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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编辑学者化”论争出现的历史必然性
“编辑学者化”问题的讨论始于80年代末，这一现象的出现有其历史必然性和逻辑起点。
作为历史转折点的1976年，是我国文化起死回生的起点。这一年我国结束了十年“文革”浩劫，特别到1978年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从根本上动摇了长期以来文化领域的“左”的根基，从而导致了我国文化的空前繁荣：一度被称为“牛鬼蛇神”的优秀民族传统文化重放异彩，被禁绝的所谓“帝修反”的境外文化，也被大量引进。这是批判历史虚无主义和闭关锁国的关门主义的必然结果。因为只有继承才能发展，只有开放才有繁荣。至于由此带来的利与弊，这是长期争论的问题，似乎到今天，利与弊孰大孰小的问题已不用再争论了。与我国文化的空前繁荣相适应的是广播、影视、图书、报刊等出版事业的大发展。例如，在我国今天已拥有报纸2000多种，广播电台1000余座，电视台六七百家，期刊逾8000种，出版社近600个。 这些数字比“文革”期间都多了几十倍，甚至几百倍。在这种形势下，全社会对编辑出版人才的需求，在数量的增加和质量的提高的迫切程度上，都是前所未有的，这一点不难想象。
而传统的观点认为：编辑无学，编辑人员九流不入的，只具备“剪刀加桨糊”就足矣，编辑人员是“工匠”，甚至是工具，无需创造力，也不应有自己的思想。
这种传统的“编辑观”与形势的需要是格格不入的，它作为一种旧的观念，理所当然应受到荡涤。旧的过时的观念淘汰后，需要适时和科学观念的建立。现代化的出版编辑工作需要具有现代意识、现代化思想和现代化知识的人才去从事。并且，睁眼看世界的当代中国人，已经发现了与先进国家在出版业上的巨大差距：先进国家的出版界，均有大批已掌握先进科学文化知识的编辑家、出版家，而这些人才又都是在现代条件下培养和成长起来的。
严酷的现实和紧迫的形势摆在了我们的面前。是因循守旧、死抱“编辑无学”不放，还是惊回首、奋起直追、树立全新的观念，将直接关系到我国编辑出版事业的兴衰成败。编辑事业的拓展是客观形势使然，而主观上的素质低下和不适应以及观念上的陈旧，已经导致了目前出版界弊端丛生：买卖书号、公费出废书、有偿新闻、有偿稿件、真正的学术著作出版难，……这些难道还不能发聋振聩吗？
80年代初，中国出版界的脊梁出现了，从中央领导到编辑出版界的有识之士均有大声疾呼者：胡耀邦、胡乔木、叶圣陶、吕叔湘、邵益文、宋应离、王振铎……，正是这些我国当代“编辑有学”论的先驱们，开拓了中国的“编辑学”这一处女地。 可谓时势造英雄。 在不平凡的80年代，我国文化造就了这些属于编辑界的“英雄”，而这些英雄又无愧于时代，推动了我国编辑学的建立和发展，无疑也推动了我国文化事业的繁荣。
目前，已有北大、清华、南开、复旦等15所大学相继设置了“编辑学”本科专业，有的还招收了研究生；国家新闻出版署在1989年成立了“编辑出版教材领导小组”，并组织出版了18种编辑出版专业方面的教科书，且被列为国家教委“八五”高等教育专业教材重点项目；国家成立了“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并创办了《新闻出版报》、《中国出版》、《出版发行研究》、《中国报刊月报》等，各地新闻出版主管部门和有关学会等也创办了大量的编辑学术刊物，如《编辑学刊》、《编辑之友》等，据不完全统计，该类报刊总数已达到五六十种之多，另外，其他许多非编辑学专业学术报刊也发表了大量编辑学学术论文，全国每年公开发表该类学术论文上千篇；从全国性的“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中国编辑学会”、“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等到各省市自治区的各相应学会、协会，已经构织成了一个庞大的学术研究网络；国外编辑学的研究已经领先于我们。总之，编辑学研究已成燎原之势。所有这一切，都无可辩驳地证明：编辑有学。
我国“编辑学者化”的讨论就是在上述环境之下出现的。
二、“编辑学者化”论争的过程
