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中国近代史观的展现及其他——关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中国论文,及其他论文,中国近代史论文,发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42X(2001)03-0052-08
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中外学界交流的频繁和深化，一批优秀的海外中国研究著作开始进入我们的视界，域外学界的治学风格和方法极大地影响和撞击着我们许多已经定形的陈述和研究框架。某种意义上，这也可以说是我国学界真正审视自身的人口。特别是域外中国史研究最兴盛的近代史领域，研究队伍日益壮大，成果迭出，而且方法不断创新，这些都引起了中国学者的注意和重视。从众多域外中国近代史论著中把握域外中国近代史观的发展，或在域外中国近代史观嬗变的基础上理解各个阶段的中国近代史论著，都应是我们需做的基础性工作。美国学者柯文(Paul A.Cohen,1934-)的专著《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就是从这两方面为我们提供了思考。虽然作者的着眼点仅限于美国，但事实上在作者所分析的三十多年里，美国俨然是西方中国史研究的中心，由此可见，柯文这一著作同时也体现整个西方世界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总体特征。因此，笔者拟结合对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的研读和思考，力求客观展现和认识美国中国近代史观的嬗变，以期对新世纪我国的教育史研究有所启迪。
一、“西方中心观”的类型和特征
步入近代的中国，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遭逢到需要认真加以对待的西方异质文化，所谓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即是西方因素第一次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主题，中国固有的发展模式被强行切断，历史在夹杂着与西方的冲突与融汇过程之中向前发展。因此，“二战”后开始关注中国近代史的美国学者都趋向于把研究起点选择在西方。这不仅包括西方对中国近代历史产生影响的实际层面，同时也涉及关于历史评价的另一层内涵，这就是所谓的“西方中心观”。按柯文的总结，“西方中心观”经历了“西方冲击—中国回应”模式、“传统—近代”模式、帝国主义模式依次相继的三个阶段；并且，这三种模式都受到特定的政治、思想与文化环境的制约。
（一）“西方冲击—中国回应”模式
美国中国史研究的勃兴离不开费正清(John K.Fairbank,1907-1991)的努力。从1950年到1958年的8年间，他独撰、合著或编辑了10本书，并写了4篇以创造性研究为基础的论文和20篇书评[1]，奠定了美国中国近代史良好前景。其中，他在与邓嗣禹合作的《中国对西方的反应》(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一书中，首次比较明确地提炼出“西方冲击—中国回应”的理论分析框架。这一框架至少有两层内涵，其一是单一决定论思想，换言之，即：在社会、经济、政治及思想领域，19世纪中期以后中国历史的进程主要是由西方的挑战所决定的；其二，上述思想招致的相应评价就是，西方扮演着主动的角色，中国则扮演着远为消极的或者说回应的角色[2]。从严格意义上讲，这只能说是“西方冲击—中国回应”模式的最初预设。其思想背景的关键，与“二战”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或者有人称之为“美国精神”突显为世界文明的主流和发展趋势是紧密相联的。由是，在美国史家的观念深处，近代中国历史就自然被推演成一个在西方冲击下如何汇入西方世界的过程。很显然，这是一种带有史家自身情感、价值观等主观因素的研究。当然，中国近代史料的完备和丰富也是一个不应回避的因素，其在很大程度上支持着史观的发展。20世纪50年代由于美国中国近代史研究在学科现状和语言等因素方面存在的限制，这一时期主要的中国近代史料集中在中西有直接关系的层面，如费正清就长期关注于海关史料的整理，这又使“西方冲击——中国回应”模式得以强化，同时也简单化了。
