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性问题的国内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趋势论文,性问题论文,现状及论文,主体论文,国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主体性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理论课题。20世纪80年代，该问题在我国哲学界兴起，此后便逐步向其他学科、领域渗透。随着理论研讨的逐步深入以及社会问题研究的不断展开，主体性问题在理论上的重要性及其现实意义受到学界的普遍重视。当前，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入关键期，一些重要的现实问题引发学界的理论反思，主体性问题研究的重要性也更为凸显。因而，对过去三十年来主体性问题研究状况作总体性回顾，并从中揭示出该问题研究的未来发展趋势，是非常必要的。 一、主体性研究的时代境遇与历史发生 主体性问题是近代西方哲学发展的产物。伴随自然科学的兴起，哲学思考的重点也开始从世界的本原问题转移到主体自身以及主体认识等问题上，催生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该问题在国内学界的凸显源自20世纪80年代初的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大讨论。这场大讨论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发生在20世纪末中国学界的两场具有重大理论与现实意义的大讨论。二者虽在社会前提以及内容上存有不同，但在理论特质上却是同一的，即旨在强调主体、实践的主体性条件以及主体的生存状态对于理论建设、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初期的探索之中所出现的一系列历史问题是真理标准问题和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讨论产生的社会前提。随着讨论在全社会范围内掀起的思想解放运动，学界对主体性问题的研究兴趣日趋凸显。同时，西方以及苏东学界对于人的问题的普遍关注也是促成国内学界探讨主体生存问题的重要背景。法国存在主义思想家萨特对于人的生存、人的本质问题的探讨；波兰哲学家沙夫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出现的一些道德危机的反思与批判以及苏联理论界在早前所进行的马克思主义与人道问题的讨论等都是促动国内主体性问题讨论的重要原因。在国内，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译本第二版于1979年的公开出版也构成了进行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大讨论的重要契机：该文本的出版发行极大地改变了学界对于马克思哲学的传统看法，一个全新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被重新发现。 其实，早在国内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讨论开始之前，学界就已经开始了对主体性问题的探讨。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李泽厚对于康德哲学的述评以及对于“美”的问题的探讨。与以往不同，李泽厚对于康德哲学的研究依照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正因此，《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一书通篇都高扬人的主体性，并在当时的思想界产生了极大影响。对于该书，黄枬森先生强调指出用实践的观点来剖析康德哲学是该书最让人印象深刻之处。①另外，朱光潜先生在重译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时将原译为“主观”一词译为“主体”，并强调指出“不懂得这种实践观点，就不会懂得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重要性”，而真正的实践观点并非费尔巴哈狭隘地认为局限于人的认识活动范围内的活动，而是“真正的人的活动”，是“人在其中既改造自然也改造他自己的那种生产劳动，即‘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②朱光潜与李泽厚两位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进而对实践的主体性问题的探讨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构成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讨论的理论前提，推动了主体性问题研究的逐步展开与深化。 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讨论首先集中于人性、人道主义和人的异化等理论问题上，但学术界并没有局限于具体问题的层面，而是融入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反思与创新，直接追问马克思主义与人性、人道主义、人的价值以及人的异化等问题之间的关系等根基性理论问题。在讨论过程中，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则提供了主要的理论资源与文本支持。此次大讨论由于政治原因被迫终止，但是“人性问题”本身却被提升为“主体性问题”并在学界得到了广泛深入的研讨。 