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对外通商和经济发展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近代论文,经济发展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近代的对外通商和古代不同。中国古代的对外通商在国民经济中并不占重要地位，对外通商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中国近代的对外通商则使中国的经济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被动地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的过程。通过近代的对外通商，中国的各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此产生了以实现工业化为目标的经济发展思想，形成了中国的发展经济学。中国近代的经济发展思想内容很丰富，本文仅环绕对外通商说明中国近代经济发展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一、对外通商思想的确立
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原是闭关自守的封建大国，封建统治者甚至认为对外通商是对外夷的恩赐。特别是鸦片贸易给中国带来了严重的祸害。传统思想和现实矛盾，使鸦片战争前后的不少思想家对中国的对外贸易持消极或否定的态度。即使有些要求改革的思想家也主张限制对外贸易，如道光十八年（1838年）龚自珍曾向去广东禁烟的钦差大臣林则徐建议：广东不留一个外国人，只“留夷馆一所，为互市之栖止”，禁止呢绒、羽毛织品、钟表、玻璃、燕窝等商品输入。（注：《龚自珍全集·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当时能清醒地看待对外贸易的只有魏源。他在道光二十二年提出中国应同西方保持正常的贸易关系，除鸦片外都可进口。他还从学习西方的角度来看待对外通商，指出通商可起“自修自强”的作用，可以使“西洋之长技，尽成中国之长技。（注：《魏源集》上册《道光洋艘征抚记上》，中华书局1983年版。）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动地扩大对外开放，对外通商已成定局。当时放眼看世界的中国人都认识到对外通商是大势所趋，无法抗拒。因被清廷认为投书太平军而受到通缉遁居香港的王韬说：“古之为商仅遍于国中，今之为商必越于境外。”“西国之为商也，陆则有轮车，水则有轮船，同洲异域，无所不至。……此古今贸易之一变也。”（注：《弢园文录外编》卷一○《代上广州冯太守书》。）光绪五年（1879年）薛福成在《筹洋刍议·商政》中指出：“夫商务未兴之时，各国闭关而治，享其地利而有余。及天下既以此为务，设或此衰彼旺，则此国之利源源而往，彼国之利不能源源而来，无久而不贫之理。所以地球各国，居今日而竞事通商，亦势有不得已也。”曾在欧洲两年的钟天纬也指出：“泰西以商务立国，故以通商为国家之命脉。彼此人民来往营生，为天壤应有之义。设有一国闭关不许互市，即为犯天下之不韪，不啻制他国之死命，不难群起而攻。”（注：《刖足集外篇·据公法以立国论》。）
中国已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通商对象，欲拒之而不能。同治三年（1864年）王韬指出：“合地球东西南朔（北）九万里之遥，胥（都）聚于我一中国之中，此古今之创事，天地之变局”。面对这种世界大势，中国只有与之相适应，不能因噎废食。他认为：“故善为治者，不患西人之日横，而特患中国之自域。天之聚数十西国于一中国，非欲弱中国，正欲强中国，以磨砺我中国英雄智奇之士。”（注：《弢园尺牍》卷七《代上苏抚李宫保书》。）后来他又指出：“中国必须做到有来有往以自操利权。“今诚能通商于泰西各国，自握其利权，……收西商之利，而复为我所有，而中国日见其富矣。”（注：《弢园文录外编》卷一○《代上广州冯太守书》。）
