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1941年中国政府及舆论对美日谈判的反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政论文,美日论文,年中论文,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5.9；D81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019(2006)03-0095-10
1941年间，日本和美国在华盛顿进行了长达8个月的秘密谈判。罗斯福政府试图通过谈判，避免美日在太平洋上发生战争。美国对日妥协的企图引起中国政府和舆论的极大关注和强烈反应。如何看待和评价中国的这些反应？这些反应对美日关系的发展、远东国际关系演变带来了哪些影响？对于上述问题，国内学者在对1941年日美谈判的研究中，认为是仅仅在日美谈判的最后时刻，中国政府才采取了反对美国试图与日本妥协的立场，不仅缺乏对整个日美谈判期间中国政府所持态度和立场的系统研究，而且缺乏对中国政府和舆论对于阻止日美妥协的重要作用的公正评价。[1] 241-252[2] 227-234[3] 一些著作甚至完全回避中国在日美谈判期间反对日美妥协的努力。[4-5] 笔者认为，自1941年春日美秘密谈判开始不久，中国就获悉这一消息，并持续不断地采取强烈反对的立场，尤其是美国试图将与日本妥协的计划变为实际行动时，中国政府和舆论以坚决而强硬的立场表示反对，最终促使美国政府放弃对日妥协的计划。中国反对日美妥协的努力，是日美谈判未果的直接原因，对美国最后确定对日战略起了关键作用，有力地支持了中国人民正在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
1940年9月，日本正式加入德意日军事同盟集团。随后，日本派遣军队占领了法属印度支那的北部。日本的这些举动清楚地表明了它的南进意图，从而对美国的远东太平洋地区的安全与利益构成重大威胁。美国随即开始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并开始采取更为积极的援华政策。1941年3月，美国国会通过《租借法案》，授权总统对与美国的防务至关重要的国家以租借方式提供援助。这些消息使中国备受鼓舞，认为美国对正与日本苦战的中国的援助将全面加强。随后中国开始积极开展外交，争取美国扩大对华援助。[6] 294然而蒋介石并不知道，美国政府此时已经秘密决定与日本在华盛顿举行谈判，以避免美日矛盾加剧，并试图达成妥协。罗斯福总统认为，纳粹德国是对美国的真正威胁，而且美国在远东地区的军事防御体系尚在构建过程中。因此美国必须集中全力，与英国一起首先击败德国，在这一过程中，尽量避免日美矛盾的激化，防止太平洋战争爆发。在击败德国后，再转而对付日本。因此，美国必须既要阻止日本在太平洋地区进行新的扩张，同时也要避免与日本发生直接冲突。
1941年4月9日，美日通过非官方途径达成《日美谅解案》。[7] 其主要内容为：1.日本仅仅在德国受到目前未参战的国家攻击时，才履行三国同盟的军事义务；2.在日本承认中国独立和从中国撤军等条件下，美国承认满洲国，并愿意劝告蒋介石政权与日本媾和及与汪精卫政权合并；3.不容许任何欧洲国家在东亚和西南太平洋接受割让领土或合并现有国家，保证维护菲律宾独立，在日本保证只用和平手段谋求它在南太平洋发展的前提下，美国将支持日本取得各种战略物资；4.恢复日美经济关系，美国并为日本提供信贷。[8] 111-114
美国政府决定在《日美谅解案》基础上与日本举行正式谈判。4月16日，美国国务卿赫尔与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在华盛顿开始举行谈判。赫尔以《日美谅解案》为基础，提出美国希望日本接受解决中国问题的四项原则，即：1.尊重中国主权；2.不干涉他国内政，尤其是中国内政；3.维护在中国的商业机会均等；4.维护太平洋地区现状，除非是用和平手段改变这种现状。[9] 153-154
从《日美谅解案》和“赫尔四原则”来看，美国在与日本谈判一开始，就准备牺牲中国局部利益，与日本达成维持太平洋地区现状的协议，避免与日本发生冲突。日本首相近卫主张接受美国的方案。他强调，“当前解决中国事变是根本问题，美国提案也是以解决中国事变为首要条件，必须断然抓住这一机会”。[1] 243然而在日本军部的干预下，日本对《日美谅解案》提出了修正案，删去承认中国独立及领土完整等基本条件，反而要求美国接受日本旨在独霸中国的所谓“近卫三原则”(即“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10] 美国拒绝日本的要求，日美谈判陷入僵局。
