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管理学研究取向之反思——从学科性视角到方法论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角论文,方法论论文,高等教育论文,取向论文,管理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9.21;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485（2010）10－0093－04
一、问题提出
虽然我国高等教育管理学的发展具有鲜明的学科指向性，但经历了近30年的发展之后，还没有提升到成熟学科的应有地位。有学者指出，现行的中国高等教育管理学学科是一种表面繁荣、实质贫乏的学科体系，原因之一在于中国过去一直实行的是拔苗助长型的学科发展路径。[1]尽管我国从事高等教育管理研究的人员众多，并且每年都有一大批相关的研究论文问世，然而其苦苦追寻的学科地位却不能获得广泛认同。面对这种困境，有学者依据经典学科的定义反思高等教育管理学研究，认为需要研究出高等教育管理的逻辑起点，然后由逻辑起点演绎出高等教育管理学的学科体系。但是，此类研究却让不同的学者找到了不同的逻辑起点，有观点认为这个逻辑起点是“高等教育系统”，也有观点认为是“高等教育组织”，还有观点认为是“知识分子”，等等。上述观点都有其合理成分，但面对这些纷繁多样的逻辑起点，不免让人质疑这一研究思路的可行性。基于学科建设的考虑，又有学者依据“范式”理论，提出一个学科能否成立，关键在于有没有特定研究对象、特定的研究问题、独特的研究方法。在此标准的比量下，高等教育管理学和很多社会科学一样，缺乏独特的研究方法，因此高等教育管理学还不是成熟的学科，尚处于前学科时期。面对这样一种困境，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赵炬明认为，高等教育研究人员可以借助其他成熟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来研究高等教育现象，其研究成果或许最终能帮助高等教育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2]这个道理同样也适宜于高等教育管理学的学科建设。
高等教育管理学研究需要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因此很多研究普遍使用了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来分析高等教育管理领域的问题，“繁荣”高等教育管理学研究。在表面热闹的背后，实则隐藏着理论与方法的贫乏，此类研究看似新颖，然而却未能将问题分析透彻，这种研究取向对于学科建设没有起到实质作用。因为这类研究大多数只是简单套用其他学科的理论，援引该学科理论的观点来阐释教育领域的事实，把高等教育管理领域的问题用其他学科的术语进行重新包装，而这并不能为高等教育管理学增加任何实质性的新知识。上述这种研究取向，在本文中被称之为“学科性”视角。当然，笔者并不反对在高等教育管理研究中借用其他学科的理论，但是认为在借用其他学科理论与方法进行研究的活动中，还存在另外一种研究取向，即方法论视角。因此，本文欲从研究视角的层面对高等教育管理领域的研究取向进行反思，以期能促进学科建设。
二、高等教育管理学研究的“学科性”视角
“观察渗透着理论”，任何一个“视角”都意味着一套特定的“话语系统”，即一套从基本的范畴、命题到方法原则构成的理论话语。[3]学科性视角也就是用某种特定学科的话语系统来观察、分析、解释一个事物或一种现象。在当前的高等教育管理研究中，学科性视角被广泛采用，与早期高等教育管理研究中的经验总结模式相较而言，是一个进步。毕竟这种研究取向能够让人们从不同的学科角度来认识高等教育管理，伯顿·克拉克就曾使用“聚光灯”的隐喻来说明这种学科性视角的作用，他说，这就像戏院里的聚光灯，当用强烈光线照射舞台前方的某些部位时，就把大家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些部位上，同时把其他特征降到背景和边缘的地位。[4]运用学科性视角就必须借用特定学科的基本范畴、命题及方法，但问题在于，很多研究为了求新，只是简单“移用”某门学科的基本术语、命题，而并未熟练掌握该学科的研究方法，或由于功力不足而根本不能使用该学科的方法和理论，这样一种研究现状造成了我国高等教育管理研究中“学科性”视角的泛滥。
“学科性”视角虽然给我们带来了很多观察、分析问题的新途径，但也引发了不少假命题。“学科性”视角以一套特定的学科话语系统作为研究工具，能够凸显或强化特定研究的某一方面，使其内部关系与矛盾得以清楚地呈现出来。权力是任何管理研究都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同时权力也是政治学研究的核心范畴之一，从政治学的观点来考察高等学校中的权力问题无疑有其合理的研究价值，本可有助于从多角度来认识高等教育管理中的权力现象，然而事实上有些研究不仅没从政治学的视角廓清权力的来龙去脉，反倒让“权力”更加扑朔迷离，推演出了很多假命题。不少研究都认为，高等学校的权力有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之分，学术权力的合理性源自高等学校的内在逻辑要求，而行政权力的合理性来自于高校作为正式社会组织的特性。由于两种权力依据不同的原则和制度行事，因此高校中就必然存在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冲突。[5]并且指出，学术权力主要表现在教师对学术活动的广泛控制，如让教师决定开设哪些课程和讲授哪些内容以及如何讲授等。实际上，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教师具有的这些“学术权力”不是权力，而应是学术权利（即学术自由的基本权利）。由此看来，高校中本不存在这两种权力冲突，而在我国高等教育管理研究中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冲突成为一个“真”问题，这恐怕与我国高校缺乏办学自主权与独立性的现状有很大关系。假如按这种“学科性”视角来看高校管理中的权力问题，不但没有把问题的实质清晰勾勒出来，反而造成了研究上的学理混乱。