随着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不断发展，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成为学术界探讨的热门话题，其中许多与主体生存、主体的认识与实践相关的问题诸如认识论、价值论、实践论以及人学问题相继成为理论热点。首先，随着哲学认识论领域研究的逐步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就是认识论问题。而随着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新的认识方法诸如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即“老三论”)和突变论、协同论和耗散结构理论(即“新三论”)极大地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理论内涵。其次，随着主体性问题研究的发展，价值论问题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初，“潘晓讨论”集中于个人与集体、社会之间关系的讨论，从而开启对于主体价值的反思。价值论问题研究开始是从主体的认识问题中衍发出来的，而到了80年代中后期，价值研究已经拓展到包括价值的本质、价值的类型、人的价值、价值真理、价值观念、价值评价体系、价值与人的历史的关系等领域，使得马克思主义价值论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再次，实践的重要性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过程中日益凸显。学界普遍认为，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基本的观点，实践已经开始从原有的认识论范畴转化为存在论范畴，并进而提出“实践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引发学界对马克思主义本体论的进一步思考。最后，作为主体性问题研究的重要方面，人学理论研究异军突起。20世纪90年代以后，人学问题研究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随着改革开放实践的发展，一些与人自身相关的问题诸如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问题成为理论热点，同时一些与人的生存息息相关的诸如人的全面发展、人的权利、人的能力素质、人的个性、人的自由、人的需要等关切人自身的理论问题亟需成立专门的人学理论研究。可见，随着理论研究的发展，主体性问题研究经历了一个逐步展开、不断深化的过程。 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实践要求，也推动主体性问题的研究不断提升。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从而改变了一直以来以经济指标为本从而归根结底是以物为本的发展理念，强调主体——人在社会发展中的核心地位。并且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以人为本”也从主体性的观念、理论层面具体体现到社会主义建设过程当中，实现从理论向实践的转变。 二、主体性研究的思想路径与理论问题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主体性问题的研究已经经历了三十多年的发展历程。这三十多年的理论研讨结出丰硕的理论成果，同时根据问题理解的不同视角也形成了不同的研究方式、研究路径。这些理论研究路径主要有：原理研究路径、哲学史与思想史研究路径、文本研究路径和现实研究路径。 (一)原理研究路径 原理研究路径侧重于从相关的理论问题入手来把握主体性问题。我国学界多侧重于从主体的实践、主体的认识以及主体的价值等方面展开主体性问题研究。 第一，从实践的视角入手探讨主体性问题。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有学者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定为“实践的唯物主义”，并指出“科学的实践观点”是贯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所谓“实践”即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是主体与客体之间建立联系的桥梁。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将实践的观点引入唯物主义，并于次年写作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加以深入阐发。实践是将主观与客观进而意识与物质区分开来的活动过程，它具有本体论的意义。同时，人们也只有将主观通过实践活动作用于客观，才能达到对外部对象的本质的认识，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同时认识的真理性也需要通过实践来检验。换言之，实践既具有本体论意义也具有认识论意义。由此指出“不仅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科学的实践观点为特征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且实践的观点也只有成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科学体系中的基本观点，才是真正科学的实践观点”③。实践唯物主义的提法也受到学界其他学者的支持，并有学者进一步提出可以进行建立实践唯物主义体系的尝试。但同时也强调指出实践唯物主义只是把实践作为中介，而并非将其作为本体，从而实践唯物主义与实践本体论之间有着本质区别。