对于中国何时获得美日华盛顿谈判的消息，陶文钊认为：“(1940年)8月下旬，美日非正式秘密会谈的消息被泄露出去，国民政府对此表示严重关注。”[2] 230“只是到了第二阶段(按，即1941年8月)，中国政府才得到美国政府关于谈判语意含混的通知。”[11] (P573)实际上，中国获得这一消息的时间要早得多。
在1941年5月初，蒋介石就通过种种迹象，意识到此刻美国正试图与日本妥协，并立即表示反对。5月10日，蒋介石接见即将离任的美国大使詹森，明确指出：“日本军阀，已将太平洋之和平秩序完全破坏……无论何国，决无中立旁观之可能。”他强调，日本“采取一种买空卖空之卑劣手段，来挑拨离间太平洋上之各国人民关系与感情，而以种种威胁利诱之行动，间接的仍想达其各个击破依次侵略之目的。……太平洋各友邦如果稍一不慎或互相推诿，忽视日本之阴谋与野心，而为其所欺骗与威胁，不仅不能避免西太平洋上之战争，而且其为祸之烈亦将不可想象矣。”[6] 136-140
美国深知，美日谈判事关诸多盟国，尤其与中国关系最为密切，清楚蒋介石政府必持反对立场。1941年5月23日，国务卿赫尔约见中国大使胡适，就美国对美日交涉的见解有所说明。他向胡适表明，美日交涉没有达成任何一项协议，同时更保证“关于美日和平的任何问题，在没有事先充分和中国方面讨论之前，不会作结论性的交涉”。[12] 155-156从有关资料来看，这应该是中国首次接到美国政府有关美日谈判的通报，中国通过自己的渠道获得这一消息的时间可能更早。尽管如此，蒋介石对美日谈判仍有疑虑，不断要求美国放弃对日妥协，对日本采取强硬立场，甚至应该准备以武力来对付日本。
5月27日，鉴于日益严重的纳粹德国的威胁，罗斯福在美发表重要广播讲话，宣布全国处于非常状态，并表示将最大限度来加强美国的防务。他告诫美国人民，“我们援助民主国家的整个计划，是出于实际关切我们自身安全和我们希望生活的那种平安和文明的世界的。我们提供的每一美元的物资，都有助于防止独裁者出现于我们这个半球”。[13] 次日，中国外交部长王宠惠接见英国记者，对罗斯福的5月27日讲演发表评论，认为“中国抵抗日本侵略所予世界之贡献，美国方面已有充分认识”，对美国对华“道义和物资之援助”表示感谢，并认为：“美总统宣布美国入于全面的国家紧急状态以后，不仅足以增强美国之国防，且可加紧援助一切为独立而战之国家。”[14] 4745
然而，《大公报》却表示了不同看法。5月29日，《大公报》发表社评《读罗斯福总统广播演说》，敏锐地注意到罗斯福在这次演说中仅仅强调和抨击希特勒主义，“同时却无特别道及日本之处”。评论认为：“演说中既较少提及太平洋，便难免被日本误认为是有意规避。尽管罗斯福总统本意不如此，而却难免因此误会而更鼓励日本军阀的野心。”建议罗斯福更加重视太平洋形势：“美国现在既已宣布进入非常时期状态，则此非常时期，尤其以太平洋方向为然，望罗斯福总统勿稍忽略。”这篇评论并建议美国在战略上应先集中力量对付日本，认为日本“负有三国同盟与美为敌的义务，而事实上已不免牵制了美国对大西洋的步骤。现在局势日紧，英国望援甚切，美国如要放手援英，首先须解除背后的羁绊。……解决了日本，粉碎了轴心一角，太平洋安全，英帝国得到大部安定，然后再与纳粹作持久战，轴心征服世界的玄想才真正遭逢沉重的打击。德意日譬如一个三角阵，检较弱的一角，有把握的将它击碎，也正是最合适的战略”。[15]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6月24日，蒋介石接见美国新任驻华大使高斯，请他转告罗斯福总统：“倘美国不即于最短期中声明，决心积极援助苏联抵抗侵略，苏俄恐将与日本达成谅解。……欲使美国避免卷入太平洋战祸，最好办法惟有援助苏联，俾日本于太平洋多事之秋，不得不自动放弃其南进政策，美日之当面冲突可以从而避免矣。”[14] 4783-4784这里蒋介石以旁敲侧击的方式，告诉美国政府，只有加强在远东对日本的威慑，而不是寻求与日本妥协，才是制止日本扩张和防止美日战争的惟一正确途径。
7月7日，蒋介石借纪念抗战4周年发表《告友邦书》，再次强调亚洲太平洋战场的重要战略地位，告诫美国勿存置身战争之外的侥幸心理，指出：“时至今日，远东之烽火，已不复为中日两国间之战争，而欧洲与亚洲战事，亦相互连接，而形成极密切之关系。纵观全球形势，殆无一国能自处战争之外。……一切国家，诚欲避免战祸，惟有扑灭战火；诚欲减轻战祸，惟有制敌机先。”蒋介石建议美国应改变“先欧后亚”思想，集中力量，首先发起进攻，击败日本，之后再对付纳粹德国。他指出：“日本实为燃发世界战火之源，不仅为东亚战争之祸首罪魁而已。此害不除，则世界战祸，将无止境，人类亦永无宁日。……各友邦为其本身利益与世界前途计，亦应该先扑灭此世界战争祸首之日本，然后可以亚美澳非各洲之共同力量，使欧洲战争得一总解决。反之，如果尚冀日寇有万一之觉悟，因而宽纵日本，则必各友邦在欧洲对德之覆辙，又若误认今日之日人与德意尚可区别而论，以为可先敌视其一而缓和其他，则后果之严重，更不堪设想。”[16]
