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皮亚杰与弗洛伊德理论的内在联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弗洛伊德论文,内在联系论文,理论论文,皮亚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瑞士心理学家、哲学家让·皮亚杰(Joan Piaget 1896-1980)，曾学习过精神分析学说，他的临床描述技术直接得益于弗洛伊德及其大弟子荣格，而且皮亚杰自己曾说：“十分明显，我要多么感谢精神分析论，因为我认为这个理论对于原始思维的心理学产生了革命的作用。”①由此看来，把皮亚杰和弗洛伊德联系起来似乎并不牵强附会。进而，我们从墨菲和柯瓦奇在《近代心理学历史导引》这一部享有国际盛誉的权威性巨著所提供的材料中，确实又看到了把皮亚杰和弗洛伊德的理论连接起来——不仅仅是理论对比，而且是理论体系融合的倾向。他们指出：“我们向皮亚杰请教是为了研究认识的成长，就象我们向弗洛伊德请教是为了研究性心理、感情冲动控制等系统及其发展。有一些调和这些体系的初步努力已经尝试过，但凑和在一起的那些片断还不足以代表一个系统的整体。”②由于资料的限制，这种研究目前在西方具体进展到何种程度，尚不清楚。但是这一理论信息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方向，并促使我们就皮亚杰和弗洛伊德理论的内在联系的探讨作一大胆尝试。
一、精神分析学说与发生认识论研究方向的确立
在精神分析学说的研究中，弗洛伊德不仅给理论界提出了许多新颖的思维，而且在客观上形成了一种影响深远的还原论的思维图式。这一思维图式包括两个相互联系的主题，即儿童是成人之父和非理性为理性之本。弗洛伊德对前一课题的研究成果，促使皮亚杰把儿童作为发生认识论的研究对象；而皮亚杰对儿童发生认识论的研究，又是通过对理性主义和反理性主义的反思，在批判、继承弗洛伊德反理性主义思想成果的过程中进行的。
皮亚杰发生认识论研究方向的确立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是分不开的，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在弗洛伊德的影响下，皮亚杰把儿童作为发生认识论的研究对象
作为西蒙的助手，皮亚杰受西蒙的委托，运用勃德的推理测验，在测量巴黎儿童时，发现了传统认识论的一个重大缺陷，即只看到了成人水平的认识，却忽略了这一认识是从儿童——更准确地说，是从婴儿的认识发展而来的。囿于这种传统的认识图式，就象几个世纪以前的画家，往往以矮小成人的身村比例表现儿童一样，人们也总是把成人的心理模式套用于儿童的思维。结果，正象墨菲和柯奇指出的那样，“直到18世纪，人们几乎从未发现过有什么童年期的心理学。18世纪开始把儿童放在画面上；20世纪则已经把儿童推向画面的中心”③。把儿童推向心理学的研究中心这一20世纪的伟大工程是由皮亚杰最终完成的。皮亚杰之所以能够完成这一工作，是与前人在这一理论领域所做的开创性工作分不开的。谈到这一点，我们不应该忘记科门纽斯、达尔文、霍尔、比奈等人的奠基工作。然而，“儿童是成人之父”这一见解最丰富最系统化的源泉当属由弗洛伊德所开创的精神分析学说。不过，对于弗洛伊德来说，他最初的理论研究并未涉及儿童心理，而是对神经病人的精神分析。真正的精神分析开始于1897年。当时随着医疗经验的积累，弗洛伊德开始了对病因的探讨。他说：“通过探讨引起神经症的沉积的和潜隐的原因，我越来越频繁地看到病人身上的性冲动与抵抗性欲之间的冲突。在致病的情境中，压抑性欲的情况已经开始，被压抑物的替代——症状也已经出现，我在探讨这些情境时，被一步一步地带入病人过去的生活之中，直到幼儿时期”。④病人身上的性冲动与抵抗性欲之间的冲突，一方面来自眼下经历的性冲突，另一方面来自早年的性经验。而弗洛伊德认为，早年性经验具有更大的比重和重要性。他指出，在人的个性发展的最初阶段的那些受唯乐原则所支配的一切情感、愿望逐渐被压抑到心灵的潜意识深处。由于这种压抑不同于自觉的、有意识的抑制，它完全是无意识的；由于清除某种愿望只能经过意识和由它所支配的动作、行为，而且首先必须经过人的语言，所以这些被压抑的早期本能愿望并没有消失，而只是从意识的层面被迫转移到潜意识领域，并且总是寻找一切可能的时机，冲击着人的现实心理活动。这种潜意识和意识，本能冲动和对抗本能冲动之间的紧张局面是导致精神症的根本原因。
