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史亦诗，亦哲亦痴——张中行记人散文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散文论文,张中行论文,亦史亦诗论文,亦哲亦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张中行自1984年春天开始写“负暄体”散文，（注：张中行称自己的散文是“坐在向阳的篱下”谈旧事。迄今，张中行最流行的散文集是《负暄琐话》、《负暄续话》和《负暄三话》，其中近200 篇散文具有明显的文体特征，我称之为“负暄体”。）写的是“可传之人，可感之事，可念之情”。（注：《负暄琐话·小引》）周汝昌说《负暄琐话》“主要内容是记人”，（注：《负暄琐话·〈负暄琐话〉骥尾篇》）启功认为《负暄琐话》和《负暄续话》写人具有“勾魂摄魄之功”，（注：《负暄续话·读〈负暄续话〉（代序）》）徐秀珊索性称张中行为“写人物的高手”。（注：《月旦集·编后记》）种种评价，都说的是张中行的记人散文已达到很高的境界。本文拟从具体作品出发，对张中行的记人散文进行一次尽可能全面深入的分析。
迄今为止，张中行写“可传之人”的记人散文大多收在《负暄琐话》、《负暄续话》、《负暄三话》、《月旦集》四部集子中，不确切统计大约100篇左右。张中行不仅是创作家，而且是文章家， 对文章品格和文体技巧颇有研究，（注：张中行是语文专家，出版有《作文杂谈》和《诗词读写丛话》等有影响的专著。）他自称把琐话“当作诗和史写”。“诗”和“史”两个字，很有分量，简洁地凸现了张中行记人散文的品格和技巧。因此，本文的分析也从史与诗两个方面展开。
一 史传品格
张中行笔下的“可传之人”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人皆知的文化名人，一类是人皆不知的普通百姓。记人散文，必须达到一个目的，即通过对人物所作所为的叙写，展现人物独特的性格，揭示人物内在的精神气质。文化名人和普通百姓之间“类”的差异，决定了张中行在叙写这两种不同类型之人时“史”的不同侧重。
写文化名人，必然要涉及所写人物的文化成就。文化成就多属于客观史实，可用辞典或教科书的列举法来记叙。张中行并不回避这种方式，这体现了他对“史”的重视。当然，在列举时，张中行尽量追求语言的畅达明晰，语感的亲切随和，避免了列举的单调枯燥。然而，仅仅做到这一点，并不能体现张中行品评人物的过人之处。实际上，张中行自己就是一个功力深厚的文化名人，由他来写文化名人，属于行家品题，内行说内行，其最大特色应该是独到的识见。这种独到的识见，在张中行这类记写文化名人的散文中俯拾即是。
《陈寅恪先生及其著作》一文，张中行首先表明自己对陈寅恪的学识、才华、为人“五体投地”，对陈寅恪的著作无比重视，接着引出陈寅恪的重要著述。行文简洁自然，决不给人拖沓之感。再接着谈读陈寅恪著作的感受，一是人皆有的共同感受：博闻强记，材料多而思路细，常能见人之所未见；二是自己独有的个人感受：不只是开眼界，增知识，而且是领悟治学方法。寥寥数十字，既有客观评价，又有个人体会，既不失于主观，又决非人云亦云，显然，学养不深不能有如此独到的见解。
以个人的体会品评所记人物的文化成就，尤能体现作者的识见之力。张中行写《刘半农》，有两段话是对刘半农文化成就的精妙概括。其一，“半农先生的学术研究是语音学，最出名的著作是《四声实验录》。这部书从音理方面讲清楚汉语不同声调的所以然，使南朝沈约以来的所有模棱解释一扫而空。”这段话属于共同评价，张中行写得明晰而有气势。其二，张中行自己听刘半农讲课的感受：“对于声音的美恶和作用，其他讲文学批评的教授是只说如此如彼的当然，如五微韵使人感到惆怅之类；半农先生则是用科学数字，讲明某声音的性质的所以然。这是根本解决，彻底解决”，这番评价属于个人感受，精微独到，更为传神。