“编辑学者化”这一论争在学术上也有一个演进的过程。其理论起点源于80年代初的“编辑素质”讨论。作为一种突然膨胀了的社会群体——编辑来说，“素质”问题自然而然地被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从理论上讲，解决这一问题并不难，与其他知识群体一样，任何一个领域里的知识分子都需要有适应本行业、领域要求的一般素质和特殊素质。关于编辑人员的素质，传统的观点是从高级匠人的角度提出来的。对于“优秀编辑”的要求是：良好的政治素质；娴熟的文字技巧；广博的文化知识。而改革开放初期的一般论者认为，编辑素质应包括这样几个方面：一定的政治觉悟；一定的政策水平；一定的道德修养；一定的文字语言修养；一定的相关学科的学术素养；一定的外语水平；一定的出版法规知识；一定的交际能力；一定的编辑知识和技巧训练，等等。当然，这与以往相比，有了一定的“学术”要求，其中既包括一般的要求，也包括有行业特点的特殊要求，这些均没有争议。问题就出在上述素质要求中绝大多数是传统的东西，没有把“学术素养”放到突出的位置上，与传统上对编辑的认识和要求无本质区别，还是“杂家说”。当教师的可以成为学者，当医生、搞科研的能成为学有专长的专家，为什么当编辑的就不能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任何一种职业的从业者，都需要多方面的修养。例如教师，既需要专业学术修养，还需要书法、语言表达、教育学、心理学，甚至法律、道德、交际等方面的修养和能力，而为什么不称教师为“杂家”呢？由此推论，既然编辑有学，为什么编辑不能成为专家、学者呢？这一呐喊是形势的逼迫，是责任心的体现，是追求编辑完善人格的呼唤，也是中国从“文革”无学术到80年代初中国学术起步的一个反映。
于是，编辑学界在1988年开始就提出了这一问题。这一问题的首倡者是陕西人民出版社的林理明。他在1988年第2 期《编辑之友》上撰文呼吁“编辑应当参与学术”。当时他虽未能明确“编辑学者化”这一命题，但也属难能可贵。到1989年，汕头大学的吴颖和《中国医院管理》杂志社的梁春芳同时在《编辑学刊》第1 期上分别发表了《文科学报编辑“学者化”的问题》和《科技期刊编辑“学者化”的思考》，以此为标志，“编辑学者化”的命题在学术界正式出现，也由此开始了“编辑学者化”是与非的论争。这之后，王志英在《河南大学学报（哲社版）》1989年第3期上发表了《编辑学者化略论》；1990 年《编辑学刊》在第2期上发表了一组这方面讨论的观点；1991 年刘秀斌等在《编辑之友》第6期上发表了《关于编辑专业化、学者化的思考》。 值得注意的是，这期间还有的论者倡导编辑应当写作〔1〕，其实， 这也是呼吁“编辑学者化”声浪中的一个音符。截至当时为止，在这一问题上有两种对立的观点：即主张编辑学者化和反对编辑学者化。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上述论者在讨论“编辑学者化”时，均忽视了一个理论前提：“学者”和“学者化”。这个前提就成了该问题的症结之所在，克服了这个问题，“编辑学者化”问题的解决，从逻辑上说就易如反掌了。然而，这一问题困惑了人们三年，也可以说是被人们忽略了三年。到1992年，尹玉吉和王一方分别在3月1日出版的由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主办的《出版发行研究》第2期和3月20日出版的由山西人民出版社主办的《编辑之友》第2期上， 发表了《关于编辑学者化问题的几点思考》、《呼唤与追求——“学者型编辑”刍议》。前者明确提出：“在这个问题的讨论中，不论是哪种观点，都忽视了一个基本前提，这就是什么是学者和学者化这两个概念的内涵。虽然明确这些概念不难，但它们是问题讨论的出发点。”接着尹玉吉界定了这两个概念：“学者是指在有系统的较专门的学问、即学术上有一定造诣和成就的人。而学者化，我们认为在这里有两重含义。首先，它是指编辑人员要以学者的条件要求自己，在编辑工作中，以学者身份出现；其次，是指人们在学术道路上由外行变内行，由非学者成长为学者的过程。”王一方认为：学者“是一群有学识、有修养、有人生风格和境界，且有风范、有魅力（永恒的魅力）的伟岸夫子。”但他没有论及“化”的问题。这之后，又出现了一批在此基础的有关学术论文。