“西方冲击—中国回应”模式过分简单化的特征即使在其所重点依托的领域也时有体现。柯文就是从这一视角出发直接击中了“西方冲击—中国回应”框架的症结：太平天国运动、自强运动、抗外运动这三起晚清与西方有关联的史实已很能说明“西方冲击—中国回应”框架的简单化，结果往往与复杂的历史真象有着很大的差距。由此，柯文提出了一种矫正办法，即把中国这一方划分成最外层带、中间层带、最内层带三个层带，并在此基础上对西方冲击的实际影响作对应的分析，提倡非单向的“冲击—回应”网络。柯文的分析是很有建设性的，他及时总结了美国学者在运用“西方冲击—中国回应”模式的过程中出现的过于简单化的倾向，并进行了相当系统的批评。然而，柯文最终还是无法回避“冲击—回应”框架的制约。事实上，就历史的基本趋势而言，西方挑战与中国回应，仍然是理解中国近代史不容忽视的基本线索。或许这就是美国早期中国近代史家的贡献。
（二）“传统—近代”模式
50年代开创的美国中国近代史研究进入60年代即跃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这有着深刻的学术背景。其标志便是，在世界范围内，现代化研究和现代化理论的酝酿，逐渐成为国际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大新课题；“从社会思潮的角度来看，现代化理论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全球性工业化高潮阶段形成的关于社会变迁的新理论架构。”[3]从特性上看，现代化理论是一种多学科交叉的综合性理论，它涉及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和人类文化学等众多学科。概言之，现代化理论就是运用上述学科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从不同的视角综合探讨一个国家如何从传统农业社会过渡到现代工业社会的理论，重点是探讨非西方后进国家实现过渡的具体历史过程。[4]因此，用现代化理论研究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变迁，既是现代化理论本身使然，同时又是检验、发展现代化理论的重要途径。
对于美国中国近代史家而言，源于欧洲而在美国得以长足发展的现代化理论的影响是深刻的。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美国中国近代史论著给人的感觉就是力图构建一种新的理论或模式。但代表性的“西方冲击—中国回应”模式如果仔细推敲，仍更多地是史家出于对现实的感应。相反，60年代则美国史家步入了一个欢愉的时期，特别是现代化理论所孕含的“传统—近代”框架，更使这批经受过严格学术训练的职业史家们如虎添翼。费正清的弟子列文森(Levenson)的贡献最卓。从柯文的批判和列文森等人的著作中，我们不难得出，“传统—近代”模式的前提是将传统与近代假设为对立的两极，其中，西方近代社会是世界各国万流归宗的“楷模”。由此推演，中国近代社会变迁，只能是从“传统”社会演变为西方的“近代”社会；而且，中国历史在西方入侵前是停滞不前的，只能在“传统”模式中循环往复或产生些微小的变化，只有等待西方猛烈一掌，然后才能沿着西方已走过的道路向西方式的“近代”社会前进。可见，“传统—近代”模式是以西方的历史经验取代了现代化的标准，割裂了历史发展的独特性。因此，“传统—近代”模式与“西方冲击—中国回应”模式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前者的理论色彩明显浓于后者。“传统—近代”模式不仅在美国，甚至在同时期的中国，也产生了即时的效应，著名的如台湾学者金耀基在60年代后半期出版的《从传统到现代》一书，说明了中国学者对域外研究的积极认同与改造。总体而言，“传统—近代”模式框定了中国近代历史的演变轨迹和发展路径，需要深化研究的是近代化的必备条件、动力、机制等问题，其中也涉及对传统的认识。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科学研究的复苏，我国学者运用现代化理论研究中国近代社会的变迁，正是朝着这一方向作有益的尝试。
（三）帝国主义模式
“传统—近代”模式是取材于西方主流派的现代化理论。就现代化理论本身而言，并未形成一个完整的、成熟的体系，因此，从其产生之日起，就一直受到实践的挑战，激进派观点便应运而生[5]。与此相应，对社会变迁、特别是关于非西方世界，就发展出一种新的见解。帝国主义模式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被提出来的。