简而言之，张中行品评文化名人的文化成就，不限于陈述共同评价，尤注重阐发个人感受。这种写法往往能发人之所未见，体现作者本人的学问修养，以个人语感取代那种“代神立言”的权威口气，文章因此而平易近人，平添个性魅力。
文化成就固然是文化名人主要价值所在，但是，就记人散文而言，或更应该注重所记人物的性格魅力。文化名人大都是很有性格的人，张中行笔下的文化名人更常常与众不同，多具有一种特殊性格——怪。
章太炎怪，不仅有一种怪，而且有多种怪。张中行写：“多种怪之中，最突出的是‘自知’与‘他知’的迥然不同。”举例说，章太炎“说自己最高的是医道”。这个自我评价“不只使人生疑，简直使人发笑了”。
辜鸿铭怪，是“有名的怪人”，“十足的怪物”。怎样怪？张中行分文章之怪、性格之怪、思想之怪几个层面来说明。文章之怪在“有意避俗，求古求奇”，性格之怪的突出表现是“喜欢骂人，表现为狂”，思想之怪有尊君、维护专制，为纳妾辩护，“中国什么都好，外国什么都不好”之类。种种怪异，张中行娓娓道来，栩栩如生。
其他如张守义的怪，“是个怪人，不吃饭，专靠喝啤酒活着。”熊十力的怪，“是怪人”、“确是有点怪”，“治学之外一切都不顾”。刘叔雅的怪，被认为“有精神不正常的老病”，被“视为疯子”，如同“三国的祢衡”。还有邓念观的怪，“奇特”、“太懒、太怪”，有女儿却在寺里寄食，“不近人情”，等等。
显而易见，张中行对人之怪情有独钟。他的《负暄琐话》把章太炎列在第一位，《负暄续话》把辜鸿铭列在第一位。如此顺序，固然因为章、辜二人名声之大、学问之大，但恐怕也因为章、辜二人性格之怪。如《章太炎》一文，张中行开门见山，“提起章太炎先生，我总是先想到他的怪，而不是先想到他的学问。”《辜鸿铭》一文指出辜鸿铭是“有名的怪人”之后，赶紧强调，“对于怪人，我总是有偏爱”，这些表白，说明张中行对人物的怪颇具慧眼、兴趣盎然。
文化成就代表了文化名人正的一面，庄重的一面，而性格之怪代表了文化名人“邪”的一面，谐趣的一面。由此可见，张中行笔下的文化名人，亦正亦邪，亦庄亦谐，既是博大精深的学者，又是特立独行的性情中人。
对文化名人成就及个人性格的客观评价和精妙观察，必然牵涉到作者的评价立场。张中行写文化名人，追求的是理解、公正以及个人化的立场。
就理解的立场而言，张中行分析辜鸿铭的怪，开头：“怪的一部分，或大部分，来于真，或说痴，如果有上帝，这痴必是上帝的情之所钟”，结尾：“怪经常是自然流露，也就是鲜明的个性或真挚的性情的显现。而这鲜明，这真挚，世间的任何时代，总嫌太少；有时少而至于无，那就真成为广陵散了。”这样理解辜鸿铭，自然就超越了表面的怪，而进入了心灵的层面以及社会人生的层面。
就公正的立场而言，张中行评价章太炎，“总的印象是：学问方面，深、奇；为人方面正、强（读绛）。学问精深，为人有正气，这是大醇。治学好奇，少数地方有意钻牛角尖，如著文好用奇僻字，回避甲骨文之类；脾气强，有时近于迂，搞政治有时就难免轻信：这是小疵。”有褒有贬，有扬有抑，但绝不闪烁其辞，不偏不倚，而力求实事求是，旗帜鲜明。
个人化立场指张中行对文化名人的评价均出于自己的观点，既非代表官方，也不代表民众，而以自己作为常人的姿态对文化名人作真诚的评价。尤其引人注意的是，当张中行取个人立场，呈常人姿态，就可能把文化名人与自己作某些比较。比如他写钟叔河，认为自己只求独善其身，钟叔河却能兼济天下，从而对钟叔河产生“高山仰止之叹”。这里的比较已成为衬托，一种语出真诚的衬托，衬托出钟叔河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在《梁漱溟》一文中，张中行认为：“他（指梁漱溟）与熊十力先生和废名先生是一个类型的，都坚信自己的所见是确定不移的真理，因而凡是与自己的所见不同的所见都是错的。”