仔细观察，不难发现，在赞成“编辑学者化”论者中又分为三种情况：一种认为学术书刊编辑应当学者化，非学术性书刊编辑无需学者化〔2〕； 另一种主张倾向于所有编辑（主要是指国家规定正式出版物的编辑）均应学者化，但还不十分明确〔3〕； 第三种观点还没有意识到这种区别，强调编辑学者化的原因是出于本职工作的客观要求〔4 〕。截止目前，这一讨论还未结束，它持续了近10年，发表文章逾百篇，波及《中国出版》、《出版发行研究》、《编辑学刊》、《编辑之友》、《新闻出版报》、《河南大学学报》、《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等10余种国内主要编辑学专业报刊以及其他大量学术报刊。由此可见，该问题的讨论涉及面之广、影响之深、时间之长都是少有的，同时也足以窥见其重要性之一斑。
纵观这一讨论，可以明显看出，赞成“编辑学者化”的学者在数量上占据了绝对优势。由此，我们基本可以得出结论：编辑应当学者化。
三、关于“编辑学者化”讨论的反思
在“编辑学者化”的讨论中，我们也发现了几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1.“编辑学者化”应当覆盖整个编辑队伍
首先，在“编辑学者化”问题上，我们认为，这里的编辑既包括学术编辑，又包括其他编辑。关于学术书刊编辑学者化的问题，讨论得比较多，在此不再赘述。现仅就非学术书刊编辑的学者化问题作一辨析。在《关于编辑学者化问题的几点思考》中，我们认为，编辑学者化的路子比一般学术人员相对更宽。一般说来，专职学术人员只能在本专业方面有所造诣，而编辑人员既可以在专业领域里取得成就，又可以在编辑学领域里获得成果，特别是编辑学还是一门新兴的学科，框框少、学术空白处多，在这方面编辑更容易出成果〔5〕。既然编辑有学， 那么，这门学问的研究和建立，就成了编辑人员义不容辞的责任，学术书刊编辑、非学术性书刊编辑，都应积极地参与到这一研究中来，有事业心、有责任心的编辑都应在这方面理论和操作的研究上有所建树、有所贡献。在这方面有建树、有贡献的编辑，难道还不是学有成就的学者吗？
其次，所谓的非学术性书刊编辑，也同样要求有相应专业的深厚造诣，教育、科普、文学等领域也需要大量的专家去从事创作、编辑和出版，国内外不乏有科普、文学等方面的专家，如我国著名中学语文教育家、编辑家叶至善、张志公、科普编辑家周建人、经济学科普作家邱兆祥、丹麦的童话作家安徒生等等，难道他们不是学有专长的学者吗？同样，公认的大编辑家、学者邹韬奋、叶圣陶、郑振铎等主编的《生活》、《大众生活》、《中学生》、《中学生文艺》、《新少年》、《儿童文学》等通俗刊物，已在中国出版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有的至今还放着异彩。难道说，这些大学者、大出版家编辑该类刊物就掉价了吗？须知，若没有他们，就没有这些名刊的问世。当前我国对科普事业特别重视，有识之士也一再呼吁“科学家也要搞科普”，邓小平也指出：计算机要从娃娃抓起。另外，我国目前存在的大型文学期刊《中国作家》、《当代》、《人民文学》、《收获》、《外国文学》、《北京文学》、《十月》等均是由茅盾、巴金、浩然、王佐良等著名作家、学者发起创办并亲任过主编的，假若没有这些大家的付出，能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坛的繁荣吗？同样，从事这方面编辑工作的其他编辑，在自己从事的工作中，也需要掌握有相关方面的丰富知识，在这些方面，只要勤于思考，勇于钻研，也有可能成为专家、学者。我们认为，科普、童话与严肃的学术相比，就如同医学里面的儿科学和外科、内科学一样，为儿童治病和为成人治病，同样需要医术高明的学者、专家。这样看来，有些学者说的“一份教育普及刊物，不必也不可能要教育专家来当编辑；少儿科普期刊的编辑，也未必非要有科学家素质的人来充任。同样文学期刊的编辑，也不必是文学评论家、文艺理论家”的观点〔6 〕就好像站不住脚了，可能该论者对中国的出版史，特别是现代出版史不太了解吧。我们的结论是：所有编辑都应当学者化，就像其他行业里的知识分子不用说学者化，就应当以学者为奋斗目标一样，是题中应有之意。古今中外的出版史表明：真正的编辑家，首先都是卓有成就的学者。相反的例子，至今还没有见到。
2.“编辑学者化”讨论中的学风问题
第一，从总的讨论情况来看，百余篇论文无非是围着编辑“应当学者化”、“不应当学者化”、“学术书刊编辑应当学者化、非学术书刊编辑不应学者化”这几种观点兜圈子，特别是后期的论者更是摆脱不了这种羁绊，缺乏务实精神。虽然在论证“必要性”或“非必要性”上有细微差别。这从一方面反映出了“编辑学”的非成熟性，在许多观点上的徘徊性。这种情况提醒我们，在学术讨论上应当有权威的存在，当然，这种“权威”不是自封的，也不是指定的，而是应当由相关机关、学术机构、各级学会，特别是国家级机构、学会组织学术会议，会前进行征稿，这种征稿要有目的性、有规划性。这种形式是国内外其他学术领域常采用的行之有效的形式。这种形式能使各种观点、特别是截然相反的观点的论者能面对面地争鸣，通过当面讨论，交流思想、开阔视野、消除分歧，使真正科学的思想早日树立起来。这种务实的学风是当前编辑学界所急需的。
