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我国20世纪档案学研究的历史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我国论文,世纪论文,历史论文,档案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转眼之间，历史的车轮已经进入了新的世纪开始。世纪之初，各行各业都在全面总结上个世纪的经验教训，对于档案学来说，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要全面总结本世纪档案学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和丰富经验，以壮大我国的档案学研究和发展我国的档案事业。因而，研究我国20世纪档案学研究的历史特点是有一定意义的。
一、我国旧档案学研究的历史特点
档案学界把从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档案学研究称做旧档案学时期。在这个时期出现的旧档案学著作，仅据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论著目录(1911-1983年)》（注：档案出版社1986年出版。）著录的就达六、七十种。为什么在这个时期形成了中国的旧档案学，旧档案学有什么特点，这是我们进行中国档案学研究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一个学说的产生，大都有一定的标志作基础和分界。中国旧档案学产生的标志主要有三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出现了一批档案学者，这主要有龙兆佛、蔡国铭、傅振伦、徐中舒、沈兼士、殷钟麒、何鲁成、周连宽、陈国琛、徐望之等一批档案学家，一个方面是出现了一批档案学著作，又以十三本旧档案学著作为代表，主要有傅振伦《公文档案管理法》，许同莘的《公牍学史》、程长源的《县政府档案管理法》、何鲁成的《档案管理与整理》、陈国琛的《文书之简化与管理》、龙兆佛的《档案管理法》、秦翰才的《档案科学管理法》、黄彝仲《档案管理之理论与实际》、周连宽的《档案管理法》、殷钟麒的《中国档案管理新论》等。档案界认为其中又以殷钟麒的《中国档案管理新论》为典型性代表，这部著作出版于1949年，吸收了旧档案学多种著作的优点，成为旧档案学著作中之集大成的著作，是有代表性的作品。其次，在《行政效率》、《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文献论丛》中还发表了一大批档案学论文。从这些著作看，在当时基本解决了档案的分类、编目、鉴定、庋藏、管理方法、档案与文书之间的关系等一系列档案管理的基本问题。最后，当时产生了专门的档案教育学校——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这个学校于1940年创设了档案管理法课程，成为当时唯一一所培养档案人才的专门教育机构。这所学校当时开设“档案经营法”、“档案行政”、“档案通论”、“档案分类”、“档案编目”、“西洋档案学”等课程，这些课程集中了当时中外档案学的研究成果，在中国首开档案教育之学校教育的先河，是我国学校档案教育的开端。抗日战争胜利后，殷钟麒还在重庆开办过私立崇实档案学校，并且设立文书处理和档案管理两科，培养毕业生300余人。这几项重大举措对于在旧中国开展档案学研究、推动档案事业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为什么在这个时期形成了旧中国的档案学研究呢？这个时期的档案学研究有什么特点呢？
第一，这是有着十分深刻的社会政治制度原因的。1840年以后，中国逐渐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一方面是统治者软弱无能，一方面是国力衰弱，但从另一角度来看，1911年，辛亥革命的爆发，一举推翻了反动的封建统治，建立了资产阶级的共和国。这无疑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一大进步，推动了中国社会近代化的历史进程。在这个时期，随着资产阶级革命团体的兴起和辛亥革命的胜利，文书与档案的改革就提上了议事日程。这是推翻封建王朝的反动腐朽统治与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必需，同时也成为新的国家机器运转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不同的是，尽管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政权维持时间很短，但这个方面的传统却被保留下来并发展下去，使这个时期的文书改革与档案管理改革成为旧档案学形成的关键性原因之一。