尽管蒋介石强调太平洋战场与大西洋战场同样重要，甚至日本比德国是对世界的更严重的威胁，但是这并未能使美国停止与日本的谈判，更没有使其放弃“先欧后亚”的战略。然而，中国坚持反对美日妥协的原则立场毕竟对美国政府的决策产生了影响。由于日本与美国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立场完全对立，加上美国担忧过大的让步可能打击中国军民的士气，摧毁中国的抗战，而一旦日本从中国腾出手，西方国家在太平洋地区就会面临日本更大的压力。因此，美国在决定对日让步问题上不得不小心谨慎。
1941年6月22日，德国入侵苏联，日本军方认为苏德战争的爆发使自己解除了北面苏联的牵制，因此不顾美国的一再警告，于7月25日派兵进入印度支那南部。日本的这一举动充分表明它已决意南进，从而对西太平洋地区的英美殖民地构成极大威胁。为此，美国立即宣布冻结日本在美资产。随后，美国联合英国、荷兰对日本实行石油禁运。美国并采取增加对华援助和派遣军事专家团访华等措施，向日施加压力，同时中断在华盛顿与日本的谈判。日美矛盾全面激化。
然而，罗斯福政府并未决定与日本摊牌，仍然试图说服日本停止南进，从而避免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就在日军开入印度支那南部的前一天，罗斯福在会见日本大使野村时指出，如果日本政府不派陆海军占领印度支那，或者，即使占领行动实际上已经开始而日本政府能撤出这些军队的话，总统可以向日本保证，他将尽一切努力争取让中国、英国、荷兰以及美国政府发表一项联合声明，把印度支那视为中立国家。[17] 597然而日本根本不理会罗斯福的建议，仍然出兵占领印度支那南部。尽管如此，美国仍未决定完全关闭日美谈判大门，仍未将日本作为敌国对待。8月，罗斯福与丘吉尔发表《大西洋宪章》，明确将摧毁“纳粹暴政”写入宪章条文，但是并未明确表示他们也同样反对日本的侵略。[18]
8月6日，野村拜会赫尔，提交日本新建议方案，准备以部分撤出进入印度支那军队为条件，换取美国解除对日本石油禁运、解冻日本在美资产和停止对华援助。
8月9日，正在纽芬兰的阿金夏出席大西洋会议的罗斯福告诉丘吉尔，虽然日本8月6日的建议不能接受，他仍准备与日本谈判，只要它不再进行新的侵略。他希望赢得时间，即使一个月也好。[19] 1059-1060丘吉尔认为，对日本让步并不能阻止日本侵略，他建议美国立即警告日本：“日本在西南太平洋区域任何进一步的进犯行为，将会造成一种局势，使美国不得不采取反抗措施，即使由此导致美日之间的战争也在所不计。”[20] 421但是罗斯福担心，这种生硬的措辞或许会促使日本铤而走险，将丘吉尔起草的警告日本的文本修改为：“如日本政府采取任何进一步行动来推行以武力或以武力威胁手段对邻国实行军事统治的政策或计划，美国政府将不得不立即采取它认为必要的任何措施或一切措施，以维护美国和美国国民的合法权利和利益，确保美国的安全。”[19] 1061显然，美国修改后的对日警告文本的语气大大缓和了。对于美国的警告，日本完全置之不理。
8月8日，野村向赫尔建议，举行日美首脑会议，来打破目前的谈判僵局。但是，美国并未作出积极响应。8月16日，野村在与赫尔会见时再次提到这个建议。8月28日，日本首相近卫亲自致函罗斯福，建议举行日美首脑会议。
美国驻日大使格鲁支持日本的建议，他极力劝说华盛顿：“为了避免战争，美国对日本的这次建议不要‘未经深思熟虑’就贸然拒绝。”8月19日格鲁再次表示希望美国接受日本建议，声称：“要是不能举行拟议中的会谈，日本别无选择，要么改组现在的政府，要么组织一个新政府，以把日本未来的命运交给武装部队，为确立日本在整个大东亚的霸权而进行一次殊死战斗，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势必要同美国开战。”[19] 1064格鲁的这些看法无疑对罗斯福产生重要影响。28日，罗斯福接见野村，表示“他本人对同近卫举行一次‘三至四天的会谈很感兴趣’”。[21] 435次日，罗斯福在内阁会议宣布他准备出席日美首脑会议。
副总统华莱士在出席内阁会议后写信给罗斯福，表示自己的担忧：“据我看来，姑息或部分姑息的立场，肯定会带来恶果，这不仅看来对日本是这样，就是对欧洲局势也是一样。如果我们采取强硬的立场，整个轴心国家将会予以注意……任何软弱、退让或姑息的表示，都将为日本和整个轴心国家所误解，都将使我们直接或间接地付出千百万个小时的劳力，忍受巨大的痛苦。”[22] 国务卿赫尔也反对在目前形势下举行日美首脑会议，因为这可能产生“远东慕尼黑事件”。他强调只有美日双方在引起美日争端的重大原则问题上达成协议，即日本事先接受美国在谈判开始提出的“赫尔四原则”，才同意举行日美首脑会议。[19] 1064