同时，实践唯物主义离不开辩证的和历史的唯物主义，不能因实践唯物主义而取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④“马克思主义的主体性原则，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实践的唯物主义’基石上的。”⑤ 第二，从认识论视角探讨主体性问题。80年代初，学界就有人指出人类的认识不仅与客体有关，认识的发生、本质及其特性都与主体有密切关系。⑥并有学者指出，学界在主体性研究方面都侧重于从主体与客体的相互关系入手来界说主体和主体性，并认为主体性就是“人作为活动主体的质的规定性，是在与客体相互作用中得到发展的人的自觉能动和创造的特性”。⑦换言之，主体性由人的活动过程体现出来。正因有人的活动才区分出活动的主体与其对象，即主体与客体。所以，人的活动的本质及其特性决定了主体性的本质与特性。并且正是在主体—客体关系中引入人的活动即实践的观点，才使主—客体关系摆脱传统哲学的抽象理解，确立主体、客体在认识论以及社会历史观中的地位和作用。⑧还有学者将主体性问题的认识深入到“主体能力”的探讨当中，认为主体能力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对象性关系得以建立的必要条件，它包括两个基本内涵，即主体的实践能力和认识能力；并由三个基本层次所构成，即个体能力、集团能力和社会能力。而主体能力上存在的差异决定了主体的认识与实践活动的成效。另有学者揭示传统的“主体—客体”认知模式的固有缺陷，指出在认识论系统中不能忽视“主体—主体”关系，应当在社会关系网络的大视角出发构建广义认识论。⑨并有学者强调指出不能将认识论问题与本体论问题混为一谈，特别是不可把“主体—客体关系问题”简单等同于“哲学基本问题即精神与物质的关系问题”。⑩ 第三，从价值论视角研究主体性问题。有学者对马克思主义价值论作了比较系统的阐述。在《价值论——一种主体性的研究》一书中，作者首先强调价值问题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指出价值问题是哲学体系中具有“高层次的、全局性”的理论问题。进而，作者从价值的本体论研究、认识论研究以及价值与真理的辩证关系几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价值论作系统阐发，从而为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论研究做出重要贡献。(11)另外，有学者将价值问题的研究置放于多学科的理论视野当中进行研究，对价值的本质、价值的特性、价值的社会作用等一系列问题都作了重要的理论探讨。在他看来，价值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是人的主体性在客体中的对象化。同时，价值具有主体性，它所反映的是客体对于主体而言具有的积极或消极意蕴。换言之，价值体现了主体活动的意向性，它代表了主体活动的目的或意义。而人的主体活动同时也要受到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故而，主体活动一定要保持客体与主体的统一，具体而言，即要做到客观的真理与主观的价值之间的统一。(12) 要而言之，“实践”“认识”和“价值”构成了国内主体性研究的原理研究路径的三个关键性的理论视角和基本范畴。就三者对于主体性的关系来看，三者都是基于主客体关系而具体地把握主体性问题。其中，认识范畴凸显主客体关系的客体性方面，价值范畴凸显主客体关系的主体性方面，而实践范畴则揭示出主客体关系的活动性中介。由此，实践、认识和价值就构成了主体性的三个基本方面，而实践论、认识论和价值论就构成了一个融贯统一的主体性研究的原理范式。 (二)哲学史、思想史研究路径 在主体性问题研究的拓展与深化过程中，通过史的角度来考察主体性问题是非常重要的研究路径。这一研究路径主要特征是将主体性问题置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西方思想史的流变中予以历史考察。 有学者从哲学发展史的维度来探讨主体性问题，强调主体的实践在马克思哲学创立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并指出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哲学区别于以往唯物主义以及唯心主义哲学的首要标志，而且是“人类社会史和自然发展史的前提，从而促使人们对人的主体性、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类的关系、人的自由和解放”等与主体密切关联的理论问题进行反思与批判的理论前提。主体性问题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随着“人的生存境况和生存方式的变化，人的问题也必然会以新的方式呈现出来”(13)。因此，“主体性问题实质上是任何一种实践关系和理论关系的前提问题、出发点问题”，而“主体性原则的确立和贯彻，势必使我们的思维模式，哲学原理和范畴体系的理论框架发生新的改组，也会使它的功能机制出现新的面貌，将会带来哲学体系本身在较深层次上的改革”。(14)主体观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中具有重要意义。主体与客体范畴并非“单纯的认识论范畴，而是实践范畴，以主客体为框架的体系也不是单纯认识论体系，而是实践论体系”，正是建立在科学的实践观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才实现对以往哲学的变革。(15) 另有学者就主体性哲学的发展进程提出了一系列关键性问题：在当代哲学批评普遍的主体性，而关注个别的自我主体性的语境中，主体性何去何从?主体性在普遍性与特殊性、社会性与个体性之间能否保持一种辩证张力?马克思的主体性概念与社会性概念能够获得统一吗?循着这些问题，学者从近代主体内含的四对矛盾冲突出发，着重探讨以前为学界所忽视的马克思与德国早期浪漫派、马克思与施蒂纳的相互关联，探讨了劳动主体与浪漫主体在反讽与现实、存在与意识、主体性与社会性、纯粹主体与经验主体、感性与超验形而上学、遏止虚无主义等问题上呈现出的不同视野和观点，并针对流行见解提出了比较独到的看法。