第二，缺乏横向方面的力作。多数论者仅从自己的岗位出发来观察问题，这种纵向的研究往往以偏概全，如仅从“社科”期刊、“科技”期刊、“文科学报”或“学术书刊”的角度出发，而很少有从全方位出发的，更缺少非学术书刊编辑人员这方面的论著。这就从一个方面反映出，在这一问题的研究上还缺乏深度，更缺乏广度。在此，我们呼吁论者们要更多地进行全方位的研究，争取在深度和广度上下功夫，特别是非学术性书刊编辑人员，也应以自己的岗位为基点，在“学者化”问题上充分发表自己的观点，以推动“编辑学者化”问题的讨论。
第三，在讨论中，雷同现象严重。由于学风上存在着问题，许多论者闭门造车，不可能不导致重复建设现象的产生。譬如，在“编辑学者化”的前提——“学者”、“学者化”这一概念问题上，1992年初我们已经论述过了，且前一概念从一般词典上均能查到，就是初论者，也不算有“贡献”，要说贡献，仅是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但是后来者又重复了这问题，〔7〕且没有多大进展，琢磨起来，似乎还有点后退。 诸如此类的问题，应当引起人们的注意。
四、开展“编辑学者化”讨论的意义
80年代末至今开展的“编辑学者化”的讨论，正如本文开始说的有其历史必然性。同时，我们认为，这一讨论也有其历史的价值和意义。
第一，在我国编辑学界开展这一讨论，有利于编辑人员明确奋斗目标，真正提高自身素质，尽快与国际社会出版业接轨，以迎接新世纪的挑战。编辑素质的提高，首先也是最终都体现在学术造诣的深浅上，不论是编辑业务，还是专业水平均由其决定，那种“工匠”式的要求，只能是头疼治头、脚痛医脚，不可能从底蕴上、根本上使编辑的素质得到本质的提高。当然，这决不意味着对编辑业务、技巧的训练和掌握的任何贬低，相反，编辑学术水平的提高很大程度上是以其为基础的，特别是在编辑学理论、写作学等方面的学术修养更是如此。同时，这一讨论本身就有提高编辑素质的作用，编辑加入其中，著书立说，无意中就提高了编辑的学术素质。
第二，有利于编辑学的学科建设和早日成熟。勿庸置疑，“编辑学者化”命题本身就属于编辑学的一个重要的有机的组成部分，正如“教育学”中的“教师”一样，二者是不可分割的。“编辑学者化”搞好了，无疑为“编辑学”大厦增添一根重要的支柱。另外，我们知道，随着我国科学、技术、文化的空前繁荣，编辑行业从业人员数量陡增，这就迫切需要建立与之相关的“编辑学”，并且在这方面我国已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了。而这一重任的承担者主要只能是编辑人员，而编辑人员若不具备学者素质，也就不可能胜此大任，也就是说编辑学的早日建立并屹立于众学科之林，呼唤着编辑学者化，编辑学者化能促成编辑学科的早日建立。
第三，有利于提高编辑人员的社会地位。客观现实迫切要求编辑学者化，如果编辑人员顺应了这一历史大趋势，无疑能提高自身的素质，这同时也以无声的语言证明编辑与其他行业一样，也有自己的学问，也有学者化的路子可走，这能彻底改变旧的观点——“编辑无学”，从而提高编辑人员的社会地位。
注释：
〔1〕尹玉吉：《浅谈编辑写作的意义》，《编辑之友》1991 年第1期。
〔2〕张永中：《小议编辑学者化》，《编辑学刊》1996年第1期。
〔3〕孟庆远：《编辑与学者兼而得乎》，《中国出版》1996 年第5 期； 尹玉吉：《关于编辑学者化问题的几点思考》， 《出版发行研究》1992年第2期。
〔4〕 傅岩山：《还是要追求学者化》， 《新闻出版天地》， 1996年第4期；吴颖：《文科学报编辑“学者化”的问题》、 梁春芳：《科技期刊编辑“学者化”的思考》，《编辑学刊》1989年第1期； 杨焕章：《论学报编辑学者化的必要性和可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5年第6期。
〔5〕尹玉吉：《关于编辑学者化问题的几点思考》， 《出版发行研究》1992年第2期。
〔6〕范军：《编辑非得学者化吗？》，《新闻出版报》1996年5月10日。
〔7〕参见张振兴：《论高校文科学报的“编辑学者化问题”》，《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