同治四年，薛福成在上曾国藩书中指出：“方今中外之势，古今之变局也。”（注：《庸盫文外编》卷三《上曾侯相书》。）光绪五年他在《筹洋刍议·变法》中的解释是由“华夷隔绝之天下，一变为中外联属之天下”。中外联属，就是通过通商将中国和世界各国联系在一起。他在同书《商政》中估计，洋商和中国进行贸易，每年获利不下银三千万两，十年则三万万两，“无怪近日民穷财尽，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因此，“为中国计者，既不能禁各国之通商，惟有自理其商务而已”。光绪十六年汤寿潜指出：“为今之人，度今之势，虽尧舜之圣智，秦政、汉武之雄略，万不克闭关而谢客矣。”（注：《危言·盗工》。）他认为“海禁之开，大利在中国”。
以上一些论述，表明通过两次鸦片战争和洋务运动，中国的思想家们已确立了对外通商的思想。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种种求中国富强的理论和主张，成为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发展的主流。
二、重商和商战思想
由于刺激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是对外通商，思想家们首先产生了商业是国民经济的关键部门的思想，形成了重商思潮。王韬认为：“泰西诸国以通商为国本”（注：《弢园文录外编》卷二《遣使》。），“英之国计民生全恃乎商，而其利悉出自航海”（注：《弢园文录外编》卷四《英重通商》。），以为资本主义国家是靠通商富国的。顽固派认为：“中国自古以来重农而抑商，贵谷而贱农，农为本富而商为末富。如行泰西之法，是舍本而务末也。况乎中国所产足以供中国之用，又何假外求而有俟乎出洋贸易哉？”王韬称持这种观点的人为“迂拘之士”，批评他们所说的重农并不是真的重农，只是“徒知丈田征赋，催科取租，纵悍吏以殃民，为农之虎狼而已”；指出照这些人的观点，中国既不能富强，也不可能得到治理，因为“富强即治之本也”（注：《弢园文录外编》卷二《兴利》。）。
光绪十六年（1890年），曾在欧洲学习多年的马建忠在《富民说》（注：《适可斋记言》卷一。）中用进出口差额来解释通商致富。他说：英、美、法、俄、德、印度等国“无不以通商致富”。“通商而出口货溢于进口者利，通商而出口货等于进口者亦利，通商而进口货溢于出口者不利。”
同年，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大臣薛福成提出商握四民之纲的观点说：“夫商为中国四民之殿，而西人则恃商为创国造家、开物成务之命脉，迭著神奇之效者，何也？盖有商则士可行其所学而学益精，农可通其所植而植益盛，工可售其所作而作益勤。是握四民之纲者，商也。”（注：《庸盫海外文编》卷三《英吉利用商务辟荒地说》。）光绪二十一年郑观应在《盛世危言·商务二》中也说：“商以贸迁有无，平物价，济急需，有益于民，有利于国，与士、农、工互相表里。士无商则格致之学不宏，农无商则种植之类不广，工无商则制造之物不能精。是商贾具生财之大道，而握四民之纲领也。”郑观应和薛福成的意思相同，只是从相反的角度予以说明。光绪二十二年，陈炽写成《续富国策》，在《创立商部说》中说英国“挟其船坚炮利，遂以纵横四海”是全恃“商之力”。薛福成、郑观应强调商的纲领性地位，陈炽则指出振兴商务要靠农、矿、工：“商之本在农，农事兴则百物蕃而利源可浚也。商之源在矿，矿务开则五金旺而财用可丰也。商之体用在工，工艺盛则万货殷阗而转运流通可以周行四海也。”虽然他仍有重商倾向，但已经进一步认识到生产对流通的决定作用。
重商思想主要流行于洋务运动时期。重商思想家认为财富来源于流通领域，自然具有片面性。这反映了中国走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初期的理论特点。
