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深层原因解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日关系论文,原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日本对华政策趋于强硬，对华政策中的消极面逐渐凸现。由此，造成了中日关系的“政冷经热”局面。特别是近一段时期以来，由于日本现任主要领导人依然没有完全放弃参拜靖国神社的立场，日美两国公然把台湾问题列为日美共同战略目标之一，日本还在教科书问题上，在东海油气田开采、专署经济区划分和钓鱼岛主权归属上咄咄逼人，态度强硬，企图逼中国让步，并公开阻挠欧盟解除对华军售禁令等，致使中日关系出现了复杂局面。此外，日本企图在未解决历史问题之前急于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做法，也引起了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人民的强烈不满。一句话，中日关系出现今天这样的困难局面，责任主要在日本方面。日本在历史问题、台湾问题等一系列问题上的错误态度和做法，违背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严重伤害了中华民族的感情，必然引起中国广大群众的强烈反应。同时，也引起人们对中日关系的历史、现实和未来发展方向的深深思考。
中日关系之所以会出现目前这种困难局面，除了上面所列诸原因外，还有许多更深层次的原因值得我们去探讨。
一、中国的崛起，使中日实力对比和中日关系格局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
中日之间有着两千多年的交往史。近代以前，中日关系的格局始终是中国强日本弱，日本向中国学习文化和各种先进的技术，中国是日本非常尊崇和敬畏的国家。古代中华文明推动了日本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但是，到了近代以后，以甲午中日战争为分水岭，中日关系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正是从这场战争开始，日本认识到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已经超过了中国。从此，日本开始蔑视中国，把目光进一步投向西方，并加入到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行列中。在近代日强中弱的两国关系格局下，中国备受欺凌。
中国的崛起是中国几代人的梦想，新中国成立使中国的崛起有了可能，而改革开放正在使这种可能性变为一种现实，中国近几十年来的发展是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过去的历史反复的证明，新崛起的国家会对既有的秩序形成挑战，其改变自己在世界格局中所处地位的努力往往成为国家间冲突的根源，甚至引发战争。因此，中国的崛起也势必引起世界各国尤其是包括日本在内的中国周边国家的不安，形成种种猜测，做出各种不同的反应。随着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中国正逐渐从政治大国向经济大国迈进。而日本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积极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作用，正努力从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近10多年，中日两国经济实力对比出现了历史性变化，由上世纪90年代初的1∶10缩小到近1∶3。中国的快速发展，使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首次面对日益强大的中国。中日关系两强并立的格局正在形成。本来中日关系史上首次出现的这种“强强型”关系，可以使双方在更加平等的条件下相处，但由于两国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以及历史上的恩恩怨怨，中国的经济大国化趋势和日本的政治大国化趋势，导致两国间的战略猜疑和竞争意识增强。面对中国的快速崛起和日趋明显的中日关系新格局，日本为适应新形势，逐步调整对华战略，在继续与中国进行多方合作的同时，开始视中国为竞争和战略对手，多方面对中国进行牵制与防范。近年来日本对华政策日趋强硬和消极面逐步凸现就是日本外交战略调整的体现，这不能不使中日关系的发展蒙上一层阴影。
二、日本国内政治生态变化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长期以来，中国问题或中日关系问题一直是日本国内各派政治势力争斗的焦点问题之一。即使在中日复交后的日本，中日关系问题也成为日本国内政治的一个重要考虑因素。
二战结束后不久，随着冷战的开始，形成了以美国为中心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中心的社会主义阵营相对抗的两极格局。这种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国际格局，很快影响到了身为“前线国家”的日本，国际上的冷战状态甚至导致了日本“国内冷战”局面的出现。受此影响，日本在战后初期就形成了保守阵营与革新阵营的对立格局。战后初期甚至整个冷战时期，以社会党和共产党为核心的进步革新势力，在日本政治生活中具有强大的影响力。他们高举和平的旗帜，维护和平宪法，反对日本重新武装，反对日美安保体制，主张同中国、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友好关系。他们是维护中日关系稳定健康发展的主力军。每当保守反动势力破坏和阻挠中日关系时，进步革新势力都会同其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们的行动，无论在国会内部还是在社会上，都能对保守反动势力形成强有力的制约。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虽然由于日本经济的发展、自民党执政的长期化以及日本社会的逐步保守化，使进步革新势力在国会中的影响力不断下降，但进步革新势力还是能够对保守势力形成制约，保守与革新的对立格局并没有消失。