(16)概括地看，对主体性问题的这些新探索在理论和实践的层面上均显示出其重要意义。一方面，重审马克思的主体观，适应了当代理论研究深化的要求。当后现代主义思潮宣布“人死了”，力图解构和消解“主体”，而国内学界主流坚持拒斥形而上学的激进路向，消解主体概念的普遍性、超验性内涵，面对这一问题我们确实需要在更为完整的视野中考察马克思主体观的原初内涵。另一方面，重审马克思的主体观，适应了当代现实发展的要求。中国现代性建构中的失衡与冲突，全球现代性进程中的混沌与裂变，归根结底都关系到人与社会的发展这一根本性问题。发展实践中凸显的诸种困境，迫切需要我们从哲学高度持续思考人与社会、主体性与社会性的关系。由此，重思马克思的主体观，激活其合理潜能，矫正当代发展实践的方向，推动发展方式的内在超越，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任务。 (三)文本研究路径 近年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学界掀起了文本研究的热潮。面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被误读的现状，一批国内学者呼唤重新回到马克思，提出通过“严格依据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的原意”的解读方式试图“走进马克思”(17)，由此也开启了通过文本研究来探讨主体性问题这一新的研究路径。 从经典文本入手进行理论问题研究对于重新理解马克思哲学思想具有重要意义，同样对于我们理解马克思的主体性思想也大有裨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使人们重新发现一个人道主义的马克思，该文本因其重要性一直受到理论界的关注。国内学界受国外学术思想特别是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解读模式的影响，将马克思哲学发展史划分为“意识形态”阶段与“科学”阶段，但并没有全盘接受阿尔都塞的激进结论即马克思哲学存在着早期的主体性人本主义阶段与中晚期的“消解主体性”的结构主义阶段的“断裂”。有国内学者通过具体的文本解读指出，在该文本当中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逻辑，即“以抽象的人的本质为出发点的思辨逻辑和以现实的经济事实为出发点的科学逻辑”(18)。而唯物史观创立之后，马克思抛弃了抽象的人本学构想及其主体性范畴，将主体、主体性、主体的实践等问题置放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来加以考察，从而主体问题的探讨成为“在科学视域之下被重新审视了的人的社会关系的本质规定性”(19)。由此，主体性具体地体现在主体的实践或生产劳动中，而劳动实践就成为马克思用以构建其资本主义社会批判模型的理论基点，是其创立唯物史观的逻辑原点。 还有学者在经典文献研读的基础上，提出从主体性角度重新理解马克思历史理论，并力图阐明主体性与“似自然性”“物奴性”以及历史发展趋势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并非永远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只是在人类社会实践功能度的特定水平上，社会历史发展才呈现类似自然界盲目运动的历史现象；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中，人类主体畸变为外部力量(自然和人的物化世界)的奴隶，而社会历史发展则外化为一种近似于自然历史运动的“无主体过程”。这种特定的社会历史“似自然性”与“物役性”并不是永恒的自然规律。随着人类社会实践的发展，人类将最终超越这种“元主体”的生存状态，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史前时期走向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时期。(20) (四)现实研究路径 主体性问题不仅是局限于思维领域孤立的理论问题，而且也是与社会现实密切相关的现实问题，所以，从现实问题视角出发来考察主体性问题一直是该理论问题研究的重要路径。 不少学者从社会发展视角研究主体性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发展理论研究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有学者指出，在总体上，社会发展的根本机制在于主体活动的创新。“社会发展并不是像自然界进化那样是自然而然发生的，而是社会不断重组的结果”，而一定社会结构的变化不过是“由人们的活动关系和活动方式的改变引起的”。(21)在社会发展的具体问题上，他也提出诸多新颖的观点。在探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主体因素时，他提出社会发展过程本身既是个理性活动的产物，同时也渗透了主体的情感、欲望、价值等非理性因素。(22)同时，他也探讨了社会发展的目的及评价尺度问题，提出了发展的“功利价值”与“人文价值”，并对发展的“客体尺度”和“价值尺度”作了深入的研究。在此问题上，他深刻地指出社会的发展最终要通过主体的价值尺度加以衡量，生产的发展乃至社会的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促进人的发展，从而衡量社会的发展“不仅要看劳动的投入程度，更要看人的发展程度和价值实现程度”。(23)总之，社会的发展要将主体与客体的发展尺度结合起来。而为了实现客体与主体的和谐发展，必须要在根本上将“社会发展的规律性”与“主体活动的目的性”相结合，而二者在社会发展的长过程上必定是一致的。(24)最后，作者还结合当今社会发展的形势，考察了全球化视野下的人的发展问题，指出全球化与人的全面发展之间紧密相连。