在《熊十力》和《废名》两篇文章中，张中行也描画了这种“坚于信而笃于行”，“最认真，最自信”的性格特点，进而把梁、熊、废三人归于理想主义类型的人物。这里的理想主义是与张中行本人的“怀疑主义”、“悲观主义”相对的。张中行表示对熊十力的结论“不能不怀疑”，对废名的坚信“不能同意”，对梁漱溟的迂阔则觉得“近于可笑”。尽管如此，张中行也诚恳地表示钦佩熊十力的治学态度、成就，对废名的认真怀有敬意，对梁漱溟的迂阔则持可敬可怜的态度。这种比较，涉及世界观的底蕴，揭示了作者本人和所记人物的思想分歧，但这种分歧不是对异类的扼杀，也不是对名家的衬托，而是一种平行比较，所谓君子和而不同，在和而不同的状态中显现文化名人独特的文化品格。
张中行笔下的另一类人物是人皆不知的普通百姓。人皆不知的普通百姓而能进入张中行的记人散文，其处世为人自然有独特之处。张中行笔下，这些“可传”的普通百姓为数不少，其为人处世的独特之处亦各有千秋。其中，张中行尤其关注的是这些人物的德行之美和怪异性格。
最能体现德行之美的人物应该是凌大嫂。这是一个“活着完全是为别人，所以想不到自己的病苦”的人。她出嫁以后，伺候公婆、养育儿女、辛勤耕种、劳累一生。作者评论她的一生：“算生活之账，是只有劳累而没有休息，只有忍受而没有享受，由旁观者看，是只有苦而没有乐。可是凌大嫂则不以为意，或者说，朝朝夕夕，年年月月，总是很坦然。这是因为她有个未整理成为系统的甚至自己并不觉得的人生哲学，是：劳动，吃苦，为别人，是天经地义。”这种人生哲学发挥到极致，是一种令人惊愕的至善至美。凌大嫂的婚姻是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文中记载，当她去世之后，其丈夫凌公“还谈到她下世前的一些话，是有一次，她问凌公还记得不记得，第一次见面，是谁先说的话。凌公说记不清了。她说是她先说的，因为她听说，谁先说话谁先死。”写到这里，作者以自己的感想结尾：“我听了不禁愕然，想不到世间竟有这样的人，坚守传统的礼，刚一面就准备为人舍生。她真就先死了，留下什么呢？只有罕见的德，也只能存于少数人的记忆里。少数，能够记住过往的也好；至于未来，再找这样的人恐怕就太难了。”在这种至善至美面前，除了惊愕、除了感叹又能有什么作为呢？
《汪大娘》中的汪大娘是张中行故居主人李家的用人，文章塑造了一个勤勉、朴实、正直、善良的劳动妇女形象。文革期间，一些对李家居心不良的人数次去找汪大娘，问一些有启发性的问题：“你伺候他们，总吃了不少苦吧？”汪大娘却回答：“一点不苦。我们老爷太太待我很好。他们都是好人。连孩子们也不坏，他们不敢到厨房淘气。”汪大娘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劳动妇女，却在人心堕落的时代，显示了她金子般的灵魂。
《王门汲碎》中的李太太不仅善良、兼爱，有“普度众生”的情怀，而且坚执、有勇气。在人人低头的文革时代，李太太以非凡的勇气维护了她父亲王铁珊的形象，表现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人格操守。
文化名人的性格之怪往往为文化名人增加一种锦上添花的娱人魅力，普通百姓的怪异性格却多半隐藏了难以索解的人世沧桑。《怪物老爷》中的怪物老爷堪称张中行笔下普通百姓中的第一奇人，他“懒怠又无进取心”，幸亏祖上余荫，能过上“饭来张口”的生活。他的人生哲学与世俗观念截然相反：“只管今天，不问明天；只管自己，不问子孙。”追求的只是“吃得好，睡得足。”漫长的一生，他除了吃就是睡，不事生产，依靠卖田卖房过生活。他这副人生姿态，引起作者的深思，疑心“他的思想深处，总当藏有比《红楼梦》中《好了歌》更为深沉的东西”，猜想“他名虽然是怪物，实质也许竟是胆大的叛逆。逆什么？是逆天命。常人，绝大多数是立德、立功、立言，总之都是一切顺着；他呢，除了甘其食以外，是一切都拒而不受。”看来，普通百姓的人生，同样可能蕴藏着深邃的、复杂的人生奥秘。