经过以上的研究，弗洛伊德说：“结果，我终于看到诗人和人类的研究者们的一贯主张的正确性。他们认为：虽然幼年时代的大部分印象会被遗忘，但有些印象却会在个人成长过程中留下深深的烙印，甚至会形成日后患神经症病的倾向。”⑤弗洛伊德的这种幼年期经历对人的一生的心理活动有着决定性影响的理论观点在《爱情心理学》一书中表达得更为鲜明。“儿童是成人之父”这种思想就是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下形成的。把对人的一切方面的性情研究都追溯到人的早期阶段的经历，这成了弗洛伊德的一个思维模式。尽管这种思维模式以非理性主义为其根本特征，但却形成了一种影响深远的理论氛围，它客观上推动着心理学的研究把理论的焦点从成人转向儿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皮亚杰把儿童作为毕生研究的对象，并提供了关于儿童心理及认识发生的全新的诠释。所以皮亚杰说：“十分明显，我要多么感谢精神分析论，因为我认为这个理论对于原始思维的心理学产生了革命的作用。”
当然，皮亚杰之所以给精神分析学说以如此高度的评价，表达出如此诚挚的谢意，并不只是因为精神分析学说对于皮亚杰确立理论研究的对象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更深层的原因还在于：作为当代反理性主义的突出代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的诞生使得历史上的理性主义和反理性主义的冲突表现得更为鲜明。正是通过对理性主义和反理性主义的反思，皮亚杰才从理论上进一步明确了为什么以及从何种角度研究儿童，从而最终确立了发生认识论研究的总体方向。
（二）通过对理性主义和反理性主义的反思，皮亚杰确立了儿童发生认识论研究的总体方向
理性主义与反理性主义在哲学发展的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特点。从历史上看，反理性主义有两种基本的形式，即经验论的反理性主义和天赋论的反理性主义。知识的来源问题是二者争论的焦点。“凡在理智中的无一不在感觉中”——这种认识论上的还原论是反理性主义经验论的极端观点。而天赋论的反理性主义根植于中世纪正统经院哲学家在信仰和理性（理解）关系上的信仰主义观点，又是16至17世纪唯理论的理性主义在逻辑上贯彻到底、物极必反的产物。19世纪30年代非欧几何的出现以及随之产生的集合论、相对论等，使得唯理论不仅在逻辑上，而且在现实性上完成了由理性主义向反理性主义的转化。这样，在唯理论者那儿作为一种理论表面上的矛盾而存在的理性主义和反理性主义的冲突，以理性主义的败北而消失，现代人本主义思潮由此脱胎而出。同时，随着这种理性主义向反理性主义的转化，传统经验论的反理性主义也打出“理性”与“科学”的旗帜，从而完成了由传统经验论向现代经验论，即科学主义的转化。
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出现标志着反理性主义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一时期反理性主义的最大特征是在对人及人的认识的研究中带有还原论的倾向。这一倾向包括两种类型。在科学主义那儿，理性被还原于经验，经验证实原则是其最高的准则；在人本主义那儿，理性被还原为理性的意、情、欲，这是一种生物学化的还原。这一思想倾向的最突出的代表就是精神分析大师弗洛伊德。皮亚杰认为，传统的经验论与现代形态的经验论（科学主义）只不过是反理性主义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表现形式。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缺陷，即都忽视了机体反应的主动性，或者对于作为认识主体的人而言，它们都忽视了作为社会动物的人的理性的伟大作用。在知识的来源与证实的问题上，经验完全取代了理性。作为现代反理性主义另一表现形式的人本主义在反理性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他们不仅抛弃了人类的理性，而且以动物性本能、以本能的体验取代了经验的原则。这是皮亚杰所不能接受的。但是皮亚杰也不赞同那种极端夸大理性的作用，以致于把它看作是与经验和本能毫无关系，与生俱来的、先验性存在的理性主义观点——这种理性主义把先验存在的理性，看作是主体的分析、综合、判断的能力，或分析、综合、判断所需要借助的工具，即认识的结构、形式、范畴等。对此，皮亚杰指出：“我们看出这种解释和我们的解释完全相反。按照我们的解释，认识的结构确实是赢得了必然性的。但是，只是在它们发展的最后而不是一开始就有，而且也不会牵涉任何先行的遗传程度设计。”⑥