“全球化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途径，人的全面发展也是全球化的客观要求。”(25)将主体性问题的研究纳入现实社会发展的问题域中已成为当今主体性问题研究的重要路径。这符合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同时也是主体性问题研究不断深化和发展的动力源泉。 还有不少学者探讨了人的发展与主体性的本质关系。人的发展说到底是主体性的发展，人的全面发展说到底是主客体关系中主体性的多方面发展。有学者指出学界往往只是从客体的角度、社会的角度来谈人的发展问题，看到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间的内在关联，强调前者为后者的发展提供外在条件，同时前者也不可避免地成为后者的制约因素，但是人的全面发展能否实现“则依赖于人自身的内在条件或主体自身的条件”，“包括唤醒人主动发展自身的意识即主体意识，和驾驭外部世界对其才能实际发展的推动作用的能力即主体能力”。因此，人的全面发展能否实现及其实现的程度取决于在实践中主体性能否得到充分发挥，换言之，“主体性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核心”。(26)另外有学者进一步指出人的发展其实就是“人作为主体对自己的全面的本质的自觉而全面的占有”，因此，人的发展归根到底就是主体性的发展。主体性是人的发展的本质内容、内在动力和根本目的，也是衡量人的发展水平的唯一尺度。主体性在人的发展中起着核心的主导作用。(27) 三、主体性研究的未来发展趋势 不断发展的社会现实呼唤主体性问题研究走向深入。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推进，全球化进程持续深化，国际文化理论交流日益密切，新的理论问题与现实问题在新阶段也不断涌现出来，这就推动着主体性问题研究向新的方向发展。笔者认为，主体性问题研究的未来发展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研究方法、路径趋于整合。 在过去三十多年时间里，主体性问题研究经历了研究方式上的不断发展，生发出从原理探讨到哲学史、思想史研究再到文本研究等多种理论研究路径，在这些方法的指导下产生了一批高水平的理论成果。主体性问题研究的未来发展亟需整合诸种研究方式，做到从单纯的原理讨论向文本、哲学史、思想史与理论研究相结合的路径转变。而要整合这些不同的研究方式，转变单一的研究思路，需要我们在思想上保持开放性。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单一研究方式所存在的不足，将原理研究、思想史研究与文本研究诸种路径整合起来，达成“史论著”三位一体，取长补短、互通有无，从而深化主体性问题的认识与理解，在根本上推进该问题研究的发展。 第二，理论资源日益丰富。 任何理论问题的研究总离不开一定的理论问题域，主体性问题研究也是如此。过往三十多年里进行的有关主体问题的讨论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限定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范畴下加以考察。其实，在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乃至近年来在国内有迅猛发展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都有许多关于主体以及主体性问题的讨论与研究。中国哲学很少将人从客观世界中割裂开来加以研究，从而中国哲学不会有主体与客体之间人为的划分，但并不代表它不关注人。相反，中国哲学非常关注人性、道德、礼仪等与人的安身立命息息相关的理论问题，它可以为我们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语境中的主体性问题提供可资借鉴的重要思路。西方哲学很早就关注主体问题。从“人是万物的尺度”到“我思故我在”，到“人为自然立法”“实体即主体”，再到“存在先于本质”，随时间推移，学者们对于主体及主体性问题思考的侧重点也各有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在西方哲学的思想前提下产生的，它对于主体性问题的探讨一方面继承了西方哲学一贯的理论思维，同时也扬弃了传统思维中狭隘的、唯心的成分，实现了理论超越。同时，现当代哲学的发展也提出了许多关于主体性问题的新的理论思考，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说领域，诸如卢卡奇、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萨特、阿尔都塞、福柯等人就切入到人在现代社会的生存境遇问题；以拉康、齐泽克为代表的精神分析学派则将理论分析深入到主体的意识与无意识层面；而在后马克思主义典型代表拉克劳与墨菲的理论视野中则进一步颠覆了传统的主体范畴，认为游荡在社会实践中的只是一个个主体身份。由此可见，进行马克思主义主体性理论研究需要积极地从其他哲学学科汲取营养，跨学科整合资源，不断推进主体性研究的发展。 第三，问题意识的全面转换。 理论问题的产生与发展离不开特定的社会历史前提，主体性问题的未来发展也要努力消除在现实关照度上的不足，与社会现实问题关联起来加以研究。如今虽有少数学者从社会现实发展的角度来考察主体性问题，但是在总体上，主体性问题依然局限于理论研究层面，整体上缺失对该问题的现实考量。当下，我们需要将社会发展问题的最新研究成果纳入主体性研究领域内，具体而言，即推动主体性研究从传统基本原理建构走向人的发展、社会发展、现代性、全球化和资本批判等更具有现实指向的问题领域。虽然当代社会被西方学者冠之以“后工业社会”(丹尼尔·贝尔)、“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曼德尔、詹明信、哈贝马斯等)、“景观社会”(居伊·德波)、“消费受控的官僚社会”(列斐伏尔)、“消费社会”(鲍德里亚)等，名目繁多、各有侧重，但在根本上都无法抹去资本逻辑对现代社会的统治。