帝国主义模式的创新之处主要在于其对中国近代社会影响的认识上。无论是“西方冲击—中国回应”模式，还是“传统—近代”模式，对于近代中国的西方因素作用普遍持单一的肯定态度，即认为西方冲击是必不可少且有益的。与之相反，帝国主义模式则发展出一种新的见解，认为帝国主义是中国近代史上各种变化的主要动因，是中国百年来社会崩解、民族灾难、无法发展前进的祸根。不过也有少部分人坚持其有益的观点。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帝国主义模式主要关注的是经济领域。这恰与现代化理论的争论与批判潮流相一致。众所周知，工业化是现代化的首要标志。什么是工业化与如何工业化两大问题以及因此而出的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突破了以往普适的西方国家发展经验，开始着眼全球。20世纪70年代亚洲和拉美的经济发展以及由此引发的关于与帝国主义关系的争论，迅速反映到历史领域，主要体现在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在这两大地区作用的分析方面。可见，这种背景下孕育出的中国近代史观，与前两种史观相比，视野是拓宽了，然而，问题也最严重。其原因是这种史观更多地带有道义上的考虑，结果常常是分析很难令人信服，柯文的批判足以说明这点。
从“西方冲击—中国回应”模式、“传统—近代”模式到帝国主义模式，美国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无论是理论和方法的创新，还是史料的丰富，均有了明显的发展。然而，这三种模式均涉及这样一个前提，即近代中国所可能经历的一切有历史意义的变化只能是西方式的变化，而且只有在西方的冲击下才能引起这些变化。如果从我们今天的角度来审视，这样的预设或者说“西方中心观”思想，是很难深化的、复杂的中国近代历史画面。因此，史观上的突破是必然的，柯文就是一个典范。当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三种模式提供了我们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新的切入口；特别是“西方冲击—中国回应”模式和“传统—近代”模式，如果能摆脱西方话语体系的束缚，对我国近代史研究的意义是不言自明的。
二、柯文“中国中心观”的形成背景
与美国早期中国近代史家不同，柯文是在严格、规范的学术制度下培养出来的以中国近代史研究为职志的史家。因此，首先有必要对柯文的学术历程作一简要回顾。柯文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就涉足中国史研究，并于1961年获哈佛大学东亚史博士学位[6]。其第一部著作是1963年推出的《中国与基督教：教会运动和中国人排外情绪的增长，1860-1870》(China and Christianity:The Missionary Movement and the Growth of Chinese Antiforeingnism,1860-1870)。11年之后，《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Wang Tao and Reform in Late Ch'ing China)问世，这是一部专论王韬的著作。乍一看，似乎与第一部著作无甚联系，但仔细推敲，柯文的写作思路事实上有其连续性。这表现在对王韬与教会一节的论述上，通过系统发掘王韬与教会关系的信息，柯文隐约感觉到简单套用“西方冲击—中国回应”模式的缺憾。同时，他也试图摆脱“传统—近代”模式的束缚，而将王韬树立为一个19世纪中国改革家的角色。这一视角的转换也势必牵涉到研究取向，这就是，只有深入中国历史深处，才能获致与众不同的历史结论。柯文的研究可谓是环环相扣，而且该书的最大提示，在于王韬这一个体的研究离不开整个19世纪中国的宏观背景。1975年7月，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就中国19世纪改革之研究主持了为期半月的专题研讨会，并于次年出版了由柯文和石约翰(JohnE.Schrecker)共同主编的《中国19世纪改革之研究》(Reform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论文集。该文集共辑录了改革的传统、改革的经济领域、改革的政治活动、改革的社会情境、改革的知识分子情境、地方和省一级的改革、妇女与改革、新的沿海改革者、1898年改革运动等9个专题。这些专题旨在说明19世纪的中国是充满生机的，而决不是“西方中心观”的三种模式所立意的毫无生机可言。而且石约翰在序言中更是明确提出了“中国中心”(Chinese baseline)和“西方中心”(Western baseline)两个相对的概念，标明了力求“中国中心”的取向。柯文作为主持者，不仅直接参与了这次活动的动作，而且还以“新的沿海改革者”为题实践其“中国中心”的意向。经历了几十年的学术生涯，柯文最终于1984年出版了标志其史观的著作《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该书从出版到中译本的印行，仅历时5年。这固然有学术交流加深的原因，但也与我们的情感认同和接受极为相关。不管怎样，柯文毕竟为我们提供了一条认识中国近代历史的新路向。