9月3日，罗斯福正式复函日本首相近卫，一面表示同意“尽快安排高峰会议”，但同时指出：“为了拟议中的高峰会谈获得成功，我们应该采取预备措施，立即就我们正在寻求一致意见的那些基本问题举行预备谈判。我认为，应该进行预备谈判的问题涉及到赖以获得和平基础的基本原则的实际运用。”[17] 613这表明，他事实上采纳了赫尔的建议，放弃无条件举行日美首脑会议的主张。由于日本根本不可能愿意恢复战争前的远东国际秩序，也不会接受美国提出的国际关系准则，日本倡议的日美首脑会议最终不了了之。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日美第二阶段的谈判中，对于美国试图与日本妥协的活动，中国政府予以更为积极的关注并作出强烈的反应，明确表达了自己的不满和反对意见。
8月26日，罗斯福接见胡适，表示美国已经提议“日本退出安南，由美、英商得中、日、法、泰、越之同意，宣布泰、越为完全中立区域。(此举)既可以避免冲突，又可使日本得到南洋物资之供应，又可巩固中国之南疆”。胡适表示担心“日本是否提出交换条件，例如要求英、美放弃援华政策，或请总统调解中日战争之类”。对此，罗斯福表示日本并未要求美英放弃援华政策，日本在数月前确要求美国出面调解，但遭到美国拒绝。[6] 145-146
美国的保证并没有使蒋介石放心。此时，担任中国驻英大使的顾维钧在伦敦已多次听到美国试图与日本妥协的传闻。9月3日，他收到一份秘密报告，内容为苏联向英国透露，“美国已建议日本从中国撤军，但不是全部；美国还向日本提出撤走它在印度支那的部队。作为交换条件，美国保证解冻日本在美资产，保证经济合作”。[23] 这一消息引起中国政府的担忧。9月4日，胡适拜访赫尔国务卿，“探询所传美日对话一事”。赫尔向胡适介绍了美日华盛顿谈判的基本情况，并再次保证：“中国无须忧虑美日的谈判，美国将继续实行援助中国的政策，绝不间断。”[24] 1740胡适仍向赫尔“明确表示中国目前并不想言和”。[9] 422
9月5日，宋子文向蒋介石电告近卫信件的内容：“从可靠方面探得其内容如下：一、日本应允于欧战期内不再作军事发展；二、撤退越南驻军，只留1万人，并不建筑军港；三、中国本部及满洲之现状维持，望美国劝告中国停战；四、希望恢复日美经济商业关系。”[25] 145
7日，蒋介石在征求幕僚意见时，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王世杰，“对近卫致罗总统函内容，主张暂缓以任何方式揭表，恐美国探悉对我发生不快之感也”。他认为美国并非欲与日本妥协，“惟为便利英国抗德计……借日美谈判以延缓日美日英之破裂”。[25] 146但蒋介石仍决定正式对美交涉，以表示中国的严重关注和强烈不满。
9月10日，中国新任外交部长郭泰祺约见美国大使高斯，“开始就提到最近有关在华盛顿举行的美日谈判的一些声明。他说这些报道以及总统未能在他最近几次演讲和声明中具体提及日本，已在中国一般民众中引起相当大不安”。他指出：“中国相信，任何与日本谈判而求和平的安排都不会对中国有利，从长远观点看，也不会对美国有利，因为日本是远东所有其他各国的敌人。”他担心如果美国同意以印度支那中立和日本撤军为条件，恢复对日本的石油供应，“将给日本喘息时间”，并使日本“将大部分力量和资源用于对中国进一步压榨和征服”。他明确表示：“中国不会欢迎那种将不可避免地直接或间接对中国产生不利影响的安排。”他告诫美国，日本也在争取时间，“拖延对日本来说比美国的得益要多”。[9] 436-439
中国的明确反对和强烈关注引起美国政府的重视。9月12日，赫尔电告高斯，要他转告中国政府，“(美日)非正式或探索性的会谈正在进行，尚未表明有任何共同的谈判基础，本政府准备在进行任何影响中国局势的谈判之前，就会与中国政府及大使对整个问题进行商谈。……(美国)对于允许在中国继续进行侵略的安排绝未给任何考虑”。[9] 444-445
9月15日，高斯大使拜访郭泰祺，将赫尔国务卿的电报内容转告中国政府，并明确表示，在日本放弃和改变在中国和太平洋地区的侵略政策之前，美国不会改变目前对日本的经济和政治政策。同样只要中国继续抵抗日本侵略，中国政府就“可望继续尽量得到美国物资上精神上暨政治上援助”。[6] 146-147这一表态暂时缓解了蒋介石政府对美日谈判的担忧和怀疑。
随着日美在华盛顿谈判再次陷入僵局，由于无法化解日美矛盾，近卫宣布辞职。1941年10月18日，日本陆军大将东条英机组成新内阁，加快了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步伐。11月5日，日本御前会议确定解决日美矛盾的甲、乙两套方案，作为日本在日美谈判中的最后方案，并加派来栖赴美，协助野村谈判。
