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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学会是基督新教于1887年11月1 日在上海成立的一家大型出版机构。创办以来共出版二千多种图书，对晚清时期的中外文化交流起过重要作用。
据不完全统计，从广学会创立到1902年，出版书籍一百四十余种，其中，半数以上为西学书籍。译述最多、影响最大的广学会成员有李提摩太、林乐知和李佳白。梁启超曾对当时出版的一些西学书刊作过如下介绍：“癸未、甲申间，西人教会始创《万国公报》；通论中国时局之书，最先者林乐知之《东方时局略论》、《中西关系略论》。近李提摩太之《时事新论》、《西铎》、《新政策》；西史之属，其专史有《大英国志》、《俄史辑译》、《米利坚志》、《联邦志略》等；通史有《万国史记》、《万国通鉴》等；《泰西新史揽要》述百年以来欧美各国变法自强之迹，西史中最佳之书也。”〔1 〕从以上梁启超的推荐中，可见当时广学会的出版物影响之大。
广学会出版的书籍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泰西新史揽要》、《中东战纪本末》和《自西徂东》。
《泰西新史揽要》原名《十九世纪史》，作者为英国的麦垦西，1889年在伦敦出版。该书叙述了19世纪西方基督教文化史和欧美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对帮助中国人了解西方文化以及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有一定的启蒙作用。李提摩太在蔡尔康的帮助下把该书译成中文，取名为《泰西新史揽要》，于1895年由广学会出版。他在序言中谈到翻译此书的动机时说：“夫西国之广兴，多在近百年中，是书撷近人著作之菁华，删其繁芜，运以才识，国分纷系，殚见洽闻，故欲考近事，无有出其右者，欲治近世，亦无有出其右者。”他还推崇说：“此书为暗室之孤灯，迷津之片筏，详而译之，质而言之，实救民之良药，保国之坚壁，家贫之宝玉，而中华新世界之初桄也，非精兵亿万，战舰什百，所可比而拟也。”〔2〕该书初版就印了3万册，尔后又多次再版，其主要原因盖由于其对当时中国社会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不但康有为在给皇帝的上书中多处引用其精华，而且光绪皇帝也曾阅读此书。
《中东战纪本末》系由林乐知编译，初版于1896年，1897年和1900年又两次增订出版，称“续编”、“三编”。初编由卷首至卷八共9 卷，续编和三编各4卷，故全书共有17卷。中东战争即甲午中日战争。 该书刊载了大量有关甲午战争的报道和评论，结集出版时收录了林乐知、李佳白、李提摩太等人鼓吹变法和学习西方的文章。在总结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核心思想，即中国只有维新变法才有出路，这对于亟欲救亡图存的维新派来说，起到了重要的警醒作用，因此受到了广泛的欢迎，曾连续几次再版。上海《字林西报》称该书“在中国士大夫和其他人中博得了由衷和广泛的欢迎”。接受广学会赠书的总理衙门在表示感谢的复函中称：“此书著述渊博，实事求是，语固慨悟，意亦肫诚，原始要终总不外发人深省之意，足证识见超卓，留心时务。”〔3〕中国知识界对该书的反应也很强烈， 王韬高度评价此书：“命意所在实欲中国之行新法，学西学以克自振拔，为自强而借日本以自镜。”“读之使人忠君爱国之心油然而生，而耻为日人所侮，更知己之学艺材能，与泰西诸国远不相若，于是乎人人能自奋矣。”王韬的结论是：“其有益于中国非浅矣。”〔4〕
法国传教士花之安编撰的《自西徂东》是广学会出版的又一部颇具影响的著作，也是广学会发行量最大的书籍。该书初版于1888年，后多次再版，至1911年，共发行54000册。与《泰西新史揽要》、 《中东战纪本末》相比较，《自西徂东》更适合中国知识阶层的文化心理需要。因为花之安将西学“儒化”，既免去了仍沉缅于传统文化优越感之中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尴尬，又使西学成为普通士人乐于接受、渴求的知识，这正是该书受到欢迎的原因之一。
《自西徂东》的主要内容是“发明泰西之事，将此比较中国，欲令人明晓中外人之人事、政教、或是或非，可以得去取之益。”〔5 〕花之安自称是想通过中西文化的比较而“惊醒中国人也”。为此，他用儒家的五常，即仁、义、礼、智、信为卷名，分五卷加以阐述，以求说明“泰西强盛，非徒夸张权势，缘其实有仁义礼智信，所以致强盛之由也”〔6〕。也就是说，西方的强盛根源在于文化的发达。 但中国学习西方却多“失其要，徒得西方之皮毛，而不得西学精深之理，虽学亦无甚益耳”。认为“中国在上之人，亦有令兵丁学西国之炮火洋枪者，亦有学西国之轮船电报等项者，亦有用轮船航海为生理者，开矿用西国之法者，然此非不美，而究未能得西国至善之道也。”〔7 〕所谓“至善之道”，即基督教，他的目的，是呼吁中国以此“道”去革除弊端，改造社会。但这只是花之安个人的期望而已。