再者，运用“学科性”视角分析问题，更多的是在佐证移用学科理论的正确性，从而造成高等教育管理研究的失语状态。提倡多学科研究本来是希望发挥其他学科的优势，以此推动教育研究的发展，然而当前有不少研究是为了多学科而多学科，没有在多学科研究的基础上生长出新的知识来，被移植到教育研究中的生态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从生态学的视角看，教育与周围环境构成生态系统，通过研究该系统内各要素的关系，可以探讨和揭示教育管理中的基本规律。教育生态中的各因子都有机地联系着，这种联系又动态地呈现为统一与矛盾、平衡与失衡的状态。所以在教育生态学看来，教育的生态环境是以教育为中心、对教育的生产和发展起着制约和调控作用的N维空间和多元的环境系统。[6]那么对于教育管理来说，高等教育管理在处理人、教育、环境等因素时，就要遵循整体性原则、系统性原则、控制性原则、动态性原则、差异性原则。在生态学“聚光灯”的投射下，此类研究展现了生态学对教育学的关照，假如把研究中所有的“生态”二字抽调，文中道理依然成立，没有显示出借用学科的理论价值。“学科性”视角的取向，让高等教育管理研究处于失语状态，就像在强烈“聚光灯”照射下，呈现的多是投射学科本色，而一旦灯光熄灭演出结束，舞台上留下的还是自己。这对于学科的建设来说，没有增添任何新的东西，只是检验了借用学科理论的使用价值，而让自己的研究领地面临演变为其他学科“跑马场”之危险。
尽管“学科性”视角给高等教育管理研究增添了不少新颖的分析角度，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繁荣学科建设的效果，但缺乏学科基点的研究在学术舞台上终究立不住脚，面对学科建设的重任，不能满足于这种“学科性”视角的研究取向。
三、高等教育管理学研究的方法论视角
高等教育管理学学科建设应该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正如王承绪教授在为《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所作的译者前言中写的那样，有关比较高等教育的方法论，“为比较高等教育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路子”。因此，高等教育管理学研究更多的是需要植入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形成方法论视角的研究取向。冯向东教授则将方法论视角界定为，研究者注重的是表述、分析问题的方式、切入点和研究路径。尽管方法论视角的研究取向也要借用其他学科的范畴、命题等，但它注重对这些范畴、命题“植入”之后的改造或利用，使之与被植入的对象相适洽，取代原来的话语体系，或者生成一种新的话语体系。这就是方法论视角与“学科性”视角的差别所在。Graham Allison认为，在探究一个特定问题时，方法论视角就如同一张捕鱼的网，不仅可以调整网眼的大小以啮合分析者瞄准的对象，而且还能指导分析者选中适合的鱼塘，按一定的深度去撒网，使之捕获所想捕的鱼。[7]米尔斯认为：“方法是人们用来理解或解释事物时所运用的程序，方法论是对方法的研究，它提供关于人们在从事研究时会做些什么的理论。由于存在多种方法，方法论的性质必然是一般性的，于是方法论通常不给研究人员提供具体步骤。”方法论视角就是捕鱼的网，没有这张网，是做不好研究的。
方法论视角的研究取向对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要求分析者具有良好的学术修养，能对借用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运用自如。还是以高等教育管理中的权力问题为例，在政治学方法论视角的研究取向下，研究会紧紧围绕权力、权威、冲突、协商等核心范畴，运用政治学的分析框架来观察高校中的权力问题，并最终整合成一套话语体系。莫里斯·柯根就把高等教育中属于政治方面的内容做了个判断，认为可分为微观政治和宏观政治，微观政治主要指大学内部的政治，往上逐渐变为整个高等教育系统的内部政治，而宏观政治则主要指国家级的政治，往下逐渐变为国家官员与大学和学院之间的关系。随着我们从一级转到另一级，常常需要不同的政治理论和方法。[8]这样我们就会明白，伯顿·克拉克谈论的学术权力，指的是学术系统内的各种权力，如他所说，研究学术权力是为了“发现广泛的法定权力模式，即由于某些群体占据支配地位而产生的权威”。可见，国外学者引入“权力”到高等教育研究中之后，生成了一个新词“学术权力”，它指的是学术组织（即高等教育系统）如何分配权力和使权力合法化的问题，不同于我国的“学术权力”概念。在分析微观层次领域的权力（或学术权力）时，又从系、学院、大学这样三级来展开，每一级都由不同的利益集团代表构成，其中官僚权力和社团权力是紧紧地交叉在一起的，并且有众多可供选择的和相互竞争的权力形式。倘若只是粗识政治学的理论与方法，那将难以自如运用这套理论来解释高等教育管理中的权力问题。