换言之，当代西方社会在根本上仍然是资本主义社会，从而无法根本改变资本对社会的全面统治。相反，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资本已经突破原有的民族、地域的界限，实现了全球范围内的统治。因此之故，在当今社会形势下研究主体性问题一定要将其与人的发展、社会发展、现代性、全球化和资本批判等现实问题研究相结合。在我国，随着改革开放进入关键期，社会发展以及人自身发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同时二者之间的张力也日益凸显。这种现状要求我们不断培养形成问题意识，充分开启主体性研究的现实维度，凸显主体性问题研究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注释： ①黄枬森：《〈批判哲学的批判〉一书简评》，《哲学研究》1980年第5期。 ②朱光潜：《对〈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译文的商榷》，《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3期。 ③肖前：《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唯物主义》，《东岳论丛》1983年第2期。 ④参见陈先达：《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几点想法》，《哲学动态》1988年第12期。 ⑤李德顺、赵剑英：《论马克思主义主体性原则及其现实意义》，《中州学刊》1988年第6期。 ⑥参见刘奔：《认识的主观因素和主体的能动作用——谈认识与主体的关系》，《社会科学研究》1982年第2期。 ⑦郭湛：《人的主体性的进程》，《中国社会科学》1987年第2期。 ⑧参见李景源：《马克思的主体—客体理论》，《哲学研究》1983年第3期。 ⑨参见任平：《“认识社会关系”简论》，《学术月刊》1987年第7期。 ⑩参见刘奔：《主体—客体关系问题和哲学基本问题是一回事吗?》，《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2期。 (11)参见李德顺：《价值论——一种主体性的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 (12)参见袁贵仁：《价值学引论》，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 (13)俞吾金：《从康德到马克思：千年之交的哲学沉思》，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93页。 (14)李德顺：《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发展的一个生长点——关于哲学主体化趋势的思考》，《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 (15)参见高清海、秦光涛：《主体观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中的意义》，《现代哲学》1987年第1期。 (16)参见刘森林：《追寻主体》，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 (17)孙伯鍨、张一兵主编：《走进马克思》，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序”第5页。 (18)同上书，“序”第13页。 (19)张一兵、蒙木桂：《神会马克思——马克思哲学原生态的当代阐释》，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68页。 (20)参见张一兵：《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 (21)丰子义：《走向现实的社会历史哲学——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的当代价值》，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78页。 (22)丰子义：《发展的反思与探索——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阐释》，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69页。 (23)同上书，第377～391页。 (24)丰子义：《发展的呼唤与回应：哲学视野中的社会发展》，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03页。 (25)丰子义：《发展的呼唤与回应：哲学视野中的社会发展》，第429页。 (26)张继良：《主体性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核心》，《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 (27)参见于华江：《主体性在人的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江汉论坛》1988年第9期。标签：主体性论文; 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 认识论论文;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论文; 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活动理论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观点讨论论文; 社会现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