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智库与媒体的互动——以CNAS(新美国安全中心)、CSIS(国际关系战略学会)、Brookings(布鲁金斯学会)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互动论文,国际关系论文,为例论文,布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20世纪初，美国智库即致力于国家长期政策可持续性发展的研究，媒体由于其自身特色而成为智库扩大影响力的首选，发声呐喊的重要互动渠道。2013年6月习近平访美，习奥会一度成为热点话题。新美国安全中心(CNAS)研究员Patrick等即撰文评论，认为仅仅达成双边信任，对于发展良好的两国关系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实质性的措施。而且这些智库善于利用新媒体渠道，这篇文章就在多种渠道进行了报道，新媒体渠道就包括：NGO(中美关注平台)、智库(CNAS)等。这些智库在媒体发声影响着政府决策和国际关系走势。 一、重要政治影响力的美国智库及其媒体关系 “美国智库分官方、大学和独立智库三种类型。”[1](p30)有一定历史及一定影响力的智库包括：致力于对经济、外交事务和行政管理等公共政策研究的布鲁金斯(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效力于奥巴马新政府，小型、新型但很有影响力的新美国安全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后文简称为CNAS)，研究国防政策为主的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后文简称CSIS)，关注国际事务的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及有学术背景的胡佛中心(Hoover Institution)等。本文以CNAS,CSIS,Brookings为例进行讨论。 CNAS是一个小型、较新的智库，成立于2007年2月，历史不长但很多有影响力的政客都出于此智库，例如美国前助理国务卿坎贝尔。它的使命是建立强有力的、务实的和有原则的国家安全和国防政策。CNAS的研究是独立的、非党派的，主要侧重于奥巴马政府政策，特别是设计国家安全的政策。其专家提供创新的、基于事实的研究、思路和分析，从而来塑造和提升关于国家安全的研究，并向政府提出政见。此中心在媒体策略上“举办各种研讨会、圆桌会、座谈会和发布会等，邀请决策层、智库和新闻媒体相关人士参加”[2](p56)，定期沟通，打造其媒体与政府的长期合作关系。 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是一个非盈利性、无党派的智库组织，位于华盛顿。CSIS主要为国防部、决策者、政府相关机构提供战略性的见解和解决方案。其专家在媒体主要议题涉及国防和安全、经济与重建、能源与气候变化、全球健康、全球趋势与预测、政府管理等。 布鲁金斯学会主要侧重研究国际关系、财经政策等。作为最有影响力的智库之一，布鲁金斯会充分与媒体沟通，在充足资金支持下，提供旗下专家发声，进行游说和沟通。这是从媒体公关策略、组织机构、媒体沟通的硬件配套上都十分完备的一套系统。布鲁金斯十分注重其媒体关系，除了有300余名知名专家在各种媒体渠道发声，也有其专业的媒体管理机构和精良的媒体硬件：布鲁金斯有一个免费向布鲁金斯学会专家提供的直播和录播的视频和音频采访的新闻机构。工作室的人员也可以支持事件现场直播。 近年来布鲁金斯的专家中媒体采访率最高的四位分别是：E.迈克尔·奥汉隆(Michael E.O'Hanlon)，布鲁斯·卡茨(Bruce Katz)，威廉·高尔斯顿(William A.Galston)，威廉G.格尔(William G.Gale)。分别擅长领域为：政策与选举、国际关系、大都市生活、财经政策、人口普查、歧视与民族话题等。 美国的媒体对智库报道很丰富，《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美国之音、《新共和报》、彭博通讯社、美联社、路透社等都有大量对不同智库专家的采访。