11月15日，来栖抵达美国，立即引起中国舆论界的警惕和不满。在来栖抵美当日，《大公报》发表社评《来栖赴美与敌临时议会》，告诫美国要警惕日本阴谋。[26] 三天后，《大公报》再次发表社评，提醒美国：“美国若竟与它(日本)敷衍谈判，使它识透美国的真相，则日寇必先发制人，而祸不旋踵，尤其是日本若以所谓‘和平南进’为诱饵，那才是值得唾弃的毒药。”[27] 中共的《新华日报》发表评论，表示：“美国应该立即停止对日本谈话，以祛世人之疑，以坚美国反侵略之心，挫孤立主义之势，以破日寇之诡计。”[28] 具有悠久历史的上海《申报》也强调：“美国在此次对日谈话中，决不能以各国的安全，甘心去赌一个最不可靠的日本的保证。”[29]
17日，来栖与野村拜访国务卿赫尔，向美国正式递交甲案。甲案规定：1.在日华和平实现后，一定期间内(大致以25年为期)在华北、蒙疆的一定地区和海南岛驻军，其他军队将在和平实现之日起，在两年内撤退完毕；2.尊重法属印度支那的领土主权，日本军队在中国事变获得解决及确立起公正的远东和平时，将立即撤出；3.日本政府承认，在无差别原则适用于全世界的情况下，在整个太平洋地区，包括在中国也实现本原则；4.对三国条约的解释及执行问题，日本将按照自己的决定采取行动。[8] 220从甲案的这些内容可以看出，日本根本不准备对美国的要求作出任何真正让步。18日，美国拒绝甲案，并针锋相对地提出自己的方案。日本代表意识到已经无法与美国就甲案达成协议。
20日，日本向美国提交乙案。乙案主要内容为：日美两国政府保证不向东南亚地区和南太平洋地区进行武装进军，目前驻有日本军队的法属印度支那除外；日美两国互相合作，在荷属东印度群岛获得两国需要的物资和商品；日美两国共同努力，恢复资产冻结条例前两国之间的主要商业关系，美国向日本提供所需要的石油；美国政府保证，不采取任何有害于中日两国恢复和平关系的措施和行动。[17] 560日本实际要求美国在它未作出任何实质性让步之前，就放弃对日本的石油禁运，允许日本获取荷属东印度的石油，并听任它支配和统治中国，因此赫尔国务卿在看了这个方案后，称之为“荒谬绝伦”。[30] 1077
但是，美国获悉，如果乙案被拒绝，日本将在太平洋上发动对美国的攻击。美国军方领导人告诫罗斯福，一旦美日战争爆发，“将大大削弱我们共同在大西洋反击最危险的敌人——德国人——的力量”，建议暂时缓和对日立场。[21] 439军方的意见对罗斯福产生重要影响，对于是否立即拒绝日本的最后方案，罗斯福总统和赫尔国务卿一时犹豫不决。
中国密切关注美日谈判的最新进展，以各种方式表明自己反对美国与日本妥协的立场。10月31日，蒋介石在与美国赴华军事代表团团长马格鲁特的会谈中，有意告诉马格鲁特：“日前英大使卡尔告予称，倘美国能参加作战，英国实欢迎对日开战。”对此，马格鲁特表示，“至政府之政策，究竟是否主张对日作战尚未知悉。惟另有一部分有力人士，仍主张在诉诸武力之前，应仍用政治手段与日本解决一切纠纷……盖美国今方设法寻求解决美日纠纷之和平途径，倘寻求不得结果，战争自为最后手段”。蒋介石表示：“予之抗战政策，希望英、美运用政治、经济压力以制裁日本，并无英、日对日作战之愿望。”[6] 476
11月2日，蒋介石亲自致电罗斯福，请求在日军进攻云南时，派遣空军和英国驻新加坡空军一起，打击入侵日军，并强调：“如此必可以根本粉碎日本南进之力量，于远东大局，裨益更大。时机重要，稍纵即逝。”[6] 482
11月10日，宋美龄通过无线电台对美国人民发表演说，指出：“我觉得美国这一个国家，决不会因势乘便，以作便利自己的打算的，美国决不会像法西斯国家那样认为牺牲弱小是正当的行为。我们中国为了正义与人道，流血斗争，迄今已四年有半了，因此，我相信我中美两国的友谊是建于一致的理想上。”[12] 191她是以良心和道义来呼吁，要求美国不要以牺牲中国为代价来与日本妥协。
为了消除中国的担忧，11月14日，罗斯福再次致电蒋介石，对美日谈判和美国在现阶段所采取的远东政策进行说明。罗斯福指出：“本国政府曾屡向日本政府指出因采取侵略与征服途径而发生之各种内在结果。遇有适当机会，吾人仍当继续以此立场印入日人脑海。在目前世界情形下，余感觉并相信阁下对下列一点当与余同意：即美国于考虑每一个动作与致力每一个事项，均负有非常之责任，对于传播已广之政治风云(无论有长期或短期可能性者)，对于各种可能与或有的利益之分量与其他各种可能与或有的不利之分量之比较，必须予以精密之审度。”[6] 488这番话表明，罗斯福已经深深感受到来自国内外反对美日妥协的巨大压力，担心会影响中美关系，因此必须亲自向蒋介石说明美国的对华政策。
尽管如此，罗斯福并没有接受中国人的忠告，也没有放弃寻求与日本妥协的努力。11月7日，罗斯福在内阁会议上告诫赫尔，不要让谈判“恶化或破裂，如果你能助一臂之力的话。让我们别采取恶意的行动。让我们别做加速危机的事情”。此时，罗斯福已经酝酿一项临时性妥协方案，“建议休战六个月，在此期间，不搞军事调动和军备，然后，如果日本人和中国人在这一期间不能达成协议，我们可以以同样的理由干下去”。[21] 439-44017日，罗斯福指示赫尔设法同日本达成一个为期6个月的协定，内容为：“1.美国将恢复(同日本)经济关系……2.日本不再派兵去印度支那或满洲边界或向南方的任何地区派遣更多军队。3.日本同意不援引三国条约，即使美国参加欧洲战争也不援引该条约。4.美国介绍日本与中国商谈，但美国不参加它们的会谈。”[9] 426根据这一指示，美国国务院正式拟定暂行解决办法的草案，但将协议的有效期从6个月缩短为3个月。[19] 1093-1094
