌起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207页。）"7·15"之后，“唐生智正在积极屠杀我党，压迫工农运动。汪精卫已完全投降于唐。张发奎态度虽仍表示反唐，却已深受汪之影响，高唱拥汪，并表示对我们不满，有‘在第二方面军之高级军官中的C.P.分子如叶挺等须退出军队或脱离C.P.’之表示”。（注：《李立三报告—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1927年10月），1927年《中央通讯》第7期，转引自《南昌起义》第82页。）
对此，一位我尊敬的前辈学者有过颇为中肯的评论：张发奎“在对待联共的态度上，他对共产党的理论原则虽不了解，但他同情共产党人那种奋斗的精神。”“张发奎起初对反共是犹豫的，”“在4月9日汪精卫回到武汉以前，他是完全跟邓演达走的，以后，他就逐渐跟汪精卫走了。因为他只是一个军事人才，在作战时不愧是一员勇将，但他毕竟不是一个政治家，他对政治的认识实际上是肤浅的，他的政治头脑非常简单，于是汪精卫就成了他的灵魂。”（注：张光宇：《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革命军》，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92-293页。）
但原属他部下的叶挺、贺龙等发动南昌起义后，他仍留有余地，一是为郭沫若等人的撤离提供便利，并请郭向贺叶等转告以下4点：1.我希望他们尽速退出南昌，因为我的部队也要到南昌去，免致发生冲突；2.我听说他们要回广东，我希望他们走东江，不要走赣南，因为我的部队要走赣南回广东，免致发生冲突；3.河水不犯井水，我们彼此不相干犯，我希望革命委员会以后不要再用张发奎的名义，做傀儡我不来；4.我对政工人员一律以礼遣散，希望他们不要伤害了我的人。在郭沫若的要求下，张发奎以书面形式为郭写下了这些内容。（注：《革命春秋》，《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12-213页。）上述几点，大体还是与人为善的，不是心狠手辣的做法。
其次，张发奎迟迟按兵不动。九江到南昌，至迟3日可到，但张发奎直到起义军于7日全部撤完后，8日才进南昌，很显然不愿与起义军正面冲突
再次，不追剿起义军。张发奎听从了叶剑英的建议，在率部返广东途中另走了赣州、大余一线，使起义部队免除了后顾之忧。另有许多共产党员在内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到九江后，“被张发奎缴了械。经叶剑英同志向张发奎建议，把该校改编为第2方面军教导团，剑英同志亲任该团团长，得到张发奎同意，才把这个部队保留下来了。”教导团后来成为广州起义的主要军事力量。（注：《聂荣臻回忆录》上，第67-68页。）
纵观北伐时期张发奎的表现，他是一个还算正直、爱国的国民党军人，他积极投身于反对北洋军阀的军事斗争，同情工农，与共产党人进行过较为坦诚的合作，有值得肯定的一面。但他不善于驾驭复杂的政治局势、不具备准确分辨是非曲直的能力，以他的政治水平、政治认识、在国内党派斗争特别是过去同属国民革命营垒的国共两党斗争中，就显得力不从心，把持不住了。他不愿正视国民党已经背叛革命的现实，不能在权势与真理之间作出正确的抉择，在大革命失败时最终走上政治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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