中国近代的思想家又把对外的商业竞争称为“商战”。同治元年（1862年）曾国藩已提到商战，他说：“至秦用商鞅，以‘耕战’二字为国，法令如毛，国祚不永。今西洋以‘商战’二字为国，法令更密于牛毛，断无能久之理。”（注：《曾国藩全集·书礼》卷一七《复毛寄雲中丞》。）他还不懂得商战的巨大威力。光绪十四年，钟天纬虽没有用“商战”二字，但已指出西洋通过对外通商，“兵不血刃，不费一钱，唾手而坐收数千里之版宇”，“可见通商者即灭国之见端”。（注：《刖足集外篇·挽回中国工商生计利权论（二）》。）甲午战争前后，郑观应作《商战》上下篇（注：《盛世危言》。）他也指出通商“能为国拓土开疆”，“英迭为通商而灭人国”。他认为兵战祸显，商战祸大，兵战治标，商战治本，发出了“决胜于商战”的呼吁。光绪二十一年，港人何启、胡礼垣指出“今而欲富，道在兴商”。兴商包括兴商务和重商民。他们说：“今之国如有十万之豪商，则胜于有百万之劲卒。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必由此道，乃可不战屈人。”（注：《新政论议》，《新政真诠》，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8页。）把豪商比作劲卒，就是把商场比为战场。光绪二十三年，汪康年作《商战论》（注：《皇朝经世文三编》卷三○。），把商人比作效力于疆场的战士。他说：“未通商以前，商与商自为战，既通商以后，则合一国之商以与他国之商相战。然则商之持筹握算，以与他国较锱铢，犹其被甲执戈而为国家效力于疆场也。其货物则其兵刃也，其资本则其糇粮也。”总之，商人是商战的主角，因此必须充分发挥其作用，以便中国在对外商业竞争中能取得胜利。
对外通商要发挥商人的积极性，因此思想家们要求清政府实行保商政策。同治三年，王韬提出官府应调剂翼助商民说：“盖西国于商民，皆官为之调剂翼助，故其利溥而用无不足。我皆听商民之自为，而时且遏抑剥损之，故上下交失其利。今一反其道而行之，务使利权归我，而国不强民不富者，未之有也。”（注：《弢园尺牍》卷七《代上苏抚李宫保书》。）光绪十四年钟天纬指出：“盖西人重视工商，荐绅不讳货殖。凡有所图，朝廷必委曲徇之。凡有所至，外部设领事护之。中国则重农抑末，贱视工商，位置在士农之下。官府视为鱼肉，清议鄙为细民。是以贸易不能与洋商争衡，制造不能与洋货争售。循此而不变，虽极力振兴，终无益也。”（注：《刖足集外篇·挽回中国工商生计利权论（一）》。）光绪二十一年，何启、胡礼垣指出官府苛待华商。“如洋人货物，则有关税而无卡厘；华人为之，则反收卡厘而兼征关税。故同一货物同一贩运，洋人则赢，华人则绌，虽不谓之阻止遏抑而不可得也。”（注：《新政论议》，《新政真诠》，第132页。）郑观应批评了“华官不惟不能助商，反朘削之，遏抑之”的“官不恤商”的弊政（注：《盛世危言·商务一》。）。他要求改变“但有困商之虐政，并无护商之良法”的情况，提出官府要“俯顺商情，不强其所难而就其所易，不强以所苦而从其所乐”；“全以商贾之道行之，绝不拘以官场体统”（注：《盛世危言·商务二》。）。思想家们提出了许多提高商人社会地位的政策主张。
三、发展工矿企业和工业化思想的产生
对外通商，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商战，必须发展机器生产。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魏源指出：“今西洋器械，借风力、水力、火力，夺造化，通神明，无非竭耳目心思之力，以前民用，因其所长而用之，即因其所长而制之。”（注：《魏源集》下册《筹海篇三》。）太平天国九年（1859年），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提出兴车马之利，兴舟楫之利，兴银行，兴器皿技艺，兴宝藏（矿产）等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或经济组织，实行民办和专利政策，奖励创造发明。他赞扬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品“皆有夺造化之巧，足以广闻见之精，此正正堂堂之技，非妇儿掩饰之文”，是永古可行的。但当时的太平天国不具备实行他的主张的条件。
