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中的五大矛盾及其演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五大论文,经济全球化论文,矛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全球经济融合中的板块特征
对于经济全球化的含义，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解释。经合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奥斯特雷认为，经济全球化主要是指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广泛流动，实现资源最佳配置的过程。IMF将经济全球化定义为：“跨国商品及服务贸易与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法国学者雅克·阿达认为，经济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对世界的支配和控制。还有学者认为，经济全球化实际上是在生产高度社会化基础上各国经济一体化的过程。托本等人(Tornen et al.,2003)认为，全球化是指各国通过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和资本流动、信息网络和文化交流而形成的高度融合和相互依赖关系。
然而，不管经济全球化的定义如何，全球贸易的迅速扩大和增加、国际资本的加速流动以及生产和企业经营的全球化都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不同的国家以各种方式增加彼此之间的相互联系，从而形成了一种相互依赖、相互融合的趋势。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世界经济发展的另一个重要的特征，那就是区域集团化或是区域一体化。区域集团化主要是指一定区域范围内成员国家之间共同制定经济政策和发展战略、协调对内对外经济关系并给予对方相当程度优惠的区域集团。目前，世界上主要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有30多个，共有150多个国家或地区不同程度地参加了区域经济的一体化进程，其中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以及亚太经合组织影响最大。
经济集团化的一个基本目标是形成区域经济的共同市场。这种共同市场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发达国家的区域经济集团对内开放、自由，相互协调，但对外则采取贸易保护措施。伴随着经济集团化而出现的区域贸易保护的直接后果是，发达经济集团之间贸易摩擦频发以及经济竞争加剧。同时，也导致了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国家贸易额增长的不稳定和不均衡。
经济的全球化和区域化这两种趋势紧密相关，它们有相似的地方，但更多的还是充满了矛盾和对立。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说，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都是因市场制度内在缺陷而引致的制度变迁过程（孙烽，2000）。所不同的是制度变迁的方式。前者是由市场主体出于趋利动机自生推动的诱致性变迁，而后者是由区域内各国政府起着主导作用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各国初始发展水平的趋同程度是建立区域集团的关键要素。
而从博弈论的角度来解释可以进一步明确二者的关系。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一种体系内的合作博弈，这种合作博弈在扣除谈判费用之后要优先于非合作博弈，因此是一种正和博弈，尽管这种博弈均衡是不稳定的。而经济全球化是一种超越主权概念的、自由市场交易的非合作博弈，是一种零和博弈，难以兼顾效率与公平。
目前，西方对区域化的研究已经转向形成区域化的条件以及全球城市、区域城市的形成问题。例如，Peter John(2003)对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全球城市进行了研究，他发现这些城市的形成过程十分相似，但同时它们又面临独特的压力。这些影响与全球化有关，也与当地政府政策有关。这包括竞争性地区经济体系的特殊功能以及技术和知识的快速转移。区域性城市体系的特殊功能使得城市根据自身的经济活动形成差异，从而影响了区域经济模式。
二、跨国公司与民族国家的经济主权