11月22日，赫尔国务卿召见胡适，通报这一方案。胡适当即表示，日本不向北或南扩张及美国放松对日经济封锁，“此两点皆与中国有密切关系：一、敌不能南进或北进，则必然全力攻华，是我独被牺牲，危险甚大……二、经济封锁是美国最有效之武器，实行至今，只有四个月，尚未达到其主要目的，必不可轻易放弃……我国盼英、美助我抵抗，而不愿英、美因此松懈其最有效之经济武器”。[6] 149-151
24日，赫尔召见中、英、荷、澳四国大使，将所拟“暂时解决建议”副本提交各盟国。赫尔表示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避免与日本决裂，以便做出“更为充分的准备来有效应付太平洋地区的局势”。他强调，“就我们五国而言，使日本承诺在三个月间采取和平方针是有很大好处的，并列举了争取更多的时间作进一步准备等等对每一个国家的好处”。并表示，在得知他们的政府的看法和态度之前，不会把这个建议提交日本。[9] 646-647
随后，胡适电告中国外交部长郭泰祺。24日，郭泰祺向蒋介石建议：“我方应明白告知赫尔先生，无论如何，若此项暂时过渡办法之结果，足以使我抗战地位增加困难，或是我抗战力量减弱，吾人势难接受。”[6] 147
蒋介石接受郭泰祺的建议，立即以明确和严厉的措辞致电胡适大使，要他转告美国政府，中国政府认为“此次美日谈话，如果在中国侵略之日军撤退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以前，而美国对日经济封锁政策，无论有任何一点之放松或改变，则中国抗战必立见崩溃，以后美国即使对华有任何之援助，皆属虚妄，中国亦决不能再望友邦之援助，从此国际信义与人类道德亦不可复问矣”。[6] 149
11月25日，蒋介石致电宋子文，强调如果美国对日本禁运和冻结的规定有任何放松，则中国人民将认为中国已完全被美国牺牲。并指出，“如果美国的态度仍然不明，日本的宣传机构就天天施展其险恶的阴谋，使其可以毫无代价地达到瓦解我们抗战的效果，我们四年多来遭到无数牺牲和史无前例的破坏的抗战就将付诸东流”。他要求宋子文将这封电报的复本立即交给陆军部长史汀生和海军部长诺克斯。[9] 660-661事实上，宋子文还将这封信的复本交给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11月22日，摩根索收到美国财政部驻香港代表康贝尔发来的电报。这份电报全面分析了美国与日本在华盛顿举行的秘密谈判对中国政治的深刻影响。电报指出，自美日谈判以来，中国日益分解为三个要的政治集团。以重庆国民政府国防部长何应钦为首的“亲轴心国与和平团体”得到进一步发展和稳定增强，“他们将日美谈判看成是巩固自己地位和维护自身利益的机会，他们相信美国将对日本作出重大让步，以促使中国与日本实现和平”。以军统头目戴笠、国民党宣传部长王世杰、外交部长郭泰祺为代表的反对轴心国集团，他们“渴望看到美国与日本达成的协议将导致日本从华北撤军，仅仅允许日本留在满洲一段时间，美国并向中国提出大量贷款，帮助稳定中国金融市场。……他们认为这样的和平将使美国在中国和南太平洋处于强有力地位。如果这样的和平不能实现，这一集团将公开指责美国没有采取准备对日作战的决定性步骤，他们将会鼓励美国参战”。电报认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和新建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代表中国真正抵抗力量，他们认为由于美国国内因素和日本不可能放弃对中国军事占领，因此“华盛顿谈判达成和平协议的可能性不会超过50％”。他们相信美国与日本的谈判不会作出让中国状况更为糟糕的安排。[31] 530-531随后，摩根索将这份电报转给了罗斯福总统与赫尔国务卿，事实上是提醒他们美国与日本的谈判已经给重庆国民政府造成了危害。[31] 530摩根索本人甚至起草了一封致罗斯福总统的信，“恳求总统勿以牺牲中国为代价去同日本妥协”。[32] 65
同时，蒋介石的政治顾问拉铁摩尔也致电罗斯福的助手居里，请他转告罗斯福，“委员长对此有极强烈之反应，其激动之状，实前所未有”。他并深入分析造成中国人这种强烈不满和愤怒的深刻原因：“松懈经济之压迫，或解除资金之封存，以期解除滇缅路之威胁，势将增强日本在中国其他各线之军事优势，而使中国更受危险。除非日本撤退所有在华部队，美国压力之松弛，不论其为实质的或表面的，皆将使中国趋于崩溃；即使有关于妥协之最微弱之传闻，亦将动摇中国对美国之信心，其程度过于滇缅路之封闭，英国前已因此而长期丧失其威信。日本与中国之战败论者，将立即利用此种失望，高呼东方一体以共抗西方之阴谋。被遗弃于生死关头，则其感伤绝非以往援助或继续之协助所能补偿。委员长对总统守信其一贯之政策，具有深刻之信念，但必须为先生奉告者，如果中国对美之信心，因闻于日本之外交胜利以逃避其军事失败，则以后之局势，虽委员长亦不能掌握矣。”[6] 734