在美国本土数量和影响力比较占优势的是C－SPAN电视台，它创办于1979年，全名为：有线——卫星公共事务网络(Cable－Satellite Public Affairs Network)。主要有线频道有5个，另外还有广播和网站，其中C－SPAN负责转播众议院，C－SPAN2负责转播参议院，C－SPAN3则转播听证会、议员演说、选举辩论等。C－SPAN还有自己的热线电话节目，方便与大众沟通，提供定期的、开放性的平台，还可以提供与选举官员或其他决策人物以及记者们直接接触的机会。常驻C－SPAN发表经济学研究政见的布鲁金斯的学者就有亨利·亚伦(Henry Aaron)等26名。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机构的新媒体网站都体现了相当的专业性：丰富的内容和及时的更新以及大量的数据支持构成了良好的与民众和媒体沟通的新媒体交互平台。 二、美国智库在政策讨论制定发布前和媒体的交流情况 政策制定发布前，媒体对各个智库专家的报道基本遵循影响力大则报道原则，各说个话，百家争鸣。政客、专家在媒体间互相游说。在政策走向没有明朗之前，各种声音都有出声渠道，越是影响力大的专家越有被报道的机会。当然也不排除部分媒体集团有倾向性地给支持的政党和集团更多发声机会。 例如对于伊朗核武器问题，布鲁金斯的专家通过C－SPAN电视台对伊朗的核计划作出讨论，提出国际社会需要一个和平的解决问题的方案。外交政策研究员托马斯·皮克林和萨班中东政策中心的高级研究员波拉克进行了激烈讨论，指出伊朗核威胁日益严重，伊朗正在接近能够制造核武器的水平。 CNAS的专家就这一话题也提出三个具体的政策措施： (1)强调预防伊朗的核武器的获取计划，同时做好最坏情况的预案，即出现一个拥有核武器的伊朗后，应该有怎样的部署规划。 (2)通过与利雅得(沙特阿拉伯首都)的刚性保障合作，控制和限制沙特地区核扩散。 (3)通过巴基斯坦的平衡机制来抑制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之间的不稳定核危险。值得一提的是，还提供了Twitter讨论平台的互动，以讨论相关议题。这十分类似于中国的一些网络名人在名师讲坛、公开课中进行和公众的互动。不同的是，美国智库专家的互动是有智库为后盾的发表政见的平台。 近期美国正在计划推出一项近年来最大的财政预算消减案。媒体上就有各种声音，例如针对美国最近的财政新政，布鲁金斯有专家就表示：总统和国会意见一致是难得的，意味着授权的过程要更加缓慢，特别是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我们必须把社会安全提上议程。且要改革我们的税务系统，以便带来更多的收入。但如果宏观政策调整得不合理，这将带来就业的降低，我们是不希望看见这种结果的。 三、美国智库在政策推广时和媒体互动情况 一旦美国政府政策被制定下来，并进行推广和执行，媒体的声音就会比较两端化，积极支持的声音和坚决的反击。支持和反对的媒体都有成熟的团队操作，借助各种媒体和信息渠道制造舆论和影响后期的政策执行。[3](p111) 2008年，为支持美国新能源政策，CSIS推出了相关智慧能源的报告，C－SPAN的报道中，外交部反恐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亨利·A.克伦普顿(Henry A.Crumpton)陈述了对一个更智能、更安全的美国的愿景描绘，而为了达到这个愿景，需要在全球各区域国家和地方进行外交沟通。此时福克斯新闻网开始全面的质疑。 对政府的批评可能不仅仅是表面上的责骂，而是在为新的政策的推广做铺垫，例如关于拦截导弹计划CNAS的专家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有这样关于奥巴马的评论，“在2010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告诉国会，他将耗资100亿美元做核现代化项目，但他却没有很好地执行。事实上，他已经缩减了机载激光防御计划，消除了一个拦截导弹项目，从2010年导弹防御局的预算里他还削减140亿美元，且消除了在波兰和捷克的导弹防御计划，国防部长查克·哈格尔(Chuck Hagel)在五角大楼宣布将重新投入1亿美元在阿拉斯加军事基地用于拦截器项目。”