洋务运动时期，发展新式工矿企业成了许多人的共识。同治二年（1863年），中国近代最早的留学生容闳向两江总督曾国藩建议创办机器总厂。他指出：“以中国幅员如是之大，必须有多数各种之机器厂，乃克敷用。而欲立各种之机器厂，必先有一良好之总厂以为母厂。”“由此厂可造出种种分厂，更由分厂以专造各种特别之机械。”（注：《西学东渐记》，《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11页。）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即是在他的建议下建立的。以后关于发展新式工业的论述很多。王韬在《兴利》一文中提出的兴利项目，包括掘铁之利，掘煤之利，开五金之利，织纴之利，造轮船之利，兴筑轮车铁路之利等。光绪十四年（1888年），钟天纬提出兴纺织、开矿产、广丝茶、开民厂、精制造等发展经济项目，重点是发展机器生产。如谈到欲收回纺织利权，指出“第一在添机器”，“惟机器则一人能抵十人之手工，一日能作百日之活计，自然成本轻而销路易矣”（注：《刖足集外篇·挽回中国工商生计利权论（二）》。）。后来，陈炽则在《续富国策》中详细论述发展农、矿、工、商的各具体项目，包括农业生产在内，都要使用机器。在该书的《机制之工说》中他指出：“洋货之来也皆以机制，而后能夺我利权。则我之仿造洋货也亦必以机制，而后能收回利权。”
在对外通商条件下发展经济，首先要发展有利于出口商品的生产。由于受不平等条约的束缚及经济基础的限制，中国的对外贸易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中国的主要出口产品是丝和茶，思想家们普遍主张扩大丝茶生产，以增加出口。19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锡兰等国丝茶进入国际市场，加强了中国出口丝茶的竞争压力。钟天纬分析了国际市场上中国丝茶出口的严竣形势，提出整理丝茶生产和贸易的方法，要求“将所出丝茶精益求精，驾乎日本、锡兰、意大利之上”（注：《刖足集外篇·策题》。）。精益求精的关键是参用西法，能用机器的改用机器。马建忠在《富民说》中也把丝茶作为增加出口的首要商品。他提出要“访求西法，师其所长，毋执成见，庶我固有之利不尽为洋产所夺”，同时还要归并资本，成立大公司，以加强竞争能力。此外，对牛革、羊毛、蔗糖、草缏、棉花、磁器、大黄等物随时进行整顿，以便增加出口。
中国的主要出口商品为农产品，价值低，进口的是工业品，价值高。郑观应指出：“中国地居温带之中，所出之物悉较外洋为优，无如中国优于天工，而绌于人力。中国以为无用之物，如鸡毛、羊毛、驼毛之类，洋人购之造之，人巧夺天，竟成美货。……洋人成货之后，售与华人，其什百千万之利仍取偿于中国也。”（注：《盛世危言·商务五》。）陈炽也指出：“中国出口之生货，皆以箱计，以石计，以包计，以百斤千斤万斤计，取值至贱，获利至微，盈舟溢屋，捆载而去。西人入口之熟货，则以件计，以匹计，以瓶计，以盒计，以尺寸铢两、数目多寡计，一物之值贵至万千，一船之载总计至亿兆金钱而未已。以贱敌贵，以粗敌精，以拙敌巧，能乎不能？”（注：《续富国策·器用之工说》。）他们的论述深刻地说明了农业国和工业国商品交换在经济上的不平等。这除了发展先进的生产技术，制造出能与外洋世敌的工业品外，没有别的出路！
对于进口商品，则普遍主张用国产商品来进行抵制。这是一种进口替代理论。同治十一年，李鸿章奏请自开煤矿，他说“船炮、机器之用，非铁不成，非煤不济”；招觅商人用机器开采煤矿，“价值必视洋煤减轻，通商各口皆可就近广为运售，而洋煤不阻自绝，船厂亦应用不穷”（注：《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一九《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销后王韬也提出以自开煤铁矿来取代煤铁的进口，他说：“煤铁之利开，则不独机器船舶局中自饶于用，即以供诸国之用而无不足。每岁西人自其国中载运煤炭前来中国通商各口岸，供应轮舶所需者，计不下一千数百万金，铁亦不下三四百万，矿务既兴，其利皆归之于我。”（注：《弢园文录外编》卷一○《代上广州冯太守书》。）光绪十四年，钟天纬更提出了全面实现进口替代的主张说：“诚以机器纺织羊毛，则毡罽不能入口矣；以机器纺织麻枲，则羽纱不能畅销矣；精化学则肥皂、香水、品靛、洋烛不难制也；明格致则强水、橡皮、火油、水泥无不得法也；勤种植则葡萄、酿酒、萝卜、制糖、雪茄、卷烟、加非代茶均可蕃植也；善畜牧则牛羊、乳酥、龙虾、黄鲊莫非洋人之食料也；精工作则洋针、洋伞、织带、旗边足堵洋货之喧夺也。”（注：《刖足集外篇·挽回中国工商生计利权论（二）》。）实现进口替代需要一定的条件，当时他们把它看得很容易，反映了要迅速挽回利权的迫切心情。
