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收入、社区参与和中国城市居民幸福获得的二元路径模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城市居民论文,路径论文,收入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幸福研究兴起于对“伊斯特林悖论”（Easterlin Paradox）的解释，它是指在同一个国家内，富裕群体比贫困群体感觉更为幸福。不过，收入与幸福的正向关系并不适用于国家间的比较或同一国家不同时点的变化。①近年来，学者们指出，这种悖论已经蔓延到群体间的比较，若个人或家庭的收入超过某一特定值，继续增加收入水平将不能促进个体幸福感的提升，甚至会降低社会总体的幸福水平。②所以，不同收入群体的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逐渐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焦点之一。 目前，与之相关的研究可归纳成两种分析路径：第一种分析路径将“相对性”（relativity）概念引入收入与幸福感的关系研究中，认为幸福感并非只源于现实生活，而是一种建构过程。在大多数情况下，个体是通过将他人纳入参照范围，来确定自己的情感体验。因此，幸福感更多受制于相对收入的影响，而不是传统意义的绝对收入。第二种分析路径坚持“社会人”的假设，将若干具有社会意义的变量纳入研究框架。由于人类本身就生活在一个群居环境，不可避免地要与他人发生联系，人性、自我和社会的形成都离不开与他人的角色关系。所以，幸福感来源于与他人的互动。社区参与作为衡量人际交往与融合的重要指标，对个体幸福感起到极其重要的影响，也是被学术界讨论得最多的社会因素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学者们普遍将上述两种分析路径置于二元对立的状态，很少将其放在同一分析框架下考察。而且，两种分析路径均来源于西方社会事实，能否有效解释中国情景仍需进一步验证。从中国现实来看，市场改革确实给人们的物质生活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与此同时，社会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造成个体经济地位的分化，这种生活际遇的变动导致不同收入群体产生“断裂”的心理体验。因此，本研究运用CGSS2005的调查数据，描述与分析不同收入群体的幸福感现状，并通过引入相对收入和社区参与两种解释性变量，讨论它们对群体幸福感的影响及差异。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收入与幸福感的关系争论 在早期的西方学术界，贫困一直被视为幸福的天敌。特别在生产力较为落后、资源相对不足的工业化中前期，大多数人的财富积累仅能满足基本的生活所需，相对而言，富裕人群凭借经济条件的优越性更有可能远离饥饿、疾病、痛苦和贫穷。后来诸多经济学研究结果也表明，财富增加与个人幸福感存在稳定的正向关系。所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经济因素与人类幸福之间的关系被视为一种恒定的事实，并在边沁功利主义的思想中沉淀为“幸福物质化”③的概念。其后，新古典经济学、边际效用学派、福利经济学等主流经济学更是把这种功利主义思想发挥到极致，幸福被直接等同于效用，个人相应地变成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幸福计算机。 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物质积累与个人心理体验之间的矛盾日益明显，给主流经济学的“幸福效用论”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这种矛盾现象被经济学家伊斯特林归纳为“幸福悖论”或“伊斯特林悖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者们发现收入与幸福的关系远没想象中简单，而是在现实生活中呈现多样化和复杂化的特点。例如，维恩霍文通过实证研究反驳“伊斯特林悖论”，他指出，收入与幸福感之间并非充满不确定性，只是呈现曲线关系而已，当收入超过某个界限，经济因素对幸福感的影响就会逐渐减弱。④卡内曼和迪顿更加明确指出，美国的家庭收入拐点为75000美金，家庭收入在此拐点之上，个体的幸福感不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提高。⑤由此不难看出，收入与个体幸福感的关系并非是线性的，而是呈现倒U型关系。基于此，本研究提出： 假设1：不同收入群体的幸福获得模式存在显著的差异性。 （二）相对收入的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由财富和收入形成的结构位置不仅为个体带来物质资源，同时也提供了社会比较的参照标准，并通过个体的愿望感知和社会联系作用于心理活动。因此，幸福感可在比较中获得。一方面，人们经常会选择与自己具有某种相似性，或是长期交往的群体作为参照对象，诸多研究表明，与家人、同事、朋友、同龄人、与自己职业地位相仿的人相比，自身的收入水平越高，对幸福的感知程度也越强。⑥罗楚亮根据“地理”概念，将参照群体划分成个人所在省份居民和所在区县居民，其研究同样发现，相对收入是影响个人幸福感的重要因素。⑦另一方面，个人还可能以时间为参照想象可能的自我，⑧特别是在对生活进行评价时，人们总是倾向于用自己目前的地位感知来预测将来的生活轨迹。若预测的生活轨迹为向上流动，个体的幸福感就会随之而增强；反之，则减弱。例如，格林汉姆和佩迪那多通过研究拉丁美洲的情况发现，与自己过去收入的正向差距越大，个体的幸福感也会提高。⑨官皓认为，以自己作为参照标准，不仅更为直观反映相对收入，也能克服实际调查中参照群体选择不一致的问题。其研究发现，个人对经济地位的评价对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⑩王鹏将相对收入的横向比较与纵向比较同时纳入模型框架内，更为全面地论述了相对收入与居民幸福感的关系。