《家乡三李》中的乞丐醉李，住他乡祠堂，终日喝酒，无时不在醉中。数年后乡人意外得知醉李竟出身豪阔之家。醉李家人们专门用一辆双套轿车接醉李还家，醉李竟然谢绝，仍住在祠堂，仍终日喝酒。这等人物，反常人生活之道，怪异至极，究其根由，谁能参出？连作者也只能描摹其形状，对其中就里，也只能缄口不语。
《银闸人物》中憨气十足的老邓，自以为生活在杂剧世界中的东房女客人，《刘舅爷》中永远没有笑容的刘舅爷，《张寿曾》中含而不露、装疯卖傻而躲过历次运动迫害的张寿曾，诸如此类的性格怪异的人物，常能在张中行的笔端纸上出现。怪异性格不仅满足读者的猎奇心理，更能唤起读者对人生沧桑的复杂感喟。
如上所述，张中行的记人散文记的是“可传之人”。一个“传”字，已显露张中行记人散文“史”的精神。这“可传之人”又可分为两类：文化名人和普通百姓。张中行在记写这些人物时，笔墨主要集中于人物的文化成就、德行之美和怪异性格。文化成就、德行之美不失为“正”，可谓“正史”；怪异性格失之为“野”，堪称“野史”。如此看来，张中行的记人散文作为史，似乎正野参半，比例中和。其实不然。正史执主流立场，借权威口吻，需官方钦定。张中行记写“可传之人”，取“篱下谈天”方式，（注：《负暄琐话·小引》）这是方式之野；关注怪异性格，这是视角之野；坚执个人立场，这是态度之野。因此“三野”，足可称张中行的记人散文为“野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周汝昌所谓《负暄琐话》为“笔记野史闲书”，实在是深得其中三昧。周汝昌又说“野史亲切得多，有味得多。”（注：《负暄琐话·〈负暄琐话〉骥尾篇》）而作为“野史”，张中行的记人散文的亲切有味，自是开卷可知。
二 诗意蕴涵
张中行自称把琐话“当作诗和史写的”，周汝昌称此话“中有深意，读者幸勿一眼看见史，另眼迷却诗。”这里的诗，恐怕更多指的是“文化内涵”，“文化之至美”，指的是“文字深处的一种味苦的心和一种热情积极的精神意旨”。（注：《负暄琐话·〈负暄琐话〉骥尾篇》）本文不打算仅仅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诗”的概念，而把诗理解为一种融感兴情怀和形式技巧于一体的艺术内涵。
在形式技巧方面，张中行的记人散文充分显示了他写人的高妙技巧。这种技巧具体说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善写外貌、善抓细节、善烘托个性、善归纳品格。
好的外貌描写必须具有形象性、生动性、特征性和表现性。形象性指的是外貌描写要造成画面感觉，唤起读者的视觉想象力；生动性指的是外貌描写要有生气，有动感，蕴含内在生命力；特征性指的是外貌描写要有个性，要展示与众不同让读者一眼就能捕捉得到的外貌特征；表现性指的是能通过外貌描写把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性格特点揭示出来。简单地说，善写外貌指的是能用最简洁的笔墨勾画出最能表现人物个性心理的外貌特征。