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跨国公司是最重要的一股力量。跨国公司推动了生产要素在全球的流动，是世界对外投资和对外贸易增长的支柱，同时也是世界科技发展的主力军和先进管理方式的推广者。跨国公司以其强大的经济实力主导着全球经济的发展趋势。但是跨国公司也有相当大的消极影响，那就是对东道国经济主权的侵蚀。
所谓国家经济主权，是指国家对本国经济所拥有的最高领导权和决策权。根据这种权力，国家按照自己的意志决定对内对外经济政策，处理国内、国际一切经济事务，不受外来干扰。可以说，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受到冲击和削弱是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最大威胁。经济全球化的开放性和渗透性与发展中国家主权的排他性、独立性和经济安全性是相互矛盾甚至是对立的。经济全球化在本质上是一个跨越国界的经济发展过程，它势必要求减少国家干预，甚至交出部分经济决策权。跨国公司正是通过自身独特的运作方式扮演着这样的角色。
跨国公司实施的是发展战略全球化、市场交易内部化、增值过程分散化和管理人员的本地化，从而引起公司国籍的模糊化，因此也就出现了所谓的无国籍资本和民族国家过时论。同时，跨国公司通过大量的兼并和设立子公司对东道国的经济进行控制，使东道国丧失经济主权。以阿根廷为例，到1999年，阿根廷国家控制的只有国家银行、造币局、核电站和电视台等少数企业，其最大的11家企业中，有7家为跨国公司，最大的10家银行中，有7家是外资银行。100家大企业的销售额中，外资所占比重达50%。在这种情况下，阿根廷的主要经济决策都要听从于跨国公司，经济主权丧失十分严重。
但是跨国公司的全球扩展并不能真正实现无国籍的资本，更不可能弱化民族国家的经济主权，相反，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演进，民族国家的作用反而更加突出。
无国籍资本的概念是不攻自破的。首先，跨国公司建立的法律依据是其投资各国的国内法；其次，只有界定清楚公司的国籍，才能明确公司根据既定的法律框架所应享受的权利和义务；另外，国际资本的初始产权首先是源自一个民族国家，之后才能在世界各国运营。
经济全球化的理论根源在于新自由主义。但实际上，贸易保护主义却从未停止。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发达国家在起步初期，奉行的都是保护国内幼稚产业的贸易保护政策，只是在实力强大之后才向外推行自由主义。而诸多国家的实践也证明，完全套用发达国家的自由市场模式只能导致自身的落后和衰退。例如，在美国管理下的日本，过早地开放了全球市场，结果陷入长期萧条；东南亚响应美国的号召，允许资本自由流动，结果导致严重的经济危机；俄罗斯实施美国的休克疗法，结果陷入经济衰退。
因此，世界各国都开始吸取实践的经验和教训，开始实施新的贸易保护政策，主要手段就是非关税壁垒、反补贴和反倾销、汇率战以及组建区域集团。在贸易保护主义的大背景下，发达国家之间以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战屡见不鲜。民族国家在经济主权方面的强势态度使自由贸易和全球化受到严重挑战。
三、全球化带来的经济增长与贫困
经济全球化目前被认为是国际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壁垒降低的情况下，商品和资本市场跨国流动的一体化过程。这一点在理论界已经达成了共识。但是，关于全球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则存在很多的争议。不同的模型和指标导致了不同的结论。钱达(Chanda,2001)使用资本账户的开放度指标发现发展中国家从全球化中蒙受损失而不是受益，而罗德瑞克(Rodrik,1998)和爱迪生等人(Edison et al.,2002)则认为资本的开放度对经济增长没有影响。
经济学家同时也考察了与经济增长有关的因素。有的学者认为，尽管全球化飞速发展，但距离仍然是一个问题，而且市场和原料供给地的距离与收入水平高度相关(Redding and Venables,2000)。而制度和国内政策也引起了经济学家的关注。他们认为制度对增长和收入水平的影响要超过距离的重要性(Hall and Jones 1999,and Bleaney and Nishiyama,2002)。在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经济增长最显著的是亚洲，包括日本、中国以及东南亚的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它们并没有完全采用美国式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而是根据自身国情制定发展战略。因此，尽管东亚国家在增长策略上是完全外向主导的，但是不能说它们完全融入了全球化的过程。而东亚的实践也表明，自由贸易会引起经济增长，但金融自由化则会导致不稳定(Nicholas Crafts,2004)。因此，与资本市场有关的制度十分关键，制度既有利于提高经济增长的绩效，同时也有助于金融全球化的成功参与。