广学会出版的西学书籍中，还有许多受到中国士人的欢迎。主要是因为甲午战后，“京外大小各官，因地大十倍之中国，不能敌一蕞尔之日本也，莫不欲究其所以致此之故，求新之意，因此而起，而又惜讲求外事之书，寥寥无几”。而广学会出版的西学书籍恰好弥补了这一缺憾，于是“各省闻凤兴起”，争相向广学会“购办”。“购阅者大都达官贵介，名士富绅，故京师及各直省，阀阅高门……案头多置此一编，其销路之广，更远至海外之美、澳二洲。”〔8〕尤以“《自西徂东》、 《泰西新史揽要》、《中东战纪本末》、《格物探源》、《时事新论》、《列国变通兴盛记》及《万国公报》诸书……几乎四海风行。”〔9 〕可见，广学会介绍的西方文化对中国社会所产生的影响之大。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有报纸的国家，但传播现代文明的报刊却是外国人首先在中国创办的，广学会便是其中之一。其创办的报刊有《成童画报》、《万国公报》、《中西教会报》、《大同报》、《女铎报》、《孩提画报》、《训蒙画报》、《小孩新报》、《平民家庭》等十余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万国公报》。
《万国公报》的前身是由美国监理公会传教士林乐知于1868年9 月在上海创办的《中国教会新报》。1874年9月，林乐知将该刊从第301卷起改名为《万国公报》（周刊），至1883年7月出至第750卷，因林乐知在吴淞办理中西书院，无法兼顾而停刊。1889年2月， 《万国公报》作为广学会的机关刊物而复刊，仍由林乐知主编，但改为月刊，册次重起。《万国公报》最初只印1000份，直到1894年因刊载甲午战争消息和评论而引起士人和上层官吏的重视，发行量陡增至4000份。维新高潮的1898年更增至38400份，影响遍及全国。 广学会也自诩《万国公报》是“一个影响中国领导人物思想的最成功的媒介”〔10〕。
《万国公报》基本上是一个世俗性刊物，内容以时评和新闻为主。其发刊时曾声明：“本刊是为推广与泰西各国有关的地理、历史、文明、政治、宗教、科学、艺术、工业及一般进步知识的刊物。”林乐知在复刊后第一册《万国公报》上指出：“复辑〔万国〕公报，以广见闻。”《兴复万国公报序》中也谈到其宗旨为“首登中西互有裨益之事，敦政本也，略译各国琐事，志异闻也，其他至理名言兼收博取，端学术也，算学格致，务各撷其精蕴，测其源流，形上之道与形下之器，皆在所不当遗也。”〔11〕事实证明，《万国公报》基本上是遵此宗旨而行的。
甲午以后，《万国公报》比较侧重于自然科学知识的介绍，门类多达十几种。如物理、天文、地理、医学、农学方面等。人文社会科学方面也有不少文章，如教育学、哲学、历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方面。此外还刊登有一些人物传记。《万国公报》开辟的“各国要闻”、“智能丛话”等专栏也办得颇具特色。
《万国公报》侧重于时政评论及西方社会思潮的介绍也是在甲午战争以后。《泰西新政备考》、《中美关系略论》、《广学兴国论》等文章洋洋见于报端，约翰·穆勒、亚当·斯密、李嘉图、乔治·亨利等人的学说都有较详细的介绍，至于连载李提摩太所编译的美国作家贝拉米的小说《回顾》，更是对空想社会主义的形象介绍和描述。伴随着西方思潮的传播，《万国公报》还向中国介绍过马克思及其著作《资本论》。1899年2月、3月和4月号上刊载了由李提摩太节译、 蔡尔康撰写题为《大同学》的文章。文中写道：“其以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译者误，马克思为德国国籍—引者注）。马克思之言曰：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突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吾侪若不早为之所，任其蔓延日广，诚恐遍地球之财币，必将尽入其手。”〔12〕4 月号文章还介绍说：“今世之争，恐将有更甚于古者，此非凭空揣测之词也。试稽近世学派，有讲求安民新学之一派，为德国之马客思〔马克思〕，主于资本者也。”〔13〕当然，《万国公报》绝非要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不过是在译介一些西方学派时夹带进来的只言片语，但确是迄今为止所见到的在华汉文教会刊物中最早向中国提出马克思学说的文字记载。
《万国公报》作为戊戌前后中国发行量最大的中文报纸，其影响相当广泛。它的读者不仅包括一般民众和士人，而且包括政府的高级官员，甚至光绪皇帝。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一名传教士曾在皇宫内看到光绪皇帝存放的全套《万国公报》。另据《广学会年报》的记载，总理衙门经常订阅《万国公报》，“高级官吏们还经常就刊物中所讨论的问题发表意见”〔14〕。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领袖更是《万国公报》的读者，在他们的维新思想和变法纲领中，很容易发现《万国公报》的痕迹。“公车上书”后，广学会曾评论说：“被人称为中国现代圣人的康有为，写了一份非常有力的要求维新的请愿书，有一千三百位举人在上面签了名，在这份请愿书里，他吸取了我们很多出版物的精华。”〔15〕康有为自己也承认：他信仰维新，主要归功于两位传教士：李提摩太牧师和林乐知牧师的著作〔16〕。