说张中行的记人散文善写外貌绝非夸张。《两个美学家》写宗白华：“大路上有个衰朽老人，中等身材，略丰满，黑面白发，穿得很旧，有时很破，腋下夹着一根手杖而永远不用，走路有特点，是鞋底不离地，发出连续的擦擦声，面目和善，总是带着笑容，看对面走来的人。”这段外貌描写，有声有色，有静有动，面容、身材、姿势、动作，方方面面描画都很细致，形象性和生动性已在其中，而腋下夹着的手杖以及总是挂在脸上的笑容则把人物的个性特征和内心世界表现得栩栩如生。《赵丽雅》写赵丽雅：“衣是我眼见的，不只陈旧，且不合身，以鞋为最，像是总比脚长半寸。脂粉、唇膏之类当然更没有。总之，是名为青年妇女，外表却像个蜷伏街头的流浪汉。”寥寥数语，不修边幅、事业进取、略带男子豪放气的女文人形象立刻跃然纸上。还有《胡博士》中的胡适：“看外貌更年轻，像是三十岁多一些。中等以上身材，清秀，白净，永远是‘学士头’，就是头发留前不留后中间高一些。永远穿长袍，好像博士学位不是来自美国。”拿这段外貌描写与《温源宁》中的温源宁对照，“身材中等，不很瘦，穿整洁而考究的西服，年岁虽然不很大，却因为态度严肃而显得成熟老练。永远用英语讲话，语调顿挫而典雅，说是上层味也许还不够，是带有古典味。”真可谓相映成趣。胡适和温源宁两人都是英美留学生，都是北京大学的名教授。张中行各用数十字，一长袍，一西服，一年轻，一成熟，一学士头，一古典味，极见神韵，各呈风采，两个文化名人风格趣味的差异，个性气质的不同昭然若揭。启功说：“画人肖像，透衣见肉，透肉见骨，透骨见髓”、“深能入骨三分，远能勾魂摄魄”，这番话用在张中行的外貌描写上，实不为过。
善抓细节指的是善于抓住最有特征性和表现力的细节并能以最简洁的语言把这一细节表现出来。这里所谓特征性是指细节的独特，表现力是指细节能反映人物的个性心理。张中行的记人散文在善抓细节这一点上是相当突出的。他写熊十力和废名的坚信和固执，专门写了一段两人的争论：“熊先生说自己的意见最对，凡是不同的都是错误。冯先生答：‘我的意见正确，是代表佛，你不同意就是反对佛。’”这段对话往雅处说与庄子惠施“子非鱼”的对话有异曲同工之妙，往俗处说则应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俗话，或俗或雅，而熊十力和废名坚信固执的思想性格已活灵活现。他写邓念观的随遇而安，超然物外，专门描画了一个场面：“拈花寺的小屋，残破，每降雨必漏。有一次，我去看他，赶上下雨，屋里不断有滴水击盆声。我一阵阵觉得，像这样艰苦实在难忍受，可是看看他，却处之泰然。”一个场面，准确地表达出邓念观“万法皆空，定中有慧”的修养境界。张中行与周作人有师生之谊，有过一些私人往来，对周作人的思想性格较为了解。他曾引用别人的话称“周作人是修养的圣人”。这个概括的确经得住玩味。张中行写周作人习惯“坐在书斋，喝清茶，与客人对坐闲谈，细声细语，上天下地，却几乎从不臧否（时下）人物。”这样境界，非大锻炼不能达到。周作人竟然达到，堪称圣人。但张中行紧接着写道：“我只听到过一次，是‘Y公有才，可是不写；Z公无才，可是好写。’这意思对比着说，显得尖刻，也许就是偶尔不在意，天命的另一面闯出修养的围墙，闪动一下吧？”看来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周作人的圣人气质既然不是天然生成，而是后天修养，那么总免不了会露出马脚，毕竟修养也有瞌睡时。于是，一个细节，于周作人一团和气、冲淡平实的表面戮了一个窟窿，暴露出其“叛徒”、“流氓”的基因。这倒不是对周作人的有意刻薄，它只证明周作人是人而非神，是修养的圣人而非天生的圣人。细节描写能深刻到如此程度，实在不算多见。
善烘托个性指的是善于以环境描写烘托人物性格心理。中国古代诗歌追求物我合一的境界，写物常常就是写人。在张中行的记人散文中，《季羡林》、《张守义》和《范老板》三篇都专门写到所记人物的家中陈设。醉翁之意不在酒，写家中陈设之意在写家中主人。