西方学者还特别研究了全球化与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持久性。长周期理论认为，全球化必须跨越四个障碍。第一，全球化必须起源于质变，而不仅仅是量的变化；第二，这些质变包括劳资关系、生产组织方式、物质和金融资本的流动以及国内政策和地理扩张；第三，这种制度变化必须是稳定和持久的；第四，全球化的特征必须在新秩序中占主导地位。德姆尼尔和莱威(Dumenil and Levy,2002)利用利润率指标衡量了经济增长的持久性，他们发现美国的这一指标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开始上升，到90年代则达到一个强势增长。但吉姆和艾文等人(Jim and Irwin et al.,2003)对于全球化对经济增长作用的稳定性产生了怀疑。他们发现了这种新的制度框架下两种危机的来源：其一是国际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其二是国际竞争引起的生产过剩危机，但是这些还不足以阻止全球扩张的趋势。
然而，全球化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是对称的，它同样导致了部分国家的贫困和全球经济的不平等。而这方面的结论也存在一些争议。卢卡斯(Lucas,2000)认为，尽管20世纪经济全球化中出现了收入不平等扩大的趋势，但是21世纪这种趋势会发生逆转。而汉德森(Henderson,2001)认为，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不是穷人财富向富人的集中，而是向一些优势地区的快速转移，只有交通成本较低的时候，全球化才会超过区域化的影响。Gershman和Irwin(2003)分析了贫困、不平等、健康结果以及经济增长的关系，他们解释了贫困、不平等、发展、增长与全球化。Farmar和Bertrand(2003)考察了与健康有关的一系列政策对最贫困人群的长期影响。他们将1991年作为研究起点，发现了最初的负面影响，而在1994年之后，经济形势没有实质性的变化，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复兴计划明显地影响了健康保障制度。Brooke G.Schoep,Claude和Millen(2001)对“华盛顿共识”进行了回应，他们分析了非洲经济社会危机的复杂性，指出了非洲和欧洲在当前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作用方面的非对称地位。Millen和Holtz考察了跨国公司与弱势群体健康之间的关系，发现跨国公司总的社会成本超过了社会收益，对个人和团体的健康带来负面影响。Millen,Lyon he Irwin(2001)研究发现，跨国公司依赖于国际贸易并在发展中国家放松管制、自由化和私有化的过程中实现自身利润的最大化。
另外，Martin Rama(2003)还考察了全球化与就业的关系。结果发现，短期工资会随着开放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而下降，但长期来讲，全球化会导致就业的增加。外国直接投资会提高教育的收益，社会保障会降低全球化带来的不平等，而最低工资、公共部门就业和核心劳工标准却并不一定有效。
总之，不管存在怎样的理论争议，全球化带来的经济增长和不平等都是现实。这主要是资本的本性使然。经济全球化是市场经济的全球化，而在市场体系中，通行的是市场竞争和优胜劣汰的法则。资本运作具有高度的选择性，它们总是趋于盈利更多的地方，投资也只是选择那些“全球城市”的周围。这种投资运动影响着就业和收入分配，这一切形成积累的自行增值。由于这种积累过程又与各政府的税务危机和新自由主义者对减少公共开支不断施加压力结合在一起，于是不可避免地导致国家之间、同一国家内部各社会阶级和各类工薪人员和失业者之间在经济上出现越来越严重的分化。这也是全球化进程中最主要的矛盾。