（11） 不可忽视的是，相对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具有群体性特征。相对收入越高，不仅意味着个人拥有物质资源优势，同时还能激发一种相对优越感。对于低收入群体来说，他们的不幸福感主要源于资源匮乏产生的贫困状态，以及生命历程中遭遇的累积风险。相对收入的心理优势往往对这种不幸具有“补偿性”的修复作用。通过比较产生的正向差距能使人们获得诸如控制感和自尊感等优质心理资源，有效缓解客观经济劣势所产生的负面体验。（12）（13）所以，即便低收入群体的经济地位长期处于社会底层，但相对收入却可以促进其幸福感的提高。基于此，本研究提出： 假设2a：与同龄人的收入差距对低收入群体幸福感的影响效应强于高收入群体。 假设2b：与自己过去的收入差距对低收入群体幸福感的影响效应强于高收入群体。 （三）社区参与的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社区参与是指居民依法组织并参加社区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管理等方面的公共事务，并能影响社区公共权力运行和促进社区利益增加。当然，社区参与不仅是一种解决公共物品生产与供给的选择路径，更为重要的是，通过社区参与增进成员之间的沟通、互动与协作，创造出信任互惠的和谐关系，营造具有归属感、认同感和安全感的社区团结。因此，学者们认为，社区参与是促进幸福感提升的重要因素，归属于某个社会团体，或参与其组织的活动事务，不但可以帮助个体寻找精神支持，摆脱心理障碍产生的不愉快感；（14）而且，人们通过活动组织和网络缔结等方式所塑造的认同机制，同样有利于增强他们对幸福的积极体验。（15） 具体来说，社区参与可以划分成政治参与和非政治参与。在政治参与方面，虽然部分学者发现，政治参与、政治讨论与个体幸福感呈现负向关系，因为只有当个体意识到社会问题存在时，才促使其积极投身政治事务。（16）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政治参与对个体幸福感有正向影响。（17）在非政治参与方面，研究表明，与邻居交往越多，邻里关系越融洽，个体的幸福感就越强。（18）如果个体能突破邻里界限，积极参与更大范围（如社区）的公共事务，个体也会感觉生活更幸福和生命更有意义。（19） 笔者认为，社区参与对幸福感的影响同样存在群体差异。正如马斯洛所言，“个人的需求是有层次的，对需求的满足也呈现阶梯式的实现路径”。（20）对于低收入群体来说，满足基本的生存需求构成了他们生活的全部。随着收入的继续提高，经济因素已不足以满足个人对幸福的追求，这意味着个人的需求转向其他非物质层次，社会性因素对他们幸福感的提高将产生更为重要的影响。基于此，本研究提出： 假设3a：邻里互助对高收入群体幸福感的影响效应强于低收入群体。 假设3b：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对高收入群体幸福感的影响效应强于低收入群体。 假设3c：参与地方人大代表的选举对高收入群体幸福感的影响效应强于低收入群体。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源于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组织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5）。（21）该调查采取分层设计、多阶段PPS抽样方法，在全国范围内对抽中的125个区县的10372人进行问卷访谈。鉴于本研究的重点为城市居民的幸福感，所以，分析对象被界定为年龄为18岁以上、居住地类型为城市的被访者，经过前期的数据处理后，形成5400个分析样本。 （二）变量说明 本研究的因变量为幸福感。幸福感是一个具有多维度的复合变量，主要由个体对目前生活的满意度和在一定时期内的情绪体验两部分组成。（22）前者又可具体分成总体满意度和具体事物满意度（如工作、闲暇、家庭）两个指标；后者则包括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两个指标。考虑到幸福感的概念定义和数据的可操作性，本研究选取总体幸福感、工作满意度、（23）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作为测量幸福感的四个子变量。根据被访者的感知程度，四个变量的回答被划分为“很低、低、中、高、很高”五种程度（见表1）。 自变量为相对收入和社区参与。相对收入被操作化为“与同龄人相比的收入差距”和“与自己三年前相比的收入差距”两个变量。社区参与被操作化为“邻里互助”、“地方人大代表选举的参与情况”和“社区文化活动的参与情况”三个变量。条件变量为个人收入和家庭收入，在实证分析中，本研究会根据具体情况将二者进行分组处理，详见“实证分析”部分。 控制变量为性别、年龄、年龄平方、婚姻状况、户口性质、教育年限、党员身份、健康状况、所在区域和单位性质。
（三）分析策略与模型 本研究的分析重点在于不同收入群体的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笔者首先描述中国城市居民的幸福感现状，并分析经济收入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特征；然后运用因子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引入相对收入和社区参与两个变量，考察城市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因素，探讨不同收入群体幸福获得模式的差异。 四、实证分析 （一）不同收入群体的幸福感描述 1.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的现状 如图1-4所示，在总体幸福感和积极情绪方面，超过45%的城市居民感觉生活幸福和开心，仅有不到20%的城市居民持相反意见。在生活满意度方面，虽然31.01%的城市居民对目前生活表示满意，但也有超过30%的城市居民对目前生活表示不满。在消极情绪方面，73.83%的城市居民完全没有或很少遭遇消极情绪的困扰。可见，衡量幸福感四个子变量的发展趋势和变化特征基本保持一致，大多数中国城市居民均对幸福的感知程度较高。