中国交通运输落后，轮船和火车这两项重要的交通工具是主张对外通商的思想家所极力提倡的。在要不要造铁路问题上，19世纪80年代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以主张造铁路的一方取得胜利而告终。前已指出，王韬的兴利项目有造轮船之利和兴筑铁路之利。他主张“令民间自立公司，购置轮船，用以往来内河，转输货物，装载人客，既无虞乎盗贼，亦不费乎时日”；“亦可上溯乎长江而远至于外洋，载运各货以贸易于欧洲各国，久而行之，其利自溥”。有火车则“远近相通，可以互为联络，不独利商，并且利国”。这是较早提出来的观点。洋务运动时期主张发展航运和铁路的人还有许多，论述的内容很丰富，为了节省篇幅，不一一述及，我们可以跳到光绪二十一年，再举何启、胡礼垣的论述为代表。何、胡在《新政论议》中提出了因时之事的要点九条，第一条即为“开铁路以振百为”。他们认为铁路非常重要，决定其他各事的兴废。他们主张省、府、州、县都设铁路，“路路相接，县县相连，由县达州，由州达府，由府达省，由此省达彼省，而各省无不遍达焉”。这样宏大的建设铁路思想，超过了同时代的任何一位建设铁路的主张者，但有空相的成分也是显然的。关于轮船，他们说：“天下之利莫大于通商，通商之利莫大于轮舶。”（注：《新政真诠》第131页。）
中国原来没有概括农、工、商、矿、交通等的总词，随着各种建设事业的发展，相应地产生了一个新词——“实业”。光绪二十一年，何启、胡礼垣提到“实业之入息”（注：《新政论议》，《新政真诠》，第160页。），即办企业的收益。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在《请厉工艺奖创新折》（注：《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中提出对“成大工厂以兴实业”的人“优与奖给”的建议。以后“实业”一词逐渐流行，又产生了“振兴实业”、“实业救国”等词。
新词汇的产生，标志着中国已进入了以工业化为目标的时期。光绪二十一年，张謇即曾指出：“世人皆言外洋以商务立国，此皮毛之论也。不知外洋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一《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这虽然说的是外国，但中国既然要学习西方，自然也应以此为方向。光绪二十三年，粱启超在《变法通议·论译书》（注：《饮冰室合集·文集》(1)。）中指出中国“他日必以工立国”。次年康有为在《请厉工艺奖创新折》则进一步指出“国尚农则守旧日愚，国尚工则日新日智”；提出了“去愚尚智，弃守旧，尚日新，定为工国，而讲求物质”的主张。“定为工国”即要以法令的形式规定中国的工业化目标。
宣统二年（1910年），实业家张謇提出了棉铁主义。他在《对于救国储金之感言》（注：《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三。）中说：办实业必须有的（目标）。“无的则备多而力分，无的则地广而势涣，无的则趋不一，无的则智不集，犹非计也。的何在？在棉铁，而棉尤宜先。”以棉铁为振兴实业的目标，也是出于进口替代思想。1913年他解释持棉铁主义的理由说，进口货以棉织物的价格最高，曾达两万万两以上，其次为钢铁，所以他“发表中国现时实业须用棉铁政策之说”（注：《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七《宣布就部任时之政策》。）。棉铁的发展或不发展，一进一出，相差数万万两。“欲赢此数万万，……则惟有并力注重输入额最高之物为捍为图存之计，若推广植棉地、纺织厂是。又惟有开发极大之富源以驰逐于世界之市场，若开放铁矿扩张制铁厂是。”（注：《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七《实业政见宣言书》。）