四、国际垄断与竞争的新特点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国际垄断与竞争的关系也出现了很多新的特点，二者矛盾的演进所形成的全球性的市场结构对世界各国正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作为全球化主要推动力量和载体的跨国公司在国际竞争和垄断中充当着重要角色。20世纪80年代，集团规模显著扩大，一轮接一轮的并购活动进一步引起了资本集中。对于跨国公司来说，资本集中是转向高利润产业和更有前途的国家的多样性发展、控制多余的竞争生产能力并在随后将其消灭的手段。并购是垄断重新组合的一种方式，并且，一旦资本集中进入国际范围，发达国家便可以通过自己的跨国公司来加强它们内部市场的相互渗透。当然，垄断势力的存在并不能机械地归于集中程度。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全球经济背景下的垄断已经由规模垄断向技术垄断转移。同时，垄断并不排斥竞争关系，正是垄断带来了更激烈的竞争，而正因为存在对手之间的竞争，不同的企业才要寻找竞争优势来构成垄断壁垒，维持垄断地位，从而导致更激烈的竞争。同时，势均力敌的对手也会走向合作并且这种趋势随着全球化的深入而逐步加强。合作竞争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新的垄断竞争关系。
对于国有企业和中小企业而言，自由贸易和放松管制是没有好处的。这些公司面对的全球竞争，其外在形式就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强制性法则。而对于跨国公司却不一样。对跨国公司而言，全球化意味着它们可以摆脱国内垄断的限制，它们可以自由地组织生产，从而可以将生产工具和各种不同的国内革新体制提供的优势进行一体化整合，并充分利用劳动力的成本差异。寡头垄断企业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完全超越了国家边界。
然而这种相互依存并不意味着集团之间不会展开激烈的竞争。融入到经济全球化中的各个国家都不可避免地要参与国际竞争。在新的经济条件下，各国参加对外贸易来发挥比较优势的初衷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来建立在资源禀赋基础上的比较优势在国际竞争中已经失去了原有的价值。而决定各国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则是综合实力基础上的竞争优势。这种竞争优势的培养离不开竞争战略，而且这种竞争战略必须是全球性的。一个集团在生产的组织和在其竞争对手享有特殊利益的市场上所处的战略地位，表现了它从事纯粹全球性垄断竞争的能力。
竞争力的形成可以源于很多要素，但科技无疑是最重要的一个。实践表明，科技在跨国公司的全球扩张中发挥了最为重要的作用。科技进步不但是推动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是跨国公司扩张的最重要的基础和寡头垄断企业维持垄断势力的进入壁垒。科研开发投资是世界上最集中的支出，不仅各个国家对此高度地集中投资，每个公司的集中程度也很高。高科技成为一种非常关键的竞争力要素。以竞争为目的的产业技术具有强大的传播能力。它们使整个工业体系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手段及管理技术均发生了转变，也改变了微观经济竞争力的参数以及企业的竞争行为。同时，科技优势形成的垄断壁垒也是最难突破的。因此，寡头垄断企业之间为了避免两败俱伤经常实施科技的“战略联合”，这体现了全球化时代企业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
R·纽法默在对重要电子设备工业的研究中指出，全球垄断集团公司仅用了不到20年的时间就组织起来，它们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和集体行动首先表现在科技领域，其次是营销和价格方面。当前，对于研发活动的巨额费用，只有少数集团能够单独承担。因此，合作是必然的。但是寡头之间的这种合作也具有不稳定性。1988年，阿梅尔(Hamel)，多兹(Doz)和普拉拉哈德(Pralahad)分析了几个具有典型意义的案例，说明协议对于企业来说无非是一种手段，即竞争压力下潜在的利益诱惑形成了它们之间合作瓦解的诱因。
总之，随着资本集中和国际化，国际竞争日趋激烈，每个国家都要立足于寻找竞争优势来应对。而激烈的竞争也使得一些势均力敌的企业走向合作，对内联合，对外垄断，从而构筑强大的进入壁垒。而科技成为竞争与垄断中的关键要素，它是各国竞争优势的源泉，同时也使得国际大型跨国公司的垄断由规模型发展到了技术型。而相互依赖的、具有强大竞争力的寡头垄断企业为主导的市场结构成为各个国家产业组织政策的调整方向。
五、金融危机：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背离
上个世纪末和本世纪初的金融危机引起了人们对经济自由主义和经济全球化的反思。尽管不同国家的危机有其自身的特殊原因，但最终都可以归结为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过度偏离。