从对理性主义和反理性主义的分析，皮亚杰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理性主义和反理性主义各有缺陷。反理性主义把理性归结为经验或本能，而理性主义把理性看作是与经验、本能毫无关系的空中楼阁。在这两条对立的道路之间，应当有一条把它们统一起来的中间道路。从这一中间道路出发，既应看到为反理性主义者所排斥的“内源因素”、理性能力（认识的结构、形式和范畴）的存在；同时又不能像理性主义者那样把这种“内源因素”、理性能力看作是作为一种遗传程序先验存在的东西。皮亚杰认为：“内源因素”本身亦即理性的能力有一个发生的过程。那么，第二，这一发生过程的起点是什么？理性能力的胚芽是什么？皮亚杰明确指出是本能。“那么，问题就是去了解从本能到智力的过渡，或者说智力从本能之中的出现。”⑦
以上两个问题构成了皮亚杰理论研究的总体方向，即通过对儿童思维的发生学的研究，提示儿童的认识从本能到智力的发生历程，在本能与智力的动态统一的基础上，为理性主义与反理性主义的逻辑统一提供内在的历史依据。这就决定了皮亚杰的理论研究不能不给予反理性主义学者弗洛伊德以应有的理论关注。
我们将通过皮亚杰对智力进化道路的具体分析揭示弗洛伊德的理论影响。
二、精神分析学说与发生认识论研究的理论关联
皮亚杰认为，从本能到智力的认识发生过程与“自我中心”状态的理论紧密联系在一起。后者抓住了认识论的基本问题，即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皮亚杰指出，从个体认识的发生学角度来看，由于初生婴儿作为一种哲学意义上的动物，尚未建立起主客体概念。因此，从本能到智力的认识进化过程，也就是由认识论意义上的主客体不分的混沌状态到主客体分化的不断建构过程，亦即自我中心状态的不断出现与脱离。我们认为，正是皮亚杰的自我中心状态的理论体现了精神分析学说的影响，具体表现在自我中心状态的理论与弗洛伊德的自恋、潜意识理论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
1.自我中心状态与自恋
“自我中心状态”是皮亚杰在研究儿童思维时，为了描述一种理论界尚鲜为人知的心理状态和思维形式而提出的一个概念。它所指称的是婴、幼儿由于程度不同地受到本能的支配，从而在心理、思维方面表现出主客体综合为一的特点，与弗洛伊德的“自恋”概念有惊人的一致性。因而，皮亚杰经常引用“自恋”概念来说明“自我中心状态”的特征以消除人们极易产生的对这一概念的误解。比如，皮亚杰曾经指出：“看来我们常用来指称这种自身中心化的极端自我中心主义一词很可能（尽管我们是当心的）引出有意识的自我这个含义来；这甚至更明确地适用于弗洛伊德的自恋概念——这里所指的是没有自恋者的自恋。”⑧
在弗洛伊德那儿，“自恋”概念包括“原初的自恋”与“自居作用的自恋”两种形式。“原初的自恋”亦可称之为“自体享乐”⑨。这一概念由艾里斯最先提出，但艾里斯用“自体享乐”这个名词的时候，表示的是一种源于内在而非外在的激动。而精神分析学认为重要之点并不在于激动的来源，而是他和对象的关系。弗洛伊德在这儿小心翼翼地所做的微妙区分，实际反映出他赋予了“自体享乐”以新的含义，即这一“自体享乐”是无自我的自体享乐，是没有区别自我与非我，在自我出现之前的自体享乐，是一种原初的自恋。
如果说皮亚杰“自我中心状态”的概念只是时常为人误解的话，那么弗洛伊德的“自恋”概念在当时却是遭到许多人的极力反对。艾布拉姆森断言：“这种无对象的原初的状态是难以探测的，更不必说这种断言的可验证性了。”(11)拉康和法国精神分析学派的一些人认为：“在某种儿童最初意识到自身反思的映像式联系形成之前，自恋的概念似乎是没有任何意义的。”(12)这样，在他们看来，自恋应当是区别于以非我为对象的自我的爱恋，自恋只能是一种对象性的自恋。他们认为，“或许是出于对这一观点的赞许，弗洛伊德未能坚定地坚持关于自恋的这种无对象性的看法”(13)。并同时摘录出弗洛伊德在《论自恋》一文中的如下一段话来支持他们的猜想：