考虑到因变量类型、统计便捷性和信息损耗性，本研究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将原有构成幸福感的四个子变量合并成一个综合变量，用于统计模型分析中。表2结果表明，总体幸福感、生活满意度、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是衡量幸福感的重要指标，其因子贡献占总方差比例的48.77%。幸福因子的均值为0，标准差为1，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相差6.32，这说明，尽管大多数城市居民感觉生活幸福，但个体间的幸福体验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性。
2.不同收入群体的幸福感特征 以下本研究将对个人收入和家庭收入进行分组，讨论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的群体特征。如图5、6所示，家庭收入和个人收入与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之间体现出曲线关系。在家庭收入方面，曲线的拐点出现在30001-35000元和35001-40000元的收入分组，在此之前，中国城市居民的幸福感会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而提高，但在这之后，这种变化特征逐渐减弱，甚至呈现相反的关系（见图5）。与此类似，个人收入与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的关系也有同样的特征，唯一不同的是曲线拐点出现在20001-25000元的收入分组（见图6）。
为进一步验证这种曲线关系特征，本研究运用统计模型，加入若干控制变量，以厘清收入与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表3的数据结果显示，个人收入对幸福因子、总体幸福感、生活满意度、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个人收入的平方则与它们呈现显著的负向关系。由此不难看出，个人收入与幸福因子以及衡量幸福感的四个子变量之间为倒U型关系，个人幸福感首先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提高，到达顶点后，就会出现下降的趋势。家庭收入与个体幸福感也有类似的曲线关系特征，统计结果验证了假设1。对于不同收入群体而言，他们的幸福获得模式可能存在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 （二）不同收入群体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分析 在分析不同收入群体的幸福感现状后，本研究将在这部分继续探讨造成不同收入群体幸福感差异的影响因素。对于不同收入群体的界定，主要基于《中国统计年鉴》对我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分组原则，将个人收入和家庭收入由低到高进行排序，把样本划分为低收入组、中等收入组和高收入组。
1.相对收入 下页表4的模型结果显示，在人口社会特征方面，性别和健康状况对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其中，男性的幸福感普遍比女性低；个体的健康状况越好，他们对幸福的感知程度也越强。婚姻状况、党员身份则对居民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婚个体的幸福感普遍比单身个体高，中共党员对幸福的感知程度也强于非中共党员。年龄与居民幸福感呈现正U型关系，拐点大约出现在40岁（24），在这之前，随着年龄的增加，个体的幸福感将逐渐下降，在这之后，个体的幸福感会随着年龄的升高而增加。以上结果与国内外的实证研究基本一致。值得注意的是，某些人口社会特征变量对城市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存在群体差异。例如，户口性质对幸福感的影响效应主要体现在高收入组，高收入的城镇户籍居民比农村户籍居民感觉更幸福。单位性质对幸福感的影响效应则主要集中在低收入组。处于体制内的低收入群体比处于体制外的感觉更加不幸福。 在收入方面，个人收入和家庭收入均对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这种影响效应主要集中在中低收入群体。相比较而言，相对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体现得更为明显和强烈。对于不同收入群体来说，与同龄人的收入差距越大，居民的幸福感就越强；与自己过去的收入差距越大，他们的幸福感也越高。通过对系数变化进行检验，如第77页表5所示，以高收入组为参照，在中等收入组和低收入组中，与自己过去收入差距对个人幸福感的影响效应更强。然而，这种变化趋势并未体现在与同龄人的收入差距上。数据结果只支持与验证了假设2b。这可能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社会结构有着密切关系，自古以来，中国是一个“伦理本位、关系导向”的社会。（25）也就是说，传统文化中的个人并非是独立的，而是牵涉诸多与自己关联的社会关系。由此引申出来的一系列人情、义务、信任等非正式规范至今成为影响中国人行为选择和心理体验的重要机制。这种根植于传统文化的关系特性恰恰为人际间的比较与互动提供了天然的场域。因此，以他者为参照群体的相对收入效应并没有组别差异，具有普遍性特点。