自由主义主张市场自由化和减少国家干预，经济非调控化促进了市场、特别是国际金融市场的垄断化。在现阶段的全球竞争中，金融创新和跨境金融联系的不断扩大促进了金融市场的一体化和虚拟经济的发展。金融投机日益猖獗，虚拟资本迅速膨胀，形成了“金融泡沫”和实体经济的矛盾。实体经济是指物质生产，即能够创造产品和服务的实际价值的人类劳动。金融泡沫则是指目前金融投机所创造的巨大的金融上层建筑。有价证券投机只不过是实际劳动创造的实际经济的表现形式，但由于信贷制度的发展，金融资本的自行增值造成的“雪球效应”，使其获利空间和速度远远超出了实体经济，从而导致了二者的脱节。而经济全球化改变了金融的外部制度环境，弱化了对金融虚拟性的约束条件，使得当代金融相对于其他历史阶段表现出更显著的虚拟化的特征。
金融资本能够取代产业资本在全球中居于主导地位，与自由化和对外汇市场、直接投资、金融货币体系放宽管制紧密相关。金融全球化标志着以金融为主导地位的世界积累制度的形成。新积累制度的核心内容的确定，离不开高度集中的金融资本的重新组建和国家允许它在国际上的自由发展。因此，出现了强有力的新的货币集中形式，还有国家重要的分配职能和主要经济调节职能向金融市场的转移。
金融机构攫取的大部分实际资源的增值都以证券或是股票形式存在。作为积累手段，金融资本可以通过收入的流动获得收益，实际上是对实体经济收入的攫取。不确定性使得未来经济活动的债权可能崩溃，而金融资产与投资者的心理预期紧密相关，更导致了金融体系的脆弱性。
金融市场的发展必须依托于信息技术基础上的产业成长和产业转移，否则就会成为无源之水。而信息技术基础上的新经济也可能形成泡沫，即所谓的数字鸿沟。高科技产业股价一再高升，自身也会形成泡沫。因此，处理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关系，使二者能够协调发展是全球化时代各国面临的重要课题。
六、结语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经济全球化的过程是一个充满了矛盾和冲突的过程，而以上这些矛盾的演进外现了经济全球化的实质和内涵，也有助于我们把握全球化新的特点，掌握其发展动态并从中获得启示。
新自由主义构成经济全球化形成和发展的理论基础，它代表了发达国家整体利益和资产阶级利益而成为垄断势力统一世界市场的意识形态，成为核心支配边缘，榨取剩余价值的制度性工具。许多发展中国家照搬西方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和改革模式，结果导致经济衰退，加上国际贸易领域的激烈竞争，各国民族主义更加突出，贸易保护主义和国家干预重新受到关注。而发达国家在自身利益受到自由模式冲击时也同样拿起了贸易保护的武器。可见，经济全球化无法完全消除和淡化民族国家的经济主权，而区域经济的集团化更成为与全球化相对立的一种并列趋势。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经济全球化的确促进了经济增长，任何国家的封闭自守只能导致落后。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初始水平和各自的国际地位决定了这种增长必然是不均衡的。资本追逐高额利润的选择性使一些国家处于经济全球化的边缘。而这只能通过发展中国家自身发展战略和努力来改变。
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国际竞争更趋激烈，而作为经济全球化载体的跨国公司之间的垄断和竞争关系则体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点。企业在竞争压力下走向合作，而技术则取代了资本集中的单纯规模成为新的垄断壁垒。合作与竞争成为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垄断的主要特点。全球垄断资本主义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更多地依赖于全球市场来调整生产关系以维持它的生存与发展。全球市场成为全球垄断资本主义命脉所系。全球垄断资本主义的命运取决于全球市场能在多大程度上容纳资本主义调节其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的高度发展。
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形成的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进一步偏离是导致各种危机的根源。这一矛盾内生于资本的本性，也内生于全球化的形成过程。各个国家只有根据各自国情，制定适合本身发展的战略，使二者协调发展，才能从根本上缓解危机的爆发。
总之，经济全球化是资本的全球化，资本追逐增值的本性是经济全球化最根本的动力。资本向全球的扩展使得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扩张到全球。至于全球化未来的发展方向则取决于这些具体矛盾力量相互作用的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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