季羡林的家：“陈旧，简直没有一点现代气息。室内也是这样，或说更是这样，墙、地，以及家具、陈设，都像是上个世纪平民之家的。惟一的不同是书太多，学校照顾，给他两个单元，靠东一个单元装书，总不少于三间吧，架上，案上，都满了，只有扩张，把阳台封上，改为书库，书架都是上触顶棚的，我隔着玻璃向里望望，又满了。”张中行认为季羡林是一个朴厚的学者。显然，季羡林的家中陈设与“朴厚”、与“学者”都十分默契。
张守义的家：“屋子很小，他很为难地表示请坐，因为不只没有坐处，是连立的锥地也没有。架子上、桌子上，不要说，都被乱书和杂物占满，就是仅有的一个沙发，两个椅子，上面也是堆满书籍杂物。”与季羡林的家中陈设相比，张守义的屋子里除了书还有许多杂物，书的“乱”和物的“杂”，准确生动地烘托出了一个“情痴”的艺术家形象。
范用的家：“范老板的住处在朝阳门以南，一条南北街路东，一座花园式的小楼，推想是外国人建造的。楼两层，他住楼下，房间不少，面积很大。一进屋就吓了一跳，一间最大的，布满书架，由地板到天花板，都是书。古旧的不多，文学革命以后，文史哲方面的重要著作，几乎都有。另几间，墙上挂着书画、照片，都雅而美，可说是艺术味十足。还有个柜，挂的都是罕见的酒瓶，也很美。”如果说季羡林和张守义的家中陈设显示出他们纯粹的文化人形象，那么，范用的家中陈设则表明范用已不囿于文化人的角色，“吓了一跳”的观感是很传神的，张中行本人是一个纯粹的文化人，他被“吓了一跳”，说明范用已超越了纯粹文化人的格局。或者说，季羡林和张守义性格中几乎纯粹是专家的成分，范用则于专家的成分之外，又添了“老板”的气度。
三种不同的家中陈设，反映了三个主人不同的性格，表现了三种不同的趣味、境界和生存方式。在张中行笔下，季羡林、张守义、范用都是文化名人，都是有真情有真气的可交之士，即便如此，张中行仍然通过细致的观察细腻的描写，含蓄贴切地烘托出了这些可敬可爱者的同中之异。
记人散文，除了形象传神的描写和生动有趣的叙述之外，也常常需要一些简洁准确的议论。这里的议论主要不是指对事件的议论，而是对人品的议论，所谓归纳品格，即用最简洁的语言把一个人的整个精神特征、个性气质、修养境界准确、生动、有力地表现出来。在某种意义上说，形象传神的描写和生动有趣的叙述都是铺垫，它们使整个人物形象“呼之欲出”，这时候，一个简洁准确的词汇不失时机地对所记人物作“画龙点睛”式的议论。这种议论，是前面所有描写和叙述“水到渠成”的升华，同时，它又反过来照亮了前面所有的描写和叙述，使之从晦暗变为明朗，从暧昧变为明确，正是在这种描写、叙述和议论的有力配合中，人物形象赫然独立。
张中行的记人散文，尤其善于归纳人物品格，比如朱自清的“清”，辜鸿铭的“怪”，梁漱溟的“迂阔”，叶圣陶的“有德”，季羡林的“朴厚”，钟叔河的“情热”，张守义的“情痴”，陈寅恪的“至性”，林宰平的“温和”，马幼渔的“以忠恕之道待人”，俞平伯的“其学可及，其才难及”，范用的“既有真情又有真气”，以及周作人的“大事糊涂，小事不糊涂”，等等。这些品格归纳非凭空而来，皆有实可据。张中行总是耐心细致地举出一些事例来证明这些品格归纳的“实事求是”、“有理有据”。表现上看，这些概括性的词句貌似信手拈来、随意点染，得之全不费功夫；实际上，它们都经过张中行思想的过滤，语言的推敲，斟酌再三、玩味再三，因此，才能取得“一言既出，尽得精髓”的效果。的确，张中行记人散文对所记人物所下的断语，总是那么深刻、准确、贴切、明晰而有分量。
写外貌、抓细节、烘托个性、归纳品格都是围绕所记人物服务的，属于张中行记人散文写人的技巧，偏重于形式特点。此外，张中行的记人散文还有幽默、感念、哲思等偏重于感兴情怀的风格因素。可以说，正是形式技巧和感兴情怀的和谐相融构成了张中行记人散文特殊的诗意蕴涵。
幽默是张中行散文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张中行记人散文中的幽默主要表现为善于发现和表现生活中的幽默细节。