自我必须有一个发展完善的过程。无论如何，自我性恋的本能一开始就存在着；所以，就必须有某种加诸于自我性爱的东西——一种新的精神运动过程——以便产生自恋。(14)
关于这一“新的运动过程”，艾布拉姆森正确地称之为“自居作用”。因此，这另外一种形式的自恋我们可以称之为自居作用所产生的自恋。如果说艾布拉姆森等人正确地理解了“原初的自恋”而拒绝接受的话，那么他们接受了自居作用下的自恋却是因为他们误解了这另一种自恋。弗洛伊德从来就没有提出过他们所理解的“对象性自恋”的观点。在以上的引文中，弗洛伊德同时明确指出：一方面，自我性恋的本能（即原初的自恋）一开始就存在着；另一方面，自我必须有一个发展完善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一种新的精神运动即自居作用的出现使原初的自恋发展成为一种新形式的自恋，即自居作用的自恋。
那么，这一新形式的自恋是如何出现的呢？弗洛伊德认为，3岁以前的婴儿完全受潜意识的本能支配，处于一种主客体不分的混沌状态，即处于原初的自恋期。从3～12岁，随着性心理状态的进化，儿童开始把目光指向世界，指向异性父母，从而产生了伊底帕斯情结，标志原初自恋的解除。弗洛伊德认为，儿童心理的正常发展应当是进一步解除情结，进入同性期，并进而向青春期过渡。然而，由于异性父母对儿童过分溺爱，以及由之而产生的儿童对异性父母的极端依恋，却往往使儿童无法进入同性期。另一方面，对乱伦的恐惧又使小孩子对异性父母的爱恋在意识层面无法继续发展下去，从而不得不压抑这种对异性父母的爱恋。但是，这种实质上无法控制的心理力量却以“自居”、同化作用表现出来，即异性父母被同化于自身，自己也以异性父母自居。这样，对异性父母的爱恋实质上转化成了对自身的爱并固着于自身，这就是自居作用下的自恋。弗洛伊德指出：由于这一过程完全是在潜意识状态中完成的，所以自恋不仅成为一种顽固的性心理疾病，而且表现出与原初自恋的类同。因为在自居作用的自恋中，主体不自觉地变成了客体，主体已经消失，因而客体也不存在了，已经出现了分化的主客体再次“融合为一”，呈现出一种主客体不分的混沌状态。这正是原初自恋的根本特征。所以，弗洛伊德指出：“似乎可以说，对象的里比多返回到自我，而且转变成自恋，再次恢复了以前的幸福爱恋的状态。”(15)当然，这种恢复已不是原初自恋的机械再现。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
第一，弗洛伊德以其敏锐的洞察力不自觉地从主客体关系的角度刻划了自恋的根本特征，即两种不同形式的自恋都是一种主客体不分、主客体“融为一体”的无自我的自恋。
第二，这两种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自恋不仅肯定了在婴儿阶段确实存在着一种自我与非我、主体与客体尚未分化的混沌状态，而且认为在儿童期、青年期，在主客体已经发生了一定程度分化的情况下，仍有可能重新出现一种新的自恋状态。
在此，也许连弗洛伊德自己也没有想到，他对个体性心理发展的研究，以精神分析学的术语揭示了主客体的建构这一为传统认识论所忽视的重要问题。当皮亚杰花费毕生精力向人们灌输主客体建构的思想时，他是从全新的角度，在新的思想高度上，以自我中心状态的不断出现与脱离这一新的理论形式，创造性地发展了弗洛伊德的自恋概念所包含的主客体动态结构的启蒙思想。因此，弗洛伊德的自恋概念对皮亚杰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的重要性远远超出了它与皮亚杰自我中心状态的概念由于说明问题的角度不同所带来的在具体内容上的某些差异。所以，我们认为，皮亚杰在说明自我中心状态这一概念时，常常援引弗洛伊德的自恋，这决不是偶然的。更进一步的原因还在于：除了二者都是从主客体的关系来描述儿童的心理状态或思维形式之外，自恋和自我中心状态之间还存在着更为深层的联系，即它们都是潜意识的。皮亚杰只是以潜意识理论为基础具体分析了自我中心状态的不断出现与脱离，提示了认识从本能到智力的建构历程。
2.自我中心状态与潜意识