冷战的结束，特别是1993年“55年体制”的崩溃，不仅宣告了自民党连续38年长期政权的寿终正寝，也意味着日本战后保守与革新对立格局的终结。1994年，日本社会党虽然取得了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地位，但是其付出的代价是不断修改其政治纲领，越来越放弃其原有的进步、革新主张。社会党方针政策的转换，意味着它与保守势力相对立、相抗衡的政治地位的消失，从而社会党的历史作用宣告终结。社会党的蜕变(1996年1月更名为社会民主党)，使得其在选民中的支持率越来越低。与此同时，日本共产党在民众中的影响力也在下降，在日本国会中的作用不断被削弱。这些问题反映在民间也是如此。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走向低潮，对日本国内的革新进步势力造成了很大打击。日本民间支持社会党、共产党的民众越来越少，使得共产党等进步政党在议会中所取得的议席数越来越少，进一步降低了其对保守政党的制约能力。日本社会党等进步革新势力的衰落，是日本社会总体保守化的反映，反过来，日本社会党的蜕变又加剧了日本社会的保守化倾向。日本社会党改变政策后，除日本共产党外，在安全防务政策方面，日本其他各政党已不存在根本分歧，“保革”界限越来越模糊。
日本国内政治生态的变化，也必然影响到中日关系。冷战时期，日本国内具有革新意识的人，大都主张发展与中国、苏联的关系。而冷战结束后，中日友好运动中基于意识形态支持中国的人已经少见。特别是过去鲜明反战的社会党的消失，使相当一部分人对中国的热情减退。由于日本政界能够同保守或反华势力相抗衡的力量越来越弱，现在中国问题已经不能成为日本国会争论的焦点。可以说，这是冷战后日本对华政策走向保守化和强硬的一个重要原因。
此外，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政界领导人实现了“世代交替”。目前，日本的新生代政治家已经占据了日本的主要领导地位，而战前出生的人逐渐退出日本的政治舞台。相比之下，老一代的领导人更加喜欢中国的古代历史和文化，对中国文化有一种亲近感。同时，因其亲历过战争，故而对战争也有着一种厌恶感和负罪感。而日本新生代领导人接受的是战后教育，对历史不太了解，对战争的态度与老一代领导人也大不相同。他们认为，战争是上一代犯下的罪行，不应由他们来承担。因此，在历史问题上频频出现问题。这种现象在日本民间也有表现。在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不愿承担历史责任，对中国的态度越来越不友好，造成日本整个社会的一种右倾化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的政府领导人如果在外交上强硬，则可能得到更多的支持，换来更多的选票。所以近期以来，日本领导人不惜破坏中日建交几十年来的良好成果，采取一系列错误言行来刺激中国人的神经，试探中国的外交底线。
三、双方国内民族主义情绪上升对两国对外政策的影响
我们可以看到近10年来，日本经济上处于萧条状态，但在外交上却更加活跃，尤其是体现在中日关系上，对中国的态度比较强硬，这是冷战以后的一个新变化。
经过双方老一代领导人和各界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两国的经济合作和政治、文化交流不断加深，友好与合作成为中日关系发展的主旋律。两国人民的相互认识和感情也朝着良性的方向发展。但是，冷战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不仅使中日两国力量对比和中日关系格局发生变化，也对两国公众的心理产生很大影响。中国的快速发展是日本人所始料不及的，它在精神心理上给日本人以不小的冲击。尤其是，在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的同时，日本经济却长期处于低迷中。这种反差，更加强了日本的危机感，并打击了日本人自信心。于是，日本人在看待中国的问题上产生一种矛盾心理，呈现出一种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对中国的崛起产生了很大的恐惧和担心，这也就给日本右翼势力的抬头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可以说，对日益崛起的中国的恐慌，是影响日本对华政策的关键因素，也是促使日本人对中国的认识发生变化的最深层次的原因。另一方面，中国的日益强大也使中国的民族自信心逐渐增强，甚至带来一部分人自负心理的膨胀。而日本在历史问题、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上的一系列错误做法则进一步刺激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前一段时间国内先后发生的涉日游行示威、抵制日货以及网上签名反对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等等都是这种情绪的集中体现。在当今国际联系日益紧密的情况下，可以说任何一个外交政策的产生，都是一种双边互动的过程。中日两国公众的情绪反映到政府层面上来，必然会对两国的对外政策产生影响，致使中日关系出现复杂的局面。而在这个问题上，双方国内媒体也都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日本媒体对外界的报道存在着很大的片面性，甚至是故意扭曲事实。例如，对中韩两国最近爆发的抗议示威活动，日本国内不以为然。日本媒体大肆渲染中国个别示威者投石砸碎日本驻华使馆窗户等过激行为，对数万和平示威者的行为却轻描淡写。日本政界相当多的人认为，中国民众示威抗议是错误行为。日本政府更是召见中国驻日大使，提出抗议，要求道歉。日本官方不少人认为：中国官方长期进行反日宣传教育，让中国人带有强烈民族主义情绪；不少中国人对国内情况不满，这些人拿日本作替罪羊，发泄不满。日本也认为自身已经对历史作了彻底反省，不需要改变立场。日本并不认为在历史认知上与亚洲近邻的重大差异，是引发近邻反感与抗议的主要原因，也没有认真地反省自己的言行。当然，我国媒体的报道也有失当之处。在各大门户网站，往往会把与日本有关的负面消息放在显眼的位置，而正面消息却很难享受这种待遇。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形成了一种舆论引导，影响了中国公众对日本的看法。