作为20世纪60-70年代美国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后起之秀，柯文自觉接受了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中国史研究的传统训练，这从他早期的著作以及研究思路可以看出。如果柯文继续这一思路，他很有可能会成为哈佛中国史研究主流学派的继承者。但事实是，在柯文思想形成的过程中，西方史学思想经历了一次重大的转折，以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新史学观念及方法，开始播入美国并充分发挥影响，受此感应，中国近代史研究进入了迅速转变和反思的时期。其主要表征为；从记述个别“显要人物”的活动转向研究普通人与“社会底层的力量”，从狭隘的政治军事史转向探求社会历史的“结构”与“总体”[7]。柯文就是在这一思想路向下进入中国近代历史的深层。其贡献主要有二：一是在中国近代人物研究上，柯文突破了以往美国中国近代史研究局限于上层知识分子的藩篱，而转向以王韬为代表的底层知识分子，甚至可说是边缘性知识分子，对他们的思想、行为乃至心路历程，做了适度的展开，给人以一种中国近代历史的整体观；二是柯文不囿于当时将中国近代史开端定于鸦片战争的主流观点，而将考察中国近代史的起点上推至19世纪初，甚至更早，力求通过这样一种“长时段”的研究思路来理解中国近代历史。可以说，柯文心目中中国的“形象”与美国中国近代史学者的主流观点大相异趣。在经历了与“西方中心观”框架的紧张关系之后，柯文自觉地走向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国史研究之路，也就是普遍所称的“中国中心观”模式。
柯文的“中国中心观”模式建基于他对美国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西方中心观”几种模式的系统批判以及中国近代史领域的躬行实践。其特征柯文正面归结为如下四点：(1)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2)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与地方历史的研究；(3)把中国社会再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包括民间与非民间历史）的撰写；(4)热情欢迎历史学以外诸学科（主要是社会科学，但也不限于此）中已形成的各种理论、方法与技巧，并力求把它们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2]。确切地说，上述四点远不能建构起一个完整和严密的方法论体系，只能算是在反思层面上提出的研究取向的导引。虽然柯文本意是想摆脱“西方中心观”框架逻辑实证主义的缺陷，并追求历史的独特性和真实性，但关键是柯文所依托的价值标准和话语体系，毕竟还是源于西方。尽管在西方的知识体系支持下，我们可以概括出中国历史的独特一面，但这能否接近中国历史真实始终是一个争议颇多的主题。或许正是受柯文的研究以及困惑的启发，所谓比较史学的研究模式日渐兴盛于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美籍华裔学者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8]一书，正是这方面的有益探索。在书中，作者提出了一种独特的比较研究方法，即一方面用欧洲的经验来评价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另一方面则用中国的经验来评价欧洲。通过互为主体，得出新的行为模式和价值观念。
从“西方中心观”到“中国中心观”，再到世纪末的比较史学，美国中国近代史研究正是在这样一种激烈的反思过程中趋于成熟。如果说这几种模式各有所取的话，那就是，“西方中心观”在于其所建构的“西方冲击—中国回应”和“传统—近代”的分析框架；“中国中心观”在于其所导引的研究取向；而比较史学则在于其方法论的运作。
三、美国中国近代史观的嬗变与教育史研究
教育史，作为教育学与历史学的跨学科研究，不仅受制于教育学的知识体系，而且，还应该努力吸收、运用历史学的学科规范。美国中国近代史观的嬗变就为我们提供了多方面的借鉴。以下将主要从教育历史现象的描述和解释、教育史学的构思、教育史研究队伍的培养三方面分述之。
（一）教育历史现象的描述和解释