2.社区参与 表6的模型结果显示，加入社区参与变量后，人口社会特征变量对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没有明显变化，这说明控制变量的影响效应较为稳定、显著。在绝对收入方面，无论个人收入还是家庭收入，它们对幸福感的影响效应主要集中在中低收入组。在相对收入方面，与同龄人的收入差距和与自己过去的收入差距均与不同收入群体的幸福感呈现显著的正向影响，统计结果与前面的分析结果基本一致。 在社区参与方面，邻里互助对幸福感的影响效应仅在高收入组显著，与没有参与邻里互助的个体相比，经常帮助邻居的个体幸福感更为强烈。数据结果支持与验证假设3a。社区文化活动的参与对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关系，统计显著组别同样为高收入组。经常参加社区文化活动的个体幸福感强于没有或偶尔参加社区文化活动的个体。数据结果支持与验证假设3b。地方人大代表选举的参与对幸福感的影响则不局限于某些收入组别，广泛存在于中国城市居民中。在高收入组和低收入组中，自发参与人大选举的居民幸福感明显高于没有参与人大选举的居民。在高收入组中，若以没有参与人大选举为参照，强制参与人大选举的居民感觉更幸福。数据结果虽不能支持与验证假设3c，但政治参与对高收入群体幸福感的梯度作用更加明显。
五、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运用200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通过引入相对收入和社区参与两个变量，考察与分析了不同收入群体的幸福感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首先，总体而言，大多数中国城市居民均感觉生活幸福，衡量幸福感的四个子变量——总体幸福感、生活满意度、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的特征与趋势基本保持一致。若将样本分组来看，收入与中国城市居民的幸福感呈现倒U型曲线关系。对于低收入群体来说，收入对他们的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然而，这种影响效应在高收入群体却逐渐减弱。研究结果与以往国内外研究结论相吻合。 其次，相对收入和社区参与均为影响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幸福感不仅是存在于个体内的生理官能感受，也是一种涵盖经济和社会多方面的生活方式，并能折射出转型中国社会变迁的微观映像。具体而言，相对收入对中国居民幸福感有明显的正向影响，即便在控制绝对收入的情况下，这种影响效应仍然十分显著。社区参与对中国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更多体现在高收入群体。 最后，不同收入群体的心理体验呈现“断裂”的状态，二者的幸福获得模式存在明显的差异。对于低收入群体来说，他们的幸福获得主要源于相对收入水平的提高。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的利益分配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均衡的经济发展导致中国社会结构转向“阶层化”，不同群体之间的经济地位出现较大差异。（29）因此，不少学者认为高收入群体的幸福感均强于低收入群体。（30）（31）本研究发现，虽然低收入群体往往因长期物质资源劣势而感觉生活困难、幸福感不高，但个体具有象征意义的经济体验却能缓解和补偿这种消极情绪。（32）在中国情境下，这种象征性的经济体验是指个人持续性的收入增长所带来的心理优势，持续的收入增长不会使“快乐水车”和“满意水车”处于原地踏步的状态，它通过不断满足需求与欲望，在长时间内保持个人的成就感和满足感，促进幸福感的提升。因此，在相对收入普遍对幸福感有显著影响之下，相对收入的纵向比较对低收入群体幸福感的作用更为重要。 对比之下，社区参与对高收入群体幸福感的影响效应更为强烈。个体的生活目标和生活策略在不同情景下具有不同的表现。对于低收入群体来说，满足生存需求是最迫切的，经济诉求构成他们追求幸福的根本。只有当物质需求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个体才会根据具体的场景调整自己的生活目标，逐渐摆脱“生存经济”的基本诉求，转而追求其他非物质层次的满足。而且，社区参与因素日趋重要也与中国的社会转型密切相关。自改革开放以后，政府的行政控制范围和控制力度逐渐减弱，这促使独立于国家的社会力量得以释放和壮大，公共领域有了生根发芽的机会。在这种相对开放的空间内，个体有更多机会参与到公共事物中，并在涉及公众利益等诸多方面获得表达、知情与选举的权利。与此同时，单位制的瓦解和宗族力量式微导致人们的交往空间从单一封闭走向多元开放，个体能够获得比以前更多的社会支持和他人帮助，形成各种以“地缘、亲缘、业缘”为特征的社会网络。特别是社区作为人们日常生活与沟通交往的重要场所，通过增强成员彼此间的沟通与交流，创造出互助互惠和谐的社会关系，这样不仅能提高成员间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还是促进社会团结和凝聚的黏合剂。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200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5），该项目由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和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共同主持，感谢上述机构提供的数据协助；同时，感谢《社会学评论》匿名评审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文责自负。 ①Richard A.Easterlin.Does Economic Growth Improve the Human L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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