四、国际环境变化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缓和；中日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此后，中国与美国、日本之间虽然没有结成同盟关系，但是面对当时苏联的强大压力，三国相互借重，互有所求。因此，中日关系在这一段时间的发展总体来说是比较稳定的。冷战结束以后，随着苏联的解体，俄罗斯国内各种政治经济问题的出现，其对中美日三国的威胁相对苏联时期大大地减弱了，中美日三国在安全上相互借重的这一利益共同点降低了。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开始重新思考其对外关系。在日本与美国的同盟关系上，出现了是否坚持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大讨论，从而开始了日美同盟关系的“漂流期”。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1996年克林顿总统访问日本。在这一段时间内，中国导弹试射、台海局势的紧张、中国发展军事现代化等问题给日本重新强化日美同盟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借口，中国问题成为美日关注的焦点问题。克林顿访日期间，两国重新界定日美同盟关系，强调继续坚持并发展日美安保体制。“9·11”事件后，日本政府将强化日美同盟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优先选择，在重大国际问题上更坚定地站在美国一边。日本在“援美反恐”的名义下，在脱离“专守防卫”轨道、走向“海外派兵”方面迈出了更大的步伐。同时，日本还充分利用朝鲜核武器问题，把朝鲜当作潜在的重大威胁，加快转换其安全观和改变其安全政策。
冷战后，日本对华政策中原先“联华御苏”基础的不复存在，必然削弱原有的中日关系，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日本公众对中日关系重要性的判断和认识。不仅如此，日本还千方百计地防范和牵制中国。
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的很长一段时期，日本政府基本上能以中日关系大局为重，在台湾问题上采取较为谨慎的态度，避免因公开介入台湾问题而影响到中日关系。然而，近一个时期以来，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插手台湾问题、利用台湾牵制中国的意向越发明显和公开。2005年2月19日，日本外相、防卫厅长官与美国国务卿、国防部长在华盛顿举行了日美安全磋商委员会“2+2会议”，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提出了日美两国在亚太地区的共同战略目标，并首次公然将“鼓励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台湾海峡相关问题”列入日美共同战略目标之一。日美此举不仅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和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同时也是二者联手遏制中国的重要信号。今年5月4日，日本外相町村信孝又在纽约的演讲中称台湾属于日美安保条约中的“远东”范围。日本一再挑战台湾问题这一中国的核心利益，其目的是企图将台湾问题当成一张政治牌，来牵制中国。
综上所述，中日关系出现今天这样的困难局面，是多种原因相互作用的结果。既有直接原因，也有较深层次的原因。我们要善于区分和辨别各种影响因素，只有弄清了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病因”，才能对症下药，解决矛盾，使中日关系健康稳步地向前发展。
从以上我们的分析中不难看出，中国的崛起是影响中日关系的关键性因素。中国改革开放20几年来的快速发展，使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提升，从而导致中日两国实力和中日关系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不仅如此，中国的崛起也导致日本人出现恐慌和心理上的变化。于是，日本对华采取防范与牵制措施。由此可以判断，在可预见的未来，随着中日两国“强强型”关系格局的进一步形成和发展，日本对华牵制与防范的政策还会延续下去，有时甚至会表现得非常强硬。因此，中日关系的未来发展之路不可能很平坦，矛盾与摩擦会随时相伴，我们必须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但是，我们也不必对中日关系的发展前景过分担忧。因为中日两国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中日都十分清楚，友好相处，合作共赢，是符合两国根本利益的唯一选择。我们相信中日两国政府会把握中日关系大局，冷静处理中日关系中的矛盾与问题的。
注释：
①关于中日关系新格局问题的详细论述，请参见拙文《中日关系新格局与日本对华战略》(《教学与研究》2000年第8期)。
②关于日本“国内冷战”的概念及相关论述，请参见日本著名学者、东京大学教授坂本义和的《日本的国际冷战与国内冷战》一文(坂本义和著《核时代的国际政治》，岩波书店1967年版)。
③王新生：《简论日本社会党50年》，载《日本学刊》1996年第5期。
④日本新生代政治家的崛起是冷战后日本政局演变中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关于这个问题的详尽分析，请参见吴寄南著《日本新生代政治家》(时事出版社2002年版)一书。
⑤请参见拙文《中国的崛起与中日关系》，载宋成有、汤重南主编《东亚区域意识与和平发展》，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59-371页。
⑥日本《朝日新闻》2005年2月19日。
⑦日本《产经新闻》2005年5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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