张中行笔下的幽默细节往往与人物性格有关。这并不等于说张中行笔下的人物具有幽默性格。其实，张中行笔下的人物无论是文化名人抑或是普通百姓，性格中严肃庄重的成分远大于活泼诙谐的成分。这些人物之所以会使读者产生幽默的感觉，主要是因为他们的生存姿态与生活环境的不协调。他们一本正经、我行我素地行事，毫无制造幽默的意识，可他们的行为却使旁观者发现了幽默。的确，张中行笔下的人物实在太有个性，与世俗反差太大，正是这种个人性格和世俗环境的反差造成了幽默。所以说，张中行笔下人物的幽默是一种与人生观相联系的幽默，是一种与生存方式相关的幽默。
张中行写熊十力：“不注意日常外表，在我认识的前辈里，熊先生是第一位。衣服像是定做的，样子在僧与俗之间。袜子是白布的，高筒，十足的僧式。屋里木板床一，上面的被褥等都是破旧的。没有书柜，书放在破旧的书架上。只有两个箱子，一个是柳条编的，几乎朽烂了。另一个铁皮的，旧且不说，底和盖竟毫无联系。”这里的幽默显然来源于生存方式和世俗观念的大相径庭，幽默中有人生哲学的底蕴。
《刘叔雅》一文的刘叔雅：“只有一次，他表现为明显的言行不一致。不知从哪里说起，他忽然激昂起来，起立，睁大眼睛，说人间的不平等现象使他气愤，举例中有有人坐车、有人拉车云云。同学听了都惊讶而感动，想到像这样一位神游六朝的人物忽然注意现世问题，真有‘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意味。说完，下课，有些同学由窗口目送他走出校门。一辆旧人力车过来，他坐上去，车夫提起车把向西跑去，原来他正是‘有人坐车’的人。”这段叙述，最后一句仿佛“包袱抖开”，前面所有的庄严和感动突然落空，所谓“蓦然回首是幽默”。这里表面似乎是在说刘叔雅的言行不一致，实际上写出了一种“忘我”的性格。一个深深沉溺于想象世界的人，在现实问题上破绽百出，自相矛盾，虽令人发笑，也易获宽容。
《两位美学家》写宗白华买菜回家，“见他擦擦走回来，不知买了什么菜，大概是忘了带装的工具，急中生智，用伞代替，撑开，头向下，大面积小用，惹得不少路上人的笑。”对理念世界的专注和对现实世界的淡忘恰好形成令人忍俊不禁的对比。这里的幽默仍然与所记人物的生存方式、人生哲学有内在的联系。
其他如《刘舅爷》、《邓念观》、《银闸人物》、《祖父张伦》、《汪大娘》、《怪物老爷》等文章中的主人公皆因个人性格与世俗规则的脱节或反差，造成了妙不可言的幽默效果。显而易见，张中行记人散文的幽默决不是插科打诨的热闹开心，而是有所超脱看人生的智慧觉悟。幽默中有深沉的情感蕴藉以及隽永的理性反省。
感念即感喟和怀念。张中行记“可传之人”，蕴“可感之事”和“可念之情”。吕冀平称张中行记人散文中蕴藉着对那些已成广陵散的美好的人、美好的事的“感伤”，（注：《负暄琐话·序》）叶稚珊也说张中行的文章总是浸漫着一种看似淡然却很浓烈的“感伤”。（注：《张先生》， 载《中国作家》1996年第2期。）但我认为，信奉“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的顺生哲学的张中行易感而不易伤。（注：张中行著有人生哲学专著《顺生论》，系统阐发“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的顺生哲学。）对人生，他有诸多感喟；对人物，他有诸多怀念。无论感喟和怀念，都来自张中行的深情。吕冀平称这种深情为“对人间的爱和对真善美的追求”，（注：《负暄琐话·序》）徐秀珊认为这种深情是“对人生的珍视和品味”。（注：《月旦集·编后记》）确实，没有爱，没有珍视，不能有深情。启功称张中行是痴人，（注：《负暄续话·读〈负暄续话〉（代序）》）我理解为未能忘情的痴人。有情而爱，有爱而痴，因痴而写出一批集感喟和怀念于一体的感念之文，张中行记人散文的感念，渗透着他对生命的执著与珍惜。