第二，对于明清大内档案的整理促进了档案学研究的发展。1927年溥仪被驱逐出故宫以后，大内档案就不再为皇家所据有。但由于北洋政府对于档案的不重视，先后发现了辟如八千麻袋等大量历史档案被倒卖而流散于社会的事情。因而在这个时期，围绕着这批档案的流散、回收、整理、刊布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大内档案的发现曾被誉为中国近代四大档案发现之一。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清华大学历史系、禹贡学会等学术单位，都相继收购、清理和传抄这批档案史料，还汇编出版了一大批档案文献。尽管这批档案损失了一大部分，也有相当部分流向海外，但是对于这批档案的整理与刊布，却推动了档案学的研究，也推动了对于明清历史的研究。许多有识之士，辟如沈兼士、郑天挺、徐中舒、李光涛、顾颉刚、吴晗、傅斯年等教授、学者，因为收集、整理、刊布清代内阁大库档案，对于保存、流传中国文化遗产，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第三，与二、三十年代的文书档案连锁法运动为主要内容的“行政效率”运动有着直接的联系。20世纪30年代，在国民政府内部，留有许多因循守旧的封建社会的积习和弊端，尤其是当时国内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状况，使得国民政府掀起了“行政效率”运动，而文书档案改革则成其为重要的内容。这个运动的主持人是国民政府内政部次长甘乃光。这个运动，从内政部和教育部开始，逐渐扩展到了江西、广西、湖北、四川等地，当时许多知名人士周连宽、何鲁成、程长源、龙兆佛等，都在这个运动的过程中加入了档案学研究的行列，使档案学研究成为一个热潮。当时的《行政效率》杂志先后刊载了60余篇关于档案学研究的文章,并且还出版了一批档案学的专著，成为这个时期的档案学研究的代表作。
这个时期的档案学研究，在理论上具有以下特点：其一，以文书管理与档案管理为起点。在当时的国民政府内部所出现的行政效率运动，以提高文书工作效率为主要内容，因此当时的部分学者大都从文书处理进行论述，并把文书处理与档案管理联系起来，从而论述到了档案的分类、归类、作用、鉴别与利用，初步建立起档案管理学的学科体系与主要内容。在现在看来，那时的论述可能是很不完备的，也有很多缺点，但是作为一种新事物，在当时就已经起到了建立新学科的作用。当时的这种不脱离档案实践，直接从档案实践中总结经验，在经过上升到理论的过程之后，再回到档案管理过程之中去的做法，应该说还是比较成功的。正如所谓作始也简，将毕也巨。
其二，当时的档案管理理论以大内档案研究为主要内容，并贯穿其研究过程之中。民国期间，大内档案流向社会，引起了有识之士对于档案之重视与注意，尽管先后参与档案管理研究者多有不同，但大都注意到了档案的整理与保存，注意到了档案的分类与刊布。因此，这个时期档案学研究的特点之一，就是结合大内档案之研究为特点所进行的。这批档案流散不等情况不一，因而就使得众多学术教育团体收藏（购）档案多寡不等，各自提出整理办法分别进行整理，有的编研成众多书籍。比如傅斯年、罗振玉与文献馆、禹贡学会等若干团体与学者都有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著作与史料编纂成果。傅振伦先生指出，“近世考古学上历史学上有四大重要发现：一为殷商之刻辞甲骨；二为两汉魏晋南北朝之竹木简牍；三为唐至五代之方献图籍；四为明清之档案史笔。潜研之士，发明甚多，皆大有裨于历史文化。然四者亦皆当时之案牍也！”（注：傅振伦、龙兆佛：《公文档案管理法》，档案出版社，1988年第1版，第75～76页。）这四大发现亦即四大档案之发现。因此，在这个时期的档案学研究中，不仅围绕大内档案的研究进行，而且是围绕着四大档案发现进行的。一个世纪以来，档案学界、历史学界围绕着四大档案发现，产生了很多著作与考证，这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对于中国档案学研究，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假设没有这四大发现，不仅历史学研究难以如此繁荣，档案学研究亦有可能再向后推迟若干年。
其三，这个时期的档案学研究与正规的学校档案教育是相结合在一起的。这个时期的学校档案教育是以上文所讲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和殷钟麒抗战胜利后在重庆创办的崇实档案学校的档案教育为代表的。此外，个别学院的图博系和行政管理系以及一些职业学校也都设有档案管理课程。这样，通过学校的档案教育，就使得开展档案学教育有了一定的师资力量和教育阵地。另外，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还办有学术季刊，使发表档案学研究成果有了阵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都推动了当时的档案工作的发展与档案学研究的开展。
其四，这个时期的档案学一开始就受到了西方档案学的影响。对于什么是档案，当时一方面有人认为事情办完了的公文就成为档案，另一方面还有人认为私务文书，甚至甲骨、契文、竹简都能成为档案；对于档案的分类与整理也都提到了统一集中地管理问题，同时还受到了西方图书馆十进位分类法的影响，接受了十进制的图书分类法，并把它引入档案分类法之中。对于档案的庋藏问题也都进行过探讨。还有人认为文件在归卷之前叫公文，在归档之后叫档案，把归档作为文书与档案的结合部，这都是成熟的接近于正确的概念和做法，但同时由于这个时期是刚刚起步时的档案学研究，因而还难免有些不足与不一致之处。吴宝康先生曾经指出，对于这个时期的档案学的种种问题，进行“正确的评价与估计应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对旧中国的档案工作只能称为档案工作，或档案事业建立前的准备期，新中国成立后建立起来的档案工作才是真正的档案事业。对国民党时期的档案改革、文书档案连锁法的评价，政治上的分析仍是需要的，把三四十年代产生的档案学，说成是我国档案事业发展史上的一大飞跃，这样的评价太高了，只能说是积累了经验知识”。（注：吴宝康：《当前我国档案学研究的现状及其发展趋势》，《论新时期档案学与档案事业》，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版，第5页。）因此，对于这个时期的档案学一定要进行实事求是地分析，既不能无限拔高，也不能过分贬低，而应把它放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之下，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内进行实事求是地评价，从而达到珍视这份历史文化遗产，批判地吸取其有益的成份，剔除其不合理的因素，用以促进档案事业发展、推动新时期档案学研究的发展。