教育是社会历史变迁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它大至社会变迁宏观背景下教育系统的作用，小至一个历史人物思想形成过程中诸如家庭教育环节的影响等。因此，包括美国在内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到一些教育史实，而且，也确实为人们提供了理解教育历史现象的新线索。可是，若深入地分析，则不论是“西方中心观”几种模式的演变，还是柯文的批判，有关教育史实的描述和解释以及对历史结论或观点的主动支持仍然是十分薄弱的。比如中国传统教育的特征、科举制度的功能以及所孕育的社会风尚、社会心理、以私塾为中心的乡村教育体系等制约中国社会变迁的独特教育问题，均尚未充分展开。客观地说，这些教育史实的发掘，无疑会深化或修正关于近代中国的既成结论。诚然，这其中的制约因素是多方面的，但关键在于教育历史现象研究的认识视角，具体而言，历史研究视野中实现存在着教育现象和教育现象的历史研究两个着眼点，这两者对教育史实的感悟和推断是有层次上的区别的。从美国中国近代史研究不尽如人意之处来看，教育历史现象的描述和解释不应拘泥于教育的外部视角，而应回复到教育自身这一主体，力求发掘教育自身发展的历史规律，而这正是教育史研究的主旨和价值所在。
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便是对过去的再现。过去已经生成且不可更改，但人们理解以及表述过去的方式却有着很大的随意性。美国中国近代史研究，对中国教育史，特别是对中国近代教育历史现象的描述和解释的意义，主要体现于两方面。第一，关于教育历史的描述与教育历史的解释的思考。历史现象研究不外乎描述与解释两个层面，长期以来就有描述史学与解释史学之争。我国教育史研究受传统史学的影响，一向比较偏重描述层面，其积极性不容忽视。然近年来教育史学日益受教育史论著几乎千篇一律、缺乏独创性所困扰，急切寻求新的出路和突破。而反观美国中国近代史研究，无论是“西方中心观”几种模式，还是柯文的“中国中心观”，均能使人耳目一新。虽然关于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动力、线索、甚至于评价标准，表现出不同程度上的相异性，但毕竟提供了接近中国近代历史的不同入口，而这又与美国学者偏重解释层面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就我国教育史研究而言，亟需加强的是其解释层面。比如关于中国近代教育史研究，就应在坚持唯物史观的前提下，倡导多元化的研究路向，积极探索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开端、动力、线索、分期以及评价标准等问题。第二，关于教育历史人物的认识和评价问题。如果教育史只是一部描述性教育历史，那么显然作为这一历史画卷中的主体之一的教育历史人物的独特个性很难真正体现。况且，近代教育史上的人物，建树不仅仅在教育领域，而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全方位的，由此招致的往往是将对历史人物的总体评价替代了其特定领域的评价。比如，我们普遍引用的洋务运动期间的倭仁，其形象是晚清保守主义的代表；就教育领域而言，他是同文馆的坚定反对者，形成的定势是研究者将倭仁列为教育改革的对立面。但仅此一点能否足以反映倭仁作为教育历史人物的特征，始终未受质疑。恰恰是作为“局外人”的美国学者石约翰提出了异议，他认为，倭仁在其同时代是一个教育改革者，他强调复苏书院作为政治革新的获取途径之一。倭仁的失败是因为清王朝对书院极其严格的控制[9]。石约翰的观点或许有待商榷，但毕竟也是对我们研究历史人物简单化、政治化倾向的挑战。给历史人物冠之以“保守”或“激进”的称号是容易的，但若要深化教育历史的研究或从解释的层面上理解教育历史，更需要的应是在宏观视野中对历史人物的真实内心世界和全方位活动的深入发掘和理性评价。
（二）教育史学的构思
历史研究，不仅表现为对历史现象的描述和解释，而且也需要对历史陈述体系进行述评、抽象、概括，这是研究走向自觉和成熟的标志。综观美国中国近代史研究，自觉、系统的反思与批判几乎是每一项具体研究的必要环节，而这一取向强化的结果便是蔚为风气的美国中国近代史研究相互竞雄的局面。一定意义上，史观的嬗变本身既是对具体研究的归结和升华，同时更是对研究良性发展的导引。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不仅有助于我们阅读和理解美国中国近代史著作，同时又使我们能从较高层次来思考和把握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态势。相比较而言，我国的教育史研究比较缺乏而又迫切需要的就是这样一种对教育历史研究本身历史的研究，即习称教育史学的研究意识。