感念有时来自友情。《刘佛谛》一开头，“周末总是很快地来到，昔日晚饭的欢娱已经多年不见了，可是忘却也难。对饮一两杯，佐以闲谈的朋友不过三两个，其中最使人怀念的是刘佛谛。”怀念之情溢于言表。
感念有时来自深深的遗憾。《马幼渔》写马幼渔爱国爱到近于有宗教的感情，相信中国一定会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文章结尾，“遗憾的是，他朝夕盼望胜利之来，七年多过去了，终于没有看到就下世了。他不能瞑目是可以想见的，真的胜利了，‘家祭无忘告乃翁’，他还能听见吗？”谁读到这里，不会被张中行渲染的感念之情深深打动呢？
其他如对叶圣陶待人以德的感激之情，对俞平伯难尽其才的遗憾之情，对赵荫堂命运不佳的悲悯之情，等等，可以说张中行的记人散文无一篇不有情。情构成了张中行感动读者的文章底色。启功说张中行作文“每在无意之中自然透出热度”，（注：《负暄续话·读〈负暄续话〉（代序）》）这热度，该是感情的热度，即情热。张中行写钟叔河专门提到“情热”。钟叔河的“情热”发挥到极致，令张中行有高山仰止之叹；张中行的“情热”物化为感念，则令读者唏嘘再三，嗟叹不已。
启功说张中行既是哲人，又是痴人。（注： 《负暄续话·读〈负暄续话〉（代序）》）我理解启功的意思是张中行既有执著的深情，又有通达的哲思。实际上，深情和哲思在张中行记人散文中常常是彼此衔接甚至融为一体的。有时候，深情感念往前进一步就成为通达哲思；有时候，通达哲思与深情感念难分彼此。也就是说，这里的哲思并不仅指深刻的思想，而是指一种融人生思考于其中的情感体认，一种从情感出发由情感构成的人生体验。
《老温德》中的老温德以高龄辞世，他的身世之谜引起作者的许多遐想，当作者从老温德的故居经过时，“总要向里望望。先是花圃零落了；继而西房像是无人住了；至多四五年吧，西房和北房都拆掉，小院成为一片废墟。人世就是这样易变，从小院门外过的年轻人不少，还有谁记得在里面住几十年的这位孤独的人吗？真是逝者如斯夫！”睹物思人，由一个人的命运联想到人世沧桑，发出逝者如斯的人生感喟，这究竟是情还是理？恐怕应算是情理相融了。
《故园人影》中的长海舅舅是一位精神上被冷落物质上想吃一顿饱饭也做不到的孤苦老人。“我有时想到他，那落魄无告的样子仍然清晰，心里就不能释然……，不能不慨叹，人生，长也罢，短也罢，幸也罢，不幸也罢，总的说，终归太难了。”这里的慨叹显然超越了感念的层次，上升为一种复杂难言的人生体验。在这里，浓郁的情感和深刻的思想是难舍难分的。
其他如《魏善忱》关于“知人之难”的慨叹，《赵荫堂》关于“帝力之大，如吾力之为微”的联想，《祖父张伦》关于“兴家梦想之破灭”的思考，如此种种，都是被充分感性化了的哲思。它们表明张中行不仅具有对人生执著珍视的“痴人”的一面，同样有对人生咀嚼品味的“哲人”的一面。于是，张中行的记人散文不仅能唤起读者情感的激荡，而且能引发读者理智的沉思。
以上，我们分史传品格和诗意蕴涵两个方面探讨了张中行记人散文的特点。在史传品格方面，我们对张中行笔下不同类型的人物及张中行对这些人物的独特把握方式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在诗意蕴涵方面，我们对张中行写人的技巧和为文的风韵作了比较细致的阐释。显而易见，张中行的记人散文表现了深厚的文化功力和精湛的艺术技巧，必将在中国20世纪散文史上占一席之地。这里，我们不妨模仿张中行擅长的品格归纳方式对张中行的记人散文作一个品格归纳，那就是：亦史亦诗，亦哲亦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