看似这则评论在批评奥巴马的执政没有诚信，之前的军事上的承诺没有一一列入日程，但其实，这样的评论是为提出增加军费投入，以支持拦截导弹研究来做铺垫。近期，朝鲜威胁要攻击美国在日本和关岛的军事基地，面对朝鲜的挑衅，特别是在朝核的不稳定因素下，让最支持奥巴马政府的智库CNAS的专家也开始严肃检讨之前在军费国防上投入的不足，并且提出一个问题，是否为了朝鲜的威胁，要投入100亿美元来加强防御？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责备的是政府，是总统，而智库是基本被免责的。这一点下文中也会有提及。 在政策执行中，公共外交的作用也在智库与媒体的互动中被充分体现。“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的公共外交早已习惯了借助媒体，其宣传决策的整合有四大支柱：智库、非政府组织(NGO)、国会、国务院。美国媒体是这四个角色中最后的协调者，这四个支柱都会将自己内部的最后意见诉诸媒体，报纸中的专栏、电视中的评论、网络中的论坛都是这些意见进行激烈交锋的场所。”[4](P65－68) 在国际公共外交上，美国经常针对中国等国的能源及人权问题加以评判。针对2011年中国的新五年能源计划，多边国际能源机构首席经济学家法提赫·比罗尔(Fatih Birol)表示中国虽然针对国际能源机构的应对气候变化新政策制作了新五年计划，但并不足以防止全球变暖以及许多科学家所担心的进一步的环境恶化问题。又例如2010年，关于中国大力推动清洁能源公司的举措，在美国评论家布拉德什(KEIT.H.BRADSHER)看来虽有积极的一面，却也显出相当的担忧。他攥文“On Clean Energy,China Skirts Rules”，表示中国政府力推清洁能源，利用了廉价劳工等成本打压境外竞争者势必造成行业的不公平，对经济及政治的持续健康发展都可能造成影响。 四、政府采纳智库建议后遇到问题时，政府、智库、媒体的互动情况 智库意见采纳后，政策执行之时，政府以及执行部门，在遇到摩擦及不良反应后，往往有一个责任归属问题。这时的媒体互动更多偏向于归因政府及领导人的责任而非智库。 伊拉克战争的政府责任就是被普遍诟病的政府错误判断之一，但很少有人记得是哪所智库提供的报告指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存在。新美国中心的委员会主席约翰(John Nagl)在2011年8月21日接受C－SPAN采访，就谈到了这个问题，针对当时在伊拉克不断增加的武装分子袭击，他谈论了对政府的质疑，并提到年底美国撤军的计划。值得一提的是他还同时在线接受电子互动和电话互动。他还同巴格达纽约时报记者迈克尔·施密特(Michael Schmidt.)进行了报告现场的互动。 近期美国热议的关于环保话题是关于在美国境内及周边引起热议的Keystone XL管道工程，这是一项将连接加拿大阿尔伯塔省和蒙大拿州至内布拉斯加州东南部的用以石油生产运输的管道工程。针对国务院的已经公开的报告，一方面，美国国务院的报告将使奥巴马难以轻易否决“Keystone”项目。另一方面，社会舆论更多地将环保相关问题寄托了情感的象征，许多环保组织都将选择政府对立的阵营，这种社会压力都指向了政府和国务院。而没有人去责备提供评估和建议的专家们。 另有关于国际援助的研究表明，美国近年来的援助对象是相当不错的选择，但是援助的国家可能有比较高的腐败现象存在，这些对美国境外援助的批评来自于布鲁金斯的专家，相应平衡的评论也有涉及援助的有效性等。而对政府政策的批评会给新的对外政策都带来一定压力。 五、总结及建议 美国媒体善于利用各种渠道包括纸媒、电媒、网媒及新媒体平台等渠道进行与智库和政府的互动。特别是在新媒体使用上，在政策制定前后智库都会充分与媒体沟通，并在充足资金支持下，提供旗下专家在媒体和自身网站发声，对政府进行游说和沟通。这些都是对中国政府以及智库有启示的，值得肯定的是中国部分政府机构也有推出类似新媒体平台的沟通应用，例如2013年5月，中国国家统计局继其Android以及苹果IOS应用出台后推出了其微信应用“统计微讯”，可以期待今后会有更国际化和专业化的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