二、我国社会主义档案学研究的历史特点
自从建国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档案学研究经历了长达五十余年的历史发展。在这长达五十年的历史发展中，我国的社会主义档案学经历了一个产生、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可以说，档案学研究为档案学的形成和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同时也为社会主义档案事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因而，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迎接知识经济挑战的今天，对此加以科学的总结是十分有必要的。
综观我国的社会主义档案学研究，大体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从建国开始至1978年党的三中全会以前，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是我国社会主义档案学产生、形成和发展的时期。在这个时期，我党不仅在吸收旧档案学和前苏联档案学的基础上，初步地创立发展了我国的档案学，还在这个理论基础上，建立了我国的社会主义档案事业。从党的三中全会以来至今，是我国社会主义档案学研究蓬勃发展的新时期。在这个时期，我国不仅克服了“文革”期间对于档案事业的破坏，恢复和发展了我国的档案事业，还把我国的社会主义档案学研究发展到前所未有的新的历史阶段。
（一）我国社会主义档案学形成和发展时期的档案学研究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这说明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的历史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时期，从此，我国的档案学研究也发生了根本性质的变化，进入了建立社会主义档案学科学体系的新的历史时期。
建国以后，首先是社会性质发生了很大变化。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推倒了三座大山的反动统治，彻底地改变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人民当家作了主人；其次，在经济上，一举废除了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所有制经济基础；第三，在文化上，翻身农民学文化学技术，改变了几千年农民没有文化的落后面貌。与这种改变相适应，档案学与档案事业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党在接管旧中国遗留大量档案的基础上，一方面对于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档案和旧中国的档案进行了整理，一方面强调了要重视档案事业的发展，在这同时，还着重注意借鉴与重视学习外国档案工作的经验，尤其注重学习苏联档案工作的经验。在档案教育方面，由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了档案专业，后来发展成为档案系。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的成立，说明了新中国正规学校档案教育的开始，从此有了档案专业教学与科研的主要阵地。
建国初期的档案学研究，主要表现在学习与借鉴苏联的档案学理论方面。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不仅聘请了苏联档案学专家授业，还翻译了苏联的部分档案学教材与著作。由于苏联专家的帮助，首先在中国人民大学初步建立起档案学的课程体系，开设出档案管理学、文书学、档案文献编纂学、档案保管技术学等课程，随着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断深入与发展，还建立起了我国所独有的科技档案管理学（始称技术档案管理学）。这样就使我国的档案科学课程体系初步建立起来并达到了初具规模的局面。
