摹状词略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略说论文,摹状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摹状词在普通逻辑中，是概念种类的一种特殊表达形式，它“是反映或描述某一特定事物或对象某方面特征的语词，它通过对某些特征的描述而指称这个事物。”（注：马玉珂《西方逻辑史》第355页，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摹状词理论的研究，对逻辑学、语言学和哲学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作用。西方逻辑学家弗雷格、皮亚诺等人都曾有过较为深入的研究，但在逻辑史上第一次全面、系统探讨摹状词的理论的当首推罗素。
英国哲学家、逻辑学家、数学家罗素讨论了两种摹状词类型。他认为摹状词有两种，一种是非限定摹状词，一种是限定摹状词。所谓非限定摹状词是指不具有唯一指称的词组，表示一个如此这般的东西，一个某某，如“一个单位”、“一只羊”、“一种思想”等。另一种是指具有唯一指称的词组，即通过摹状词而突出所唯一指称的对象的某些方面的内涵。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世界上最高的山峰”、“世界上最长的长城”等等。非限定摹状词可以表示为“一个有性质
的对象”，它的特点是没有指称确定的对象，而包含这种摹状词的真命题可以有很多个。限定摹状词与非限定摹状词正好相反，它所指称的对象是确定的，并且是独一无二的，其相应的命题形式为“X 是那个有性质的对象”。它的特点是有确定指称的对象，包含这种摹状词的真命题只有一个。
摹状词广泛运用于我们实际的思维语言表达之中，学术界也不乏对这类问题的理论研究。下面仅以罗素的限定、非限定摹状词分类为基点，从语言和逻辑的角度对摹状词的表达和运用作些许探讨和分析。
一、周延、推理理论的引入
在研究摹状词的过程中，引进周延与推理的有关理论，可以更加深入地认识限定性摹状词和非限定性摹状词。例如下面的一个由大、小前提构成的推理：
鲁迅是一个人
郭沫若是一个人，
？
根据三段论推理的规则，作为中词的“一个人”不周延，因此，是无法推出结论的。那么用摹状词理论，又该怎样加以说明呢？如果我们把上述推理中的“一个人”看成是非限定摹状词，那么，这两个“一个人”是不定的，只要是在“人”这个概念的范围内，可以任意指称某一个体，“一个人”既可以指鲁迅，也可以指郭沫若、巴金、曹禺、老舍等等。换言之，“一个人”是周延的，这样一来，就会出现“鲁迅是郭沫若”、“郭沫若是巴金”、“巴金是曹禺”的可能结论。可是现实世界告诉我们，鲁迅就是鲁迅、郭沫若就是郭沫若，巴金就是巴金，曹禺就是曹禺。因此，当“一个人”运用到一定的命题中并构成推理时，它只能是限定性摹状词，而不能是非限定性摹状词。正因如此，在以上推理中，由“鲁迅是一个人，郭沫若是一个人”的两个前提，必然是不会推出“郭沫若是鲁迅”的荒谬结论的了。
以上述说，实际上是在说明这样一种道理，象“一个××”、“一种如此这般的东西”，如果孤立起来看，它所表达的指称是非限定性摹状词，而当这些非限定性摹状词一旦进入命题和推理，扮演一定的角色，便是限定性的。又如：“李白是我国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屈原是我国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这两个命题都断定了主项具有“我国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的属性，但我们不能说“我国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是非限定性的摹状词，而只能说是限定性的摹状词。在命题“李白是我国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中，“我国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只能是属于李白所具有的属性，而不属于屈原的属性，因为它本身并没有对屈原作出什么样的断定。同样，在“屈原是我国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中的“我国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也只能是属于屈原的属性，而不是对李白的断定。
语言学中的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的理论为我们研究摹状词提供了很好的契机。当词或词组处于聚合关系时，它是无定的，如同一个零件可以随意搬移，而处于组合关系时，则只能是有定的，它离不开自己的岗位一步。