在人类思想史的早期，很多思想家就曾经探讨过潜意识问题。近代心理学出现以后，潜意识问题被提到了专门研究对象的地位，在实验心理学中形成了一系列的心理学理论，但大多属于意识心理学范畴。只是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创立以后，潜意识问题才得到全面深入的研究，精神分析学说也因之超出意识心理范畴而成为以反理性主义为根本特征，以潜意识为核心的心理学说。所以弗洛伊德把他的潜意识理论（与其性学理论一起）自誉为是对心理科学的重大贡献，并对潜意识理论在其他科学理论中的推广、应用寄予厚望。(16)但是由于弗洛伊德极端地夸大了潜意识的重要性，以致于认为“凡是精神方面的东西，首先是无意识的，而另外一种性质——‘意识’则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17)，因而，在当时不仅招致心理学界、哲学界的批评，而且也限制了他的潜意识理论的应用。作为一个不明智的回报，他又反过来指责那些企图把精神分析学说哲学化的倾向(18)，从而，形成了一种理论僵局。在这种情况下，从单纯的理论指责中超脱出来，客观地评价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并给予恰当的理论地位就显得更有意义。皮亚杰自我中心状态理论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首次打破这一僵局，从发生认识论的角度为在哲学认识论领域改造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协调意识与潜意识的关系作了有益的尝试。
皮亚杰认为，自我中心化不仅仅是一种类似于自恋的主客不分的混沌状态，更重要的在于这种状态还是潜意识的。自我中心状态是一个不能意识到自身的中心，“由于同缺乏分化相联系，因而，基本上是无意识的”(19)。皮亚杰强调自我中心状态的潜意识特征是十分必要的。从本质上来说，自我中心状态只能是潜意识的，潜意识的消除就意味着主客体观念的分化，而主客体观念的分化又标志着自我意识的出现。这是在儿童自我中心状态的脱离过程中，亦即在儿童的认识从本能到智力的进化过程中同步发生、不可分割的两种不同状态，是同一过程的两个不同侧面。因而，皮亚杰把自我中心状态的不断出现与脱离，把认识从本能到智力的进化不仅看作是主体对客体观念的建构，同时也看作是对潜意识状态的不断超越，并把儿童思维的这一历程划分为前后相继的三个主要阶段，即我向的思维、自我中心的思维和形式思维。那么，皮亚杰所理解的潜意识与弗洛伊德的潜意识有何内在的联系？皮亚杰又是如何改造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探索认识从本能到智力的发展历程的呢？
(1)自我中心状态与弗洛伊德潜意识理论的内在联系。
自我中心状态贯穿于儿童思维发展的始终，历经我向的思维、自我中心的思维和形式思维三个阶段。我向的思维是自我中心状态在婴儿期思维中的具体表现，这一概念本身直接来自于精神分析学说。最早提出这一概念的是弗洛伊德早期研究的合作者布洛伊尔（又译布留尔）。尽管在19世纪90年代，由于理论上的分歧，弗洛伊德就已与布洛伊尔分道扬镳；(20)而这一概念又是布洛伊尔在20世纪初才明确提出来的。但作为一个以追求真理为己任的严肃的科学家，弗洛伊德不仅接受了这一概念，而且将这一概念比之于自己的“自恋”(21)，认为二者都揭示了主体的主客不分的潜意识心理属性。皮亚杰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借用了“我向的思维”这一概念来指称婴儿的思维。他曾明确指出：“我向的思维是潜意识的”，并具体刻划了我向思维的潜意识特征，即无目的性，象征性和自我同化性。(22)进一步分析将表明，我向思维的这三个特征正是弗洛伊德的潜意识概念所拥有的一般属性。
首先，就无目的性来看：皮亚杰认为，婴儿由于受“直接满足的法则”所支配，也就是受本能的支配，“他所追求的目的和试求解答的问题并不在意识之内”；弗洛伊德认为，“唯乐原则”支配着一切潜意识的心理活动，潜意识与本能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至于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的本能构成论是勿需多谈的，二者实属于同一序列的概念。