1912年，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后，拟投身于振兴实业活动。他认为振兴实业要以建设铁路为中心，提出：“交通为实业之母，铁道又为交通之母。”（注：《在上海与〈民立报〉记者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当时他计划利用外资，在十年内建造铁路20万里。1918年至1919年，孙中山拟订了利用外资发展中国实业的宏伟蓝图《实业计划》。这是中国工业化的计划，又是发展对外通商的计划。《实业计划》以交通为重点，计划建设北方、东方、南方三大港及四个二等港、九个三等港、十五个渔业港；建造中央、东南、东北、西北、高原五大铁路系统，总长度至少10万英里（约合32万里）；建造公路100万英里，每县平均250英里；治理、改良内河水系。北方大港通过铁路和西伯利亚铁路连接，使欧亚两大陆连成一气。还要建立海外及沿海商船队，至少达1000万吨。
1930年，武堉幹教授出版《中国国际贸易概论》。他指出，中国对外贸易经数十年的发展，进出口贸易已在世界贸易中占居重要的地位。但中国的对外贸易“进口货多为制造品，出口货多为原料品”，“现时入超之数又复有年年增巨之势”，而且尤为重要的是“现时中国对外贸易大权，完全操于外人之手”（注：《中国国际贸易概论》，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第24页。）。这些现象不改变，“则中国对外贸易愈发达，国民经济所受之祸害亦愈猛烈”，故非从根本上“打破外人操纵之局面”不可（注：《中国国际贸易概论》，第25页。）。他从政治、社会、经济及国际贸易受外人操纵等方面分析了中国国际贸易不振的原因，并提出了发展对外贸易的对策。除了废除不平等条约，实现关税自主外，还要打破对外贸易实际上不过是“对洋行贸易”的局面，由华商努力进行直接的对外贸易。武堉幹深感华商缺乏近代商业知识，不熟悉进出口专门技术，“昧于国际商业之大势，而仅以洋行为恃”（注：《中国国际贸易概论》，第574页。）。他要求华商讲求外贸技术和营业政策。商人营业政策包括制造、价格、买卖、金融、广告等五方面。关于广告，他指出：“广告政策，我国向来不以为意；实则对外贸易之发达，与广告极有关系。犹忆华茶之失败，十、九即败于广告之不若人。”（注：《中国国际贸易概论》，第613页。）做广告不能只限于在报章及广告场所，“举凡可以宣传之处，要必尽力靡遗”，如展览会、赛会等都是极好的宣传场所。
四、中国发展经济学的创立
西方的发展经济学形成于40年代，除了当时在美国留学的张培刚教授作为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为外国学者所知外，似乎中国当时就没有别的发展经济学家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中国的发展经济学在30、40年代已经创立，只是没有走出国门而已。张培刚在出国以前即已从事中国工业化问题的研究。他之所以成为发展经济学家，除他本身的学术才能外，中国国内的研究工业化的学术环境也应该是起了滋生土壤的作用的。
中国40年代对工业化的研究又盛于30年代，而且更趋成熟。从1940年开始，由刘大均任所长的国民经济研究所同人们分专题研究中国工业化问题，完成了十本专著，1943年作为《国民经济研究所丙种丛书》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接着翁文灏、胡庶华、简贯三也共同主编了一套《中国工业化丛书》出版。此外还有一些不属于两套丛书的论工业化的著作。张培刚在美国则完成了《农业与工业化》学位论文，1949年作为《哈佛经济丛书》出版。此书直到1984年才译为中文在中国出版。以下仅结合对外通商介绍几部论工业化的著作。