我们知道，词、词组和指称之间的关系不是一一对等的。一个名词可以表达两个以上的指称，同一个指称也可以用两个以上的名词表达。而限定摹状词则是一一对应的，限定性摹状词表达的指称是单一的，有定的，有这个摹状词，一定有与之对应的指称。而非限定性摹状词则不定，它可以有好几个指称，如：“一个人”可以表达古今中外的所有人的集合中的每一子集。而“中华民国第一位大总统”这个限定摹状词则在古今中外所有人的集合中确立一个对应关系，即与“孙中山先生”对应。
二、语境的制约
在摹状词研究的历史中，研究者很少将摹状词放在一定的语境中加以研究，似乎摹状词不需要接受语境的制约。其实，摹状词与语境之间的制约关系非常重要，往往可以确定一个摹状词是限定性的还是非限定性的。
我们把语境分为无条件语境、条件语境和语句制约语境三种类型。所谓无条件语境是指命题不论在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都是永真的，它是人类社会环境的总和。如“人总是有生老病死的”，这个命题不论在古今中外都是正确的，至少在历史上和现实世界中它是真实的，这个命题的真不受条件的限制，永远为真。条件语境则指命题的真需要受到各种各样的条件的限制，在这个场合为真，在另一个场合可能为假。语句制约语境则是指一个命题的真假，不依赖场合，而只依赖组成命题的各个部分以确定其真假。如：“我买汽车”为真，因为“买”和“汽车”之间具有买和被买的关系。如果说“我生了一辆汽车”，这就是假的，因为“汽车”不能靠人自然生育。
无条件语境对限定摹状词的制约，可以表现为使摹状词保持自身的同一。如“人类生存的行星”、“中国第一个荣获女排国际赛‘三连冠’的主教练。”由于语境具有绝对的无条件性，因此，处于此种语境中的限定摹状词永远是有定的。这种语境对非限定摹状词则永远保持其“不定性”，像“一个人”、“一种语言”、“一个现代女郎”等等。
条件语境对摹状词的制约，主要表现在一定的语境使得限定性摹状词和非限定性摹状词相互转化。如“《狂人日记》的作者”这样一个摹状词，如果不确定其语境，便无法确定它是限定性摹状词还是非限定性摹状词。就一般文化层次的人来说，这个摹状词是限定性的，它所表达的指称是鲁迅。可是对于那些知道俄罗斯伟大作家果戈里也写过一篇同样题名《狂人日记》小说的人来说，“《狂人日记》的作者”这样一个摹状词就是非限定性的，因为这个摹状词有两个指称对象：鲁迅和果戈里。条件语境还可以使得一些摹状词在这个语境中为真，在另一语境中为假。“世界上最高的山峰——珠穆朗玛峰”，对于这样的摹状词，在今天来说它是真的，是指中国的“喜马拉雅山脉地区的珠穆朗玛峰”。但在多少万年前，喜玛拉雅山脉地区却是一片汪洋大海，因此在那样的语境中，“世界上的最高峰”就不可能是指“珠穆朗玛峰”了。
有时，一个摹状词也可以从非限定摹状词变成限定性摹状词，这也是由于不同的语境制约形成的。非限定摹状词“一个穿紫衣的少女”的指称是很不确定的，穿紫衣的少女很多。但如果把它放在一定的语境中，则是限定性的了，如“我遇到了一个穿紫衣的少女”中的“一个紫衣少女”。“紫衣少女”可以构成一个集合，它的子集可以有成千上万个，中国有，外国也有，现在有，过去和将来都会有。但在这些数不清的子集中，我只遇到一个，我遇到的那个便成为单元集，是一个确定的对象。如果我们把命题中“紫衣少女”理解成所有的“紫衣少女”中任何一个都具有的属性，就违反了普通逻辑中关于肯定命题的谓项不周延的理论。如果非限定性摹状词作为主项进入肯定命题，没有受到谓项的制约，则仍然是非限定性的。如“一个穿紫衣的少女走出了家门”中的“一个穿紫衣的少女”，它可以指称无数个对象，只要是穿紫衣并且出了家门就行。还有非限定摹状词作为词项进入否定命题，则仍然保持其自身不变，还是非限定性摹状词。如：“我没有遇到一个穿紫衣的少女”，这个命题中的摹状词“紫衣少女”可以有无数个，只要是穿紫衣的少女都可以指称。综合上述，非限定摹状词进入肯定命题的主项和进入否定命题的谓项，不受制约，仍为限定性摹状词，然而一旦进入肯定命题的谓项，便只具有唯一的指称，是限定性的摹状词。
语句语境制约摹状词的情况可以有两种。一种是使得摹状词为假，如“会生汽车的妇女”、“能生蛋的公鸡”、“长角的驴”等等。一种是使得摹状词为真，这种情况和条件语境对摹状词的制约差不多。如：
忽然来了一个人，年纪不过二十左右，……我便问他，“吃人的事，对么？”他仍然笑着说，“不是荒年，怎么会吃人”。（鲁迅《狂人日记》）
在这段话中，第一个“人”是特指当时来的那一个人。“一个人”是限定性摹状词，而不是非限定性摹状词。第二个、第三个“人”则是泛指，可以指被吃的一个或一群。
三、专有名词与摹状词