其次，就我向思维的潜意识属性——自我同化性和象征性来看：皮亚杰认为，自我同化性是指婴儿在本能的情感、欲望的支配下，通过早期感知运动如同化作用，从而把他的世界按照自己的同化图式分为看、听、抓握及吮吸的事物，整个世界被同化于自身，表现出自我与非我、主体与客体尚末分化的局面。因此，在婴儿那儿，任何客体都失去了它在认识论意义上的本来面目，而被同化于婴儿的情感、欲望，成为婴儿一系列情感、兴趣的象征。象征性构成了我向思维的另一个重要的潜意识特征，弗洛伊德曾以精神分析学的语言表述了极为类似的思想。弗洛伊德认为，充满了本能的潜意识是绝对利己的。他的这一观点不仅贯串于对“自恋”的分析，而且更集中地体现在他的梦学理论中。梦是在清醒状态下无法表露自身的潜意识活动的产物。由于潜意识是“绝对自我的”，所以“不管在你的梦中再现的是多么陌生的人或物，实质上他们都不是一个独立于你的自我的存在，而是你自身的潜意识欲望为表现自身通过等同作用由其所设置起来、为其所用的”(23)。这也就是说，在梦的潜意识活动中所出现的任何事物（即梦的显像）都不再是本来意义上的客体，而是等同于自我、与自我尚未分化的，是梦的隐义（即潜意识欲望的象征），“在精神分析学中，象征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象征，象征表现的理论，注意的是一种意象、观念或活动对另一种意象、观念或活动的无意识替代”(24)。就象征物与所指对象、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而言，弗洛伊德所强调的作为“无意识替代”的象征和皮亚杰所理解的本能同化的象征在本质上完全一致。
因此，我们认为，我向的思维作为自我中心状态的表现形式，它所具有的潜意识特征和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而且这种理论上的联系，正如自我中心状态与自恋的关系一样，也绝不是偶然的、外在的联系，它实质上反映出皮亚杰在分析儿童认识从本能到智力的发展历程时，吸取了弗洛伊德潜意识理论的合理因素，从而受到弗洛伊德的不可忽视的影响。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还必须看到皮亚杰对认识从本能到智力的发展历程的探索从属于理论研究的总体方面。他既反对理性主义把智力、理性的能力看作是与本能、潜意识毫无关联的、类似于一种遗传程序的先验存在物，同时也反对反理性主义贬低理性、把理性还原为潜意识本能的观点，并试图从发生认识论的角度把本能与智力，意识与潜意识统一起来，为理性主义和反理性主义的逻辑统一提供个体思想史的依据。这就决定了弗洛伊德对皮亚杰的影响不能不具有二重性，决定了皮亚杰在吸取弗洛伊德潜意识理论的合理内容，给它以恰当的理论地位的同时，又不能不从根本上超越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
(2)自我中心概念对弗洛伊德潜意识理论的内在超越。
这种内在超越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二者的研究角度不同。弗洛伊德把潜意识看作是人的心理生活中不可缺少、无法清除的一部分，他是从心理学的角度研究潜意识问题。虽然1905年以后，他试图将这一潜意识理论一般化，也多少带来了某种哲学化的色彩，但从本质来说仍属心理学范畴。皮亚杰把前人作为心理现象研究的潜意识上升到一般认识论的高度，从发生认识论的角度比较系统地研究了潜意识问题。
第二，二者对潜意识的评价不同。弗洛伊德把潜意识看作是在人的心理生活中居于绝对支配地位的心理现象；在其与意识的关系问题上，二者是互不相容、不可转化的。皮亚杰却把这种意义上的潜意识从发生认识论的角度仅仅限定在思维发生的最初阶段，即我向思维阶段。皮亚杰认为，只有在我向思维阶段，潜意识才居于绝对的支配地位——因为在这一阶段也只有在这一阶段，婴儿没有自我意识，尚不存在意识和潜意识的关系问题，婴儿的心理、思维属于潜意识的一统天下。但是，随着主客体观念的不断建构，随着自我意识的萌芽与出现，潜意识的影响与地位则逐渐削弱，并最终成为从属于意识的存在。这就是儿童认识不断成熟的过程，由之而实现了从本能到智力的过渡。这是一个漫长的历程，它经历了自我中心的思维与形式思维两个发展阶段。