对于这段历史性发展，多年以来，一直评价不一。有的认为，建国初期学习苏联是必要的，也是成功的，但也有人认为，学习苏联是走了弯路。对此，我们认为，应该实事求是地来看。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也是我们全面衡量这个问题的出发点。诚然，我们今天是改革开放的年代，在这个年代，用改革开放的观点去总结档案学发展的经验教训也是应该的，但是我们一定要把一定的问题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来考察。在20世纪50年代建国之初，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基本都对社会主义的中国虎视耽耽，企图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的情况下，我们不仅不能对于帝国主义国家进行开放，而是应该把战略的重点放在稳固自己的天下上面。因为稳固自己的天下，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立国之本。在那时向帝国主义国家施行改革开放是绝对不现实的，也不应向他们实行改革开放。但在那时，我们只能向前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开放，只能学习与引进前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档案学理论，不能也无法向其他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国家敞开社会主义国家的大门。实事求是地讲，在学习前苏联档案学理论过程中，有新教条主义、照抄照搬的现象。但是，就档案学的整体发展来讲，这一段时间毕竟取得了成功，也取得了经验。关于这段历史的评价，吴宝康先生说的好：“我国50年代学习和借鉴苏联档案学的理论、技术和方法是必要的、成功的，虽然其中曾出现过教条主义、照抄照搬的现象，但在中央、北京市和高教部的领导下迅速有了改变，注重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批判了教条主义，在档案学的理论研究中注重突出中国社会主义档案学自身的特点，注重对我国档案工作实践的总结，所以不能说是走了弯路，不能盲目否定。”（注：吴宝康：《当前我国档案学研究的现状及其发展趋势》，《论新时期档案学与档案事业》，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版，第6页。）这同时也说明，在当时，“无论是建设我国档案事业，还是发展我国档案学，我们仍然强调必须注意借鉴和重视学习外国档案工作的经验，必须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学习外国的一切先进理论和先进技术，不但要学欧美，也要学苏联，而且就档案学来说，我看我们主要应借鉴苏联。我们两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无论是档案工作的基本原则、组织系统、管理方法，还是档案专业教育，都与我们有许多共同之处。”（注：吴宝康：《当前我国档案学研究的现状及其发展趋势》，《论新时期档案学与档案事业》，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版，第6页。）
从建国的1949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以前这段时间，尽管其间经历了1957年的反右和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但是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仍然取得了飞速发展，在这同时，档案事业的发展虽然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也有波折，但总体来看，档案学研究也是发展的，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遗憾的是，正当经济形势好转、档案事业也要尽快发展的时候，由于左的思想的影响，在我们国家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不仅被林彪“四人帮”破坏了经历十几年巩固了的档案事业的重要基础，档案局馆、处大量被撤销，许多档案战线的领导人遭受迫害，有的被迫害直至致死致残，大批档案战线的工作人员、领导干部被迫离开档案工作战线，致使档案工作陷入瘫痪状态，档案事业遭到破坏，档案学研究被迫中断，也可以说其间基本没有档案学研究可言。如果说有档案学研究的话，那是邓小平同志在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对于全面工作的整顿时期，对于档案工作的全面整顿与恢复。因此，在“文革”时期内的档案学研究，只能算是曲折发展的阶段。
总结这一时期的档案学研究，可以看出有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这个时期的档案学研究是在吸收与借鉴苏联档案学研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这个时期学习与借鉴苏联档案学研究的经验虽然有缺点，但是总体上基本是成功的。通过学习与借鉴，我们国家基本建立起社会主义档案学知识课程体系。同时，这个体系的建构与对档案人才的培养，又促进了整个国家档案事业的发展。
其二，这个时期的档案学研究吸收了旧中国的档案学基础。建立社会主义档案学知识体系，不仅要学习与借鉴外国的经验与知识，尤其要注重吸取我国自己的原有知识作基础。在建国后这一时期的档案学研究中，还批判地继承与借鉴了旧档案学的知识内容。比如中国人民大学1958年就曾翻印过13本旧档案学名著。在全国，由于全体档案战线人员的共同努力，很快就形成了蓬蓬勃勃地档案学研究新局面。1953年就较早地出版了陆晋遽的《档案管理法》，吴宝康先生还专门为其写了书评。1957年，又出版了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南京史料整理处的《历史档案的整理方法》一书，中国人民大学还先后自编了一部分教材和讲义，论述了档案学的基本理论，形成了档案学的学科体系，这都成为这个时期的档案学理论成就。