罗素对摹状词和专有名词的区别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他认为“一个专有名词，只是一个简单的符号，它的意义是只能作为主词出现。”（注：马玉珂《西方逻辑史》第356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斯考特是那个写《威弗莱》的作者”，斯考特是一个专有名词，它代表“个体”对象一类的东西，所以，个体对象就是它的意义。谓项“那个写《威弗莱》的作者”是一个摹状词。摹状词在汉语言中的表现形式通常为：形容词（或词组）+普通名词，指示代词+形容词+普通名词。
摹状词的一般形式写作LXF（X），意思是说：“那个唯一具有性质F的个体”。（注：杨百顺、李志刚主编《现代逻辑辞典》第689页，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包含一个摹状词的命题和以专有名词去替换命题中的摹状词而得到的命题是不同的，即使专有名词所指称的和摹状词所指称的是同一个对象，这两个命题也不一样。罗素认为，“斯考特是那个写《威弗莱》的作者”、“斯考特是斯考特”和“《威弗莱》的作者是《威弗莱》的作者”，这是三个不同的命题，第一个命题反映了文学史上的史实，第二个是自证命题，其正确性无需证明，第三个命题则陷入了谬误。因为“那个某某是那个某某”这样的命题形式，在现实的语言表达中难以成立，如“那个圆的方是那个圆的方”，“《狂人日记》的作者是《狂人日记》的作者”。
根据罗素的观点，专有名词与摹状词是不能划上等号的，倘若摹状词和所指称的专有名词划上等号，便会出现一些令人一看即知为假的命题。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是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是北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是大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是燕京。尽管“北平”、“大都”、“燕京”所表示的地理位置同“北京”一样，但由于时间上的差异，导致了谬误，即摹状词与专有名词的指称不一致，不是同一个对象。就是“北京”这个专有名词也有两种情况，在1949年10月1日之前，“北京”也曾被命名为“北京”， 但那个“北京”与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的“北京”也有时间上的差异，指称的对象也不是同一的。因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是北京”也只能是指1949年10月1日后的“北京”。 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是大都”显然是荒谬的，即使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这个摹状词换成“北京”这个专有名词，说“北京是元代的大都”或加上时间算子说：“北京曾经是元代的大都”，这二者都不正确，因为称北京时，这个地方从未作过元代的首都。同样，我们也不能说“元代的大都即今日的北京”，“元代的大都”和“北京”除了地点的相同外，其内涵是完全不同的，其实，元代大都所占的面积也和今日的北京不一样。这就是摹状词和专有名词的区别。摹状词永远有所指称，不受时间的限制，尽管其所指称的对象可能发生变化。如“世界上最高的山峰”，在今天可以指珠穆朗玛峰，如果经过地质的剧烈变动，可能会出现比珠穆朗玛峰还高的山峰，但“世界上最高的山峰”的指称依然成立，只是不能再说“珠穆朗玛峰是世界上最高的山峰”了。摹状词永远有与之相对应的专名，而与之相对应的专名可能不会永远与摹状词具有对应关系，这也是上文所说的语境对摹状词的制约。由这样的分析，我们可以说，专名还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符号，专有名词也可以表达概念，也有其内涵。我们通常所说的“一九二七年的毛泽东”、“抗日战争时期的毛泽东”、“一九四九年的毛泽东”、“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毛泽东”，尽管这些摹状词的指标是唯一的，但其对应的专名的内涵都不是相等的，各有其特殊的内容。
总而言之，摹状词是描述某一特定事物或对象的某方面特征的语词，通过对某些特征的描述而指称这个事物或对象。摹状词通过描写专有名词的内涵而指称专有名词指称的对象。专有名词本身不揭示内涵，摹状词则揭示专有名词表达概念的部分内涵，因此，从表达概念的角度说，专有名词表达概念的属性包含与之具有同一指称的摹状词的内涵。专有名词与摹状词在外延上是一致的，但在内涵上却有所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