自我中心的思维是自我中心状态在儿童时期表现出来的一种特殊思维形式。皮亚杰有时又称之为“直观的思维”，它是处于我向思维和形式思维之间的一种居间形式。从自我中心的思维中我们既可以看到前一阶段占统治地位的我向思维的深刻影响，同时又可看到它作为向形式思维过渡的一个中介环节对我向思维的超越。就我向思维的影响来看，特别是早期阶段的自我中心的思维基本上还是潜意识的，与我向思维并无十分严格的区别，对观念中的主体来说儿童还不能完全从其现实性上来把握物理客体，最初的“永久客体”的观念仍然是一个主观的现实，被同化于其现实主义的图式。在这种“现实主义”图式的支配下，客体被赋予了生命和意识的性质而表现为拟人化的客体，表现为主体的潜意识欲望和情感满足的象征性存在。与这种“现实主义”的客体观念相一致，儿童对不同客体之间关系的看法也仍然是潜意识的，他同样也不能从其现实性上来考察客体之间的关系。因而在逻辑思维中，在作出判断的时候，儿童常常把两个不相干的事物任意联系在一起。正像皮亚杰指出的那样：自我中心的思维必然是任意结合的，在这种情况下，儿童的推理就既不是从一般到特殊，也不是从特殊到一般，而只能表现为从特殊到特殊的纯传递推理。仅就这一点而言，我们看不出它与我向思维有何根本不同，早期阶段的自我中心的思维仍然是潜意识的。但是皮亚杰认为，随着自我中心思维的不断发展，潜意识的影响会不断削弱；而且，由于永久客体的观念逐渐出现，甚至在早期阶段的自我中心的思维中，潜意识的影响就已经不再是绝对的了。到了自我中心思维发展的中后期，“外在世界与内在世界的逐渐分离以及客体对主体的依附的逐渐消失”已经成为一个不仅是不可逆转的，而且是加速发展的大趋势，儿童对客体的理解不断脱离现实主义图式的影响及思维的拟人化特点，向真正的客观性观念过渡，从而逐渐地在真正的现实性上看待事物之间的关系，作出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判断。儿童的推理形式也随之不断进化，逐步完成由理智运算向命题运行的转化。这种已经丧失支配地位的潜意识影响的不断减弱过程一直持续到青年期。在青年期形式思维发展的末期，随着青年步入社会，潜意识向意识的转化过程最终得以完成。至此，皮亚杰从发生认识论的角度完成了对弗洛伊德潜意识在发生认识论的理论框架中的圆满的统一。
三、几点理论启示
以上，我们着眼于精神分析学说与发生认识论之间的批判继承关系，粗略地分析了皮亚杰沿着他理论研究的总体方向所从事的具有创造性的理论研究工作。那么皮亚杰最终是否完成了他最初所提出的理论任务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必须看到，皮亚杰所理解的智力与本能，意识与潜意识和一般人的理解有所不同，这是由他独特的发生学角度所决定的。皮亚杰理论研究的目的是要揭示儿童如何摆脱那种无自我意识的动物性心理，最终形成成熟的意识心理。他把这一过程类比于史前人到现代人的成长过程。皮亚杰所理解的意识是成熟的智力，是现代人区别于史前人、人区别于动物的自我意识；而潜意识则是类似于动物心理的前意识。根据他对智力与本能、意识与潜意识的这种理解，我们认为，皮亚杰在自己的理论领域中完成了他最初提出的“智力从本能之中出现”的理论任务。
皮亚杰在分析了历史上的理性主义与反理性主义各自局限性的基础上确定了研究的总体方向和目标，即从发生认识论的角度，通过对儿童思维从本能到智力的发生过程的分析，揭示智力与本能的内在联系，为克服理性主义和反理性主义的各自局限性，为在逻辑上把二者统一起来，提供主要的历史依据。皮亚杰理论研究的思路就是从对自我中心状态的分析着手，在弗洛伊德潜意识的本能构成论影响下，把自我中心状态的不断出现与脱离，把个体认识从本能到智力的进化过程进一步具体化为思维的潜意识属性不断减弱，自我意识不断增强的历程，并以意识与潜意识的最终统一结束了对“智力从本能之中的出现”的分析，实现了智力与本能的最终统一。从皮亚杰的理论研究中，虽然可以看出他对本能、潜意识的探索由于缺乏充分的科学材料而稍显不足，但他的确给我们提供了一幅智力来自本能、意识来自对潜意识的超越的清晰画面。他从儿童认识的个体发生中探讨人类史前认识史的研究道路也是成功的，而且为我们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进一步深入研究人类认识的发展史，从而在一般认识论领域从逻辑上把理性主义和反理性主义科学地统一起来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事实和一系列富有启发性的见解。