两天后，居里电告拉铁摩尔，美国政府对中国的反对和不满“殊为忧虑”，请拉铁摩尔向中国保证，“总统根本态度，迄未改变”。同时表示对中国以非常规途径来影响美国政治不满，称中国政府“致阁员之函电，经由宋子文转达，已引起不满，并有妨于正道也”。[6] 736
拉铁摩尔再次致电居里。他告诉居里，蒋介石对美方“不以如此协定较英封闭滇缅路为恶劣，殊为惊讶”，他希望居里使罗斯福总统明白，“基本问题不在条件之文字，而在离开原则以牺牲中国，则其冷漠无情，自无以掩人耳目”。他再一次强调：“美国建议之让步，将立即使日本复形更生。美日谈话之拖宕不决，业已普遍引起严重之惊骇，因美国态度之坚定，显可致日于败亡。若美不即公开宣明日本一日不撤退在华军队及接受推翻侵略之基本解决，美国亦一日不放松资金之冻结与其他之限制，则中国之失败论调势必猖狂，资金既经冻结，油类既已禁运，如再予以放松，则其影响所至，为害无穷。”[6] 735
蒋介石对“临时解决建议”作出如此激烈的批评和反对完全出乎美国意料之外。美日妥协可能造成中国战场崩溃的前景，引起美国政府一些高级官员的忧虑。11月，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将其助手怀特起草的建议交给罗斯福。建议提出，美国在与日本的任何交易中，都务必“保证中国的独立地位。日本在同美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以及优惠贸易、信贷和贷款协定时，必须相应地同意完全从中国和印度支那撤军”。[32] 65
11月26日，罗斯福收到英国首相丘吉尔的来电。此时丘吉尔也明显对美国决定和日本妥协是否明智表示怀疑，他在电报中称：“当然，处理此事全在于你，而且我们的确不需要再多打一场战争。只是一点使我们不安。蒋介石怎样呢？他不是正处于难以维持的境地吗？我们担忧的就是中国。如果中国崩溃，我们的共同危险将大大增加。”[20] 577丘吉尔的电报进一步增加了美国的担忧。
美国意识到，如果坚持与日本妥协，不仅极大地危害中国的抗日战争，而且对中美关系，对中国奉行亲美政策的蒋介石政府，都是致命的打击。如果在美日妥协实现之前中国战场就已经崩溃，这显然不符合美国利益，没有中国战场的牵制，即使美日达成妥协，也不能保证日本能够遵守约定，放弃甚至延缓以武力实现在东南亚和南太平洋扩张的计划。中国的反对和中国战场崩溃的前景，迫使美国在最终决定与日本妥协之前不得不慎重考虑。
赫尔认为现在必须放弃临时解决建议，他认为，“中国人激烈地反对，其他有关国家的政府不是不赞同，就是冷淡。……日本会同意这个暂定条约的一点希望，并不足以保证有理由去承担包含在其中的危险，特别是中国士气和抵抗的崩溃和甚至瓦解的危险”。他建议放弃这个暂行解决办法。罗斯福立刻同意了赫尔的建议。[30] 1081-1082随后美国迅速拟定了全面解决美日矛盾十点方案。罗斯福清楚，日本不可能接受这一方案，战争已经不可避免。
11月26日，美国国务卿赫尔将美国拟定的《美日协定基础条件纲要》交给日本代表来栖。纲要内容共计10点，其要点为：日本必须以赫尔四原则作为美日两国关系的基础；美国和日本共同与英国、中国、荷兰和泰国签署多边互不侵犯条约；日本从中国和印度支那撤出所有陆军、海军、空军和警察力量；不承认伪满洲国和汪伪政权；美国和日本不与其他国家签订任何与本协定的基本目标相冲突的协议。[17] 567-568
上述内容表明，美国在这项协议中表现了美日谈判开始以来前所未有的强硬立场。它不仅要日本立即停止以武力向东南亚和南太平洋扩张的任何计划，维持这一地区的现状，而且也要日本彻底放弃自1931年以来所获得的大部分侵略成果，这标志着美国最终放弃寻求对日暂时妥协的幻想。来栖在看了美国的《美日协定基础条件纲要》后，沮丧地说：“美方对日本11月20日的建议作出这样的反应，无异于要完全中断谈判。”[17] 568
毫无疑问，美国政府清楚地知道日本绝不可能接受这项协议。11月27日，赫尔国务卿一反常态，召开记者招待会，向新闻界介绍了美国的最后提案。[30] 1073在美日华盛顿秘密谈判开始以来，他一直对美国在这次谈判中的各种提案，甚至对谈判本身都守口如瓶，拒绝向新闻界透露任何风声。那么美国政府为什么要拿出这样一份注定不可能为日本所接受的协议，为什么要大张旗鼓地宣传这个不准备为日本接受的最后协议？正如研究远东国际关系的著名学者F.C.琼斯日后分析的那样，“美国政府之所以要起草和提出1941年11月26日那样一份如此不妥协的照会，其真实的动机似乎是决心驳斥这样的指责，非难美国在姑息日本和准备制造一个‘远东慕尼黑事件’。由于中国人大喊大叫，这种谣言在华盛顿正甚嚣尘上”。[19] 1107这表明中国强烈反对美日妥协的立场，已经在美国民众、美国舆论甚至美国政府官员中产生巨大影响，迫使罗斯福总统和赫尔国务卿不得不考虑对日妥协的后果。