1945年，褚葆一教授出版《工业化与中国国际贸易》。此书是《国民经济研究所丙种丛书》中的一种。作者在《绪论》中提出，“中国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对于对外贸易必须加以适当的管制”。管制对外贸易有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作用：积极方面应使对外贸易“具有促进工业化之功能，一个农业国家要工业化，在短时期所要建立的工业很多需要从国外输入大批的器材。同时在工业建立以后，为使他能发荣滋长，应该使他能获得廉价的原料，并给他一基本市场，以保障他的生存。”应注意“如何获取有利条件，使外国有用器材，在短时期内大量入口以缩短我们工业化的历程，使中国能迅速建树现代国家的经济基础，以及如何冲破外国的关税壁垒，为本国产品觅取海外市场，以刺激本国工业的发展。”消极方面则应使对外贸易不致阻碍中国工业化的发展，应解决“如何使外国优势工业的产品不侵入市场和本国幼稚工业作生存搏斗”。
褚葆一提出了进出口贸易的政策主张。进口要实行保护政策，出口要有计划地推进。他分析中国的出口商品有桐油、大豆、猪鬃、生丝、茶叶、蛋品、羊毛等，除茶叶外，都是工业原料品；桐油、猪鬃、大豆、羊毛等在军需方面也有重大价值；桐油、茶叶、猪鬃、蛋品等均属农家事业，容易增加产量。因此得出结论说：“战后的出口贸易，前途是相当乐观的。不过中国的输出贸易，过去有很大的缺点，今后必须加以改进，然后才能谈得到发展。”（注：《工业化与中国国际贸易》，商务印书馆1945年版，第55页。）而主要缺点“一言以蔽之，是缺乏主动性”。他提出了三条改进措施：第一，从改良运销改良生产方面着手，“不论商品的品质，外观，包装，盛器，必须处处能适合所运销的市场上，各消费者各购买者的好尚和需要。……并应随时调查研究世界各地的市况，以为继续推广销路，扩大市场的张本。”（注：《工业化与中国国际贸易》，第57页。）第二，要想争取贸易的主动地位，必须以“华行”代替洋行，或使洋行中国化。“总之，要振兴贸易，必须要有一套完整的贸易机构，自行政院的贸易部，以至贸易公司，银行，保险公司等等，中间一个也不能缺少。”（注：《工业化与中国国际贸易》，第59页。）第三，设法使原料输出变成半制品输出，出粗制原料的出口变成精制原料出口。在建成大规模的特产工业以前，尽可能建设小规模工业，将特产原料加工，以提高产品价值，扩大出口数量，增厚出口实力。还要努力培植和发展潜在的商品和无形输出。
1946年，曾留美获得硕士学位的章友江出版《中国工业建设与对外贸易政策》。此书是《中国工业化丛书》中的一种。作者主张实行计划贸易，以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为指导思想，认为民生主义经济政策的现实目标亦即我国对外贸易政策的现实目标。“我国对外贸易政策之现实目标是输入工业器材以发展重工业，并以此为中心而发展一切其他工业，至于其最高目标则为交换国外消费物品，以彻底改善人民生活之全部。”（注：《中国工业建设与对外贸易政策》，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14页。）为了保障重工业器材大量而源源不断的输入，必须减少或禁止奢侈品及非必需品的进口。同时还要尽量扩大输出，以丰裕外汇资源。他认为中国的对外贸易本质上应具有超资本主义性，“应尽量不以对外贸易为私人追逐利润之手段，而仅以之为交换国外物品，以便促进生产力，及丰富民生之工具”（注：《中国工业建设与对外贸易政策》，第18页。）。
章友江具体论述了对于各种进出口物资的政策。在进口方面，他提出：一、优先输入大量国防用品与重工业器材及其原料，以期建立重工业基础，并能自行制造各项机器。二、酌量输入轻工业器材原料及农林畜牧业有关器材原料。三、规定外汇限额输入文化用品。四、禁限奢侈品及非必需品输入。如因供应外侨或补充国内物资不足而需输入时，由国家贸易机关统一办理。五、斟酌国内供求情况及经济发展状况，逐渐限制民生基本必需品进口，以扶植国内生产。六、凡本国能自行制造的物品，无论价格高于外货若干倍，必须优先采用并应用进口税率等方法促进其生产。技术及成本不足以维持其存在时，由政府予以补助。在出口方面，他提出：一、除本国必需物资外，力求扩大输出并争取出超。二、禁限国防及工业建设将直接使用而感缺乏的物资输出。三、与国防经济建设有关而产量丰裕，于供应国内需要后尚有剩余的物资应继续输出。四、民生基本必需品产量不足的严禁出口，产量丰富有剩余的方得外销。五、应输出的物资必须增加产量，改良品质，划一等级，加强检验，以期减轻成本，扩大销量。即使受国外物价低于国内物价的损失，也必须鼓励其源源外运。六、出口的农矿原料应尽量奖励加工改制，以增进其输出价值。注意对外推销手工艺品及需用大量人工的农产品。