但是，另一方面，皮亚杰也为我们留下了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
第一，既然皮亚杰类比史前人到现代人的认识发展史，把本能、潜意识看作是类似于动物心理的前意识，那么对于成人来讲，这种本能潜意识是不是还存在？对此，局限于自己的研究对象，皮亚杰未作进一步的探讨，这是无可指责的。他只是指出：“当成人仍然受到自发的、朴素的，因而是幼稚的态度支配时，它还保留在世人的心中。”(25)那么这种“保留”具有多大的普遍性？是以什么形式保留下来的？它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潜意识、非理性主义因素，与直觉、灵感、想象等因素有无关系？是否可以联系起来？通过什么途径联系起来？
第二，弗洛伊德把潜意识看作是与意识互不相容的，在与意识的关系中居于绝对的支配地位，这当然是不对的。但是这一理论对皮亚杰却有着如此深刻的影响，以至于皮亚杰在分析我向的思维时，除了弗洛伊德所赋予的性内容之外，几乎全部接受了他的潜意识理论。这就启发我们可以从精神分析学说和发生认识论理论的这一联接点中寻找一种途径，来弥补皮亚杰在成人的潜意识问题上所存在的理论空白点，以便超越皮亚杰潜意识含义的狭隘性，把皮亚杰所理解的狭义的潜意识和广义的潜意硕联接起来。只有达到这一目标，我们才可以说理性主义和反理性主义逻辑统一的历史依据是完整的。
第三，这两种理论的联接点是什么呢？我们认为是主客体的关系。皮亚杰基本上接受了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因为这种理论在主体与客体的混沌不分这一点上与我向的思维是一致的。我们认为，正是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超越皮亚杰潜意识理论的狭隘性。当然，要达到这一目的，需要首先证实以下两个论点：其一，对于摆脱了形式思维，摆脱了主客体混沌不分状态的成人来讲，在特定的条件下还会经常重新陷入这种主客体合而为一的状态，但与神秘主义的体验论又不是一回事；其二，作为广义的潜意识内容的直觉、灵感、想象等实质上就是这种主客体合而为一的思维状态的体现。其次还需要克服弗洛伊德和皮亚杰在意识与潜意识关系问题上的一个根本性缺陷，即二人都不同程度地忽视了社会实践的作用。始终如一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这是与神秘主义的体验论从根本上划清界限的理论保障。
总之，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对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有着重要的影响，详细分析这两种理论体系之间的内在关系是很有价值的。
注释：
①(22)皮亚杰《儿童的思维与语言》，第一版序言第11页、第61页。
②③〔美〕加德纳·墨菲等《近代心理学历史导引》，商务印书1987年版，第567、551页。
④⑤(16)(17)(18)(24)《弗洛伊德自传》，上海人民出版社，第43、43-44、65、41、73、154页。
⑥⑦⑧(19)让·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第63、65、23页。
⑨⑩〔奥〕弗洛伊德《爱情心理学》，作家出版社1986年版，第61、83页。
(11)(12)(13)(14)(15)〔美〕艾布拉姆林《弗洛伊德的爱欲论》，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4、31页。
(20)〔美〕埃利希·弗洛姆《弗洛伊德的使命》，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46页。
(21)《弗洛伊德后期著作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73页。
(23)〔奥〕弗洛伊德《梦的释义》，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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