20世纪90年代前后，中国教育史学界开始意识到这一问题，毛礼锐、周德昌、蔡振生等教育史学界前辈，纷纷撰文回顾和反思中国教育史研究[10]。继之，一批中青年学者逐步触及这片教育史研究的薄弱地带，标志性的成果是由杜成宪教授等三人合著并于1998年出版的《中国教育史学九十年》，该书系统回顾了中国教育史的形成及90年的发展历程。作为教育史学界第一部反思中国教育史研究的著作，其价值是不言而喻的。然尚有不少缺撼。第一，从严格意义上讲，该书只能说是中国教育史研究的简要回顾，距离作者提出的“教育史学”要求有一个层次上的差别，特别是就教育史研究风格演变、不同时期的内在连续性、同一个时期内相互影响以及与社会思潮、史学思潮的关联等教育史学命题，尚未深入研究；第二，对不同时期重要教育史论著作者的分析尚未充分，特别是兴盛时期(1922-1937)几位教育史专家的资料有待考证。比如，该书著者误将陈青之和陈选善作为同一人[11]。事实上，陈选善和陈青之分别是教育学科不同领域的专家。前者是近代知名的教育测验专家[12]，后者则是著成当时公认是中国教育史学界“最高成就”的《中国教育史》一书的作者[13]。这部十易寒暑的著作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20世纪20-30年代中国教育史研究演进的缩影。换言之，无论是研究的框架建构、主题选择，抑或是具体论述的展开，实质上都是作者学术思想渗透并充分发挥效应的动态过程，若仅仅囿于著作本身分析显然是难以真正把握和评价的。又比如，选择《中国书院制度》研究的盛朗西，尽管详尽资料尚付阙如，但至少在其关注书院史之前有一段经历是值得关注的，那就是从1927年8月起，盛朗西曾主持上海中学实验学校的实验工作多年，而教育实验事实上又是评判中西教育的极佳手段。如果从这一角度来考虑，盛郎西的教育史研究主题的选择便有一定程度上的契合。可见，能否充分结合教育史论著作者的学术和思想经历，是能否准确地对诸如教育史功用、研究对象、评价尺度等问题进行归结和定位的关键。而这一点，正如上面所分析，我国教育史学研究依然是极易忽视的。因此，就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的我国教育史学研究而言，不能仅局限于教育史研究简单回顾这一层面，更重要的是，应从不同阶段、不同时期的教育史研究中抽绎出诸如概念、范畴以及方法论等教育史学的命题，并最终形成自己的包括专门概念、命题和陈述方式的理论体系。
（三）教育史研究队伍的培养
我国教育史研究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就学术队伍而言，应已具备相当的规模和优势，但仍然潜藏着危机。如果说上面所提到的教育历史现象的解释力度不够、教育史研究缺乏反思是危机外显现象的话，那么，教育史研究队伍所在的问题则是深层次的症结所在。无论是研究的进展还是理论的提升，高素养的专业研究队伍是关键。从教育史学科的发展前景来看，研究者在如下两方面亟需加强：第一，知识结构的扩充和完善。现代学术发展趋势表明，各学科间的借鉴、融汇日益成为一种主流。柯文在概括其“中国中心观”特征时，就明确了多学科研究的取向，实际上这已普遍体现于美国中国近代史研究之中。就教育史研究而言，除其所依托的教育学、历史学外，还需要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知识背景。近年来，反映上述学科的许多新名词频繁出现于教育史论著之中，形成教育史研究趋新的表象之一，似显现出教育史研究的一片生机。然进一步深究，许多研究其实是杂揉进社会科学的新知识，大多出于浅层次的转录，其成果价值可想而知。因此，知识结构的扩充和完善，已是时势使然。就目前而言，需要加强对相关学科的形成及其方法论的系统认识，以实现借鉴相关学科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如果从更高层次来考虑，相关学科经典的研读或许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努力方向。在某种意义上，经典是相通的且又能在思想层面上促进我们对教育问题产生共鸣，有利于使教育史研究迈上更高台阶。第二，融会贯通西方的治学方法和中国传统的治学方法。受思维方式以及科学方法发展水平的制约，中西方的治学方法有着较大的相异性。简言之，西方学者比较偏重理论或模式的建构，相反，中国学者历来注重考据的工夫。应该说，两者并无优劣之分，实质上这是创新和扎实两种精神的分别体现。对于新世纪教育史研究而言，这两种精神都是不可或缺的。如果从这一角度来考虑，及时总结我国著名教育史学者舒新城、陈青之、孟宪承等人在中西交汇的条件下形成的教育史学思想，就显得意义深远。
[收稿日期]2000-0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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