同年马克思主义学者许涤新出版《中国经济的道路》，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将要实行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他指出：“我们的农业政策是在使中国的农业从旧式的落后的水平进到近代化的水平；我们的工业政策是在使中国工业化，是在使工业在全国经济的比重上占极大的优势。发展工农生产事业，是新中国在经济方面的基本任务，……它们需要交通及贸易来配合，来相适应。”（注：《中国经济的道路》，生活书店1946年版，第190页。）他主张实行“有计划的贸易政策”，认为实行这一制度“能使进口物品之数量及种类适合于国内的生产建设之需要，能调节出口物品内销外销之数量及国内外市价之差别”。他还解释说有计划的贸易政策不同于苏联实行的“严格的计划贸易政策”，苏联以“国营对外贸易为主”，而“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显然还没有这种条件，故我们之所谓有计划的贸易，只是相对的意义而已”（注：《中国经济的道路》，第196页。）。有计划贸易的具体办法是由“贸易主管机关依照国内生产建设的需要，于每年或每季之初公布全年或全季拟行输出或输入之物品种类及数量。除国营机关负责输出入者外，余可由各进出口商自由输出入；各进出口商行应将其所拟输入或输出之物品名称数量，事前向主管机关登记。”（注：《中国经济的道路》，第197页。）
同年朱伯康教授出版《经济建设论》。他也指出今后中国的经济建设应以工业化为中心，因此，今后的国际贸易“应处处顾到国家工业化之目的，使我国之对外贸易成为有计划之自动与自主之贸易，以保障及辅助我国经济建设之成功”（注：《经济建设论》，中国文化服务社1946年版，第116页。）。他拟订了六条国际贸易的基本方针（注：《经济建设论》，第123-124页。），要点为：一、“以促进国家迅速工业化，进行国际经济合作为中心目的。”国防建设及经济建设所需器材的输入应占全国总输入额的60%以上。民生必需品国内已有生产或有国产可以代用的，酌采定额输入制。奢侈性或非必需的消费品，禁止或限额输入。二、有重要性并在幼稚时期需要国家扶助以避免外来竞争的工业，采取适当保护政策。三、为抵偿国际收支，力求发展出口贸易。对原有大宗出口商品应力求提高品质，划一标准，改良创产方法，减低成本，以求增进输出。四、特别努力出口品的创造，使由原料的出口转变为制成品的出口。“凡可利用我国家庭及农村人工之工艺品，及低廉都市人工制造品如棉麻丝毛之纺织品，化学工业之制品等，应注意增加其输出。”五、输出品的增产工业应与输出贸易计划相配合，品质力求能符合国际市场标准，使得以维持及拓展海外市场。六、维持、改善及扩充主要及大宗出口商品的国营制度。组织及扶助民营出口业，并使之经常与海外华侨联系，组织各种联营公司，遍布各埠，以推销出口物品。
朱伯康指出，中国物品在工业化的进行中，应设法加工制造，以制成品输出。战后初期仍只能输出农矿产品的原料和食料。但要增加产量，改良品质，减低生产成本，稳定价格。他主张出口的农产须选择气候、雨量、土壤、交通、经济价值等因素，分东北、西北、华北、长江、东南、西南六大区，经营符合本区特点的产品。除分区外，更应扩充出口物资农产品、矿产品、手工艺品、工业制品四大类物品的种类，使出口数量年年增加。“将来何者应推广，何者应限制或禁止出口，何者应从新培植，何者应大量增产，均须有专门之研究。”（注：《经济建设论》，第126页。）除加工外，还要注意运销，“最重要者，当为国际市场之拓展及国内市场之畅通”（注：《经济建设论》，第128页。）。要在海外各国重要商埠设立仓库，国营或民营公司尽量在海外设立分支公司及代理公司等，使国货推销深入他国内地。国货在国外的宣传也很重要。还要实行发展出口贸易的有关政策等。