几天后，赫尔在会见英国大使时，向他抱怨“蒋介石对事实情况还未完全了解，就向一些与国务院无关的美国内阁成员发了许多歇斯底里的电报”。[30] 1088-1089这表明，中国政府为反对美日妥协已经在美国政府高级官员中广泛开展了游说活动，并产生了积极结果。
最终，中国政府和舆论反对美日妥协的明确立场和强硬态度，中国人民所进行的抗日战争对世界人民反法西斯事业不可替代的作用，美国盟国在最后关键时刻表明并不支持美日妥协的态度，及美国政府内部许多重要人物反对美日妥协的立场，这些因素共同发生作用，在最后时刻阻止了美国与日本达成暂时妥协的计划。毫无疑问，在以上因素中，中国政府反对美日妥协的坚定立场和强硬态度起了决定性作用，没有中国政府的明确和坚定反对，其他因素将难以显现或根本不可能被重视。
蒋介石对成功阻止美日妥协深感侥幸，他在11月30日的日记中写到：“倭派专使来栖三郎赴美交涉，彼仍抄袭甲午之战迁就列强，惟独胁迫中国之故智，以售其狡计。……果尔，美国国务院几乎为其所算，且其势已成百分之九十八，只差妥协条件尚未提交来栖而已……幸赖上帝眷佑，得运用全神，卒能在最后五分钟当千钧一发之际，转败为胜。”[12] 190
11月30日，美国驻华大使高斯来到重庆国民政府外交部，正式将赫尔在11月26日递交日本代表来栖的《美日协定基础条件纲要》的全部内容转告中国。随后，蒋介石怀着喜悦的心情命令将《美日协定基础条件纲要》内容秘密通告各战区司令长官、各省政府主席，[6] 152-153暗示中国阻止美国与日本妥协的外交努力已经取得重大胜利，美国已经决定不再寻求对日妥协，以此来鼓舞他们的士气。
在美国提出《美日协定基础条件纲要》仅仅11天后，日本在未宣布中断华盛顿谈判的情况下，派遣以航空母舰为主力的特混舰队，对美国太平洋舰队驻地——夏威夷珍珠港发起突然袭击，美国太平洋舰队几乎全军覆没。太平洋战争爆发。
综上所述，在为期8个月的美日谈判中，蒋介石政府几乎在谈判刚开始就得到谈判的消息，而不是一些学者所认为的中国直到谈判的4个月后才知道美日谈判，并在美日谈判一开始就明确和坚定地表明反对立场。这一立场在美日谈判的全过程中始终没有改变。这充分表明蒋介石政府决心继续坚持抗日战争、反对美日妥协，决心维护民族利益。蒋介石的这种立场，不仅给美国在与日本商讨妥协条件时造成严重困难，而且还使美国政府在决定以牺牲中国利益为代价对日本让步和实现美日妥协时不得不慎重考虑。没有中国的同意和支持，美日的任何妥协和让步都难以实现。这表明中国的抗日战场已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局中显示了独特重要性。美国政府清楚地认识到，不是中国人民坚持四年之久的抗日战争拖住了日本的手脚，牵制了日本陆军的主力，日本是不可能与美国谈判寻求妥协的，它早已向东南亚和南太平洋地区发动更大和更为疯狂的武力扩张。
必须指出的是，美国是一个反法西斯国家，其利益和安全与反法西斯国家息息相关，这就决定美国寻求与日本的妥协并不是与日本分享侵略利益，而是为了集中全力援助英国在欧洲和大西洋上与纳粹德国、意大利法西斯的战斗，同时加强它在远东太平洋地区的军事部署。美国与中国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都是一致的，相反它与日本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利益冲突，只不过美国试图将这一矛盾的摊牌尽可能地推迟。这就决定了美国在关键时刻能够权衡利弊，能够接纳中国的反对意见，中断与日本的谈判，放弃与日本达成暂时妥协的计划。
在美日谈判的关键时刻，中国之所以能够阻止美国以牺牲中国利益来实现对日妥协意图，这并不能完全归功于重庆国民政府的外交努力。没有中国千百万军民的浴血奋战和誓死与敌抗争的牺牲精神，中国不可能有自己的发言权，更不可能成功地维护自己的利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意义和重要地位，支撑和加强了蒋介石在与美国政府交涉中的地位。重庆国民政府为阻止美日妥协的外交努力，不仅有力地支持了中国正在进行的抗日战争，同时也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全局带来深远影响，它直接导致太平洋战争发生，美国等西方国家被迫投入与日本的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