其三，建国以来的档案学研究，受到了历次政治运动的影响，但始终未间断过档案学研究，而且取得了重大进展。比如在大跃进过程中，档案学曾出现过全民大办档案、违背档案产生的自然规律的做法，但很快就得到纠正，但是，就整个过程看，仍然受到了“左”的干扰，以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档案战线也成为“左”的危害和干扰的重灾区。在这整个时期发展的过程中，档案学研究一方面受到“左”的干扰，一方面又在克服“左”的干扰中前进，不断取得进步，不断取得进展。其间，档案学的发展占主导地位，“左”的干扰占次要地位。
其四，档案学的发展是与档案事业的发展相适应的。建国初期，接收旧中国的档案财富是其主要任务。为完成这个任务，我们党举办了多种短期训练班，以干中学、学中干、边干边学，边学边干的方式接管了旧中国的档案财富，同时也在这边干边学中推广与普及了档案学知识，还在普及中促进了档案学知识的提高，锻炼和培养了一批档案干部，促进了档案事业的发展。这个时期的档案工作实践说明，没有档案学理论的普及与提高，就没有新中国建国以来档案事业的建立和发展。档案事业的发展，促进档案学研究的发展，档案学研究的发展同时也从另一方面推动与促进档案事业的发展。
其五，这个时期的档案学研究随着政治运动的发展起伏而起伏。在政治性与学术性的关系上，常常被认为学术是政治的先导，没有完全脱离政治的为学术而学术的纯学术，也没有完全脱离学术的政治。档案工作是一项政治性很强的工作，同时又是一项理论性与实践性很强的工作。在这项工作中，既有着一定的政治性，这就是要端正档案工作为政治服务的方向，同时又要求进行一定的理论性学术性的研讨，才能发展档案学研究，促进档案事业的兴旺发达。我国这一时期的档案学研究说明，一定要坚持档案工作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政治方向，始终要把档案工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作为根本，同时又要研究其政治性与学术性的关系，用其学术性发展来促进档案学研究的发展，促进档案事业的发展。
（二）我国社会主义档案学蓬勃发展时期的档案学研究
1976年，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党集团，从此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全国迎来了春天，也迎来了科学的春天。档案科学也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的大好时机。确切地说，真正开始形成档案科学研究的蓬勃发展，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这个时期之所以能够得到迅速的发展，其关键在于坚持了解放思想与改革开放，是改革开放与解放思想给档案学研究带来了生机，是改革开放与解放思想打破了人们的思想桎梏，使人们开始在文革后重新审视几十年来的档案学研究，重新审视档案学的发展，终致形成了建国以来中国档案学研究的蓬勃发展时期。
粉碎“四人帮”以后，首先是恢复了国家档案局与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还召开了全国性档案工作会议，在档案工作中贯彻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破坏档案事业的反动罪行，并在这个基础上，恢复了我国的档案事业，全面总结了30年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恢复、整顿、总结、提高”的任务。继而，又在这个基础上，全面开始了党、政、军及各行各业的档案工作，既重视档案馆工作的开展，又同时重视机关档案工作的开展，还注重了专门专业档案工作的开展。
为更好地开展档案科学的学术研究，我们国家还支持成立了中国档案学会及各部门各行业的档案学会，通过档案学会的研讨活动，探讨档案科学的规律、繁荣档案科学研究。经过近二十年的档案科学的发展，档案工作研究和档案学研究，可以说已经进入历史的新阶段，是二十世纪中国档案学研究发展最好的历史时期。目前这个时期还仍处在上升与发展的阶段，不仅如此，这种好的发展趋势还将较好地推进到21世纪。
在这个历史时期内，我们不仅总结了我国档案工作实践的经验，吸收了我国档案宝贵的思想文化历史遗产，而且还借鉴了外国档案学的有益成果，吸收了相关学科的知识，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初步建立起比较完备的社会主义档案学科的理论体系，使档案科学成为新兴的比较成熟的社会科学。
第一，档案学已经从一门技术方法性、经验性的学科发展成为既有系统理论，又有应用技术与方法的科学。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档案学刚刚诞生之时，其理论浅显且只限于档案管理；建国以后档案科学即将发展起来之时，又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使刚刚发展起来的档案科学受到了挫折。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尤其是经过近二十年来的发展，档案科学不仅发展的十分丰满，而且具有了许多分支学科，越来越成熟，越来越系统了。最近几年，档案科学已被确定为一级学科，这就彻底改变了过去那种附设于历史学科——作为辅助学科的地位，这说明，档案科学已经是矗立于科学之林的一个学科，令人刮目相看了，这不能不说是一次大的飞跃，也是近百年来尤其是建国五十年来广大档案工作者前赴后继、艰苦努力，长期努力所取得的成果，令人可喜，也令人深受鼓舞。