为了扩大西方文化在中国的影响，广学会还开展了赠书与有奖征文活动。赠书对象一般为士人和官吏，书籍内容以时事策划为主，间有宗教宣传品，时机多选在科举考试各地举子集中之时，地点初以东部大城市为主，尔后逐渐扩展到内地。赠送书刊的数量也非常之大，最多的是逢乡试的1897年，赠书达121950本。毋庸置疑，这成为普通士人了解外部世界的一条重要渠道。所谓有奖征文，是由广学会拟定若干题目，刊登于《万国公报》，参加者从中选择一个或几个发表意见，然后请知名人士评判，获奖文章发给奖金，以此吸引士人对基督教、西学和时政的关注。规模最大的一次征文活动为1894年，康有为以康长素之名参加征文，获六等奖，奖金为白银四两〔17〕。值得注意的是，征文的第一道题目恰是康有为在当年“公车上书”中提出的“富国之法”的内容。
广学会在晚清时期中外文化交流中所起的作用，已日益引起史学界的重视。有的史家指出：晚清时期中国出版西学书刊的主要有江南制造局、京师同文馆和广学会，江南制造局出版了一些科技书，同文馆出版了一些有关洋务知识的书，而“广学会的规模和出版数量远远超过前两家，在当时中国极端缺乏西学书刊的情况下，广学会出版物中的西学部分，对中国知识界有一定启蒙作用。”“特别是在维新运动期间，确实出了不少书刊，对中国有一定的影响。”〔18〕还有的史家评价说：“江南制造局所出书籍偏重于应用科学、自然科学基础知识方面；广学会所出书籍则偏重于批评弊端、鼓吹变法方面。”“从思想文化发展角度看，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属于洋务时代，广学会则属于戊戌时代。”〔19〕应该说，这些评价是比较符合客观实际的。
概而言之，伴随着大量西学著作的翻译出版，现代科学知识较之以往更为广泛地传入我国，尽管近代各学科的引进在当时急剧变化的政治形势中未能显示出多大效果，但却使中国的科学发展在方法论上开始向近代化迈进，并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思想家，近代科学成就成为他们政治主张的理论依据，戊戌时期表现得尤为充分。当然，广学会的活动是以教会和西方利益为指归的，正如他们自己所言，在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古老帝国里“传道必先获华人之尊，以为最善之法，莫若渐以学术收揽人心”〔20〕，也就是“以学辅教”，这正是广学会在华从事西学传播和社会文化活动的主要原因之一。李约瑟先生说得准确：“利用西方科学的威力来支持并抬高西方宗教的地位”，因为这里“有个暗合的逻辑”：“这种科学发源于基督教国家……就是只有基督教才能发展出这样的科学。”〔21〕
但是，文化交流有其自身的规律，不管人们事先持有什么样的认识和动机。从整体上考察，不论广学会决策人物的主观动机如何，这一机构所翻译、出版的大量西方世俗书刊，在当时的客观条件下，对中国知识界起了重要的启蒙作用，已经具有了以西方科技弥补中国传统文化欠缺的内涵，并由此催化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改变。这是此前任何时期的文化交流都不曾有的。
注释：
〔1〕梁启超：《读西学书法》。 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一），第455页。
〔2〕李提摩太：《泰西新史揽要·序》，光绪二十一年（1895 年）广学会刊本。
〔3〕《万国公报》，华文书局影印本，第26册，1898年8月，第16263～16264页。
〔4〕林乐知：《中东战纪本末》初编，卷首，“王序”。
〔5〕〔6〕花之安：《自西徂东》“书例”。
〔7〕花之安：《自西徂东·序》。
〔8〕转引自王树槐：《清季的广学会》。 〔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期，第224页。
〔9〕李提摩太：《中东战纪本末》三编，卷4，第83页。
〔10〕〔14〕《出版史料》1988年第3、4期合刊，第62页；第65页。
〔11〕《万国公报》第1册，1899年2月。
〔12〕〔13〕《万国公报》第121册，1899年2月；第123册， 1899年4月。
〔15〕〔17〕《出版史料》1990年第1期，第89、91页。
〔16〕〔美〕杰西·卢茨著、曾钜生译：《中国教会大学史》，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45页。
〔18〕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58～159页。
〔19〕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60页。
〔20〕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入华耶稣会士列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38年版，第42页。
〔21〕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4卷，“天学”， 科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6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