实际上，方法论视角超越了“学科性”视角，对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其次，方法论视角可以让问题更加清晰明朗，能够把研究对象的学理和事理两方面结合起来，从而产生具有生命力的学术成果。能否生成一套新的话语体系，是检验方法论视角运用成功与否的标志。对于方法论视角的研究取向来说，学科“聚光灯”的投射只是一个必要的背景，重要的是能否结合研究对象，遵循借用学科的学理，将一些范畴、命题“植入”到研究中，使之具有解释力，符合事理的脉络。组织学的观点是被高等教育管理研究引用较多的一个学科理论，但用得恰到好处而发展出一套话语体系的却不多。克拉克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位，他基于结构功能主义学派的组织学方法论形成了其独特的话语体系。他从组织的观点来看高等教育系统，把其视为由生产知识的群体构成的学术组织，从高等教育内部揭示高等教育的本质特征，以工作、信念和权力三者为高等教育的基本要素并据以分析高等教育运行的规律。[9]他的研究成果看似在用组织学的术语表述高等教育系统的特性，如果仔细琢磨，就会发现每一个提炼出的要素都植根于所研究的对象，能够解释清楚问题，形成一套新的话语体系。例如“工作”这个要素，就是从组织中最基本的劳动分工着手，按照组织学术活动的两种基本方式（学科和院校）展开调查，把“工作”在矩阵结构中的性质予以逐层剖析，最后才归纳出“工作”这个要素。在这里“工作”已经具有了自己的内涵，即知识性工作，并且这种知识性工作具有让学术组织内部之间的裂痕日益加深的特性。倘若让不具备组织学方法论视角的一般研究者来观察高校中的“工作”，恐怕得不出如此深刻而又符合现实状况的结论。
由于方法论视角的研究取向能够以所借用学科的理论来分析、解释问题，能够融入到高等教育管理研究中，形成新的话语体系，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这也是克拉克的学术系统理论在我国高教管理研究界被广泛引用的原因所在。当然只有掌握了方法论视角这张“网”，才可以在研究中达到预期目的，并且所得结论也能经受住学术界的检验。
四、高等教育管理学研究需要转变研究取向
我国高等教育管理学是先有学科建制之名，而后才开始进行学科建设，尽管经过了近30年的发展，但在学科内涵和质量上都还相当薄弱。
方法论的研究取向能够充实高等教育管理研究的内涵。从发生学的角度看，任何一个学科领域形成的初始原因并不是建立学科体系的需要，而仅仅是因为现实中的种种问题和现象“累积”到一定程度并且出现了加以认识和解决的客观需要。[10]因此，学科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从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通过研究相关问题而获得具有普遍意义的学科逻辑，建构出相应的理论体系，再让理论回到实践中去接受检验，经过反复修正，方能建立起相对成熟的学科体系。这种学科发展逻辑暗示着，学科建设需要在问题研究的基础上积累概念、方法、理论等学科必备的知识要素，当这些要素到达一定程度时，学科的合法性地位也就被认可。因此，要获得学科自身特有的概念、理论就必须在方法论研究取向的指导下进行认真研究，合理借鉴，逐步形成自己的话语体系。
方法论的研究取向能够提升高等教育管理研究的质量。在高等教育管理学学科建设过程中，出于积累概念、理论等学科必备知识要素的目的，很多研究成果都借用了其他学科的术语、命题甚至话语体系，但不少研究都采用的是“学科性”视角，而未能提升高等教育管理学的研究质量。正如沃尔顿所说，教育管理学科根本就缺乏理性美，它热衷于从法学、政治科学、社会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营销学、教育学、工程学、建筑学和统计学这样一些学科中借用零碎的知识，致使本身缺乏明确的定义和严密的结构体系。[11]“学科性”视角犯的错误就是从概念出发，让现象服务于假设，让现实服从理论，简单移用其他学科理论来对研究对象和问题进行阐释。潘懋元教授曾在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的会议上谈到，我们有些理论研究者，只看到呈现于面前的好像先验的结构，以为研究工作也可以从抽象的概念出发，往往以某种主观的“假设”作为前提，导致理论脱离实际。[12]事实上，“学科性”视角的研究取向本身就极具欺骗性，尤其对一般研究者而言，由于他们需要发现一个新的视角来分析问题，往往就会急切地借用其他学科的话语体系，而未来得及认真体会学科背后的方法论。任何一门学科，都是一个知识和方法的理论体系。作为知识体系，表现为一个由基本的范畴、命题等组成的逻辑系统；作为一个方法体系，则隐含在知识体系的形态构成中。[13]掌握学科的知识相对容易，而方法论的运用则需给予时日，因此很多人在不经意间就跌入到了“学科性”视角之中。
当一门学科正在产生的时候，要想取得进步，必须借鉴所有现成的科学，将这些学科中宝贵的经验弃之不用，显然是很不明智的。[14]借用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可以加速学科成长，但是要坚守住自己研究的阵地，言说自己的事情，那就只能采用方法论视角。美国教育管理研究存在学派之争，而我国则是有学无派，没有学派实际上表明在研究中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论，而这恰恰是学科发展成熟所不可缺少的必备要素。因此，在借用其他学科范畴、命题时，还要将该学科的方法论植入到研究中来，重审其概念、理论，力争形成自己的话语体系，实现对“学科性”视角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