第二，档案学科已经由历史学科的辅助学科发展成为具有多分支学科的学科系统。档案学科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初建时，只是以文书（公牍）与档案管理为主要内容，而且没有统一的看法，是幼小的科学。在建国以后，档案学逐渐形成了以文书学、档案管理学、科技档案管理学、档案保护技术学、档案文献编纂学为主要骨干的学科。但经过最近二十年的发展，档案学科在上述学科的基础上，又新建了档案目录学、档案统计学、档案哲学、档案经济学、档案利用学、档案史料学等十余个分支学科，还在许多专门专业档案的研究方面开辟出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这就使档案学科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学科群，最终挣脱了历史学的辅助学科地位，一跃而为一个档案学科系统。这是本世纪档案学理论研究与理论发展的重大变化。这个变化明确地表明了档案学科在学科之林中的地位之一斑，也充分说明了我国社会主义档案学所获得的长足的发展。
第三，档案学研究队伍不再仅仅是一小部分档案工作者，而且已经有了一个很庞大的教学科研队伍。我国旧档案学初建时，只有行政界、档案界、历史学界少数人参加档案学研究，并进行档案管理、历史考证与档案利用的工作。经过建国以来，尤其是自1979年以来的发展，档案学的教学队伍已经不再仅仅是中国人民大学一所院校具有档案学科，而是发展到几十所高校具有档案专业系科，而且还有不少中等学校设有档案专业与文秘专业，使档案学教育与历史专业教学、文秘专业教学，图书情报专业的教育密切结合起来，使之成为知识比较雄厚的专业。在当今情况下，档案院系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本、专科学生，而且可以培养博士生、硕士生，还可以培养中专生，可以进行短期教育、继续教育和学历教育等。参加档案学科研的力量，也不再仅仅是少数院校的档案专业师生，而且还有相当数量的档案工作者，这样就促使具有丰富档案工作实践经验的实干家尽快向理论家的转变，加大了档案科学研究力量，使得档案科学的研究成为一种群体性的科学研究，大大推动了档案科学研究前进的步伐，拓宽了档案科学研究的领域，同时也使档案科学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形成了一支档案科学研究与开展档案工作的庞大的群体力量。
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档案学研究，吴宝康先生把它称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49年到1978年，是从不明确到逐步明确，把它当作一门科学，但又尚未完全脱离把它只是作为一项工作去研究的境地，科学的自觉性程度还不高，这是建设档案学的初期阶段；第二阶段是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迄今，是科学的自觉性、明确性程度越来越高地把档案学作为一门独立科学来建设的新阶段。”（注：吴宝康：《当前我国档案学研究的现状及其发展趋势》，《论新时期档案学与档案事业》，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版，第8页。）
我国社会主义档案学研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为我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吴宝康先生曾经指出：“关于我国档案学在建设发展中的基本经验主要有四点：一是明确地把档案学作为一门具有独特研究对象的独立学科来建设来发展的，从不自觉到自觉地把档案学作为一门科学去研究，这是一条很重要的经验；二是明确地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紧密结合我国档案工作实践来建设和发展档案学，这是我们提高和加强档案学理论水平最根本的一条；三是在总结我国档案工作实际经验，批判地继承我国档案工作的历史遗产，吸收相关学科的成果以及学习借鉴外国档案工作的经验，并不断地防止和克服种种片面性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四是我国档案学的发展是与国家档案业务指导和档案专业高等教育的建设密切联系、相互促进的。”（注：吴宝康：《当前我国档案学研究的现状及其发展趋势》，《论新时期档案学与档案事业》，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版，第8页。）的确，这四条经验是非常宝贵的经验。在过去我们靠这四条取得了档案学研究的成功与发展，今后也仍然要靠这四条经验，继续去取得档案学研究的成功与发展，并且要把前人所开创的档案事业顺利推进，使档案和档案工作为知识经济的建立与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